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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是民国史重镇，设有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先生是该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是国家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规划项目，全书以最能反映历史事实的主线构建民国史的基本框架和学术体系，资料丰富全面，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提出了新观点和新见解。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一卷，略有改动。
一、一战后民族工业的概况
1918－1922年的5年中，民营资本企业的投资最为活跃。其间工矿业新设的1万元以上企业805家，投资总额达2.57亿元，为1858－1911年工矿业投资总额的1.26倍；银行业新设资本5万元以上的企业149家，投资总额达8.9千万元，为1897－1911年投资总额的3.48倍。航运业新设资本1万元以上的企业94家，投资总额1.74万元．为1860－1911年投资总额的1.02倍。仅1918－1922年创立的企业的总资本即超过此前半个多世纪中国企业的投资总额。因而这个时期被学术界视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的民营资本企业有如下特点：
1．设备简陋，技术薄弱，即以规模较大的棉纺厂而言，厂房一般为2层或3层砖木结构，纱机型号混杂，新旧并用，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品质低劣。科技人员、技术工人极为缺乏。当时只要能出纱就可赚取利润，厂家对于如何提高生产、进行科学管理“是一点不讲究的”。以无锡申新三厂为例，工头随意加纺重纱或放慢车速，前后工序脱节，更有甚者，有时索性把二三万枚的纱锭停下。平车没有规定的周期，揩车时把全车间的机器停下，由女工揩。1916－1925年，仅上海一地的卷烟企业数从6家增加到52家，但这些企业“规模狭小，资金薄弱”。如1925年这类烟草公司达78家。在缫丝企业“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初期，厂家把经营丝厂视为投机事业，一些人全凭押借来租厂制丝，有的要急于出货筹集现款来作流动资本，还有的一边收茧一边制丝。这类丝厂在苏州、无锡、杭州、湖州等地随处可见，上海则更多。
2．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竞争激烈，迫使资本家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1922年以后，上海棉纺厂率先进行改革。恒丰纱厂的聂云台任用受过高等教育或经专门纺织技术培训的朱仙舫、汪孚礼、陆辅舟等科技人员主持改革，使恒丰的工作效率及产品质量获得极大提高。恒丰的16支“云鹤”牌棉纱被定为上海棉纱交易市场的标准纱。聂云台与上海德大、厚生纱厂的另一改革家穆藕初成为20年代管理改革的风云人物。穆藕初在留美期间学会了泰罗制管理方法(即工程师负责制)，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效率。南洋华侨郭乐、郭顺兄弟等人于1922年创办的永安纱厂，依靠科技的优势、人才的优势和经营管理的优势，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中，却能得以兼并发展。
3．民营企业自发地调整结构，但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
民营资本企业创立之初，往往一哄而上，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混乱，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它们多集中在资本少，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的加工装配行业，如棉织、火柴、卷烟、机器修造等，缺乏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因而开得快，倒闭也快。
为了增加竞争能力，一些民营企业大力进行兼并活动，使产业集团化。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棉纺企业于1917年收买了祝大椿经营的上海恒昌源纱厂，改为申新二厂；1925年收买上海德大纱厂，改为申新五厂。郭氏兄弟经营的永安纱厂则于1925年收买上海寺中华纱厂。面粉业方面，荣氏兄弟于1913年租办无锡惠元、泰隆面粉厂；1917年租办无锡宝新面粉厂；1920年收买上海中兴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9年收买上海华兴粉厂改为福新六厂；1926年收买兴华粉厂改为福新三厂。孙氏家族经营的上海阜丰面粉集团，1923年投资5万两租办了上海长丰面粉厂；次年租办无锡泰隆粉厂；1926年以租期5年，每年租金3万元的价格租办上海裕通粉厂。
这些棉纺、面粉等企业通过兼并、租营，使单个企业的优势成为许多企业共有的优势，不少原来亏损破产的企业，也转为有利可图；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进入有序状态。但是，火柴、航运、水泥、缫丝等部门投资比例失调的问题仍未解决。
二、民营资本企业的重组与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关税自主、废除厘金、币制改革等许多成功的财政经济举措。为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证。从数字统计来看，1928－1936年，民族资本的发展速度比前一时期有所减慢，但在质的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银行业增幅最大，航运业、制造业皆有一定的增长。
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工业、商业、农业一片萧条，唯有银行业不断膨胀。1927年，华资银行包括民营、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实存58家，1937年已达164家，商业银行存款数从1927年的2亿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14亿万元。民营轮船航运业的增长速度比北京政府时期要慢，但数量上仍有一定发展，1928－1936年，新设公司数达656家。各类民族工业企业多处于稳步发展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一些大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纷纷开展兼并、租赁、改组等活动，以实现资产重组和社会资源重新配置。
到30年代中期，在民族资本中出现了明显的集中趋势。各行业集中概况如下：(1)面粉业：1936年，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经营的通孚丰财团所属的阜丰集团日生产能力占关内面粉生产能力的11.3％，荣氏兄弟经营的茂新、福新集团产粉能力占全国关内面粉业产粉能力的32％，阜丰与茂新、福新集团即占全国生产能力的40％以上。1937年，福新与阜丰占全上海面粉系统资本总额的95.7％、职工数的89.1％、产粉能力的93.28％。(2)棉纺业：据统计，1932－1936年之间，中国民族棉纺织厂出租、改组、拍卖者达35家次。1922年，张謇经营的大生纺织集团(一厂、二厂、三厂)的纱锭总数占全国纱锭总数的6.91％，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集团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5.65％。1931年，申新集团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12.14％，郭乐、郭顺兄弟经营的永安纺织染公司纱锭数占5.56％。(3)水泥工业：1924年，启新洋灰公司的生产能力占全国水泥生产能力的33.62％，华记水泥公司占9.37％。(4)火柴工业：大中华火柴公司占1930年中国火柴市场上的销售总额的22.25％。(5)卷烟业：1931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经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售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75％；193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7％。(6)航运业：1930年，招商局的吨位占全国总吨位的7.09％。1936年，在长江航线拥有的227280总吨位中，三北航业集团占14.7％，招商局占12.5％，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占8.27％。(7)制碱业：我国的纯碱市场在1928－1937年10年时间里，基本上为英商卜内门公司和华商永利公司所瓜分占领。1928年，永利碱的销量占全国总销量的19.85％；1932年，永利碱销量占全国总销量的46.4％，卜内门占41.93％；1934年，永利碱的销量占全国总销量的58.07％，卜内门占41.93％；1936年5月，永利与卜内门订立协定，规定在中国分销纯碱、烧碱、洁碱，永利占55％、卜内门占45％。(8)缫丝业：1918年，无锡薛家经营的5家丝厂丝车数占整个无锡的56.26％，占无锡、上海两地丝厂丝车总数的8.1％；抗战前夕，薛家组建的兴业制丝集团丝车数占无锡丝车数的42.16％，占无锡、上海两地丝厂丝车总数的24.83％，生丝产量占无锡总产量的60％。在缫丝业中，也出现了生产集中的民族资本集团。这些民族资本集团的规模一般都在数千万元以上，如1932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系统拥有股本1525万元，茂新与福新拥有股本790余万元，永安纺织集团在1935年拥有固定资产达1754万元。另外，还存在着为数更多的中型资本集团，如聂云台的棉纺集团、严裕棠的棉铁集团、刘国钧的棉纺织集团、吴蕴初的化工集团，等等。
据上述统计资料，在中国主要的产业部门中，已出现许多集中程度很高的民族资本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出现，显示民族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它们能够较快、较大规模地改进设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职工进行规范化的培训，与外国资本进行竞争。企业实行规模经营后，可以极大地提高各种社会资源的利用率。
一、一战后民族工业的概况
1918－1922年的5年中，民营资本企业的投资最为活跃。其间工矿业新设的1万元以上企业805家，投资总额达2.57亿元，为1858－1911年工矿业投资总额的1.26倍；银行业新设资本5万元以上的企业149家，投资总额达8.9千万元，为1897－1911年投资总额的3.48倍。航运业新设资本1万元以上的企业94家，投资总额1.74万元．为1860－1911年投资总额的1.02倍。仅1918－1922年创立的企业的总资本即超过此前半个多世纪中国企业的投资总额。因而这个时期被学术界视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的民营资本企业有如下特点：
1．设备简陋，技术薄弱，即以规模较大的棉纺厂而言，厂房一般为2层或3层砖木结构，纱机型号混杂，新旧并用，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品质低劣。科技人员、技术工人极为缺乏。当时只要能出纱就可赚取利润，厂家对于如何提高生产、进行科学管理“是一点不讲究的”。以无锡申新三厂为例，工头随意加纺重纱或放慢车速，前后工序脱节，更有甚者，有时索性把二三万枚的纱锭停下。平车没有规定的周期，揩车时把全车间的机器停下，由女工揩。1916－1925年，仅上海一地的卷烟企业数从6家增加到52家，但这些企业“规模狭小，资金薄弱”。如1925年这类烟草公司达78家。在缫丝企业“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初期，厂家把经营丝厂视为投机事业，一些人全凭押借来租厂制丝，有的要急于出货筹集现款来作流动资本，还有的一边收茧一边制丝。这类丝厂在苏州、无锡、杭州、湖州等地随处可见，上海则更多。
2．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竞争激烈，迫使资本家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1922年以后，上海棉纺厂率先进行改革。恒丰纱厂的聂云台任用受过高等教育或经专门纺织技术培训的朱仙舫、汪孚礼、陆辅舟等科技人员主持改革，使恒丰的工作效率及产品质量获得极大提高。恒丰的16支“云鹤”牌棉纱被定为上海棉纱交易市场的标准纱。聂云台与上海德大、厚生纱厂的另一改革家穆藕初成为20年代管理改革的风云人物。穆藕初在留美期间学会了泰罗制管理方法(即工程师负责制)，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效率。南洋华侨郭乐、郭顺兄弟等人于1922年创办的永安纱厂，依靠科技的优势、人才的优势和经营管理的优势，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中，却能得以兼并发展。
3．民营企业自发地调整结构，但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
民营资本企业创立之初，往往一哄而上，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混乱，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它们多集中在资本少，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的加工装配行业，如棉织、火柴、卷烟、机器修造等，缺乏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因而开得快，倒闭也快。
为了增加竞争能力，一些民营企业大力进行兼并活动，使产业集团化。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棉纺企业于1917年收买了祝大椿经营的上海恒昌源纱厂，改为申新二厂；1925年收买上海德大纱厂，改为申新五厂。郭氏兄弟经营的永安纱厂则于1925年收买上海寺中华纱厂。面粉业方面，荣氏兄弟于1913年租办无锡惠元、泰隆面粉厂；1917年租办无锡宝新面粉厂；1920年收买上海中兴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9年收买上海华兴粉厂改为福新六厂；1926年收买兴华粉厂改为福新三厂。孙氏家族经营的上海阜丰面粉集团，1923年投资5万两租办了上海长丰面粉厂；次年租办无锡泰隆粉厂；1926年以租期5年，每年租金3万元的价格租办上海裕通粉厂。
这些棉纺、面粉等企业通过兼并、租营，使单个企业的优势成为许多企业共有的优势，不少原来亏损破产的企业，也转为有利可图；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进入有序状态。但是，火柴、航运、水泥、缫丝等部门投资比例失调的问题仍未解决。
二、民营资本企业的重组与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关税自主、废除厘金、币制改革等许多成功的财政经济举措。为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证。从数字统计来看，1928－1936年，民族资本的发展速度比前一时期有所减慢，但在质的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银行业增幅最大，航运业、制造业皆有一定的增长。
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工业、商业、农业一片萧条，唯有银行业不断膨胀。1927年，华资银行包括民营、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实存58家，1937年已达164家，商业银行存款数从1927年的2亿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14亿万元。民营轮船航运业的增长速度比北京政府时期要慢，但数量上仍有一定发展，1928－1936年，新设公司数达656家。各类民族工业企业多处于稳步发展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一些大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纷纷开展兼并、租赁、改组等活动，以实现资产重组和社会资源重新配置。
到30年代中期，在民族资本中出现了明显的集中趋势。各行业集中概况如下：(1)面粉业：1936年，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经营的通孚丰财团所属的阜丰集团日生产能力占关内面粉生产能力的11.3％，荣氏兄弟经营的茂新、福新集团产粉能力占全国关内面粉业产粉能力的32％，阜丰与茂新、福新集团即占全国生产能力的40％以上。1937年，福新与阜丰占全上海面粉系统资本总额的95.7％、职工数的89.1％、产粉能力的93.28％。(2)棉纺业：据统计，1932－1936年之间，中国民族棉纺织厂出租、改组、拍卖者达35家次。1922年，张謇经营的大生纺织集团(一厂、二厂、三厂)的纱锭总数占全国纱锭总数的6.91％，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集团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5.65％。1931年，申新集团纱锭数占全国总数的12.14％，郭乐、郭顺兄弟经营的永安纺织染公司纱锭数占5.56％。(3)水泥工业：1924年，启新洋灰公司的生产能力占全国水泥生产能力的33.62％，华记水泥公司占9.37％。(4)火柴工业：大中华火柴公司占1930年中国火柴市场上的销售总额的22.25％。(5)卷烟业：1931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经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售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75％；193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销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7％。(6)航运业：1930年，招商局的吨位占全国总吨位的7.09％。1936年，在长江航线拥有的227280总吨位中，三北航业集团占14.7％，招商局占12.5％，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占8.27％。(7)制碱业：我国的纯碱市场在1928－1937年10年时间里，基本上为英商卜内门公司和华商永利公司所瓜分占领。1928年，永利碱的销量占全国总销量的19.85％；1932年，永利碱销量占全国总销量的46.4％，卜内门占41.93％；1934年，永利碱的销量占全国总销量的58.07％，卜内门占41.93％；1936年5月，永利与卜内门订立协定，规定在中国分销纯碱、烧碱、洁碱，永利占55％、卜内门占45％。(8)缫丝业：1918年，无锡薛家经营的5家丝厂丝车数占整个无锡的56.26％，占无锡、上海两地丝厂丝车总数的8.1％；抗战前夕，薛家组建的兴业制丝集团丝车数占无锡丝车数的42.16％，占无锡、上海两地丝厂丝车总数的24.83％，生丝产量占无锡总产量的60％。在缫丝业中，也出现了生产集中的民族资本集团。这些民族资本集团的规模一般都在数千万元以上，如1932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系统拥有股本1525万元，茂新与福新拥有股本790余万元，永安纺织集团在1935年拥有固定资产达1754万元。另外，还存在着为数更多的中型资本集团，如聂云台的棉纺集团、严裕棠的棉铁集团、刘国钧的棉纺织集团、吴蕴初的化工集团，等等。
据上述统计资料，在中国主要的产业部门中，已出现许多集中程度很高的民族资本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出现，显示民族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它们能够较快、较大规模地改进设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职工进行规范化的培训，与外国资本进行竞争。企业实行规模经营后，可以极大地提高各种社会资源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