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后”这代写作者中，双雪涛是一位迟来者。当这代人中最早开始写作的作家们已经名声在外、著作等身时，双雪涛尚在一家银行上班，每天与数量庞大的钞票打交道。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写作，遂辞职。在这时代，成为一位自由作家无疑是冒险之事，更何况他低产，惜墨如金，不可能像许多作家尤其是网络作家那样倚马千言，日产万字。无论如何，他还是决心上路了——我为此感到庆幸。
　　我最早接触双雪涛的作品是他的《无赖》，尚未发表的电子稿。后来又陆续读到《跛人》《大师》《安娜》等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语言。他绝不像有的“80后”作家那样追求语言的华丽，情绪粘稠。与他的作品相遇，扑面而来的，是北风般的冷峭。他也甚少以外露的、直白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观念，而是将之磨碎，融入字里行间。他的小说，大多有着套盒般的结构，大故事里有小故事，小寓意连接着大寓意。他更有着小说家的狡黠与智慧，用烟雾迷蒙你的双眼，看似是在一本正经地给你讲一个故事，陈述某个观念，其实他真正重视的，是另一个，是藏在水面下的那一个。
　　我首先喜欢的是《安娜》，一篇经过反复打磨，以至于没有一句废话的作品。《安娜》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时间主要是“我”与安娜读初中与大学的时候。安娜是谁？“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坏学生。那时候她时常不来上课，在街上和其他学校的男生溜达，有时候上去扯男生的头发，很用力那种，揪住了还要晃一晃，男生就这么被她牵着，脸上还赔着笑，好像是得了某种殊荣。”着墨不多，活脱脱一个叛逆少女的形象却跃然纸上。“我”则显得内敛，偏执，缺了一根筋似的。按理说，俩人的故事实在没什么好讲的，经由双雪涛娓娓道来，却自有他的腔调。腔调如何形成？语言独特是其一，含蓄内敛的写法也是其一，精心设计的对白也是其一。因着这些，《安娜》已经可以与那些缠绵悱恻、俗套泛滥的校园爱情故事区别开来了。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安娜》，作者恐怕是要冷笑一声的，接着向你投来轻蔑的一瞥。与他的《无赖》《生还》《我的朋友安德烈》等作品一样，《安娜》是一个双重文本。随着“我”与安娜那最初的爱情一同觉醒的，其实还有阶层的意识。小说中有一段写到“我”与安娜的性经历，这既是两人感情的高峰，又是阶层意识觉醒的仪式。这仪式既是开端，又是结束。伴随这仪式而产生的情感将不再单纯、单一，而是让情感的主体沉入幽暗之地。借用麦克尤恩小说的题目，这“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写法在“80后”的写作中并不多见。更可贵的是，双雪涛既发挥了小说介入现实的功能，又意识到他是在写小说，并没有完全忘却艺术的自律。他并没有将“我”与安娜的故事，处理成不同阶层间的隔阂与冲突，甚至是对立的状态。“我”固然是来自工人阶层——双雪涛在他的个人简历中也时常提及自己是“工人子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阶层本身的生活毫无暖意可言。双雪涛也在追问社会历史变革所带来的公平、平等的缺失等问题，却也意识到，这并没有让穷人的生活完全黯淡无光。小说里有不少“我”与“我”的父母间相互关心的细节。家里的电话“是我妈在我上大学之后下决心配的，为的是她能够找到我，我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也能找到他们。”小说里还写到，“我”知道如果“我”晚上不回家吃饭，母亲便只会煮一锅粥，然后和父亲吃上几个茶鸡蛋就完事，而一旦“我”在家吃饭，母亲就会炒一个菜。“我”外出去见安娜时，当母亲问是否回家吃饭，“我”说回。其实是否回来，还是不能确定的。然而，一旦“我”说回，父母就可以吃得好一些。这些寻常的细节，已将“我”与家人之间的爱意以含蓄内敛的方式传达出来。
　　对于一个“工人子弟”来说，书写带有暖意的细节与场景，传达困顿中的温情其实并不困难，当然，在目前这种新左思潮越来越有市场的时刻，泄愤的欲求与激进的姿态也很可能会使得人们忘记这一切。审美的愉悦与道义的担当并非两难，然而，在有的作家看来，为了道义的担当而牺牲审美的愉悦，已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双雪涛想必会认同一点：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必须是以艺术的形式来进行，道义并不能成为思想上单薄、艺术上粗制滥造的借口。难得的是，双雪涛在小说中越过了阶层的简单预设，以相对中正、平和的立场去呈现另一阶层的生活。他对安娜，还有安娜家庭的注视，并不是立足于“工人子弟”的偏执与偏见，而是以艺术家的良知，以人道主义者的冷眼与热心肠去书写他们的矛盾和精神困境。在一篇题为《让我们来做滑稽的人》的创作谈中，双雪涛曾这样写道：“我爱安娜，她由我臆造，可是吸纳了我真挚的爱情，她是我写过的一些女性人物的胚子，好像酒的原浆，用一口大缸埋在地里，回头在上面盖了一座酒厂。我还没有信仰，常感宇宙之残暴，恶的毒液进入人的身体，有人试图用一生去挤，有人把它聚在舌尖，给挚爱的人深情一吻。可是有毒的土壤里，在恶的浊水旁，也可长出点小花，那花如果有那么一点美丽，就值得去写一写，证明在黑暗里穿行的人们曾经有过几刻的闪耀，用得上文学。”
　　这篇短评的读者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到这段话时是怎样一种感觉，在我，实在愿意因此对这位与我同年出生的文学同道致以敬意。我想，有心人自可领会，他的文字间有着介入社会现实的勇气，但是又不乏超越现实、尊重艺术的胸襟与眼界。他的勇气，他的执着，他的清醒，不失为一束隐秘的火焰，也许无法照亮漆黑的夜晚，完成净化“有毒的土壤”与“恶的浊水”的宏伟使命，却让我得以确证，对道义的承担与对艺术的抱负并非两难。相反，艺术上的抱负与才能，可以让作家的道义承担真正落到实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不少作家在处理社会历史问题时，主要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站在“被欺凌与被损害的”一方，这种伦理承担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问题是，小说毕竟有自身的伦理，那就是对事物复杂性的守护。立场过于清晰，过于决绝，很可能会忽略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会损伤思考的力度和深度，而真正有抱负的艺术家，是不会将道义承担作为艺术上无能的借口的。
　　我更希望，这位兄弟般的同道，能够在他将来的写作实践中继续坚持这种宝贵的品格。同样是在《让我们来做滑稽的人》中，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写《大师》这篇文章跟他父亲有关。“我的父亲活得不算长，可是已经赢得了我的尊敬和思念，他极聪明，也极傻，一生匆匆而过，干过不少蠢事，也被少数几个人真正爱过。没有人知道他。《大师》不是为他做传，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大师》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决心，我希望能把在他那继承下来的东西写在纸上，如果我和他一样，无声无息地做着自己的事，然后结束，那也不错。只是曾经抵达过的灵魂的某个地方和为此流过的血，自己不应该忘记。”我想，他已很清楚自己所想要做的一切。而他所需要的，只是持志前行，继续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