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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华是近些年来迅速成长、赢得学界广泛关注的新锐批评家，他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在当代青年学人中独树一帜。他既有着任教于知名高校而锻造出的学院派缜密风格，又有着作为青年小说家、随笔作家的丰富创作经验和写作理念；既有着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影视艺术研究而形成的时尚触觉，又有着借助时尚话题深入人文知识分子精神深层探究、关注舆论热点而传达自由精神的智慧表达。在梁振华这里，新锐批评家、青年作家、著名编剧、策划人等诸多身份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仅就其文学与影视批评的成绩而言，在青年学人中也颇为令人瞩目。
在我看来，解读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可以有许多角度和关键词，但无论采取何种视角与方法，均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始终以当前社会上广泛关注的大众文化与热点问题为对象，在无限趋近时髦现象的光影声色中，他以理性却睿智的目光进行了审视，切入到了时尚文化的精神内核，捕捉到了喧嚣背后隐秘的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和光怪陆离时代中人们的精神迷惘与内心悸动。因此，从时尚哲学的角度审视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不光可以对其批评思想与风格进行准确的把握，理解其批评的动机与思路，而且可以通过个案的分析反观当代文化批评的有效策略与方法，为当前文学与影视批评在急剧转型时代的踯躅不前问症把脉，探究如何在瞬息变化的对象面前建立富于成效的文化、文学批评观念。
一、文坛热点与时髦话题的跟踪批评
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从早期的《枫林冷雨》《时尚的谎言与魅惑》到近期的《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无名的镜语》等著作，多是对一定时期内文坛热点与时髦话题的跟踪批评，题材趋热的选择十分明显。在梁振华看来：“急剧‘嬗变’的时代，呼唤着每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知识人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换句话来说：现在不是探究趋附还是拒斥‘时尚’这一类问题的时候，更迫切的疑虑是：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体验和反思斑驳陆离、令人目眩的‘时尚’文化现象？”“我并不期望用一味谨严肃穆的‘学者风范’，来‘扼杀’了这一份从容、不羁的‘人间情怀’。”①基于自我真实而真诚的思考以及敏锐的内心体验，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处处可见生机勃勃的文坛热点现象与魅惑人心的时髦作品。无论是对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响应（《宿命与承担——市场经济浪潮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还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追问（《反观与重塑——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流变》）；无论是对“低龄化”写作现象的分析（《低龄化写作：文化快餐业的“童工”》）抑或对于曾经轰动一时的余秋雨余杰之争的评判（《历史真实岂容回避——由余秋雨拒绝“忏悔”说开去》），以及对于韩少功在“马桥事件”中遭遇的声援（《我仍这样说——“马桥”断想》）等，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文字中流淌着对于时尚元素的捕捉以及研究对象精神气质的呈现。
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学院派学者正襟危坐而拘谨局促的批评模式与观念在他的文字中是极为少见的。梁振华这种对于文坛热点问题和时髦话题的热衷，一方面固然由于他对当下文化动向的敏锐观察和细腻体验，有着某种个性禀赋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其对西美尔时尚哲学的认同密切相关。在一篇十年前的文章《经典哲学的“时尚”表达——走近西美尔》中，梁振华就对时尚研究作为一种范式的前景表现出了乐观的期待：“特立独行而令人不安的西美尔，时隔数十年之后又成为了欧美学界的重要思想库藏，另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或许在于西美尔跨越学科疆界的泛文化视野，密切关注现代性及现代生存图景的不乏先锋姿态的尝试，显然与‘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时尚无处不在的当代语境产生了遥远的共鸣。”②梁振华在西美尔看似零散随意的组合表达方式中，发现了西美尔碎片化、感性化的生命哲思中所具有的深意：“玩味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存感觉’，专注零乱、散漫、细节化的日常生活——这或许就是西美尔的所谓‘形而上学性情’？在这些精致而稍显艰深的学术小品里，渗透着异常澄澈的思维和对现代生活的惊人洞察力，现代社会的喧嚣、感官欲望的流动在文字中已凝固成寂静的沉思。”③精神触觉异常灵敏而深刻的梁振华，选择了西美尔式的以时尚现象为对象的批评方式。他并不讳言自己对有血有肉的时尚生活体验的热衷，但其并未沉溺于对个体生命感觉声张的惬意，而是在体验的同时以过人的智慧进行表述。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一些在主流意识形态学者和传统视野批评家笔下所忽视的社会现象、精神体验与生活细节，在梁振华的笔下常常被赋予了耐人寻味的文学意味与哲学思辨深意。
在《永远的“台北人”》中，作者对“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排名第七的白先勇的《台北人》进行了品读，在这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是一场颇为时髦的话语盛宴。在世人对一百强小说排名颇具争议之时，梁振华关注的却是小说背后折射的时代变迁与反讽意味：“‘台北人’实际上就是离异了乡土的大陆人，‘台北人’从来不是而且也未尝情愿做真正意义上的‘台北人’。无根的苦痛、漂泊的迷惘、无所归依的焦虑，便构成了‘台北人’精神领地里永恒的主旋律。这一群让人怜悯、让人叹息的‘台北人’，为我们纤毫毕露的展现了一代退守台湾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并且也寄寓着作家对民族兴衰的深刻关切和沉痛感悟。”④在《我仍这样说》里，梁振华透过围绕韩少功长篇力作《马桥词典》衍生出的种种事端，看到的不是各方各执一词的对与错，而是察觉到了：“在行将逝去的世纪末叶，透过浮华的世相和都市的尘埃洞察历史的本真，是如此沉重而艰辛的使命。思索者和洞达者的声音在周遭一片讥讽哄笑之中显得如此的微弱，他们孑然屹立于荒草凄凄的精神麦地里，孤独而倔强地守望。”⑤在《诗人，你该不该写儿童诗？》中，梁振华就曾经引人关注的知名学者倡导诗人们写作儿童诗的文章进行了辨析和质疑，指出了此倡议的错位与荒谬：“在我看来，真正的‘童心’，并不是说要在为孩子们创作时才能油然而生，它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视角，它是洞悉生活本真之后的一种澹明、释然和超脱——而这正是文学应当持守的立场，与诗人直面现实的阴暗和不屈不挠质疑生活的使命无关。”⑥此外，在梁振华的其它诸多文章，如《清浊之间，喜耶？悲耶？——我愿为阎真先生辩护》《彷徨者的归途与哀痛——读<沧浪之水>随想》《对易术说话》《新世纪，我们该不该“读经”？》等，都能发现其对热门话题和文坛作家作品的解读。 如果对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了解不多，人们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误读之中，似乎他所从事的批评工作仅仅停留在对文坛热点现象和热门作家作品的阐述上，是一位描述多于思考、沉溺胜过反思的诠释者，缺乏直面文化缺陷、批评作家不足的勇气与责任。事实上，作为一位游走于书斋内外、理论与创作兼顾的经院派学者，梁振华对当代文学与文化尚作出的暧昧表达中，其实隐藏着其对当代文化现象的深刻反思与犀利批判。换言之，时尚在梁振华的批评活动中更多扮演着一种切入视角的作用，他的本意并非停留在对于时尚表象的嗜好，而是以此为契机体验文学与文化现象，解构由时尚因素拼凑的文学盛宴与文化谎言。梁振华在著述中对于文坛热点现象与热门作家作品的关注，是建立在批评家的主体精神观照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具有了对于时尚内部规则与细节的体察，而具有了锋芒毕露的批判力量与哲理思考深度。
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上下册）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坛的热议，褒奖者、批判者各执一词。对于这一文坛年度热门话题，梁振华自然不愿错过评论的权利。不过与一般研究者对于《兄弟》或褒或贬的两极分化评论不同，梁振华在《虚伪的“现实”——为余华<兄弟>一叹》中给出了不同的评价方式。他从余华小说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于“现实”的不同表现方式出发，指出了余华小说的一大特质，即：“在那个可以‘眼见’、由‘常识’构成的现实面前，余华从来不是一位热衷者。换个角度来说，长期而自觉的写作态度使然，余华并没有培养起足够的在繁密而精微的叙述中展开现实书写的能力。我们不难发现：余华小说中真正优秀的部分，大多出自对生活本相和‘事实框架’的意念化、抽象化处理，而不是源自现实的常态结构本身；他小说中展露的‘真实’，也恰恰是脱离世界的现状秩序之后的‘真实’。余华将这种表达称为‘虚伪的形式’——‘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秘方式。’这正是余华的深刻之处。可是，当创作个性根深蒂固的余华试图用‘常规’的批判思维和逻辑来描述一个确定性的时代及其变迁时，尴尬的情形出现了。”⑦对曾一度风靡于京城的话剧《怀疑》，当许多评论者都对这部作品表示出无限推崇之意时，梁振华却从话剧中人物塑造过于脸谱化的缺点中，发现了一个文学作品创作中戏剧性与思想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情形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严重削弱了‘怀疑’本应具有的深度和力量，将观众/读者导入了对‘怀疑’本身的怀疑而不是对‘怀疑’重构现实、改变世界的伟力的信奉。这个堪称触目惊心的错位，也许是对‘怀疑’发出由衷礼赞的剧作家尚利所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这种错位，让一次本可以触摸人性虚弱和直抵人类生存困境的叩问被降格成了一出廉价的善恶冲突和道德事件。”⑧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以时尚的对象、华美的文辞和严密的逻辑，通过一个个文坛热点现象和时髦话题的透析，为当代中国喧嚣而迷乱的文学、文化现场刻画了一座立体、斑斓的雕像。
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经院派学者的思想气质与叙述文坛热点、探讨时髦话题的文化激情并行不悖，以独立思想切入文学时尚话题，以时髦现象为症候反思文化心理，梁振华的批评对于社会生活、文化思潮、创作心理进行了持续的开掘。出于对宏伟叙事遮蔽个体灵魂、稀薄精神细节的警惕，梁振华在对文坛热点和时髦作家的叩问中坚持以断裂的、碎片式的方式切入批评：“就确凿的历史事实来看，与社会结构、体制相关的宏大理论往往容易受到时代文化语境的制约（甚至嘲弄），而基于人类生存体验的思考才真正具有某种‘终极’的意味——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人的存在体验和存在本身更持久、更‘经典’、更具有‘现代性’？”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吸引眼球但并不制造噱头，饶有兴味但并不浅俗、庸俗，他努力在对时尚细节的点滴体验中咀嚼着时代的精神细节，探寻那些被意识形态或商业利益遮蔽了的文化意义。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情感饱满，质地鲜明，洋溢着批判的锋芒与令人乐道的智慧。面对文坛热点和时髦话题，梁振华绝不会陷入简单的价值评判和艺术审视，不会在褒扬或批判的极端奔突。他以睿智的哲思、敏锐的感触，在纵横捭阖、进退有据的节节叙述中，一步步地还原出文学现象与文化背景，将言说的基点建立在厚实的材料与考察上。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突破了经院派学者因袭的话语窠臼，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探讨复杂语境下应对各类文学现象与文化问题的可能途径。在他的批评实践中，对文坛热点和时髦话题的体验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切入现象本身，时尚的表象与思考的力度相互促进，将“五四”新文化以来不断分裂的雅俗文化及其阐释方法进行了有效的统一，使经院派的枯涩文字有了色彩斑斓的生命经验和时尚动感，焕发出别样的魅力。
二、文学与影视互动关系之探究
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对于文学与影视互动关系的成了无法割舍的情结。梁振华在湖南师范大学首届中文基地班就读时，便已表现出对于电影批评的浓厚兴趣，不仅创办了同仁油印杂志《电影沙龙》，而且围绕电影与当代文学的关联写作了本科学位论文。“再后来，从长沙到北京，开始不厌其烦地发表稚嫩的影评文字，开始浅一步深一步涉足影视创作，并且把当初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加以拓展延伸，提交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会场。”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机缘，梁振华将其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研究不断系统化，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引起学界同仁的热烈反响。
研究文学与影视之关系，要求学者既需要有丰富的文学阅读量和敏锐的感悟，又需要有影视文化的理论知识与鉴赏水平，这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要求。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超出了一般学者之处在于，他不仅有着学院派批评家的文学阅读积累和严谨态度，以《影视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互动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而且有着长期的随笔、散文、小说创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是以影视局外人，而是以编剧、导演、策划人的身份介入到了影视剧生产的主要过程，对于影视剧的制作与影视文化有着大量的实践体会。正是多方面条件的综合影响，使得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拥有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石、长期的创作经验和作为影视人形成的职业敏感及前瞻意识。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不仅有着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锐利，而且还在批评文字中浸透着自身的心灵感悟和哲理思考。梁振华将自己的文化触觉放置于文学与影视现象的深层，探询令人目眩的时尚背景之后不易为人察觉的时代症候、时代的精神状态，力图发现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病症，以及在文学与影视关系的探问中寻找现代人可能的精神支点。 迄今可查的梁振华最早对于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的文章，是发表在2001年的论文《时代的双重奏——初探新时期中国文学与电影的互映互动》。这篇文章来源于梁振华的本科学位论文，显示出了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电影互动关系的深刻把握。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零星地谈到过当代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的关系，但全面系统地梳理当代文学与电影关系的文章却付之阙如。梁振华在长期的文学研修与影视鉴赏、创作实践中，发现了此领域研究的薄弱，对这一选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在这篇初试牛刀的文章中，梁振华在大量的文学与影视现象背后，捕捉到了新时期中国电影在内容题材、思想主题、叙事技巧所表现出的对于文学的依附倾向，以及相应地作为时代文化主流的电影对文学创作在思想观念和表意策略方面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电影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并轨，正是新时期中国电影从荒芜走向繁荣的主要动因：“电影在文学作品的原有模型上进行二度创作，显然有利于导演十分便利快捷地汲取文学原著中的‘菁华’，在现成的完好构筑基础之上只需朝个人主观思维及艺术感觉的方向上作一些‘无关大局’的取舍和改动并将其转化为直观的电影语汇，从而大大约化了从构思到实际拍摄之间能动的艺术创造过程。如此一来，电影从底本变成拷贝周期的相对缩短无疑有利于电影作为一种商品能以较高的生产速率投放市场加速流通，更符合‘电影产业’的运行法则{11}”。基于对文学、电影二者互映互动关系的发现，梁振华在新世纪伊始即认为中国文艺正在追寻民族特性、反映民族时代特征的探索轨迹上前进，并呈现出光明的前景。这些论断，为此后的中国电影与文学的互动实践不断得到证明。
此后梁振华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探讨文学与电影关系的论著，它们或以个案的方式呈现，或以宏观研究的面貌表现。影视文化作为当下时代的一种文化时尚，灯光魅影之中自有无处不在的蛊惑力。作为文化时尚的言说者，梁振华凭借着富于生活质感的话语、自有平等的立场展开对于文学与影视文化现象的探讨。对于一位从事时尚影视文化现象的言说者而言，判断其批评是否具有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分析其话语表述究竟是真正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体验和精神思考，还是迷恋于天花乱坠制造噱头的姿态。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是他在面对斑驳陆离的时尚文化时作的真诚思考，他的关注对象或微观或宏观，或零散或整体，但其内在精神立场却是贯彻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平等观念。这些真诚的思考和内心体验，使我们能够在梁振华对于张艺谋、陈凯歌、张之亮等影视名人及其作品的评判时，感受其批评中的激情、睿智、反思以及直逼存在的真实力量。梁振华的批评很少停留在“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简单话语中，他将自己的哲理思考与感性的生命体验交织在一起，在肯定或否定的两极间奔突往返，透过时尚话题的华丽表层，显露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与大众心理。
《“神话”的诞生与终结——张艺谋与他的文学“魔杖”》通过对张艺谋的时尚电影文本的追溯，发现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倚重。在此基础上，梁振华指出张艺谋电影的文学化想象主要从相反相成的双重视域内展开：一方面是当代小说在内涵、风格和文化品格上为张艺谋电影创作奠定了根基，另一方面则是影像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张艺谋以视听造型和大众文化范式为基准对文学原著实施了种种叛逆化话语转换。在材料详尽的论述后，梁振华发现了张艺谋电影的固化创作模式，即以文学作为银幕奇观建构的支点。张艺谋新世纪执导的系列商业武侠巨制之得失与毁誉，在梁振华看来也寓示着文学对于中国电影创作者的重要影响：“美轮美奂的画面和音效、堪与好莱坞大片媲美的宏大场景，却难以掩饰影片精神内涵的空洞和叙事能力的极度贫弱。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咎于剧本的艺术水准。一个醒目的事实是，《英雄》和《十面埋伏》均是地地道道的原创影片，张艺谋以罕见的胆魄摆脱了文学这根拐杖，自己摇身变成了剧本的原创作者之一。这一事实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这两部影片（尤其是《十面埋伏》）在叙事上存在着空洞、矫情、概念化等一系列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既有文化想象中‘张艺谋神话’的终结。”{12}“一旦抛弃了文学的‘魔杖’，他自起炉灶的原创影片便立竿见影地显现出了叙事能力的拙劣以及文化创意上的极度瘠薄。这显然是用任何高贵、华美的视觉画面都难以挽救和弥补的。”{13}《病症与自赎——中国式大片诊断书之一》则聚焦于国产大投入、大收益、大明星、大场面电影现象，在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电影工业背景下揭示华语电影在融入全球化、一体化市场时的尴尬遭遇。在梁振华看来，中国式大片的根本性症结就在于：“归结于‘大’的蛊惑，‘大片’决绝地摒弃关乎人性、人情的入微体察，僭越人世、人生的常理与常态，以美学的暴力耽迷于表象化的影响书写，创造了一种‘悬空’式文本形态：要么削平意义景深，要么将玄奥的哲理无限抽象，让人感觉不到生命的疼痛、人性的昭示和灵魂的呼吸，有的只是大而泛之的符号堆砌。”{14}除此之外，《文字与影像的暧昧遇合——评<手机>》、《经典的拆解与史诗的终结——评<赵氏孤儿>》等许多文章也因对文学与影像的精辟阐释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时尚的繁复与纷乱会让最清醒的头脑陷入迷乱，批评家们面对时尚生活的表象经常会在不同程度削弱自己观察生活、进行思考的深度和价值。梁振华的文化批评巧妙地避免了这一陷阱，他在对时尚现象进行抽象提纯的过程中以人的思想观念、心理旨趣为聚焦点，在对流行文化的审视中的发现显然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成为一种叩问存在真谛的心灵对话。
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的论述充满激情而又理性冷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他聚焦时尚，却能拨开时尚的种种迷雾，揭示文学与影视现象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某些特质，这种特质在其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史论专著《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1949-2012）》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该书契合影视艺术的本体规律，以文学的视角、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方法、文学的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影视艺术进行了一次系统化的文学考察。梁振华透过对不同时期影视文学创作流派、思潮与现象的梳理，以及对大量代表性作品的阐释，从整体上建构起了当代影视文学的宏观形象。这部著作以清晰的逻辑纹理、华美的文字叙述，展现了新中国以来的影视文学文本序列，为当代中国文学与影视勾勒了一条生动而清晰的脉络。而梁振华更为内在的价值追求却是，希望通过五彩斑斓的影视文学作品，重新去追溯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与人格建构。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是梁振华文学与影视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将这种关注移情到了影视文学的历史脉络梳理和作品解读中，期望可以由此洞察当代中国文化流变的内在规律，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到具体岗位中的精神价值。
在我看来，解读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可以有许多角度和关键词，但无论采取何种视角与方法，均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始终以当前社会上广泛关注的大众文化与热点问题为对象，在无限趋近时髦现象的光影声色中，他以理性却睿智的目光进行了审视，切入到了时尚文化的精神内核，捕捉到了喧嚣背后隐秘的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和光怪陆离时代中人们的精神迷惘与内心悸动。因此，从时尚哲学的角度审视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不光可以对其批评思想与风格进行准确的把握，理解其批评的动机与思路，而且可以通过个案的分析反观当代文化批评的有效策略与方法，为当前文学与影视批评在急剧转型时代的踯躅不前问症把脉，探究如何在瞬息变化的对象面前建立富于成效的文化、文学批评观念。
一、文坛热点与时髦话题的跟踪批评
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从早期的《枫林冷雨》《时尚的谎言与魅惑》到近期的《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无名的镜语》等著作，多是对一定时期内文坛热点与时髦话题的跟踪批评，题材趋热的选择十分明显。在梁振华看来：“急剧‘嬗变’的时代，呼唤着每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知识人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换句话来说：现在不是探究趋附还是拒斥‘时尚’这一类问题的时候，更迫切的疑虑是：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体验和反思斑驳陆离、令人目眩的‘时尚’文化现象？”“我并不期望用一味谨严肃穆的‘学者风范’，来‘扼杀’了这一份从容、不羁的‘人间情怀’。”①基于自我真实而真诚的思考以及敏锐的内心体验，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处处可见生机勃勃的文坛热点现象与魅惑人心的时髦作品。无论是对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响应（《宿命与承担——市场经济浪潮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还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追问（《反观与重塑——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流变》）；无论是对“低龄化”写作现象的分析（《低龄化写作：文化快餐业的“童工”》）抑或对于曾经轰动一时的余秋雨余杰之争的评判（《历史真实岂容回避——由余秋雨拒绝“忏悔”说开去》），以及对于韩少功在“马桥事件”中遭遇的声援（《我仍这样说——“马桥”断想》）等，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文字中流淌着对于时尚元素的捕捉以及研究对象精神气质的呈现。
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学院派学者正襟危坐而拘谨局促的批评模式与观念在他的文字中是极为少见的。梁振华这种对于文坛热点问题和时髦话题的热衷，一方面固然由于他对当下文化动向的敏锐观察和细腻体验，有着某种个性禀赋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其对西美尔时尚哲学的认同密切相关。在一篇十年前的文章《经典哲学的“时尚”表达——走近西美尔》中，梁振华就对时尚研究作为一种范式的前景表现出了乐观的期待：“特立独行而令人不安的西美尔，时隔数十年之后又成为了欧美学界的重要思想库藏，另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或许在于西美尔跨越学科疆界的泛文化视野，密切关注现代性及现代生存图景的不乏先锋姿态的尝试，显然与‘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时尚无处不在的当代语境产生了遥远的共鸣。”②梁振华在西美尔看似零散随意的组合表达方式中，发现了西美尔碎片化、感性化的生命哲思中所具有的深意：“玩味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存感觉’，专注零乱、散漫、细节化的日常生活——这或许就是西美尔的所谓‘形而上学性情’？在这些精致而稍显艰深的学术小品里，渗透着异常澄澈的思维和对现代生活的惊人洞察力，现代社会的喧嚣、感官欲望的流动在文字中已凝固成寂静的沉思。”③精神触觉异常灵敏而深刻的梁振华，选择了西美尔式的以时尚现象为对象的批评方式。他并不讳言自己对有血有肉的时尚生活体验的热衷，但其并未沉溺于对个体生命感觉声张的惬意，而是在体验的同时以过人的智慧进行表述。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一些在主流意识形态学者和传统视野批评家笔下所忽视的社会现象、精神体验与生活细节，在梁振华的笔下常常被赋予了耐人寻味的文学意味与哲学思辨深意。
在《永远的“台北人”》中，作者对“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排名第七的白先勇的《台北人》进行了品读，在这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是一场颇为时髦的话语盛宴。在世人对一百强小说排名颇具争议之时，梁振华关注的却是小说背后折射的时代变迁与反讽意味：“‘台北人’实际上就是离异了乡土的大陆人，‘台北人’从来不是而且也未尝情愿做真正意义上的‘台北人’。无根的苦痛、漂泊的迷惘、无所归依的焦虑，便构成了‘台北人’精神领地里永恒的主旋律。这一群让人怜悯、让人叹息的‘台北人’，为我们纤毫毕露的展现了一代退守台湾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并且也寄寓着作家对民族兴衰的深刻关切和沉痛感悟。”④在《我仍这样说》里，梁振华透过围绕韩少功长篇力作《马桥词典》衍生出的种种事端，看到的不是各方各执一词的对与错，而是察觉到了：“在行将逝去的世纪末叶，透过浮华的世相和都市的尘埃洞察历史的本真，是如此沉重而艰辛的使命。思索者和洞达者的声音在周遭一片讥讽哄笑之中显得如此的微弱，他们孑然屹立于荒草凄凄的精神麦地里，孤独而倔强地守望。”⑤在《诗人，你该不该写儿童诗？》中，梁振华就曾经引人关注的知名学者倡导诗人们写作儿童诗的文章进行了辨析和质疑，指出了此倡议的错位与荒谬：“在我看来，真正的‘童心’，并不是说要在为孩子们创作时才能油然而生，它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视角，它是洞悉生活本真之后的一种澹明、释然和超脱——而这正是文学应当持守的立场，与诗人直面现实的阴暗和不屈不挠质疑生活的使命无关。”⑥此外，在梁振华的其它诸多文章，如《清浊之间，喜耶？悲耶？——我愿为阎真先生辩护》《彷徨者的归途与哀痛——读<沧浪之水>随想》《对易术说话》《新世纪，我们该不该“读经”？》等，都能发现其对热门话题和文坛作家作品的解读。 如果对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了解不多，人们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误读之中，似乎他所从事的批评工作仅仅停留在对文坛热点现象和热门作家作品的阐述上，是一位描述多于思考、沉溺胜过反思的诠释者，缺乏直面文化缺陷、批评作家不足的勇气与责任。事实上，作为一位游走于书斋内外、理论与创作兼顾的经院派学者，梁振华对当代文学与文化尚作出的暧昧表达中，其实隐藏着其对当代文化现象的深刻反思与犀利批判。换言之，时尚在梁振华的批评活动中更多扮演着一种切入视角的作用，他的本意并非停留在对于时尚表象的嗜好，而是以此为契机体验文学与文化现象，解构由时尚因素拼凑的文学盛宴与文化谎言。梁振华在著述中对于文坛热点现象与热门作家作品的关注，是建立在批评家的主体精神观照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具有了对于时尚内部规则与细节的体察，而具有了锋芒毕露的批判力量与哲理思考深度。
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上下册）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坛的热议，褒奖者、批判者各执一词。对于这一文坛年度热门话题，梁振华自然不愿错过评论的权利。不过与一般研究者对于《兄弟》或褒或贬的两极分化评论不同，梁振华在《虚伪的“现实”——为余华<兄弟>一叹》中给出了不同的评价方式。他从余华小说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于“现实”的不同表现方式出发，指出了余华小说的一大特质，即：“在那个可以‘眼见’、由‘常识’构成的现实面前，余华从来不是一位热衷者。换个角度来说，长期而自觉的写作态度使然，余华并没有培养起足够的在繁密而精微的叙述中展开现实书写的能力。我们不难发现：余华小说中真正优秀的部分，大多出自对生活本相和‘事实框架’的意念化、抽象化处理，而不是源自现实的常态结构本身；他小说中展露的‘真实’，也恰恰是脱离世界的现状秩序之后的‘真实’。余华将这种表达称为‘虚伪的形式’——‘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秘方式。’这正是余华的深刻之处。可是，当创作个性根深蒂固的余华试图用‘常规’的批判思维和逻辑来描述一个确定性的时代及其变迁时，尴尬的情形出现了。”⑦对曾一度风靡于京城的话剧《怀疑》，当许多评论者都对这部作品表示出无限推崇之意时，梁振华却从话剧中人物塑造过于脸谱化的缺点中，发现了一个文学作品创作中戏剧性与思想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情形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严重削弱了‘怀疑’本应具有的深度和力量，将观众/读者导入了对‘怀疑’本身的怀疑而不是对‘怀疑’重构现实、改变世界的伟力的信奉。这个堪称触目惊心的错位，也许是对‘怀疑’发出由衷礼赞的剧作家尚利所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这种错位，让一次本可以触摸人性虚弱和直抵人类生存困境的叩问被降格成了一出廉价的善恶冲突和道德事件。”⑧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以时尚的对象、华美的文辞和严密的逻辑，通过一个个文坛热点现象和时髦话题的透析，为当代中国喧嚣而迷乱的文学、文化现场刻画了一座立体、斑斓的雕像。
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经院派学者的思想气质与叙述文坛热点、探讨时髦话题的文化激情并行不悖，以独立思想切入文学时尚话题，以时髦现象为症候反思文化心理，梁振华的批评对于社会生活、文化思潮、创作心理进行了持续的开掘。出于对宏伟叙事遮蔽个体灵魂、稀薄精神细节的警惕，梁振华在对文坛热点和时髦作家的叩问中坚持以断裂的、碎片式的方式切入批评：“就确凿的历史事实来看，与社会结构、体制相关的宏大理论往往容易受到时代文化语境的制约（甚至嘲弄），而基于人类生存体验的思考才真正具有某种‘终极’的意味——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人的存在体验和存在本身更持久、更‘经典’、更具有‘现代性’？”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吸引眼球但并不制造噱头，饶有兴味但并不浅俗、庸俗，他努力在对时尚细节的点滴体验中咀嚼着时代的精神细节，探寻那些被意识形态或商业利益遮蔽了的文化意义。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情感饱满，质地鲜明，洋溢着批判的锋芒与令人乐道的智慧。面对文坛热点和时髦话题，梁振华绝不会陷入简单的价值评判和艺术审视，不会在褒扬或批判的极端奔突。他以睿智的哲思、敏锐的感触，在纵横捭阖、进退有据的节节叙述中，一步步地还原出文学现象与文化背景，将言说的基点建立在厚实的材料与考察上。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突破了经院派学者因袭的话语窠臼，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探讨复杂语境下应对各类文学现象与文化问题的可能途径。在他的批评实践中，对文坛热点和时髦话题的体验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切入现象本身，时尚的表象与思考的力度相互促进，将“五四”新文化以来不断分裂的雅俗文化及其阐释方法进行了有效的统一，使经院派的枯涩文字有了色彩斑斓的生命经验和时尚动感，焕发出别样的魅力。
二、文学与影视互动关系之探究
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对于文学与影视互动关系的成了无法割舍的情结。梁振华在湖南师范大学首届中文基地班就读时，便已表现出对于电影批评的浓厚兴趣，不仅创办了同仁油印杂志《电影沙龙》，而且围绕电影与当代文学的关联写作了本科学位论文。“再后来，从长沙到北京，开始不厌其烦地发表稚嫩的影评文字，开始浅一步深一步涉足影视创作，并且把当初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加以拓展延伸，提交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会场。”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机缘，梁振华将其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研究不断系统化，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引起学界同仁的热烈反响。
研究文学与影视之关系，要求学者既需要有丰富的文学阅读量和敏锐的感悟，又需要有影视文化的理论知识与鉴赏水平，这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基本要求。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超出了一般学者之处在于，他不仅有着学院派批评家的文学阅读积累和严谨态度，以《影视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互动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而且有着长期的随笔、散文、小说创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是以影视局外人，而是以编剧、导演、策划人的身份介入到了影视剧生产的主要过程，对于影视剧的制作与影视文化有着大量的实践体会。正是多方面条件的综合影响，使得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拥有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石、长期的创作经验和作为影视人形成的职业敏感及前瞻意识。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不仅有着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锐利，而且还在批评文字中浸透着自身的心灵感悟和哲理思考。梁振华将自己的文化触觉放置于文学与影视现象的深层，探询令人目眩的时尚背景之后不易为人察觉的时代症候、时代的精神状态，力图发现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病症，以及在文学与影视关系的探问中寻找现代人可能的精神支点。 迄今可查的梁振华最早对于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的文章，是发表在2001年的论文《时代的双重奏——初探新时期中国文学与电影的互映互动》。这篇文章来源于梁振华的本科学位论文，显示出了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电影互动关系的深刻把握。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零星地谈到过当代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的关系，但全面系统地梳理当代文学与电影关系的文章却付之阙如。梁振华在长期的文学研修与影视鉴赏、创作实践中，发现了此领域研究的薄弱，对这一选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在这篇初试牛刀的文章中，梁振华在大量的文学与影视现象背后，捕捉到了新时期中国电影在内容题材、思想主题、叙事技巧所表现出的对于文学的依附倾向，以及相应地作为时代文化主流的电影对文学创作在思想观念和表意策略方面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电影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并轨，正是新时期中国电影从荒芜走向繁荣的主要动因：“电影在文学作品的原有模型上进行二度创作，显然有利于导演十分便利快捷地汲取文学原著中的‘菁华’，在现成的完好构筑基础之上只需朝个人主观思维及艺术感觉的方向上作一些‘无关大局’的取舍和改动并将其转化为直观的电影语汇，从而大大约化了从构思到实际拍摄之间能动的艺术创造过程。如此一来，电影从底本变成拷贝周期的相对缩短无疑有利于电影作为一种商品能以较高的生产速率投放市场加速流通，更符合‘电影产业’的运行法则{11}”。基于对文学、电影二者互映互动关系的发现，梁振华在新世纪伊始即认为中国文艺正在追寻民族特性、反映民族时代特征的探索轨迹上前进，并呈现出光明的前景。这些论断，为此后的中国电影与文学的互动实践不断得到证明。
此后梁振华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探讨文学与电影关系的论著，它们或以个案的方式呈现，或以宏观研究的面貌表现。影视文化作为当下时代的一种文化时尚，灯光魅影之中自有无处不在的蛊惑力。作为文化时尚的言说者，梁振华凭借着富于生活质感的话语、自有平等的立场展开对于文学与影视文化现象的探讨。对于一位从事时尚影视文化现象的言说者而言，判断其批评是否具有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分析其话语表述究竟是真正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体验和精神思考，还是迷恋于天花乱坠制造噱头的姿态。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是他在面对斑驳陆离的时尚文化时作的真诚思考，他的关注对象或微观或宏观，或零散或整体，但其内在精神立场却是贯彻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平等观念。这些真诚的思考和内心体验，使我们能够在梁振华对于张艺谋、陈凯歌、张之亮等影视名人及其作品的评判时，感受其批评中的激情、睿智、反思以及直逼存在的真实力量。梁振华的批评很少停留在“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简单话语中，他将自己的哲理思考与感性的生命体验交织在一起，在肯定或否定的两极间奔突往返，透过时尚话题的华丽表层，显露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与大众心理。
《“神话”的诞生与终结——张艺谋与他的文学“魔杖”》通过对张艺谋的时尚电影文本的追溯，发现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倚重。在此基础上，梁振华指出张艺谋电影的文学化想象主要从相反相成的双重视域内展开：一方面是当代小说在内涵、风格和文化品格上为张艺谋电影创作奠定了根基，另一方面则是影像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张艺谋以视听造型和大众文化范式为基准对文学原著实施了种种叛逆化话语转换。在材料详尽的论述后，梁振华发现了张艺谋电影的固化创作模式，即以文学作为银幕奇观建构的支点。张艺谋新世纪执导的系列商业武侠巨制之得失与毁誉，在梁振华看来也寓示着文学对于中国电影创作者的重要影响：“美轮美奂的画面和音效、堪与好莱坞大片媲美的宏大场景，却难以掩饰影片精神内涵的空洞和叙事能力的极度贫弱。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咎于剧本的艺术水准。一个醒目的事实是，《英雄》和《十面埋伏》均是地地道道的原创影片，张艺谋以罕见的胆魄摆脱了文学这根拐杖，自己摇身变成了剧本的原创作者之一。这一事实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这两部影片（尤其是《十面埋伏》）在叙事上存在着空洞、矫情、概念化等一系列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既有文化想象中‘张艺谋神话’的终结。”{12}“一旦抛弃了文学的‘魔杖’，他自起炉灶的原创影片便立竿见影地显现出了叙事能力的拙劣以及文化创意上的极度瘠薄。这显然是用任何高贵、华美的视觉画面都难以挽救和弥补的。”{13}《病症与自赎——中国式大片诊断书之一》则聚焦于国产大投入、大收益、大明星、大场面电影现象，在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电影工业背景下揭示华语电影在融入全球化、一体化市场时的尴尬遭遇。在梁振华看来，中国式大片的根本性症结就在于：“归结于‘大’的蛊惑，‘大片’决绝地摒弃关乎人性、人情的入微体察，僭越人世、人生的常理与常态，以美学的暴力耽迷于表象化的影响书写，创造了一种‘悬空’式文本形态：要么削平意义景深，要么将玄奥的哲理无限抽象，让人感觉不到生命的疼痛、人性的昭示和灵魂的呼吸，有的只是大而泛之的符号堆砌。”{14}除此之外，《文字与影像的暧昧遇合——评<手机>》、《经典的拆解与史诗的终结——评<赵氏孤儿>》等许多文章也因对文学与影像的精辟阐释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时尚的繁复与纷乱会让最清醒的头脑陷入迷乱，批评家们面对时尚生活的表象经常会在不同程度削弱自己观察生活、进行思考的深度和价值。梁振华的文化批评巧妙地避免了这一陷阱，他在对时尚现象进行抽象提纯的过程中以人的思想观念、心理旨趣为聚焦点，在对流行文化的审视中的发现显然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成为一种叩问存在真谛的心灵对话。
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的论述充满激情而又理性冷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他聚焦时尚，却能拨开时尚的种种迷雾，揭示文学与影视现象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某些特质，这种特质在其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史论专著《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1949-2012）》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该书契合影视艺术的本体规律，以文学的视角、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方法、文学的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影视艺术进行了一次系统化的文学考察。梁振华透过对不同时期影视文学创作流派、思潮与现象的梳理，以及对大量代表性作品的阐释，从整体上建构起了当代影视文学的宏观形象。这部著作以清晰的逻辑纹理、华美的文字叙述，展现了新中国以来的影视文学文本序列，为当代中国文学与影视勾勒了一条生动而清晰的脉络。而梁振华更为内在的价值追求却是，希望通过五彩斑斓的影视文学作品，重新去追溯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与人格建构。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是梁振华文学与影视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将这种关注移情到了影视文学的历史脉络梳理和作品解读中，期望可以由此洞察当代中国文化流变的内在规律，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到具体岗位中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