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维稳悖论”?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瓮安事件”、“感城事件”都强烈地撼动着这个社会的神经。而太多重大群体性事件也让1200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维稳年”。
　　观察这些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多数缘起于征地纠纷、土地拆迁、产权改制、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等具体的利益问题，其背后无非是强势集团的霸道行径、政府机关的不当决策、司法部门的不公判决等因素。应该说，这些群体和单位理应为当前不稳定的局面负上最大的责任。但目前看来，许多地方政府维稳的重点却大多是放在做好群众工作、安抚不稳定人群上面。这便形成了我们现在维稳工作中最大的“悖论”：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追求稳定，另一方面却放任不稳定的因素和群体恣意妄为，这也是目前维稳维得如此吃力的根本原因。
　　在群体性事件总是“按下葫芦起来瓢”的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正是由于社會分化严重和社会公正缺乏，才导致弱势群体面临生存威胁以及心理极度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保持冷静克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有甚者，如果已经认识到这种情况。但仍不去消除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真正因素，而是要通过强力压制弱势人群来达到稳定，甚至试图用“稳定”压倒一切，就只会让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升级，并将社会冲突引到政府身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势必抵消因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感，造成更严重的政治性后果。
　　
　　所以，稳定固然重要，但只有超越稳定的思维，才能找到社会稳定的出路。瓮安事件后贵州省在坚持信息透明、启动舆论监督、问责制的基础上，打破原来“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的定性公式，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国务院在近期出台《国家人权规划》，史无前例地把保障人权列入国家规划。实际上，这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维稳”举措，效果比“禁止上访”等要好得多了。而其中所蕴涵的政治原则也早已无数次被政治家强调过了。那就是：在现代社会结构下，只有“强者公正，弱者有所保障”。稳定才可以期待。
　　(2009年第8期《09’“维稳”新思维》)
　　
　　“我支持市场化的国进民退”
　　
　　东星航空“出事”前的今年1月，收到了朋友兰世立的电话，这次的电话有别于以往的问候和闲聊，谈到了有关是否有意参与东星航空“资本重组和合作”的话题：兰是个个性很强的企业家，不到不得已肯定不会提出这样的想法和意愿。我很惊讶也觉得“东星”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变数。“不是在和某家国营的在谈吗?”我的信息源告诉过我中航集团在和东星进行谈判，“我不想把东星变为国有，除非他们开出天价……”兰果然是个精明的商人，又不乏自己的想法，我们约定了等我去了武汉实地了解后再具体谈。没想到的是，后来的发展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在中国，“红筹”国营公司有太多的优势了。他们没有进入门槛的制约(有些行业必须是国有控股才可以进入。比如说未来中国最大商机之一的媒体行业)，他们没有资金短缺的忧患(因为银行都是国有的。自家人帮自家人，实在不行国资委还可以注资。像最近对东航百亿的注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硬实力存在，一些国有企业会缺乏竞争软实力，甚至有些企业一旦挂上“国有”，反而缺失了市场的竞争力，比如说航空业。这样我就会理解兰世立当初更愿意和我们来探讨合作的可能性了。
　　中国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界地带，而且未来的10年乃至30年都不会有质的改变，所以在中国成就一家真正的世界500强企业(国际影响力，国内市场竞争能力，品牌等软实力方面)还有一段漫长之路。我支持国进民遇，更支持市场化的国进民退，而不是强制的、门槛式的国进民退。
　　(2009年第8期《新一轮“国进民退”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