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经历某种程度上的宪制功能变迁。这一功能的变迁整体上呈现出由“抱朴守拙”到“守正出奇”的趋势,表征为机关能动性的强化,具体体现在政治机关属性的显性化,民主渠道功能充分发挥,工作能力建设稳步加强,民意代表的作用持续巩固。其背后的演进逻辑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因应:根本推动在于党的领导,内在驱动为人民当家作主,推进方式是依法治国。此番功能的变迁同样引发宪制隐忧,突出表现在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边界愈发模糊。这是因为,二者在职权上存在并行关系与交叉关系,其中“交叉型”职权为催生宪制隐忧的诱因。“五四宪法”以降,经过八二修宪,交叉关系的属性实现了由“委托关系”向“信托关系”的转变。为纾解宪制隐忧,应重归“委托关系”,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动性”与“谦抑性”的平衡。这同样是宪制功能变迁的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