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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民生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精神，试图从“立国”和“富民”的角度去解决和改善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民生问题，其民生思想具有精神性、政治性和整体性特征，这些特征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和实践的增长。
关键词：毛泽东 民生思想 意蕴 特征
《管子·牧民·四顺》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兴则国盛，民衰则国弱，民心的顺逆与得失关系着社稷安危和民族存亡。中国共产党对民生理论和实践的求解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辛探寻，其中毛泽东的探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先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探索起点和思想源头。那么，毛泽东的民生思想有何意蕴？其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又有何效应？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科学解读和客观评价毛泽东的民生思想。本文本着“科学的态度即批判的态度”，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毛泽东民生思想的意蕴
毛泽东在传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扬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政治的高度构建了现实的民生理论，但毛泽东对民生理论的阐述与他关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阶级等相关问题的详尽阐释、系统分析颇为不同，毛泽东文中直接提及“民生”一词和系统论述民生问题的思想并不多，他对民生问题的阐述或是简略，或是不系统，零星地散落在各类著作之中。虽然如此，还是可以清晰地发现毛泽东民生思想是围绕“一个宗旨、两个任务”展开论述的。
“一个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不仅是对毛泽东民生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还是毛泽东改善民生的基本理念和最高准则。毛泽东历来主张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捍卫执政地位坚如磐石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破解民生难题的主体。在1939年，毛泽东最早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1944年在《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此观点。此后，毛泽东在致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号召全党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时，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重申：“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也是在党的七大上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了党章。“两个任务”即“立国”和“富民”。立国为基，安民为先，富民为要。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现状，这为毛泽东确定民生思想的中心工作提供了现实根据。这个中心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国”。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时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在中国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民生问题中首要的，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正是所谓的富民必先安民，安民先安身，安身则须立国，立国则国安，国安则民安，安民在富民，富民则国盛，邦兴方可立世。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政治上主张通过革命“两步走”，历经28年的艰苦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改善民生提供制度前提和政治保证。显然，政治民生是毛泽东消解民生疾苦的根本前提，是践行民生理论的逻辑起点。二是“富民”。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这样“富民”成为了民生问题中最大的经济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必须要发展生产力，这是解决民生难题的物质基础。显然，民生改善并不止于“政治民生”，还需要“物质民生”。故而，毛泽东主张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都应当注意，要把它们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并采取诸如减赋、发展农业、“两步走”等递进式“富民”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民生凋敝的困境。
二、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特征
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毛泽东的民生思想具有精神性、政治性和整体性的特点。精神性的民生导向。自古“民以食为天”，经济利益是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毛泽东深谙这一点，故而他在革命时期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承认物质利益原则，把改善群众的现实生活看作是聚民力、集民智，争取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和制胜法宝。所以，他在诸多场合强调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鼓励。然而，毛泽东在继承传统民族思想和精神的指导下，开始批判“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作用，推崇“穷是动力”、“富变修”，强调革命精神、思想领先的“道德原则”，提倡用精神驱动法来解决民生难题，号召“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演绎为艰苦创业精神、“战天斗地”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穷棒子”精神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毛泽东精神”。
政治性的民生路径。在毛泽东看来，民生问题首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次之，最后才是社会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的确是把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看作是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手段，但他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民生思想的探索和经济发展的践行都是从政治的高度来解读和行动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体现为一种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普遍贫困现象，应该是“等贵贱，均贫富”，所以在民生问题的解决途径上，主张“抓革命，促生产”，强调生产关系變革的重要性，追求所有制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发动“大跃进”运动，“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批判“唯生产力论”，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并进一步演绎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徘徊不前，以致于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生问题，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整体性的民生目标。毛泽东在实践中始终强调整体主义，主张个体对整体的服从，甚至为了消除个人“过强”的利益需求与整体利益相抵触的可能性，强调限制个人的正当消费，严格把个人需求控制在维持生存需要的层次上。这种整体主义还体现在民生改善中所持的平等公正原则。平等原则主要涉及政治公平和经济公平。如果说改变人民被剥削被奴役的生存状况，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是实现政治公平的话，那么“共同富裕”算是毛泽东“经济公平”最好的诠释。在毛泽东看来，一个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合理的分配机制，贫富差距的悬殊会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社会成员应平等、平均地享有社会财富，所以毛泽东直接从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入手，把结果的绝对平均看作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原则性目标。在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下，毛泽东追求相对均衡的财富格局，蕴含着一种平等主义价值诉求的激进因素，体现了毛泽东民生思想的战斗性。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只能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因为在实践中陷入了平均主义的误区，最终被集体主义所吞噬，而实践效果也适得其反，结果实现的只能是“共同贫穷”的民生窘境。 三、毛泽东民生思想的效应
毛泽东把民生与争取革命胜利、捍卫革命成果密切联系起来，竭尽全力去改变民生凋敝的现象，但他对民生的关注主要致力于衣食住行等人的生存状况，较少关注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忽视了民生问题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在新中国的凸显。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解决民生问题时更多地奉行的是怎样消除痛苦的“最小痛苦原则”，而不是促进幸福的“最大幸福原则”。故而，这个理论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在实践中遭受挫折、陷入困境，不断地被经验事实所检验、修正甚至否证，它的理论局限性和实践偏差却为后继者在破解毛泽东遗留下来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时不断地促进民生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套用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的观点表述，即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增长。首先，正确处理各种关系，探索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各种关系，但在实践中却是“三重三轻”，背弃了该理论，虽然实现了他在1937年所主张的三大民生目标之一的“民族独立”，而“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虽有成效但却不理想。这意味着民生难题的破解必须做到把改善民生与政治改革同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争取实现发展指标与幸福指数同步提升，实现政治与经济、物质与精神、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促进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有机结合，有效解决群众的物质贫困和权利贫困，这是构建和践行民生理论的关键所在，关系到民生目标的实现与否。其次，民生问题的解决要破除物质主义的思维定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理论在解决民生难题中容易演绎为物质主义的思维方法，即生产力发展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论是毛泽东的“共同富裕论”还是邓小平的“先富共富论”都难以逃脱这种物质主义的思维模式，都企图用发展的途径来解决民生难题，这虽符合“一穷二白”的国情，但却陷入了另一个泥潭：先发展，后改善民生。这里并不否认发展在民生问题中的作用，而是主张民生的改善应是在现存的生产力境况下，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它是经济、政治和道德等同步性难题，应同步推进。最后，改善民生是一个永恒的综合性课题，它没有终点，其解决也不能一蹴而就。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顺民心、重民生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和政权的稳定。“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但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是一劳永逸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后继者的民生思想都出自于对这些困境解决的新视角，都显示了某种纾解困境的治疗方式。所以，对于毛泽东的民生思想，不需要去刻意地批判或辩护，而是理解。无论毛泽东解决民生的路径是否成功，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这些民生难题现今仍困扰着后继者，他们对于这些问题还处在不断艰辛地探索之中。毛泽东对民生问题的探索虽然存在着思想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误，但不能否认他解决民生难题的不懈努力，对革命勝利和政权巩固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在政治与经济、精神与物质、整体与个体等关系之间需求平衡的解决之道不啻是一剂解决民生难题的药方，更是一种改善民生的实践思路，为后继者对民生问题的突破、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探索方向。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96.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92.
[3]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856.
作者简介：杨和英（1981—），女，贵州黄平县人，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 民生思想 意蕴 特征
《管子·牧民·四顺》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兴则国盛，民衰则国弱，民心的顺逆与得失关系着社稷安危和民族存亡。中国共产党对民生理论和实践的求解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辛探寻，其中毛泽东的探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先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探索起点和思想源头。那么，毛泽东的民生思想有何意蕴？其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又有何效应？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科学解读和客观评价毛泽东的民生思想。本文本着“科学的态度即批判的态度”，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毛泽东民生思想的意蕴
毛泽东在传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扬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政治的高度构建了现实的民生理论，但毛泽东对民生理论的阐述与他关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阶级等相关问题的详尽阐释、系统分析颇为不同，毛泽东文中直接提及“民生”一词和系统论述民生问题的思想并不多，他对民生问题的阐述或是简略，或是不系统，零星地散落在各类著作之中。虽然如此，还是可以清晰地发现毛泽东民生思想是围绕“一个宗旨、两个任务”展开论述的。
“一个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不仅是对毛泽东民生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还是毛泽东改善民生的基本理念和最高准则。毛泽东历来主张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捍卫执政地位坚如磐石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破解民生难题的主体。在1939年，毛泽东最早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1944年在《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此观点。此后，毛泽东在致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号召全党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时，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重申：“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也是在党的七大上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了党章。“两个任务”即“立国”和“富民”。立国为基，安民为先，富民为要。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现状，这为毛泽东确定民生思想的中心工作提供了现实根据。这个中心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国”。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时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在中国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民生问题中首要的，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正是所谓的富民必先安民，安民先安身，安身则须立国，立国则国安，国安则民安，安民在富民，富民则国盛，邦兴方可立世。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政治上主张通过革命“两步走”，历经28年的艰苦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改善民生提供制度前提和政治保证。显然，政治民生是毛泽东消解民生疾苦的根本前提，是践行民生理论的逻辑起点。二是“富民”。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这样“富民”成为了民生问题中最大的经济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必须要发展生产力，这是解决民生难题的物质基础。显然，民生改善并不止于“政治民生”，还需要“物质民生”。故而，毛泽东主张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都应当注意，要把它们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并采取诸如减赋、发展农业、“两步走”等递进式“富民”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民生凋敝的困境。
二、毛泽东民生思想的特征
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毛泽东的民生思想具有精神性、政治性和整体性的特点。精神性的民生导向。自古“民以食为天”，经济利益是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毛泽东深谙这一点，故而他在革命时期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承认物质利益原则，把改善群众的现实生活看作是聚民力、集民智，争取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和制胜法宝。所以，他在诸多场合强调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鼓励。然而，毛泽东在继承传统民族思想和精神的指导下，开始批判“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作用，推崇“穷是动力”、“富变修”，强调革命精神、思想领先的“道德原则”，提倡用精神驱动法来解决民生难题，号召“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演绎为艰苦创业精神、“战天斗地”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穷棒子”精神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毛泽东精神”。
政治性的民生路径。在毛泽东看来，民生问题首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次之，最后才是社会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的确是把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看作是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手段，但他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民生思想的探索和经济发展的践行都是从政治的高度来解读和行动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体现为一种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普遍贫困现象，应该是“等贵贱，均贫富”，所以在民生问题的解决途径上，主张“抓革命，促生产”，强调生产关系變革的重要性，追求所有制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发动“大跃进”运动，“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批判“唯生产力论”，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并进一步演绎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徘徊不前，以致于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生问题，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整体性的民生目标。毛泽东在实践中始终强调整体主义，主张个体对整体的服从，甚至为了消除个人“过强”的利益需求与整体利益相抵触的可能性，强调限制个人的正当消费，严格把个人需求控制在维持生存需要的层次上。这种整体主义还体现在民生改善中所持的平等公正原则。平等原则主要涉及政治公平和经济公平。如果说改变人民被剥削被奴役的生存状况，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是实现政治公平的话，那么“共同富裕”算是毛泽东“经济公平”最好的诠释。在毛泽东看来，一个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合理的分配机制，贫富差距的悬殊会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社会成员应平等、平均地享有社会财富，所以毛泽东直接从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入手，把结果的绝对平均看作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原则性目标。在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下，毛泽东追求相对均衡的财富格局，蕴含着一种平等主义价值诉求的激进因素，体现了毛泽东民生思想的战斗性。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只能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因为在实践中陷入了平均主义的误区，最终被集体主义所吞噬，而实践效果也适得其反，结果实现的只能是“共同贫穷”的民生窘境。 三、毛泽东民生思想的效应
毛泽东把民生与争取革命胜利、捍卫革命成果密切联系起来，竭尽全力去改变民生凋敝的现象，但他对民生的关注主要致力于衣食住行等人的生存状况，较少关注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忽视了民生问题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在新中国的凸显。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解决民生问题时更多地奉行的是怎样消除痛苦的“最小痛苦原则”，而不是促进幸福的“最大幸福原则”。故而，这个理论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在实践中遭受挫折、陷入困境，不断地被经验事实所检验、修正甚至否证，它的理论局限性和实践偏差却为后继者在破解毛泽东遗留下来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时不断地促进民生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套用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的观点表述，即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增长。首先，正确处理各种关系，探索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与方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各种关系，但在实践中却是“三重三轻”，背弃了该理论，虽然实现了他在1937年所主张的三大民生目标之一的“民族独立”，而“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虽有成效但却不理想。这意味着民生难题的破解必须做到把改善民生与政治改革同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争取实现发展指标与幸福指数同步提升，实现政治与经济、物质与精神、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促进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有机结合，有效解决群众的物质贫困和权利贫困，这是构建和践行民生理论的关键所在，关系到民生目标的实现与否。其次，民生问题的解决要破除物质主义的思维定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理论在解决民生难题中容易演绎为物质主义的思维方法，即生产力发展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论是毛泽东的“共同富裕论”还是邓小平的“先富共富论”都难以逃脱这种物质主义的思维模式，都企图用发展的途径来解决民生难题，这虽符合“一穷二白”的国情，但却陷入了另一个泥潭：先发展，后改善民生。这里并不否认发展在民生问题中的作用，而是主张民生的改善应是在现存的生产力境况下，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它是经济、政治和道德等同步性难题，应同步推进。最后，改善民生是一个永恒的综合性课题，它没有终点，其解决也不能一蹴而就。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顺民心、重民生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和政权的稳定。“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但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是一劳永逸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后继者的民生思想都出自于对这些困境解决的新视角，都显示了某种纾解困境的治疗方式。所以，对于毛泽东的民生思想，不需要去刻意地批判或辩护，而是理解。无论毛泽东解决民生的路径是否成功，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这些民生难题现今仍困扰着后继者，他们对于这些问题还处在不断艰辛地探索之中。毛泽东对民生问题的探索虽然存在着思想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误，但不能否认他解决民生难题的不懈努力，对革命勝利和政权巩固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在政治与经济、精神与物质、整体与个体等关系之间需求平衡的解决之道不啻是一剂解决民生难题的药方，更是一种改善民生的实践思路，为后继者对民生问题的突破、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探索方向。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96.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92.
[3]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856.
作者简介：杨和英（1981—），女，贵州黄平县人，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