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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民丛报》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是改良派用来启迪民智、宣传君主立宪的重要阵地。其中，初期阶段内容以日译西学和维新派群体发表的论说文章为主。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维新派群体所发表的相关论说，其中，日本相关言论比重很大，且反映了当时维新派群体对日本的态度及立场。所以，笔者认为，以《新民丛报》报纸媒介为切入点，分析这个时期日本的形象以及维新群体们对日所持的立场如何，是一个相对创新且值得深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新民丛报》；日本言论；改良派；日本形象
一、《新民丛报》简介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为半月刊，至1907年12月停刊，共发行了96号。《新民丛报》每期所设栏目多达25个：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图画、论说、学说、时局、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谈丛、文苑、介绍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馀录。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缘起，在该报创刊号的告白中得以体现：
“中国报馆之兴久矣，虽然求一完全无缺，具报章之资格，足与各报相颉顽者，殆无闻焉。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殆幼稚时代势因有不得不然者耶，本社同人有慨于是，不揣祷昧，创为此册。其果能有助于中国之进步与否，虽不敢自信，要亦中国报界中前此所未有矣。”
并且，梁启超将报刊作为“先收天下之心”的重要手段，《新民丛报》在维新派传播其思想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并且梁启超认为“报刊之所以能起监督政府之作用，这由于报刊不归政府管属，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政府受国民委托，报刊却代表民意”，“报馆之所以响导国民也，与学校异，与著书亦异，学校者筑智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报刊能起到监督政府和代表民意的作用。因此，《新民丛报》不管在传播先进知识、启迪民智方面，还是作为维新派宣传其思想方面，都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新民丛报》初期的涉日言论研究
《新民丛报》初期（1902年—1903年），改良派们通过该报用文字向读者展现了当时的日本实况，使之前一直模糊的日本形象变得更加清晰真实起来，同时就当时在日的国人的相关情况也做了一系列的报导，其中所反映出的日本形象也让人值得深究。
（一）政治相关
在“舆论一斑”栏目里所刊载的《论英日联盟》中，谈及“英日联盟”，当时主要舆论认为其目的是旨在“维持远东和平大局，保全中韩两国土地及自主之权”。但以往受人所仰之中国却同高丽一样需保全于英日，实为可耻也，“君臣上下不能引之为可幸之事”。在“中国近事”一栏中谈及“英日联盟”，认为英日两国只是打着保全中韩的名号，实则是在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利益而已，中国在此艰难之局况下，应“必一面行新法以自强，明教育以自卫。一面藉两国联盟之势，乘势利用之，是为中国目前之第一政策矣。”在“绍介新书”栏目中，提到了周逵所译的《万国宪法志》，其中说到日本已有宪法，但依本国国情，吸收了适合本国的西方宪法并为之所用；后期番号也介绍了日本国会、日本行政法纲领。在《公民自治篇》中，认为公民自治为天理，乃自然之勢，而中国为何不敌欧美，原因在于政体为代治，而非民治。日本是采取法国之制，遂得以进步。在《论政体种类及各国政体变迁之大势》中，引用了日本博士一木喜德郎的理论来解释当时中国政体的情况。在《封建制度之渐革》中，谈及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认为封建是各国都有的，但日本有士族中国却没有，日本凭自力灭封建，兴民权，但与之对应的中国结果却是君权变强，实为君主的自卫。在《新民说》中《论进步》一章中，举例明治维新志士吉田松阴之言论：“今之号称正义人，观望持者比比皆是，是焉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图占地布石之为愈乎。”认为之所以有今日的日本，全因持此精神、遵此方略。在“国闻短评”一栏中的《论日本解散下议院》一文中，认为“解散议院者，政府与民间最后之决战。”其过程也是进化必须的一步。在“评论之评论”一栏中的《日本之部》谈及关于日俄之满洲问题，对于日本态度的看法。
（二）教育相关
教育方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日本教育体制的相关介绍以及当时中国所存在的教育问题，二为当时在日留学生之遭遇的相关报道。
在《教育政策私议》中，用“教育期区分表”和“教育制度表”两表说明了日本人所论之教育次第，指出了中国教育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东籍月旦》中，因“吾中国人畴昔既未一受普通教育”，介绍了日本现行中学校普通科目；“中国自诩为礼仪之邦，宜若伦理之学，无所求于外。其实不然，中国之所谓伦理者，其范围甚狭，未足以尽此学之蕴也。”又列出了日本文部省所发之训令中关于中学所教伦理道德之要领。并且简要地介绍了日本文学博士十元良勇次郎的《中等教育 伦理讲话》，日本文学博士井上圆了所著的《伦理通论》，日人西晋一郎所翻译的英人格里安所著的《グリーン伦理学》。在《日本教育之金钱问题》一文中，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位日本教习因为中国银价下跌，要求中国需按照日本金币伸算，是不自爱的行为。并且指出中国人崇洋之恶习经庚子之役之后更为加深。在《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中道：“日本今日各学堂之伦理教科书，莫不从之，不能以其为泰西至伦理学为拒之也。”
关于当时在日留学生实况的报导，如《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学生之始末记》《论日人侮我太甚》《博览会人类学馆事件》。首先，主要介绍了当时日本留学实为大势，相比欧美，大家更多的是倾向去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求学，日本人在中国办的学堂，报名之学徒数量相当可观。其次，对当时日本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馆泛滥的实况进行了说明，正规的学堂不置于评价，对于趁势滥开的野鸡大学的众多不合规的学制、管理方法、教育内容等进行了揭发及批评。而篇幅最为多的报道，则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与工事蔡某所发生的纠纷。最开始只是放在报纸每一号的小栏目里，作为一个事件的连续报道，但之后问题上升到梁启超觉得这已经不能单单作为留学事故来对待了，由于相关负责人的作为及民众反映，已经发展成与国权、人权尊重等相关系的问题了。之中，不仅揭示了当时留学生在日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蔡使与日本相关人士勾结等问题，更突出了当时在日留学因不满蔡使之作为而愤然集体抗议的举动，认为是国民关于人权、国权等权利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 （三）学科相关
学科知识部分，《新民丛报》初期所涉及到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地理、法学、生物、历史、学术及文学。其中，主要引用了很多来自各个学科日本学者的部分研究言论。
在《亚洲地理大势论》中，以日本志贺重昂氏地理学讲义中的《亚细亚地理考究之方针》一片为蓝本，结合梁启超个人想法，介绍了亚细亚的地理概况及优势所在。在《法律平谈》中，介绍了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冈村司所著《法学通论》中的部分内容。在连载的《诗界潮音集》中，刊载了不少日本人所写的诗歌和描写日本的文学作品。《尺素五千尺》中引用了日本理学博士横山又次郎所著的《生物之过去与未来》，说明人类未来之进化。在《东籍月旦》第二章的《历史》中，介绍了日本对于历史的相关分类。“总综日本历史之书，可分为八类，论之，一曰世界史（西洋史附焉），二曰东洋史（中国史附焉），三曰日本史，四曰泰西国别史，五曰杂史，六曰史论，七曰史学，八曰传记。”其中，主要介绍了世界史（西洋史附焉）、东洋史（中国史附焉）以及日本史。《中国上古旧民族之史影》中，着重介绍了日本人鸟居龙有关藏民及苗族的调查。在《各国人之特性》中，如此描写了日本人之特性：“日本人自论其国人之品性，曰日本人者，无印度人哲学之天才，又无支那人实利之长，所维能发挥印度支那所不能发挥者，军事上及政治上之才能而已。其国民皆慕贵族之风，而重形式似英国人，然无盎格鲁撒逊人种之长，所平日尚虚夸，而易激动，其感情似法国人，然无高卢人种之天才也。”“日本人者，因循姑息。”在《华年阁物语》的《说萤》一文中，介绍了日本渡濑理学博士关于“萤”的相关研究。
（四）翻译、经济、军事
翻译方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为相关西学新词的翻译问题；二为“和文奇字解”相关。
在“问答”一栏中，对Political Economy、Statistics、Domestic Economy等词汇的翻译问题，如日本是如何翻译成汉字词的、中国译者如严复又是如何翻译的，进行了相关讨论。日本在翻译此类西学词汇时，主要使用的是比较通俗易懂、常用词汇为基础的汉字语言，严复则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希望通过“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来解释其意思。
在译文《和文奇字解》中，解释了日本奇字原因有三。一为，日本本无汉字，“自隋唐以来，始假用中国文字，以传其固有之言语，故分为音训二种。”也因此存在很多日语汉字词与中文词同字却不同义的情况，“以中国读之，几不可解。原因之二为，“日本在中国文字未曾流入之前，已有其言。及得中国文字，始将中国文字之训或音，与其固有之俗语相合者凑成之。”除了这两个“奇中之奇”，还有个原因则为“日本人自行新造之字。如辻之为十字路口等是也，又有新叠字字眼。如上手之为妙手等是也。”
经济方面，在《公民自治篇》中，介绍了日本的税收情况，“日本限乡税亦不得过五之二。”在《日本之部》中《银价下落关系于中日贸易》一文中，对于银价下落各国人民各自为计，是中日贸易政策的大问题。并提出贸易政策三大要素：“第一要素者，当将工业基础”，“第二要素者，当使便运进中国之商品”，“第三要素者，则求工业之改良进步”。在《国际之部》中《日本经营福建铁路之方针》一文中，认为铁路建设是重要经营，且“日本经营福建铁路，其言曰，日本之于福建，徒拥势力范围之虚名，未尝有一事之施舍。”
军事方面，在“兵事”中《军国民篇》中，谈及日本军事为何超過了中国，说到了两个原因。一为日本比中国更注重体魄的培养，“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治基础。”二为兵器者。中国制造兵器历史虽久远，但近代以来，西方兵器制造水平着实为高，经甲午一战，差距明显。在另一刊号的《军国民篇》中简略介绍了日本的武士道：“日本之武士道，日本之国魂也。彼都人事皆以大和魂三字呼之。”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日本相关内容的整理，使得《新民丛报》中所呈现的日本形象变得相对立体饱满起来，并且由于以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改良派们，留日经验者也多，所叙述的日本是较之前更为直接真实的，倡导要向日本学习并不是无凭无据的空谈空说，虽然其中也并不否认有部分亲日嫌疑的言论存在，但总体上是借鉴目的占主体趋势，本章对之前所列出的日本相关言论做出整体性的总结。
通过政治、教育、学术学科等方面的日本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等各种改革后，不单单是在政体上，其他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从而一跃成为当时亚洲的先进国。首先，政体上的成功，让当时的中国，特别是改良派更加意识到了立宪政体的可行性，使得国内立宪的呼声愈发高涨。教育方面，各种教育体制的革新、学堂的普及、教学制度的改革让日本的教育水平大大地提高，使得中国的求知分子纷纷赴日求学。但也因此，日本国内一些建办不良学堂的不良风气渐起，中国留日学生抗议事件时有发生。但从另一个角度，维新派认为这也是国民对人权、自由意识觉醒的表现，之后报导此类事件的篇幅也增多。同时，在学术学科方面，通过日译西学和日本近代著作，《新民丛报》给国人普及了很多先进的理论、新思想和新文化，对民智起到了很大启蒙作用，也增强了国际视野，一定程度上说其是份教育学报也不为过。综上所述，《新民丛报》中所展现的日本形象总体上是积极偏正面的，某种意义上给当时的中国做出了示范、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全1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彭泽周.中国の近代化と明治維新[M].东京：同朋舍，1976.
[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5]石云艳.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
[6]周桂荣.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思潮[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2）.
[7]郭刚.论梁启超汲取日译西学的启蒙思想——以进化论和民权说为例[J].理论月刊，2006（03）.
[8]阳志标.维新报刊在中国报刊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4（04）.
[9]吴限，田庆立.统合、复归与统制——近代日本国家崛起中的文化战略[J].东北亚学刊，2016（06）.
[10]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M].みすず書房，1999.
[11]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北京编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2.
关键词：《新民丛报》；日本言论；改良派；日本形象
一、《新民丛报》简介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为半月刊，至1907年12月停刊，共发行了96号。《新民丛报》每期所设栏目多达25个：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图画、论说、学说、时局、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谈丛、文苑、介绍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馀录。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缘起，在该报创刊号的告白中得以体现：
“中国报馆之兴久矣，虽然求一完全无缺，具报章之资格，足与各报相颉顽者，殆无闻焉。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殆幼稚时代势因有不得不然者耶，本社同人有慨于是，不揣祷昧，创为此册。其果能有助于中国之进步与否，虽不敢自信，要亦中国报界中前此所未有矣。”
并且，梁启超将报刊作为“先收天下之心”的重要手段，《新民丛报》在维新派传播其思想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并且梁启超认为“报刊之所以能起监督政府之作用，这由于报刊不归政府管属，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政府受国民委托，报刊却代表民意”，“报馆之所以响导国民也，与学校异，与著书亦异，学校者筑智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报刊能起到监督政府和代表民意的作用。因此，《新民丛报》不管在传播先进知识、启迪民智方面，还是作为维新派宣传其思想方面，都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新民丛报》初期的涉日言论研究
《新民丛报》初期（1902年—1903年），改良派们通过该报用文字向读者展现了当时的日本实况，使之前一直模糊的日本形象变得更加清晰真实起来，同时就当时在日的国人的相关情况也做了一系列的报导，其中所反映出的日本形象也让人值得深究。
（一）政治相关
在“舆论一斑”栏目里所刊载的《论英日联盟》中，谈及“英日联盟”，当时主要舆论认为其目的是旨在“维持远东和平大局，保全中韩两国土地及自主之权”。但以往受人所仰之中国却同高丽一样需保全于英日，实为可耻也，“君臣上下不能引之为可幸之事”。在“中国近事”一栏中谈及“英日联盟”，认为英日两国只是打着保全中韩的名号，实则是在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利益而已，中国在此艰难之局况下，应“必一面行新法以自强，明教育以自卫。一面藉两国联盟之势，乘势利用之，是为中国目前之第一政策矣。”在“绍介新书”栏目中，提到了周逵所译的《万国宪法志》，其中说到日本已有宪法，但依本国国情，吸收了适合本国的西方宪法并为之所用；后期番号也介绍了日本国会、日本行政法纲领。在《公民自治篇》中，认为公民自治为天理，乃自然之勢，而中国为何不敌欧美，原因在于政体为代治，而非民治。日本是采取法国之制，遂得以进步。在《论政体种类及各国政体变迁之大势》中，引用了日本博士一木喜德郎的理论来解释当时中国政体的情况。在《封建制度之渐革》中，谈及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认为封建是各国都有的，但日本有士族中国却没有，日本凭自力灭封建，兴民权，但与之对应的中国结果却是君权变强，实为君主的自卫。在《新民说》中《论进步》一章中，举例明治维新志士吉田松阴之言论：“今之号称正义人，观望持者比比皆是，是焉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图占地布石之为愈乎。”认为之所以有今日的日本，全因持此精神、遵此方略。在“国闻短评”一栏中的《论日本解散下议院》一文中，认为“解散议院者，政府与民间最后之决战。”其过程也是进化必须的一步。在“评论之评论”一栏中的《日本之部》谈及关于日俄之满洲问题，对于日本态度的看法。
（二）教育相关
教育方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日本教育体制的相关介绍以及当时中国所存在的教育问题，二为当时在日留学生之遭遇的相关报道。
在《教育政策私议》中，用“教育期区分表”和“教育制度表”两表说明了日本人所论之教育次第，指出了中国教育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东籍月旦》中，因“吾中国人畴昔既未一受普通教育”，介绍了日本现行中学校普通科目；“中国自诩为礼仪之邦，宜若伦理之学，无所求于外。其实不然，中国之所谓伦理者，其范围甚狭，未足以尽此学之蕴也。”又列出了日本文部省所发之训令中关于中学所教伦理道德之要领。并且简要地介绍了日本文学博士十元良勇次郎的《中等教育 伦理讲话》，日本文学博士井上圆了所著的《伦理通论》，日人西晋一郎所翻译的英人格里安所著的《グリーン伦理学》。在《日本教育之金钱问题》一文中，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位日本教习因为中国银价下跌，要求中国需按照日本金币伸算，是不自爱的行为。并且指出中国人崇洋之恶习经庚子之役之后更为加深。在《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中道：“日本今日各学堂之伦理教科书，莫不从之，不能以其为泰西至伦理学为拒之也。”
关于当时在日留学生实况的报导，如《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学生之始末记》《论日人侮我太甚》《博览会人类学馆事件》。首先，主要介绍了当时日本留学实为大势，相比欧美，大家更多的是倾向去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求学，日本人在中国办的学堂，报名之学徒数量相当可观。其次，对当时日本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馆泛滥的实况进行了说明，正规的学堂不置于评价，对于趁势滥开的野鸡大学的众多不合规的学制、管理方法、教育内容等进行了揭发及批评。而篇幅最为多的报道，则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与工事蔡某所发生的纠纷。最开始只是放在报纸每一号的小栏目里，作为一个事件的连续报道，但之后问题上升到梁启超觉得这已经不能单单作为留学事故来对待了，由于相关负责人的作为及民众反映，已经发展成与国权、人权尊重等相关系的问题了。之中，不仅揭示了当时留学生在日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蔡使与日本相关人士勾结等问题，更突出了当时在日留学因不满蔡使之作为而愤然集体抗议的举动，认为是国民关于人权、国权等权利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 （三）学科相关
学科知识部分，《新民丛报》初期所涉及到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地理、法学、生物、历史、学术及文学。其中，主要引用了很多来自各个学科日本学者的部分研究言论。
在《亚洲地理大势论》中，以日本志贺重昂氏地理学讲义中的《亚细亚地理考究之方针》一片为蓝本，结合梁启超个人想法，介绍了亚细亚的地理概况及优势所在。在《法律平谈》中，介绍了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冈村司所著《法学通论》中的部分内容。在连载的《诗界潮音集》中，刊载了不少日本人所写的诗歌和描写日本的文学作品。《尺素五千尺》中引用了日本理学博士横山又次郎所著的《生物之过去与未来》，说明人类未来之进化。在《东籍月旦》第二章的《历史》中，介绍了日本对于历史的相关分类。“总综日本历史之书，可分为八类，论之，一曰世界史（西洋史附焉），二曰东洋史（中国史附焉），三曰日本史，四曰泰西国别史，五曰杂史，六曰史论，七曰史学，八曰传记。”其中，主要介绍了世界史（西洋史附焉）、东洋史（中国史附焉）以及日本史。《中国上古旧民族之史影》中，着重介绍了日本人鸟居龙有关藏民及苗族的调查。在《各国人之特性》中，如此描写了日本人之特性：“日本人自论其国人之品性，曰日本人者，无印度人哲学之天才，又无支那人实利之长，所维能发挥印度支那所不能发挥者，军事上及政治上之才能而已。其国民皆慕贵族之风，而重形式似英国人，然无盎格鲁撒逊人种之长，所平日尚虚夸，而易激动，其感情似法国人，然无高卢人种之天才也。”“日本人者，因循姑息。”在《华年阁物语》的《说萤》一文中，介绍了日本渡濑理学博士关于“萤”的相关研究。
（四）翻译、经济、军事
翻译方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为相关西学新词的翻译问题；二为“和文奇字解”相关。
在“问答”一栏中，对Political Economy、Statistics、Domestic Economy等词汇的翻译问题，如日本是如何翻译成汉字词的、中国译者如严复又是如何翻译的，进行了相关讨论。日本在翻译此类西学词汇时，主要使用的是比较通俗易懂、常用词汇为基础的汉字语言，严复则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希望通过“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来解释其意思。
在译文《和文奇字解》中，解释了日本奇字原因有三。一为，日本本无汉字，“自隋唐以来，始假用中国文字，以传其固有之言语，故分为音训二种。”也因此存在很多日语汉字词与中文词同字却不同义的情况，“以中国读之，几不可解。原因之二为，“日本在中国文字未曾流入之前，已有其言。及得中国文字，始将中国文字之训或音，与其固有之俗语相合者凑成之。”除了这两个“奇中之奇”，还有个原因则为“日本人自行新造之字。如辻之为十字路口等是也，又有新叠字字眼。如上手之为妙手等是也。”
经济方面，在《公民自治篇》中，介绍了日本的税收情况，“日本限乡税亦不得过五之二。”在《日本之部》中《银价下落关系于中日贸易》一文中，对于银价下落各国人民各自为计，是中日贸易政策的大问题。并提出贸易政策三大要素：“第一要素者，当将工业基础”，“第二要素者，当使便运进中国之商品”，“第三要素者，则求工业之改良进步”。在《国际之部》中《日本经营福建铁路之方针》一文中，认为铁路建设是重要经营，且“日本经营福建铁路，其言曰，日本之于福建，徒拥势力范围之虚名，未尝有一事之施舍。”
军事方面，在“兵事”中《军国民篇》中，谈及日本军事为何超過了中国，说到了两个原因。一为日本比中国更注重体魄的培养，“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治基础。”二为兵器者。中国制造兵器历史虽久远，但近代以来，西方兵器制造水平着实为高，经甲午一战，差距明显。在另一刊号的《军国民篇》中简略介绍了日本的武士道：“日本之武士道，日本之国魂也。彼都人事皆以大和魂三字呼之。”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日本相关内容的整理，使得《新民丛报》中所呈现的日本形象变得相对立体饱满起来，并且由于以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改良派们，留日经验者也多，所叙述的日本是较之前更为直接真实的，倡导要向日本学习并不是无凭无据的空谈空说，虽然其中也并不否认有部分亲日嫌疑的言论存在，但总体上是借鉴目的占主体趋势，本章对之前所列出的日本相关言论做出整体性的总结。
通过政治、教育、学术学科等方面的日本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等各种改革后，不单单是在政体上，其他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从而一跃成为当时亚洲的先进国。首先，政体上的成功，让当时的中国，特别是改良派更加意识到了立宪政体的可行性，使得国内立宪的呼声愈发高涨。教育方面，各种教育体制的革新、学堂的普及、教学制度的改革让日本的教育水平大大地提高，使得中国的求知分子纷纷赴日求学。但也因此，日本国内一些建办不良学堂的不良风气渐起，中国留日学生抗议事件时有发生。但从另一个角度，维新派认为这也是国民对人权、自由意识觉醒的表现，之后报导此类事件的篇幅也增多。同时，在学术学科方面，通过日译西学和日本近代著作，《新民丛报》给国人普及了很多先进的理论、新思想和新文化，对民智起到了很大启蒙作用，也增强了国际视野，一定程度上说其是份教育学报也不为过。综上所述，《新民丛报》中所展现的日本形象总体上是积极偏正面的，某种意义上给当时的中国做出了示范、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全1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彭泽周.中国の近代化と明治維新[M].东京：同朋舍，1976.
[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5]石云艳.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
[6]周桂荣.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思潮[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2）.
[7]郭刚.论梁启超汲取日译西学的启蒙思想——以进化论和民权说为例[J].理论月刊，2006（03）.
[8]阳志标.维新报刊在中国报刊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4（04）.
[9]吴限，田庆立.统合、复归与统制——近代日本国家崛起中的文化战略[J].东北亚学刊，2016（06）.
[10]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M].みすず書房，1999.
[11]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北京编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