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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性从无先天善恶之分，然而不当的后天书写可能会让生命这张白纸走向黑暗。米尔格莱姆电击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我们揭示了促使人性走向罪恶的一些因素：权威服从、情境效应、角色认同、责任分散、权力放纵。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我们需要总结与反思，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关键词：生命；电击实验；监狱实验；善良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134-02
性本善抑或性本恶？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上千年的话题。中国传统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而同属儒学之宗的荀子和中国法家思想却推崇人性本恶。无独有偶，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也是性恶论的主张者。关于人性善恶，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致的结论，也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2006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在一项实验中发现，仅十八个月大的婴儿会帮助实验者捡起掉在地上的夹子，从而得出“人类具有利他主义天性”的结论。然而，婴儿在他们短暂却不容忽视的成长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属性和“亲社会倾向”，让这项研究仍然无法成为人性本善的绝对证据。
因此，笔者以为，人性或许从来没有先天的善恶之分。每个人最初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相同的，每个生命在初始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唯一不同的，是后天的书写。在后天因素的影响下，人性可能会出现扭曲，正常人可能会走向罪恶，做出一些违背道德伦理、伤害他人的事情。米尔格莱姆电击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后天因素的一隅。
一、米尔格莱姆电击实验
电击实验源于人的良知与反思。众所周知，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大罪，在希特勒的指挥下，以阿道夫.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而面对审判，艾希曼轻描淡写的回答“一切都依命令行事”让彼时的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米尔格莱姆迷惑不已：艾希曼真的是一个毫无理性、充满邪恶的人吗？抑或他只是一个只知道服从命令的跟随者？在这种对人性的审视与思考下，米尔格莱姆开始了他的实验。
实验参与者分为“教师”和“学生”，40个被试都被分为“教师”，“學生”由实验者扮演。“学生”被带到临近被试所在的另一房间被绑在“电椅”上，然后进行词汇测验。一旦“学生”回答错误，被试将会被要求对学生实施电击惩罚，电击量逐次加大直到450伏。电击实施时，被试能够在隔壁房间听到“学生”痛苦的喊叫，而实验者将一直以绝对强硬和命令的口吻要求被试继续，直到“学生”回答正确。结果显示：没有一个被试在听到“学生”踢打墙壁之前停止；对没有成功通过测验的“学生”的65%的惩罚都达到了最强电击水平。
这次实验的目的是了解人们对于权威者发布的违背人类天性良心的命令的反应。实验结论令人震惊：大部分被试对于权威者的命令选择了服从，即使他们内心焦虑不安并且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电击实验说明了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心理，而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改变实验条件，得出了影响权威服从程度的因素。
首先，实验者通过电话或者录音而不是直接当面向被试下达指令，结果只有16%的人执行完全程。这表明，距离发布命令的权威者的距离越远，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程度越弱。
然后，实验被改在同一个房间里进行，“学生”离被试只有不到两步的距离，被试除了会听到“学生”痛苦的声音外，还能看到其痛苦的挣扎。结果大约有40%的人执行了终极电击。这进一步表明，随着距离受害者的距离拉近，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程度会减弱。
接着，米尔格莱姆设计了另一种情境：被试与另外两个“教师”（实际是实验助手）被命令将“学生”的手按在电极上，一起施以电击。结果显示，当另外两个“教师”服从命令时，被试也倾向于做出同样选择，执行终极电击的被试达到70%；但是，如果另外两位老师违背实验者的命令，被试则表现出更积极地违背，只有10%给出了终极电击。这又充分显示了群体压力或者说从众效应对于权威服从的影响：人们倾向于与群体中的其它人保持一致，当其他人拒绝服从权威时，人们会减弱自身的权威服从。
而在又一个实验情景里，实验者让真被试袖手旁观扮演次要角色，让假被试按下电击按钮。结果竟有93%的被试眼睁睁看着假被试把电击强度提升到了最高水平，真被试的无动于衷令人震惊：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真被试始终没有勇气去阻止假被试的施暴行为。
二、斯坦福监狱实验
从研究方向上来说，监狱实验可以看作是在米尔格莱姆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人性的进一步深入探索。实验要探讨的问题是：一个正常人处在罪恶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人性与罪恶，哪个会胜利？
实验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中一座与真实监狱情景一模一样的模拟监狱里，24名被试都是通过广告招募而来的身心正常的大学生。被试被分为“警卫”和“囚犯”，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提前接受了培训，明确了各自的角色与权限。实验开始后，被试开始了与真实监狱完全相同的“监狱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越来越像真的警卫与囚犯，令人震惊的现象开始出现：扮演“警卫”的人越来越享受自己的权力，满意于所拥有的权威和控制力，他们甚至产生出对“囚犯”的仇视心理，使用非人道方式拿“囚犯”取乐；而扮演“囚犯”的被试则越来越显示出被动、压抑、沮丧、自贬等消极情绪与行为，并开始表现出身心疾病的症状。
最终，由于“警卫”在夜间对“囚犯”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以及实验的道德问题遭受质疑，原定14天的实验在进行了6天之后停止，但实验结果仍然让人们惊讶不已。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电击实验的基础上，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了人性走向罪恶的原因：
第一、情境效应，也就是环境影响。实验中，身心健康的被试在罪恶的监狱环境下失去自我，走向罪恶。这是因为被试进入到了一个逼真的监狱环境，勾起了他们对真实监狱的联想，从而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残暴或者顺从以适应环境需要。也就是说，人们很容易受到身处环境的影响，在特定环境下，人们会表现出与该环境相适应的态度和行为特征。 第二、角色认同与角色扮演。实验者为被试分配了角色——警卫与囚犯，被试很快认同了这种角色并努力扮演好。充当“警卫”的人通过实验取得了处置囚犯的权力，他们暗示自己去实践这一角色，因而表现出对“囚犯”的残酷冷血；而充当“囚犯”的人处于被处置地位，进入角色后变得软弱顺从。所以，对特定角色的认同与扮演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产生影响：这些角色通过自我暗示控制人的心理，约束人的行为。
第三、责任模糊与分散。在充满罪恶和暴力的团体中，善良的人也会变得残忍，群体经常干出刽子手的举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体带来的责任模糊和分散。如果责任难以认定到具体个人，惩罚也难以针对个人实施，参与其中的人就更容易丧失理智。正如实验中，“警卫”的责任是分散的，惩罚也是不明确的，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用承担或者只用承担小部分责任，助长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恶性。因此，责任分散可能会颠覆一个人惯有的性格或行为特征，纵容人的罪恶行为。
第四、权力放纵。一个平凡的人会安稳平淡地生活，而一个手握重大权力的人则很有可能走向犯罪的道路。有人说“权力导致腐败”，这是因为，一方面，权力让人有能力掌控他人的命运，另一方面，权力的获得与无约束会从心理上驱使人行使自己的力量。“警卫”行为的恶化是因为权力的放纵，那种由实验情景赋予他们的可以操控他人生活的权力，促使他们对“囚犯”施暴。
三、总结与启示
你是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我们期望的回答总是前者，而现实却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将你我推入后者的深渊。电击实验和监狱实验对于人性的探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实验者用科学的情境模拟告诉我们，人性会在某些后天因素的作用下走向罪恶，这些因素包括：（1）权威服从，权威服从的程度又会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如距离发布命令的权威者的距离、距离命令所指对象的距离、群体影响（从众效应）；（2）情境效应（环境影响）；（3）角色认同与角色扮演；（4）责任模糊与分散；（5）权力放纵。
这些因素都可能让一个正常的、善良的人做出违背道德、伤害他人的事情。实验结论让我们在震惊之余，也感到不安与恐惧：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正直善良的人在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走向了残忍？又有多少无辜的受害者因为他人非本意的行为遭遇了厄运？而下一个坠入罪恶深渊或者厄运泥潭的人会不会是我们？
因此，我们需要总结和反思，更需要有所作为弱化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避免更多的人背离本性，趋向邪恶。基于实验的启示，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弱化权威服从心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对于权威尤其是恶势力的盲目遵从，可能会造成重大悲剧。因此，我们的社会应该减弱对于权威的推崇。这一点首先需要从教育做起。对孩子的教导应从“绝对听从父母和老师”转变为“没有什么人或事是不可违背的，按照自己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做事”。当权威服从心理弱化，人们在受到错误指示的时候心理负担就会减小，就更倾向于做出反抗，从而减小在他人的权威迫使下作恶的概率。
此外，在权威服从心理弱化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从自身出发，减弱对于权威的服从程度。首先，远离恶势力权威者；其次，更多地考虑命令所指对象的处境，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最后，远离罪恶群体，学会抵制群体中其他人对自己的不良影响。
（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古人向往的圣人之境，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境界往往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代替。因此，我们的国家、政府应当更加重视社会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着力于建设一个安全、法治的社会。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难以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作恶的几率就会降低。并且，良好的环境有着指引人向善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社会行为的良性循环。
（三）选择正确的人生定位。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社会角色是实现生命价值的关键所在。作为社会人，我们需要为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对自己进行正确的人生定位。警察、医生、教师等积极、正面的社会角色，会帮助我们在心理上建筑起一道抵御罪恶的城墙，做与自己角色相符的正确的事情；而错误的人生定位如偷盗者、劫掠者、街头混混等，会促使我们在错误的角色扮演中失去自我，最终陷入罪恶的深渊。
（四）建立明确的责任体系。责任模糊与分散会让人心存侥幸心理，打道德和法律的“擦边球”；惩罚不明会造成行为放纵，带来肆无忌惮的恶行。因此，我们的社会亟需加强责任体系的建立。对国家来说，加快法治建设，实现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组织管理来说，也需要明确各方职责与权力，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将惩罚明确到事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错误的发生，提高组织效率。
（五）加强权力约束。现代社会中，权力和腐败似乎是相伴而生的，各大新闻媒体关于国家、企业管理者腐化堕落、滥用权力的报道早已屡见不鲜。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放纵和无约束。所有者权力过大、制度体系混乱、管理权责不清为一些思想不够端正的管理者提供了腐败的温床。因此，国家和企业需要完善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对于管理者的权力约束，采取措施实现各方权力制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六）最后，我们不应忽视，米尔格莱姆电击实验还像我们揭示了处于从属地位的旁观者的沉默态度。他们是罪恶与暴行的“看客”，或许其本身并没有参与罪恶行为，但他们的沉默与无动于衷传达出一种无声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甚至助长了残暴者的罪恶行径。所以，我们需要摒弃这种“看客”心理，勇敢地表达对于不良现象的不满并加以阻止。我们要时刻谨记，沉默意味着支持，无视等同于放纵，坚定地制止与打击才是阻止恶行的有力武器。
人生总是变幻莫测，但我们愿意相信每个初始的生命都如白纸一般干净美好，只要我们学会反思与审视，选择适当的背景和画笔，就一定能够描绘正确的人生，绽放生命的花朵。
作者简介：欧阳家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士。
关键词：生命；电击实验；监狱实验；善良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134-02
性本善抑或性本恶？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上千年的话题。中国传统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而同属儒学之宗的荀子和中国法家思想却推崇人性本恶。无独有偶，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也是性恶论的主张者。关于人性善恶，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致的结论，也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2006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在一项实验中发现，仅十八个月大的婴儿会帮助实验者捡起掉在地上的夹子，从而得出“人类具有利他主义天性”的结论。然而，婴儿在他们短暂却不容忽视的成长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属性和“亲社会倾向”，让这项研究仍然无法成为人性本善的绝对证据。
因此，笔者以为，人性或许从来没有先天的善恶之分。每个人最初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相同的，每个生命在初始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唯一不同的，是后天的书写。在后天因素的影响下，人性可能会出现扭曲，正常人可能会走向罪恶，做出一些违背道德伦理、伤害他人的事情。米尔格莱姆电击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后天因素的一隅。
一、米尔格莱姆电击实验
电击实验源于人的良知与反思。众所周知，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大罪，在希特勒的指挥下，以阿道夫.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而面对审判，艾希曼轻描淡写的回答“一切都依命令行事”让彼时的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米尔格莱姆迷惑不已：艾希曼真的是一个毫无理性、充满邪恶的人吗？抑或他只是一个只知道服从命令的跟随者？在这种对人性的审视与思考下，米尔格莱姆开始了他的实验。
实验参与者分为“教师”和“学生”，40个被试都被分为“教师”，“學生”由实验者扮演。“学生”被带到临近被试所在的另一房间被绑在“电椅”上，然后进行词汇测验。一旦“学生”回答错误，被试将会被要求对学生实施电击惩罚，电击量逐次加大直到450伏。电击实施时，被试能够在隔壁房间听到“学生”痛苦的喊叫，而实验者将一直以绝对强硬和命令的口吻要求被试继续，直到“学生”回答正确。结果显示：没有一个被试在听到“学生”踢打墙壁之前停止；对没有成功通过测验的“学生”的65%的惩罚都达到了最强电击水平。
这次实验的目的是了解人们对于权威者发布的违背人类天性良心的命令的反应。实验结论令人震惊：大部分被试对于权威者的命令选择了服从，即使他们内心焦虑不安并且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电击实验说明了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心理，而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改变实验条件，得出了影响权威服从程度的因素。
首先，实验者通过电话或者录音而不是直接当面向被试下达指令，结果只有16%的人执行完全程。这表明，距离发布命令的权威者的距离越远，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程度越弱。
然后，实验被改在同一个房间里进行，“学生”离被试只有不到两步的距离，被试除了会听到“学生”痛苦的声音外，还能看到其痛苦的挣扎。结果大约有40%的人执行了终极电击。这进一步表明，随着距离受害者的距离拉近，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程度会减弱。
接着，米尔格莱姆设计了另一种情境：被试与另外两个“教师”（实际是实验助手）被命令将“学生”的手按在电极上，一起施以电击。结果显示，当另外两个“教师”服从命令时，被试也倾向于做出同样选择，执行终极电击的被试达到70%；但是，如果另外两位老师违背实验者的命令，被试则表现出更积极地违背，只有10%给出了终极电击。这又充分显示了群体压力或者说从众效应对于权威服从的影响：人们倾向于与群体中的其它人保持一致，当其他人拒绝服从权威时，人们会减弱自身的权威服从。
而在又一个实验情景里，实验者让真被试袖手旁观扮演次要角色，让假被试按下电击按钮。结果竟有93%的被试眼睁睁看着假被试把电击强度提升到了最高水平，真被试的无动于衷令人震惊：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真被试始终没有勇气去阻止假被试的施暴行为。
二、斯坦福监狱实验
从研究方向上来说，监狱实验可以看作是在米尔格莱姆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人性的进一步深入探索。实验要探讨的问题是：一个正常人处在罪恶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人性与罪恶，哪个会胜利？
实验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中一座与真实监狱情景一模一样的模拟监狱里，24名被试都是通过广告招募而来的身心正常的大学生。被试被分为“警卫”和“囚犯”，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提前接受了培训，明确了各自的角色与权限。实验开始后，被试开始了与真实监狱完全相同的“监狱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越来越像真的警卫与囚犯，令人震惊的现象开始出现：扮演“警卫”的人越来越享受自己的权力，满意于所拥有的权威和控制力，他们甚至产生出对“囚犯”的仇视心理，使用非人道方式拿“囚犯”取乐；而扮演“囚犯”的被试则越来越显示出被动、压抑、沮丧、自贬等消极情绪与行为，并开始表现出身心疾病的症状。
最终，由于“警卫”在夜间对“囚犯”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以及实验的道德问题遭受质疑，原定14天的实验在进行了6天之后停止，但实验结果仍然让人们惊讶不已。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电击实验的基础上，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了人性走向罪恶的原因：
第一、情境效应，也就是环境影响。实验中，身心健康的被试在罪恶的监狱环境下失去自我，走向罪恶。这是因为被试进入到了一个逼真的监狱环境，勾起了他们对真实监狱的联想，从而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残暴或者顺从以适应环境需要。也就是说，人们很容易受到身处环境的影响，在特定环境下，人们会表现出与该环境相适应的态度和行为特征。 第二、角色认同与角色扮演。实验者为被试分配了角色——警卫与囚犯，被试很快认同了这种角色并努力扮演好。充当“警卫”的人通过实验取得了处置囚犯的权力，他们暗示自己去实践这一角色，因而表现出对“囚犯”的残酷冷血；而充当“囚犯”的人处于被处置地位，进入角色后变得软弱顺从。所以，对特定角色的认同与扮演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产生影响：这些角色通过自我暗示控制人的心理，约束人的行为。
第三、责任模糊与分散。在充满罪恶和暴力的团体中，善良的人也会变得残忍，群体经常干出刽子手的举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体带来的责任模糊和分散。如果责任难以认定到具体个人，惩罚也难以针对个人实施，参与其中的人就更容易丧失理智。正如实验中，“警卫”的责任是分散的，惩罚也是不明确的，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用承担或者只用承担小部分责任，助长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恶性。因此，责任分散可能会颠覆一个人惯有的性格或行为特征，纵容人的罪恶行为。
第四、权力放纵。一个平凡的人会安稳平淡地生活，而一个手握重大权力的人则很有可能走向犯罪的道路。有人说“权力导致腐败”，这是因为，一方面，权力让人有能力掌控他人的命运，另一方面，权力的获得与无约束会从心理上驱使人行使自己的力量。“警卫”行为的恶化是因为权力的放纵，那种由实验情景赋予他们的可以操控他人生活的权力，促使他们对“囚犯”施暴。
三、总结与启示
你是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我们期望的回答总是前者，而现实却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将你我推入后者的深渊。电击实验和监狱实验对于人性的探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实验者用科学的情境模拟告诉我们，人性会在某些后天因素的作用下走向罪恶，这些因素包括：（1）权威服从，权威服从的程度又会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如距离发布命令的权威者的距离、距离命令所指对象的距离、群体影响（从众效应）；（2）情境效应（环境影响）；（3）角色认同与角色扮演；（4）责任模糊与分散；（5）权力放纵。
这些因素都可能让一个正常的、善良的人做出违背道德、伤害他人的事情。实验结论让我们在震惊之余，也感到不安与恐惧：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正直善良的人在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走向了残忍？又有多少无辜的受害者因为他人非本意的行为遭遇了厄运？而下一个坠入罪恶深渊或者厄运泥潭的人会不会是我们？
因此，我们需要总结和反思，更需要有所作为弱化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避免更多的人背离本性，趋向邪恶。基于实验的启示，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弱化权威服从心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对于权威尤其是恶势力的盲目遵从，可能会造成重大悲剧。因此，我们的社会应该减弱对于权威的推崇。这一点首先需要从教育做起。对孩子的教导应从“绝对听从父母和老师”转变为“没有什么人或事是不可违背的，按照自己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做事”。当权威服从心理弱化，人们在受到错误指示的时候心理负担就会减小，就更倾向于做出反抗，从而减小在他人的权威迫使下作恶的概率。
此外，在权威服从心理弱化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从自身出发，减弱对于权威的服从程度。首先，远离恶势力权威者；其次，更多地考虑命令所指对象的处境，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最后，远离罪恶群体，学会抵制群体中其他人对自己的不良影响。
（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古人向往的圣人之境，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境界往往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代替。因此，我们的国家、政府应当更加重视社会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着力于建设一个安全、法治的社会。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难以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作恶的几率就会降低。并且，良好的环境有着指引人向善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社会行为的良性循环。
（三）选择正确的人生定位。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社会角色是实现生命价值的关键所在。作为社会人，我们需要为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对自己进行正确的人生定位。警察、医生、教师等积极、正面的社会角色，会帮助我们在心理上建筑起一道抵御罪恶的城墙，做与自己角色相符的正确的事情；而错误的人生定位如偷盗者、劫掠者、街头混混等，会促使我们在错误的角色扮演中失去自我，最终陷入罪恶的深渊。
（四）建立明确的责任体系。责任模糊与分散会让人心存侥幸心理，打道德和法律的“擦边球”；惩罚不明会造成行为放纵，带来肆无忌惮的恶行。因此，我们的社会亟需加强责任体系的建立。对国家来说，加快法治建设，实现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组织管理来说，也需要明确各方职责与权力，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将惩罚明确到事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错误的发生，提高组织效率。
（五）加强权力约束。现代社会中，权力和腐败似乎是相伴而生的，各大新闻媒体关于国家、企业管理者腐化堕落、滥用权力的报道早已屡见不鲜。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放纵和无约束。所有者权力过大、制度体系混乱、管理权责不清为一些思想不够端正的管理者提供了腐败的温床。因此，国家和企业需要完善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对于管理者的权力约束，采取措施实现各方权力制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六）最后，我们不应忽视，米尔格莱姆电击实验还像我们揭示了处于从属地位的旁观者的沉默态度。他们是罪恶与暴行的“看客”，或许其本身并没有参与罪恶行为，但他们的沉默与无动于衷传达出一种无声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甚至助长了残暴者的罪恶行径。所以，我们需要摒弃这种“看客”心理，勇敢地表达对于不良现象的不满并加以阻止。我们要时刻谨记，沉默意味着支持，无视等同于放纵，坚定地制止与打击才是阻止恶行的有力武器。
人生总是变幻莫测，但我们愿意相信每个初始的生命都如白纸一般干净美好，只要我们学会反思与审视，选择适当的背景和画笔，就一定能够描绘正确的人生，绽放生命的花朵。
作者简介：欧阳家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