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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重出江湖。
“西毒”马原在小说界隐退多年，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朝出手，中原文老文青，莫不闻风而动。
今年3月，《收获》杂志第二期刊载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二部长篇《牛鬼蛇神》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在第三期上连载）。事实上，这一期的《收获》还未上市之前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家似乎都有点好奇，这么多年没写小说的马原会写成什么样？还是当年那个写着《虚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神神鬼鬼的马原吗？还是那个直言“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让人激动的先锋小说家马原吗？
部分地区的《收获》一度卖到脱销，全文，则即将由磨铁旗下的铁葫芦公司出版单行本，首印10万册。在纯文学普遍遇冷的今天，马原，却似乎依然得到市场的追捧。
马原本人，在得意之余，也有点惊讶：“我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情欲，复仇、时尚之类的元素，小说的人物关系基本没有对手戏，也就是说是很平淡的，可是结果呢？反而现在有一点做成畅销书的路数了。这是不是也有点神奇？”
是有那么点神。
大病一场之后，马原不仅没有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反而东山再起。病后，他不治疗，躲到了海南，病情不仅没有恶化，他和80后的娇妻，还有了孩子；而且，20年没写小说的他，突然泉思如涌，一部26万字的长篇小说写了一年就完成了。这是不是有点神？
和记者11年前见到他时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礼现场见到作为终审评委的马原，他显得神采奕奕话锋甚健，毫无重病缠身之态。
他相信，这是神迹
这种“神性”在马原的身上特别明显。
格非记得，1986年秋末的一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开会或者接待外宾的小礼堂里，迎来了早已被中文系的青年学生们视作大师的马原。当他穿着一件绛红色的风衣走进会场时，格非看见，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浑身颤抖，而一位社团联的副主席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也许是紧张过度，一失手竟将茶杯盖到了热水瓶上。
更夸张的是马原本人。格非的印象是那一天的马原有些反常，他的口吃非常严重，甚至很难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在格非看来，这也许是马原的一种策略。因为在那天下午，他所讲的内容中，“通神”是一个使用频繁的词语。可是，马原对此矢口否认，只是一再重申，对于像格非这样的小说家，对他的“演义成分”要有时刻的警觉。
可是，这种演义可能并不全是虚构。为了证明西藏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域，马原说了一个故事。“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口吻和写小说时没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我在西藏涉水渡河，预先将两只鞋子扔向对岸，当我涉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那双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就像搁在我的床边一样。”
他说自己的小说写作之所以停滞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因为西藏。在他看来，每天清晨，西藏的太阳似乎都是新的。而1987年5月发表在《中外文学》上的小说《没住人的房子总归要住人》中，他预言自己的儿子马大湾钻出母亲肚皮时会有整整十斤，结果，当他的儿子真的出生时，他忽然发觉，他的预言成真了——整整十斤，一斤也不多，一斤也不少。
这也许是个偶然，但是马原并不认为这是偶然，他相信，这是神迹。
于是，相信着神迹的马原在充满神话的土地上写着神奇的小说，而当他从高原走下来，适应了所谓的“低原反应”，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和文学热潮的退去，他突然丧失了写作的冲动，这一停就是20年。
中国作家梦：万里长征，记录时代
90年代，马原拍过纪录片，名字叫《中国作家梦》。
“1990年，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对我说，开始于1979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而你又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什么不趁着自己年富力强，又有人投资，把这些人和事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
他一听，心动了。
说干就干，也没有考虑前景怎样，他带着一个摄像师，历时八个多月（如果包括前期准备和后期制作的话，则有两年多的时间），行程两万余公里，原始的录像带有4000多分钟。“两万”这个数字让他马上想起长征，马原觉得，那真是一段艰苦而快乐的时光，从东北到广州，从西藏到上海，整个中国几乎都给他走遍了，当时的火车又慢，一坐就是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如果不是凭着一腔热情，他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从年纪最大的冰心、巴金、汪曾祺等老一辈作家，到1964年出生最年轻的格非和迟子建，老中青三代的中国作家、编辑家和翻译家的重要代表几乎被他一网打尽。
马原开始这项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人们怀揣着80年代理想主义的尾巴，又彷徨于90年代市场化的浪潮，有的依旧壮怀激烈，有的却有些言不由衷，这一切，都在这124个访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谈着文学，谈着工资，谈着住房，谈身高和年龄，什么话题都有，就像拉家常，看似散漫，可是却在不经意中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它像日记，像随笔，似乎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只是记录，一切都在言中，也都在不言中。
比如，片中马原向余华强烈推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他说，去读读她的小说吧，就像在和她进行一场智力的搏斗，他说，她的小说太棒了，可是余华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回答让马原有些失望：“我还是愿意去读爱伦坡。”
当马原终于将所有的计划访谈完成，并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第一手的资料之后，其播出要求却不知为何遭到了当时电视台的拒绝（也许在当时，对于文学的兴趣也已经越来越淡了吧）。现在那些录像带不知身在何处，只留下了一本文字记录的稿子，抚今追昔，遥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真令人唏嘘感慨。
那个揚言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原一度沉寂，现在，他重新拿起笔写小说，不论这部小说写得如何，这都是文学的胜利。
对得起人家叫我“马教授”
《新民周刊》：听说你准备住到西双版纳，在那儿买了房子？
马原：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做人才引进嘛，我也愿意把户口迁到乡下去。
《新民周刊》：为什么？是海口和西双版纳两边都住吗？
马原：现在户口还在上海，但是我已经放弃在上海了，只留着一套房子还没有卖掉。同济那边我也不去上班，我的年纪，离退休也没几年了。海南的水质比上海好很多，他们就说，最好的纯净水在海口。对我而言，水质好是第一位的。而西双版纳那边的水更好，当地每家都有蓄水池，喝的都是泉水，有水源从山上百年的古茶园流下来。
实际上洪峰被打的事差一点让我放弃田园梦。我跟洪峰一样都有这样的田园梦想，在海南想找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地，这次去云南看洪峰的时候，就觉得云南特别好。想在那儿住。那边的地，不需要很多的钱，事实上，也和钱关系不大，他们县的宣传部长是我的粉丝，他对我说：“老师你要是能来，无论如何我都帮你，我觉得这也是为我们县的文化事业做点好事。”
《新民周刊》：计划离开上海，除了生病，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失望？
马原：是。我写小说是很认真的，就像我讲课也很认真，如果我的学生不认真我就不肯讲，我不糊弄。我们有些同行，著名的教授，你问他：“备课不？”他会回答你：“备个屁，到课堂上再说”，我不会这样，我上两个课时要提前三天备课，因为我要重读一本书，还要做笔记，我这么备课学生还不认真，你说我什么感受？
我后来把同济《阅读大师》的课停了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和我的病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学生伤了我的心。好多学生考同济中文系是因为慕我的名而来，那时候我觉得我备课还有点意思，我当了12年的老师，我觉得我还挺对得起人家叫我马老师马教授的。
“西毒”马原在小说界隐退多年，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朝出手，中原文老文青，莫不闻风而动。
今年3月，《收获》杂志第二期刊载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二部长篇《牛鬼蛇神》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在第三期上连载）。事实上，这一期的《收获》还未上市之前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家似乎都有点好奇，这么多年没写小说的马原会写成什么样？还是当年那个写着《虚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神神鬼鬼的马原吗？还是那个直言“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让人激动的先锋小说家马原吗？
部分地区的《收获》一度卖到脱销，全文，则即将由磨铁旗下的铁葫芦公司出版单行本，首印10万册。在纯文学普遍遇冷的今天，马原，却似乎依然得到市场的追捧。
马原本人，在得意之余，也有点惊讶：“我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情欲，复仇、时尚之类的元素，小说的人物关系基本没有对手戏，也就是说是很平淡的，可是结果呢？反而现在有一点做成畅销书的路数了。这是不是也有点神奇？”
是有那么点神。
大病一场之后，马原不仅没有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反而东山再起。病后，他不治疗，躲到了海南，病情不仅没有恶化，他和80后的娇妻，还有了孩子；而且，20年没写小说的他，突然泉思如涌，一部26万字的长篇小说写了一年就完成了。这是不是有点神？
和记者11年前见到他时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礼现场见到作为终审评委的马原，他显得神采奕奕话锋甚健，毫无重病缠身之态。
他相信，这是神迹
这种“神性”在马原的身上特别明显。
格非记得，1986年秋末的一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开会或者接待外宾的小礼堂里，迎来了早已被中文系的青年学生们视作大师的马原。当他穿着一件绛红色的风衣走进会场时，格非看见，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浑身颤抖，而一位社团联的副主席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也许是紧张过度，一失手竟将茶杯盖到了热水瓶上。
更夸张的是马原本人。格非的印象是那一天的马原有些反常，他的口吃非常严重，甚至很难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在格非看来，这也许是马原的一种策略。因为在那天下午，他所讲的内容中，“通神”是一个使用频繁的词语。可是，马原对此矢口否认，只是一再重申，对于像格非这样的小说家，对他的“演义成分”要有时刻的警觉。
可是，这种演义可能并不全是虚构。为了证明西藏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域，马原说了一个故事。“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口吻和写小说时没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我在西藏涉水渡河，预先将两只鞋子扔向对岸，当我涉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那双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就像搁在我的床边一样。”
他说自己的小说写作之所以停滞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因为西藏。在他看来，每天清晨，西藏的太阳似乎都是新的。而1987年5月发表在《中外文学》上的小说《没住人的房子总归要住人》中，他预言自己的儿子马大湾钻出母亲肚皮时会有整整十斤，结果，当他的儿子真的出生时，他忽然发觉，他的预言成真了——整整十斤，一斤也不多，一斤也不少。
这也许是个偶然，但是马原并不认为这是偶然，他相信，这是神迹。
于是，相信着神迹的马原在充满神话的土地上写着神奇的小说，而当他从高原走下来，适应了所谓的“低原反应”，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和文学热潮的退去，他突然丧失了写作的冲动，这一停就是20年。
中国作家梦：万里长征，记录时代
90年代，马原拍过纪录片，名字叫《中国作家梦》。
“1990年，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对我说，开始于1979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而你又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什么不趁着自己年富力强，又有人投资，把这些人和事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
他一听，心动了。
说干就干，也没有考虑前景怎样，他带着一个摄像师，历时八个多月（如果包括前期准备和后期制作的话，则有两年多的时间），行程两万余公里，原始的录像带有4000多分钟。“两万”这个数字让他马上想起长征，马原觉得，那真是一段艰苦而快乐的时光，从东北到广州，从西藏到上海，整个中国几乎都给他走遍了，当时的火车又慢，一坐就是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如果不是凭着一腔热情，他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从年纪最大的冰心、巴金、汪曾祺等老一辈作家，到1964年出生最年轻的格非和迟子建，老中青三代的中国作家、编辑家和翻译家的重要代表几乎被他一网打尽。
马原开始这项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人们怀揣着80年代理想主义的尾巴，又彷徨于90年代市场化的浪潮，有的依旧壮怀激烈，有的却有些言不由衷，这一切，都在这124个访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谈着文学，谈着工资，谈着住房，谈身高和年龄，什么话题都有，就像拉家常，看似散漫，可是却在不经意中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它像日记，像随笔，似乎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只是记录，一切都在言中，也都在不言中。
比如，片中马原向余华强烈推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他说，去读读她的小说吧，就像在和她进行一场智力的搏斗，他说，她的小说太棒了，可是余华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回答让马原有些失望：“我还是愿意去读爱伦坡。”
当马原终于将所有的计划访谈完成，并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第一手的资料之后，其播出要求却不知为何遭到了当时电视台的拒绝（也许在当时，对于文学的兴趣也已经越来越淡了吧）。现在那些录像带不知身在何处，只留下了一本文字记录的稿子，抚今追昔，遥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真令人唏嘘感慨。
那个揚言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原一度沉寂，现在，他重新拿起笔写小说，不论这部小说写得如何，这都是文学的胜利。
对得起人家叫我“马教授”
《新民周刊》：听说你准备住到西双版纳，在那儿买了房子？
马原：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做人才引进嘛，我也愿意把户口迁到乡下去。
《新民周刊》：为什么？是海口和西双版纳两边都住吗？
马原：现在户口还在上海，但是我已经放弃在上海了，只留着一套房子还没有卖掉。同济那边我也不去上班，我的年纪，离退休也没几年了。海南的水质比上海好很多，他们就说，最好的纯净水在海口。对我而言，水质好是第一位的。而西双版纳那边的水更好，当地每家都有蓄水池，喝的都是泉水，有水源从山上百年的古茶园流下来。
实际上洪峰被打的事差一点让我放弃田园梦。我跟洪峰一样都有这样的田园梦想，在海南想找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地，这次去云南看洪峰的时候，就觉得云南特别好。想在那儿住。那边的地，不需要很多的钱，事实上，也和钱关系不大，他们县的宣传部长是我的粉丝，他对我说：“老师你要是能来，无论如何我都帮你，我觉得这也是为我们县的文化事业做点好事。”
《新民周刊》：计划离开上海，除了生病，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失望？
马原：是。我写小说是很认真的，就像我讲课也很认真，如果我的学生不认真我就不肯讲，我不糊弄。我们有些同行，著名的教授，你问他：“备课不？”他会回答你：“备个屁，到课堂上再说”，我不会这样，我上两个课时要提前三天备课，因为我要重读一本书，还要做笔记，我这么备课学生还不认真，你说我什么感受？
我后来把同济《阅读大师》的课停了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和我的病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学生伤了我的心。好多学生考同济中文系是因为慕我的名而来，那时候我觉得我备课还有点意思，我当了12年的老师，我觉得我还挺对得起人家叫我马老师马教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