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学的时候，我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
　　那天我做值日生，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看也不看牛，拼着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着远处的牛，细细碎碎地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开来台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军人来了，数百个人杀声震天的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我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地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那么安静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水壶往地下一蹲，将手抱住头：死啦!牛就在背后。
　　咻咻的声音还在响，我不敢动。
　　觉得被人轻轻碰了一下紧缩的肩，慢慢抬头斜眼看，发觉两只暴突有如牛眼般的大眼睛呆呆地瞪着我，眼前一片草绿色。我站了起来——也是个提水的兵，咧着大嘴对我啊啊地打手势。漆黑的一个塌鼻子大兵，面如大饼，身壮如山，胶鞋有若小船。乍一看去透着股蛮牛气，再一看，眼光柔和得明明是个孩童。我用袖子擦一下脸，那个兵，也不放下挑着的水桶，另一只手轻轻一下，就拎起了我那个千难万难的热茶壶，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带路，就将我这瘦小的人和水都送进了教室。
　　那时，老师尚未来，我蹲在走廊水沟边，捡起一片碎石，在泥巴地上写字，问那人——什么兵?那个哑巴笑成傻子一般，放下水桶，也在地上划——炊兵。炊字他写错了，写成——吹兵。后来，老师出现在远远的长廊，我想赶快跑回教室，哑巴兵要握手，我就同他握手，他将我的手上下用劲地摇到人都跳了起来，说不出有多么欢喜的样子。
　　就因为这样，哑巴做了我的朋友。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功课不忙。我们总是蹲在地上写字。第一次就写了个“火”，又写“炊”和“吹”的不同。解释“炊”的时候，我做扇火的样子。这个“吹”就嘟嘟地做号兵狀。哑巴真聪明，一教就懂了，一直打自己的头，在地上写“笨”，写成“茶”，我猜是错字，就打了他一下头。那一阵，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光荣的，每天上课之前，先做小老师，总是跟个大汉在地上写字。
　　(就这样，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吹兵”和小三毛成了忘年交。读读这几段，想一想，是“吹兵”身上的哪些特点吸引了小三毛和他亲近呢?)
　　有一天，哑巴神秘兮兮地招手唤我。我跑上去，掌心里一打开，里面是一只金戒指，躺在几乎裂成地图一般的粗手掌里。那是生平第一次看见金子，这种东西家中没有见过，母亲的手上也没见过，可是知道那是极贵重的东西。我吓得很厉害，拼命摇头，把双手放在身后，死也不肯动。哑巴没有上来拉，他蹲下来在地上写——不久要分别了，送给你作纪念。我不知如何回答，说了再见，快步跑掉了。
　　第二天，老师很慈爱地叫我去她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低声问我结识那个挑水军人的经过。当老师轻轻地问出“他有没有对你不轨”那句话时，我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做鬼不鬼的，直觉老师误会了那个哑巴。很气愤，就哭了起来。也没等老师叫人回座，气得冲回课桌趴着大哭。那天放学，老师拉着我的手一路送出校门。
　　第二天，没有再跟哑巴讲话，他快步笑着迎了上来，我掉头就跑进了教室。哑巴站在窗外巴巴地望，我的头低着。
　　那时，国庆日也过了，部队立即要开发回南部去。走时，校长向他们鞠躬，军人全体举手敬礼道谢。我们孩子在教室内跟着风琴唱歌，就在歌唱到最起劲的时候，风琴的伴奏悠然而止，老师紧张地在问：“你找谁?有什么事?”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才惊觉教室里多了一个大兵。
　　那个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哑巴，山一样立在女老师的面前。“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老师歇斯底里地将风琴盖子砰一下合上，大叫起来。我不顾老师的反应，抢先跑到教室外面去，急着打手势叫他出来。哑巴赶快跑出来了，手上一个纸包，书一般大的纸包，递上来给我。他把我的双手用力握住，呀呀地尽可能发出声音跟我道别。接住纸包也来不及看，哑巴全身装备整齐地立正，认认真真地敬了一个举手礼。我呆在那儿，看着他布满红丝的凸眼睛，不知做任何反应。他走了，快步走了。
　　纸包上有一个地址和姓名，是部队信箱的那种。纸包里，一大口袋在当时的孩子眼，辛贵重如同金子般的牛肉干。
　　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人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
　　三毛的故事就写到这里，如果你是小三毛，你会给“吹兵”写信吗?你要写些什么呢?欢迎你来信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