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由于苏联撕毁协定，停止援助，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涉及尖端技术的建设，造成了极大困难；更由于“大跃进”等左倾思潮给国民经济带来的灭顶般的灾难，中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酝酿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激烈争论。国防工业部门认为应该以常规武器为主，国防科研部门认为两弹研制不能停下来。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一时难分高下。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
　　史料表明，这一段时间，对两弹研制，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态。聂荣臻向他呈送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他看了后，做了一个批示。批示原文是：“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谈一谈。”
　　也许就是因为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主张两弹下马的人，一时占了上风，其中有些是相当负责的领导同志，这引起聂荣臻的警觉，也让他十分焦虑。
　　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后来担任二炮司令员的李旭阁是一位亲历者，他说：“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的吃，在大跃进等极左思潮影响下，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这种情况下，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20年后，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能力……所以，我们不应该下马，应该攻关，这就是我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
　　但是他身边的人，却为他感到忧虑。安东、范济生自从聂荣臻抓科技工作以来，一直跟随他，他们都清楚，两弹工程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尤其是生产和科研的矛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常规武器的生产还是用于尖端科研？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两个部门似乎总是一对矛盾，总有打不完的仗。
　　范济生说：“有一天，出于对他身体状况的关心，我对他说：‘聂总，您身体不好，事情那么多，又有那么多非议，您还是辞掉这副担子吧！’”聂荣臻发火了：“糊涂！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成点事，历来就没那么容易的！”停了停，他又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交代的，我也向他们保证过，搞不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
　　困难的情况下，聂荣臻当然清楚，“两弹”要想继续攻关，必须得到党中央的支持才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才能够取得成功。于是，他紧急采取了一个措施：给毛泽东等人写报告。
　　据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回忆说：“1961年夏，聂荣臻副总理把我和国防科委计划局的同志紧急叫到北戴河，那时我已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两弹’要继续‘上马’给中央的报告。”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东。这份报告长达五千多字，报告中说：“导弹研究院研制的设备，可以保证中近程地地导弹的需要。二机部研制原子弹的原料和设备，在1964年几个矿山和工厂建成后，即可以制造一般的原子弹。因此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
　　这是一个态度鲜明、坚持要把两弹搞出来的报告。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张军令状。报告上还说：“四年左右，造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造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这便是聂荣臻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承诺”。这份报告呈送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贺龙、罗瑞卿。
　　中国“两弹”“上马”与“下马”之争尚无定论的时候，从1961年9月6日开始，美军举行了一次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代号“高跟行动”。全球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
　　报告打上去了，聂荣臻等待答复的那些日子，心里还是不踏实，总是显得很焦虑。很快，毛泽东等人圈阅了报告。事后才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进一步增强、坚定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心。聂荣臻长舒了一口气。
　　陈毅就是在这个时期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摘自《解放日报》2011.12.24）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