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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边防安全形势严峻，外有国民党和西方军事势力对边海防的骚扰，内有边疆分裂势力的叛乱，与邻国边界问题也逐步显现。为严守国门，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条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边防安全、加强边防建设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边防安全 边防建设
有国必有边，有边必有防，此为古今中外治国之道。边防巩固，则国泰民安，边防虚弱，则国家危亡，生灵涂炭，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外有敌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内部又残匪暴乱不止、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人民严守国防大门，抵御外部势力的破坏、颠覆，肃清国民党残余，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创造条件，将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巩固、国家安全能否得以保障。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主要边防安全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了边防安全和新中国政权的稳定。
一、追剿残敌，抵边布防守卫国门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解放战争仍在继续，蒋介石虽然败退台湾，但还有大约140多万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分布在中国西南、中南、西北、华东部分地区和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留在大陆的大批特务和溃散的国民党军与土匪、恶霸结合，组成土匪武装，伺机对新政权进行颠覆、破坏，以便日后配合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反攻大陆；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也不断从海上和空中对大陆进行窜扰；逃往缅甸的国民党残部也时常袭扰云南边境地区，甚至与逃往国外的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勾结，支持其潜入国内进行反革命暴乱。
为保卫新政权，肃清土匪、恶霸，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控制边境地区，维护边界稳定，人民解放军先后动用大约150多万人的陆海军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在华东沿海地区陆续解放了广州、广西、海南岛、万山群岛，在西南先后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和平解放了西藏；对于退踞邻国境内和沿海岛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开展了大规模清剿行动。到1953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各种股匪和散匪260多万人，基本控制了陆海边防，守卫住了国家大门，结束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有边无防的历史，为边疆稳定和边防建设创造了条件[1]p68。到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包括一江山岛在内的全部浙江沿海岛屿。随后，华东沿海岛屿除台、澎、金、马以外都得到解放。中国海防安全进一步得到巩固。
二、打击分裂，妥善处理民族关系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甚至跨国界而居。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关系还不密切，帝国主义还在暗中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为了维护其农奴制统治，勾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阻挠和抵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大部分少数民族由于受历史上中央政权对其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的影响，也对新政权采取了观望态度，甚至受不法分子蛊惑参与危害边防和国家安全的举动。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边境的稳定，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安全。
党和政府从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平等、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措施。一是确立了政治争取为主、军事防范为辅的指导思想，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和开明的少数民族上层，对蛊惑群众、制造分裂、发动反革命暴乱的犯罪分子首恶者依法严惩，对受其裹挟的群众进行教育争取。二是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使其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重要政治制度，实现了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2]p8，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努力搞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三是推行民主改革，使解放初期分别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封建农奴制度、奴隶制度或原始公社制度的边疆各少数民族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消除了其经济文化发展和生活进步的严重制约。四是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改善经济结构，逐步改善其落后状态，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五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和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对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发扬，重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书籍、杂志和报纸，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影、电视事业。这些措施不但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也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三、文攻武备，应对西方战略围堵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就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了军事威胁和战略围堵。一是参与朝鲜战争，威胁中国东北边防安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军队参战，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并派飞机轰炸中国东北，对行驶在海上的中国商船实施强行检查和炮轰，美在朝鲜高级军事将领甚至发出了攻打中国的叫嚣，使中国东北边防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二是在中国周边缔结军事同盟，构筑对华军事包围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统一。它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签订安全条约或军事协定，对华进行战略围堵。1954年，美国与英、法、澳、新、菲、泰等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缔结了一个支持其在远东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军事同盟[3]p150。美国经常派遣飞机、军舰到中国沿海侦查、骚扰，威胁我海防安全。三是在国际上对华进行外交孤立、污蔑和攻击。美国在联合国等外交场合大肆污蔑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离间我与周边国家关系，企图使中国陷于外交孤立；在国际上大肆制造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其侵略台湾、阻止两岸统一制造借口。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无论美国如何阻挠和破坏，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将永远不会改变[3]p150。
为捍卫国家主权，反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胁，中国政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并在外交上对美国的孤立和污蔑进行揭露和驳斥。对于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沿海领海和领空的侦查和袭扰，中国宣布领海宽度为12海里，任何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的飞机和军用船舶将承担严重后果，并对美国机舰侵入我领空和领海的行为发出了严重警告。中国随着空海防御能力的不断增强，到20世纪60年代末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和美国对我沿海空域的骚扰。 四、和平共处，积极改善与邻国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西方对我的战略遏制和外交孤立，不得已选择了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把团结一切亚非拉国家作为外交基石。在这种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相继同大部分邻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3年，中国与印度在有关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谈判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印度赞同。双方根据该原则通过签订条约使印度撤回了新中国成立前驻扎在西藏地方的武装部队，把在西藏地区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设备和驿站交给中国政府，从而废除了印度政府在西藏的特权，这对维护中国西南边防，防止印度干涉中国西藏事务起了重要作用[3]。中国还通过参加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加深了与周边国家的了解，对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也起了一定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与一个邻国具有确定的边界，与邻国间或者是以前不平等条约确定的边界，或者是传统习惯线，亦或是实际控制线。但这基本上没有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印边界从1950年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主要原因是自1950年开始，继承英国殖民传统和扩张政策遗产的印度趁中国忙于朝鲜战争，开始逐步控制非法的“马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单方面改变了边界现状，并于1954年修改了官方地图，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两国的边界线。这自然遭到中国强烈反对。印度不但没有止步，反而对中印西段边界提出领土要求，中印间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开始凸显。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边界问题不但成为中印之间，也成为中越、中苏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上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对一些国家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肆意危害我边防安全的行为，也予以断然反击以自卫。
五、屯垦戍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是中国传统治边方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维护边防安全，发展边疆经济的大局出发，开创了以兵团为主要形式的当代屯垦实践，在边疆一线地区组建了平战结合、寓兵于农的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国军队“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5]p182。1952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部队整编命令。1953年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军。1954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部队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1954年起，兵团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上海、天津等地招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以及接收大批转业复员军人参加边疆建设。此后，国家在边疆地区又先后组建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扎根边疆，艰苦创业，屯垦戍边，维护了边疆的安全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推动了边疆经济发展，为边疆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6]p126。
六、顺势应变，加强边防建设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要建立强大国防的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更是把国防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边防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重要地位。
一是组建边防部队，担负边海防防卫与管理任务。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边防局，直接从解放军中抽调部分作战部队担负边海防的防卫任务。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成立了各大行政区的边防局、边境省区的边防局和若干边防分局，全国边疆地区的基层边防管理单位和边防检查机构初步形成。1951年，中国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公安部队，人数大约有10万人。1955年公安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其中的公安边防部队负责边海防工作。此后，虽然中国边防部队名称几经变化，人数也几经盈缩，但其保卫边防安全，强化边防管理的基本职能从未改变[7]p96。
二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完善边防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边境地区主要面临着繁重的剿匪和平叛的武装斗争任务，国家有一多半的国界线处于西方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的包围中，一部分边境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安全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在不同的边防方向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在中苏、中蒙、中朝、中越等双边关系相对稳定的边境地区和国家口岸，主要采用警察的组织形式，建立边防局、边防派出所、边防检查站等，由公安边防保卫机关管理。而在中朝、中越某些不稳定地段，采用公安部队的组织形式，各项工作由公安边防部门负责。而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接壤的边海防地区，则采用边防公安部队配合国防军驻防的组织形式，由军事部门担任武装警卫的任务。
三是根据边防安全威胁加强边防设施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边防设施建设主要是应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对东南沿海的窜扰，因此，边防设施建设也主要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三北”方向又成为重点建设方向，而真正的全面的基础性的边防设施建设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缓和后才真正展开。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御体现不断完善，也对国民党和美国机舰的窜扰起了震慑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边防安全虽然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形势，但由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巩固边防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的边防政策，最终使中国的国门更加牢固，为此后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陈耀武.新中国治边方略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2]黄光学.新时期民族问题探索[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何春超.国际关系史（1945-1980）[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4]张颖.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中国特色[J].国际论坛，2010（5）.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6]毛振发.边防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7]孙中国.边防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边防安全 边防建设
有国必有边，有边必有防，此为古今中外治国之道。边防巩固，则国泰民安，边防虚弱，则国家危亡，生灵涂炭，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外有敌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内部又残匪暴乱不止、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人民严守国防大门，抵御外部势力的破坏、颠覆，肃清国民党残余，稳定社会秩序，为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创造条件，将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巩固、国家安全能否得以保障。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主要边防安全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了边防安全和新中国政权的稳定。
一、追剿残敌，抵边布防守卫国门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解放战争仍在继续，蒋介石虽然败退台湾，但还有大约140多万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分布在中国西南、中南、西北、华东部分地区和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留在大陆的大批特务和溃散的国民党军与土匪、恶霸结合，组成土匪武装，伺机对新政权进行颠覆、破坏，以便日后配合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反攻大陆；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也不断从海上和空中对大陆进行窜扰；逃往缅甸的国民党残部也时常袭扰云南边境地区，甚至与逃往国外的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勾结，支持其潜入国内进行反革命暴乱。
为保卫新政权，肃清土匪、恶霸，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控制边境地区，维护边界稳定，人民解放军先后动用大约150多万人的陆海军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在华东沿海地区陆续解放了广州、广西、海南岛、万山群岛，在西南先后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和平解放了西藏；对于退踞邻国境内和沿海岛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开展了大规模清剿行动。到1953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各种股匪和散匪260多万人，基本控制了陆海边防，守卫住了国家大门，结束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有边无防的历史，为边疆稳定和边防建设创造了条件[1]p68。到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包括一江山岛在内的全部浙江沿海岛屿。随后，华东沿海岛屿除台、澎、金、马以外都得到解放。中国海防安全进一步得到巩固。
二、打击分裂，妥善处理民族关系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甚至跨国界而居。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关系还不密切，帝国主义还在暗中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为了维护其农奴制统治，勾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阻挠和抵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大部分少数民族由于受历史上中央政权对其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的影响，也对新政权采取了观望态度，甚至受不法分子蛊惑参与危害边防和国家安全的举动。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边境的稳定，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安全。
党和政府从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平等、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措施。一是确立了政治争取为主、军事防范为辅的指导思想，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和开明的少数民族上层，对蛊惑群众、制造分裂、发动反革命暴乱的犯罪分子首恶者依法严惩，对受其裹挟的群众进行教育争取。二是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使其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重要政治制度，实现了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2]p8，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努力搞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三是推行民主改革，使解放初期分别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封建农奴制度、奴隶制度或原始公社制度的边疆各少数民族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消除了其经济文化发展和生活进步的严重制约。四是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改善经济结构，逐步改善其落后状态，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五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和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对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发扬，重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书籍、杂志和报纸，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影、电视事业。这些措施不但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也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三、文攻武备，应对西方战略围堵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就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了军事威胁和战略围堵。一是参与朝鲜战争，威胁中国东北边防安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军队参战，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并派飞机轰炸中国东北，对行驶在海上的中国商船实施强行检查和炮轰，美在朝鲜高级军事将领甚至发出了攻打中国的叫嚣，使中国东北边防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二是在中国周边缔结军事同盟，构筑对华军事包围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统一。它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签订安全条约或军事协定，对华进行战略围堵。1954年，美国与英、法、澳、新、菲、泰等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缔结了一个支持其在远东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军事同盟[3]p150。美国经常派遣飞机、军舰到中国沿海侦查、骚扰，威胁我海防安全。三是在国际上对华进行外交孤立、污蔑和攻击。美国在联合国等外交场合大肆污蔑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离间我与周边国家关系，企图使中国陷于外交孤立；在国际上大肆制造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其侵略台湾、阻止两岸统一制造借口。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无论美国如何阻挠和破坏，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将永远不会改变[3]p150。
为捍卫国家主权，反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胁，中国政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并在外交上对美国的孤立和污蔑进行揭露和驳斥。对于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沿海领海和领空的侦查和袭扰，中国宣布领海宽度为12海里，任何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的飞机和军用船舶将承担严重后果，并对美国机舰侵入我领空和领海的行为发出了严重警告。中国随着空海防御能力的不断增强，到20世纪60年代末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和美国对我沿海空域的骚扰。 四、和平共处，积极改善与邻国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西方对我的战略遏制和外交孤立，不得已选择了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把团结一切亚非拉国家作为外交基石。在这种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相继同大部分邻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3年，中国与印度在有关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谈判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印度赞同。双方根据该原则通过签订条约使印度撤回了新中国成立前驻扎在西藏地方的武装部队，把在西藏地区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设备和驿站交给中国政府，从而废除了印度政府在西藏的特权，这对维护中国西南边防，防止印度干涉中国西藏事务起了重要作用[3]。中国还通过参加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加深了与周边国家的了解，对打破美国的战略遏制也起了一定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与一个邻国具有确定的边界，与邻国间或者是以前不平等条约确定的边界，或者是传统习惯线，亦或是实际控制线。但这基本上没有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印边界从1950年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主要原因是自1950年开始，继承英国殖民传统和扩张政策遗产的印度趁中国忙于朝鲜战争，开始逐步控制非法的“马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单方面改变了边界现状，并于1954年修改了官方地图，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两国的边界线。这自然遭到中国强烈反对。印度不但没有止步，反而对中印西段边界提出领土要求，中印间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开始凸显。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边界问题不但成为中印之间，也成为中越、中苏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上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对一些国家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肆意危害我边防安全的行为，也予以断然反击以自卫。
五、屯垦戍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是中国传统治边方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维护边防安全，发展边疆经济的大局出发，开创了以兵团为主要形式的当代屯垦实践，在边疆一线地区组建了平战结合、寓兵于农的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国军队“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5]p182。1952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部队整编命令。1953年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军和生产军。1954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部队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1954年起，兵团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上海、天津等地招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以及接收大批转业复员军人参加边疆建设。此后，国家在边疆地区又先后组建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扎根边疆，艰苦创业，屯垦戍边，维护了边疆的安全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推动了边疆经济发展，为边疆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6]p126。
六、顺势应变，加强边防建设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要建立强大国防的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更是把国防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边防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重要地位。
一是组建边防部队，担负边海防防卫与管理任务。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边防局，直接从解放军中抽调部分作战部队担负边海防的防卫任务。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成立了各大行政区的边防局、边境省区的边防局和若干边防分局，全国边疆地区的基层边防管理单位和边防检查机构初步形成。1951年，中国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公安部队，人数大约有10万人。1955年公安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其中的公安边防部队负责边海防工作。此后，虽然中国边防部队名称几经变化，人数也几经盈缩，但其保卫边防安全，强化边防管理的基本职能从未改变[7]p96。
二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完善边防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边境地区主要面临着繁重的剿匪和平叛的武装斗争任务，国家有一多半的国界线处于西方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的包围中，一部分边境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安全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在不同的边防方向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在中苏、中蒙、中朝、中越等双边关系相对稳定的边境地区和国家口岸，主要采用警察的组织形式，建立边防局、边防派出所、边防检查站等，由公安边防保卫机关管理。而在中朝、中越某些不稳定地段，采用公安部队的组织形式，各项工作由公安边防部门负责。而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接壤的边海防地区，则采用边防公安部队配合国防军驻防的组织形式，由军事部门担任武装警卫的任务。
三是根据边防安全威胁加强边防设施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边防设施建设主要是应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对东南沿海的窜扰，因此，边防设施建设也主要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三北”方向又成为重点建设方向，而真正的全面的基础性的边防设施建设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缓和后才真正展开。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御体现不断完善，也对国民党和美国机舰的窜扰起了震慑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边防安全虽然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形势，但由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巩固边防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的边防政策，最终使中国的国门更加牢固，为此后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陈耀武.新中国治边方略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2]黄光学.新时期民族问题探索[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何春超.国际关系史（1945-1980）[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4]张颖.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中国特色[J].国际论坛，2010（5）.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6]毛振发.边防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7]孙中国.边防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