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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曾念长语
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始于2014年举办的同名高峰论坛，于 2018 年改为学术活动周，是在福建省委宣传部支持指导下，由福建省文联牵头重点打造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目的是凝聚闽籍和在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及国内文艺名家的学术智慧，发出时代强音。这项活动举办以来，先后以“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 “全媒体时代的文艺与批评” “新时代与文艺原创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经验表达”为主题，呼应当前热点话题，体现文艺理论批评参与时代话语构建的正能量。2019年学术活动周于12月7日在福州启动，主题为“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充分显示了当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双重关怀—— “史诗中国”是对当前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括，“新时代文学”则是对当前阶段的文学发展新态势的描述。活动周期间，众多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交流和对话，其中在主旨发言环节，来自全国的文艺理论批评名家，包括谢冕、孙绍振、曾镇南、王光明、张陵、庞井君、施战军、黄发有、张燕玲、李国平、周星、王炳根等，发表了精彩纷呈的演讲。现根据录音整理稿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1.谢 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看了这题目以后思绪万千，有很多话想说。感谢这一次论坛出了一个这么好的题目，我想讲的有三点内容。第一点是我们正在书写一部新的史诗。第二点是这一部史诗的诞生是由于一个时代的诞生。第三点，这是诞生新的文学的时代。我想就三点内容，把要点和大家说一说。
你看一下，我们正在书写一部新的史诗，是延续了过去100年的书写。过去的100年，中国人通过文学在讲一个旧时代的故事。诗人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华老栓的故事，这些故事鲁迅先生讲过，小诸葛何仙姑的故事、小腿疼吃不飽的故事，这故事赵树理先生讲过，也许还有更多的故事，包括李双双的故事等等，我们前辈都已经讲过了。在过去的中国，我们中国人的形象是面黄肌瘦，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已经进了现代文学史，进了现代文学馆。
就中国人过去的形象来说，单个的形象就是东亚病夫，集体的形象就是一盘散沙，整体的形象就是国破家亡。我想说的是悲哀已是昨日，留给今朝的是难忘的记忆。人生易老文学不老。1977届、1978届的同学面临着退休了，时间过得太快，我们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富足的中国。中国人走遍世界，而且我们中国向世界开放。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是属于世界的，中国人的视野是全世界视野，新的人物正在我们面前出现。
互联网时代的一代人，有国际视野、心胸开阔、人性自由、民主宽容，正在造就我们新的一代人。我们讲中国故事，这是必要的。我这次在深圳开会，有的朋友说我们也要讲外国的故事，只有既讲中国的故事，又讲外国的故事，那才是完整的，能够丰富我们中国人的内心。而且对中国人来说，讲外国故事尤其重要。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闽西的朋友常常去祭拜瞿秋白先生。瞿秋白先生在闽西长汀坐牢，临刑前喝了酒以后，瞿秋白先生从容就义，跟枪手说找了一个地方，他大概说此地正好。这是非常悲壮的一个故事。梁启超先生100多年前写《新中国未来记》，那时候新中国还是个遥远的梦，但是他想象有个新中国。新的中国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出现了，而且中国不是东亚病夫，不是面黄肌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谈中国的新的文学，我说我们要无愧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这新的时代是我们100多年甚至将近200年期待争取的。
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又想到，从《新中国未来记》，到《可爱的中国》，到闻一多先生在昆明的演讲，《最后一次讲演》，他说他“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中国几代的仁人志士，就是这样写成了我们100年的悲壮的历史。我刚才讲的我们那些人物已经进了现代文学馆，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但是他们的任务至今还在感动着我们。就鲁迅先生笔下的，巴金先生笔下的，包括冰心先生笔下的，我觉得是字字血泪。
字字血泪字字柔情，那就是我们的前辈。我现在讲的是这些任务我们前面已经做了，我们回观当下我们的文学具体怎么样。我觉得当下文学有一点脱离时代，这样说可能有人不高兴，但是我真的觉得当下文学有点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脱离当下。但是你们会说我写的是当下的人，但不是当下的社会的主流，我们中国已经在前进了，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面临着昨天、今天，面临着未来。我昨天在福建师范大学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最感动的是那一首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最感动我的是这两句话：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当时我听到的时候，两眼泪水。这个词句非常平常，但是它说出了我们中国当代人的内心的渴望。
我们有很多变化，新的变化，那么我们的作家，我们是如何面对我们这样灾难重重过去之后的阳光满地，但是我们又有这样新的一幅画，这个现实怎么样通过我们的文学家的笔墨写出来，感动中国人，感动全世界。我想这些意思我要通过我的文章写出来，大概是要很长的一篇文章。谢谢大家。
2.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接下来讲就是当下的主要潮流。一方面我们面临空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同时也面临空前的挑战。从宏观来看，我们这一代人是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站在100多年200年的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从一个被损害的民族，现在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由弱势转化为强势。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在政治经济各方面跟最强大的老大、我们叫帝国主义的国家相比，我们也不是弱势的，这令人欣慰，但是也有忧患。心里的忧患，我认为更大的是文化的忧患。如果讲我们中国的文学的话，我觉得主要是理论的忧患。
因为我们现在从总体来说，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文化上是弱势，不像政治、经济、军事已经超越。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国际话语上，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上，我们还是处于弱势。所以讲到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现在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忧患。我们文学理论很大程度上还是在追随。那么，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学习的，绝对不能封闭。但所有的理论，不管什么理论，它一方面提供了我们成长的平台，在历史的最高点的起飞，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我们，也使得我们在一些方面盲目。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在世界没有完结的时候，理论是要不断地受到实践的批判。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文论的时候，同时引进了一些渣滓，用吴子林先生的话来讲，叫美学的谎言。于是我们的理论呈现一种空转的现象，理论脱离创作实践，理论脱离了阅读实践。 我明确讲过，我们的理论跟阅读是没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大量的学院派论文，用西方的文论作为大前提，来举中国的例子，用中国的例子强行实践它的理论框架。我提出一个观点，作品是第一性的，理论是第二性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胡扯。
我坚持我的观点，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的传统，要肯定，所有的批评家都是诗人，所有的小说家他可以修改小说、续写小说、评论小说，所以理论、评论本来是一体的。现在是以理论为中心的。我们的研究生可以不读作品，不读经典，但是专门读西方理论，读的结果是不懂文学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变成了什么？
第二种情况，如果离开了文学本身的艺术特点去批评，不能把文学的批评，美学、生命的批评跟文化结合起来，这是很大问题，所以说我们闽派文论要在全国打出旗帜，要提出问题，也提出一个口号，把文化批评真正跟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这方面我们当前还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叙事学，大家都热闹得不得了，一开口就是结构主义什么主义，但是你们研究过中国的诗学没有？中国的诗学也很传统。我看过西方一个汉学家写的文章，他非常赞赏中国的《左传》，说中国人太精练了。
我们没有结合中国的叙述学传统系统研究，我们的评论家是贫血的，现在言必称德里达。其实德里达他是很深刻的，理论形态非常好，但是他的艺术感觉方面我认为是差的。我个人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要看，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叙事传统。现在有评论家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加以糟践，说中国人的文化从来都是向善的，到了三国以后，《水浒传》进来了以后，就变成了精神的地狱之门。说《三国演义》是叫人做阴谋诡计的，《水浒传》叫作杀人放火。这样的理论居然成功，还有很大的权威。其实他不懂得中国，你要知道《三国演义》有多么伟大。一部作品写100年的历史，400个人的传记，包括从《三国志》、《世说新语》、元人杂剧，这么多的材料把它组合起来，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是最高的，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的早200年。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种气魄，有批评，要拿出中国的本事本钱来去跟西方对话，而不是洗耳恭听，特别是不能跪着。
所以说要懂得中国的叙事学。你看研究《红楼梦》，我们引进了什么？意识流，昙花一现。为什么昙花一现？现在很少人会看，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没有什么心理描写。《红楼梦》全部是对话和动作，究竟贾宝玉和林黛玉心里怎么想的？只能去看他的外在行动，所以说较少心理描写，但是我们用意识流来分析，格格不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学中国的叙事学。
3.曾镇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的闽派批评家论坛提出的“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这个话题，我理解是“文学怎样艺术地反映生活”的问题，是要大家研究怎样提高我们作品的艺术性，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的问题。说到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很容易想到，这是一个文学内部、文学自身的问题，主要指作家的主观方面的创造力、灵感、想象力、形象的塑造力等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但其实，根据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发展经验，特別是根据我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这个艺术提高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技巧的问题，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生成和满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要放到“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的关系中，在较为广阔深远的视野中，在较为崇高严肃的哲学思维、艺术思维的境界里去思考。
“史诗中国”，首先提出的是一个怎样认识当代中国，怎样认识和感受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怎样感知它的灵魂和呼吸，怎样跟踪它的时代的脚印，梦想着它的梦想。这个问题近年来常常萦绕在我的心里。记得我年轻时读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部长诗《在俄罗斯谁能生活得自由和快乐》，那些描写俄罗斯农民命运的诗行大部分都沉没到忘川里去了，但这个长诗的题目却一直还记得，直到现在也还能想起诗里关于诗人的祖国“又辽阔，又逼仄”，“又丰饶，又贫穷”的慨叹，而由此联想到我对自己祖国的认识、感受和感知，深深地觉得我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对这块生活形态极其多样、发展程度不均衡的大地了解得太少了。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在我们繁衍生息于斯、忧乐歌哭于斯的社会主义的生活圈、生命共同体中，谁生活得切实而勤奋，享受着奋斗者的艰辛和快乐？谁又生活得辛苦而恣睢，贪享着他们的富足，奢靡和骄纵？谁还在为温饱、贫穷而发愁？谁还在为人生的种种失意和命运的起伏而忧伤？而又是谁，在为社会主义带来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歌唱？现实生活形态的确是太散文化了，太碎片化了，但我也确切地知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史诗已经开篇谱写70多年了，这一史诗正朝着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历史的广阔和多样性、民族的有机融合和整体的庄严呈现，诗意的理性范式的铸造等应有的史诗特性形成的方向不断展开着。“凡为过去，皆成序章”“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方格言，就其蕴含的历史辩证法的智慧部分而言，已经成为新中国史诗在人民的接续奋斗、践履前行的切切实实的工作中展开新篇，蔚为华章的历史注脚。对这部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息息相关的中国史诗，我们需要从个人的感性印象和集体的有意识的理性掌握这两个方面，去深入地、广阔地感知它，体悟它，投入它，和它缠绕在一起，把我们生命的丝缕，编织到它诗的生命活体中去。
我想现在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已经领会到“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这个主旨话题，其实提出的就是大家天天都在谈论的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予以中国化的、民族化的解决，这是现在提高我们新时代文学的艺术水平，提高我们的作品的审美层次、艺术质量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首要条件吧。这样去看，也许关于一代文学史诗的创造问题、文学高峰的攀登与造就问题的谈论，就不那么渺远了。
凝聚史识，是为了提高艺术，指出解决艺术性问题的大致方向。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艺术性怎样提高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问题，毋宁说是每一个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主体个人特征极强的实践问题。在这问题上，的确如列宁所说，存在着允许文学幻想驰骋的广阔的艺术天地。对艺术性问题的探讨，文艺理论家、文学家们往往聪明地以从作品的成功内含的诸因素倒过来分析、探讨的方法，试图予以具象而确切的说明，这就是历来众多的关于经典作品、永恒史诗、艺术高峰成因的研究和阐述。失败为成功之母，而前人的成功，亦足以为后人之师。 第三，期望新时代的文学，能够为我们民族精神感受系统的重建提供更多的给养。人类依靠感受、感悟、体验和直觉去理解和把握事物本质和世界本体，从而获得了生命的伟大感、美妙感、永恒感、力量感、价值感、神秘感、解放感和幸福感。人类的精神感受系统以其特有的方式、机制和路径，构造、推动并引导着人类精神价值体系的生成、变迁和发展。今天我们处在一个转型和变革的时代，人类的精神感受系统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加神秘、更加敏感，但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挑战面前，在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疏离面前，在物质消费对每一个人的侵蚀面前，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感受系统，我认为是在弱化的。那么如何加强？就像汤因比所说，我们有些能力在丧失，但是幸亏有艺术，当然包括文学，我们还可以逐渐地恢复。在一定意义上来讲，重建我们的感受系统，希望我们新时代的文学能够在重新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感受系统中贡献更多的力量。
7.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闽派批评是我们文学批评界的重镇，而且对我个人来说是心仪的榜样群体，从老一代到兄长辈，然后到同辈，他们都是老师，都是朋友，都是学习的对象。我其实挺激动的，我做文学批评的第一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南方文坛》的张燕玲，准备给我做“今日批评家”的小集，需要一位资深的批评家评价我的文学批评，当时就是咱们闽派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家陈俊涛老师给我写的。
那是我的文学评论第一次受到鼓励，这一点上我很感恩。还有一个缘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新时代如何书写？这一点也是我们办杂志这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如何去破解，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进行尝试，就像当年胡适的《尝试集》一样，尽管作品未必能够达到经典的程度，但是我们在逐渐尝试。可以说我们最早发表关于新时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是陈毅达主席的《海边春秋》，这部作品2019年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这可以说是一个很生动的创编互动的例子，创作跟我们杂志的具体工作、编辑工作之间结合得比较紧密的。
关于“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要重构文学的艺术质地;第二个是，要刷新文学的现实质地。重构文学的艺术质地，实际上刚才孙绍振老师说的给我启发特别大，就是古典文学的叙事遗产在今天如何能够实现？创新性发展或者创造性转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其实有些小说作家，他们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应用这样的一些叙事手法，“十七年文学”当中有些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是很像古典文学讲故事的那种方式的。
这个遗产其实在当代也有延续，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样的艺术遗产在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是相对稀薄的一个存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新思潮的发展，古典文学的叙事遗产是否有重新激活，甚至是更新的这种可能？这是一个问题，一个疑问。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20多年将近30年来，已经成为习惯的所谓现代后现代这种视角和方式，也包括文学批评——我现在也编辑文学批评的版面，我特别害怕一个词，出现频度太高的一个词，就是现代性，什么都往现代性上扯，让人非常难受——它的有效度究竟有多大？有没有更丰富的样式、更贴切的表达、更繁复的质感和更具穿透力的理性，来一次文学的艺术方式的守正创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到洪子诚老师的一本书，叫《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那本书给我启发非常大，它完全是从文本分析中出来，以作品为中心得出结论，它返回到“十七年文学”的一些创作上，给我启发太大，这是对文学艺术方式的一种深究，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在今天，我们的理论家也好，还是编辑也好，很少沉淀下来，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写这样活生生的生活，我们用什么样的更合适的艺术去把它表达出来。
第二个大问题，刷新文学的现实质地，这是我要重点谈的一个问题。其实作为小说，它是打开一个世界的，可能是对自我经历和经验的打开，可能是有待瞩目、有待照亮、有待珍惜的甚至待体恤的那些天地，文学它是打开这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人对世界的拓展的步伐，迈起来应该是很谨慎的，有时候可能行之不远，但是它依然有一种永恒的启示。
比如说路遥的《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他们走得并不远，都是离家乡很近的地方，到县城或者是地区以外的另外一个地域，但是这种行之不远的世界里，它给现实质地进行了一次拓新，人们从自己固有的世界里向外稍微走一步的时候，就给人带来巨大的一种审美冲击。再比如说刘醒龙有一部短篇小说叫《凤凰琴》，这部小说开启了一个非常大的世界，一个山洼洼里的乡村民办小学校长，一个小学校，触动他的是在大山里就突然看到一面国旗，这件事引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对代课民办教师、对乡村教育包括对国民素质养成、对平民英雄的发现等。
如果没有这种复杂的现实，只是单纯地把现实当中一些所谓难题、问题提出来，这部小说它不会具备多大的艺术魅力，恰恰就因为容纳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行当，没有一个工程，没有一个题材，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单独成为现实题材的作品。新时代是一个文化综合的时代，“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跟过去相比，最高层面上已经综合化繁复化，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生活是一种多种综合的时代，它们互联互动、相互牵扯。新的史诗就要面对一些如何能够更繁复更综合地来关注人的整体性问题，理想与理想化的分别，现实和现实感的分别，疑难与疑难症的分别。文学到底要认领什么？要给读者什么？现在我们的创作已经成了习惯了，我们对于认识世界的理据、人心的生长、悲悯的依据、善良的指望、家国的分量，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中是个稀缺。
8.黄发有（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大学教授）
非常高兴回到福建，有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可以向闽派的前辈请教，同时也是可以回来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思考。
说到史诗，这个概念应该说在中国跟西方其实是有差别的。关于西方的史诗，当然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荷马史诗》，中国史诗会提到《格萨尔王》《玛纳斯》等，我们的少数民族史诗跟《荷马史诗》还是有差别的。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来讲，其实是两大传统，史传统和抒情传统。史传统和抒情传统虽然有融合，但是各成体系，我们看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经常会看到有诗为证，会有一些诗词插入。像这些小说，它里面的史跟诗基本上没有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下面谈现实主义这样一个话题，关于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很多媒體包括像《人民文学》，它的一个落脚点其实还是现实主义。刚才施战军主编提到的《海边春秋》，还有像《经山海》这样一些作品，都是近年涌现的现实主义代表性的作品。一方面现实主义确实也有这种新的成果，但另一个方面现实主义也有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随着新媒介和新技术出现，应该说我们的文学生态跟文学格局都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始于2014年举办的同名高峰论坛，于 2018 年改为学术活动周，是在福建省委宣传部支持指导下，由福建省文联牵头重点打造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目的是凝聚闽籍和在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及国内文艺名家的学术智慧，发出时代强音。这项活动举办以来，先后以“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 “全媒体时代的文艺与批评” “新时代与文艺原创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经验表达”为主题，呼应当前热点话题，体现文艺理论批评参与时代话语构建的正能量。2019年学术活动周于12月7日在福州启动，主题为“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充分显示了当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双重关怀—— “史诗中国”是对当前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括，“新时代文学”则是对当前阶段的文学发展新态势的描述。活动周期间，众多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交流和对话，其中在主旨发言环节，来自全国的文艺理论批评名家，包括谢冕、孙绍振、曾镇南、王光明、张陵、庞井君、施战军、黄发有、张燕玲、李国平、周星、王炳根等，发表了精彩纷呈的演讲。现根据录音整理稿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1.谢 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看了这题目以后思绪万千，有很多话想说。感谢这一次论坛出了一个这么好的题目，我想讲的有三点内容。第一点是我们正在书写一部新的史诗。第二点是这一部史诗的诞生是由于一个时代的诞生。第三点，这是诞生新的文学的时代。我想就三点内容，把要点和大家说一说。
你看一下，我们正在书写一部新的史诗，是延续了过去100年的书写。过去的100年，中国人通过文学在讲一个旧时代的故事。诗人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华老栓的故事，这些故事鲁迅先生讲过，小诸葛何仙姑的故事、小腿疼吃不飽的故事，这故事赵树理先生讲过，也许还有更多的故事，包括李双双的故事等等，我们前辈都已经讲过了。在过去的中国，我们中国人的形象是面黄肌瘦，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已经进了现代文学史，进了现代文学馆。
就中国人过去的形象来说，单个的形象就是东亚病夫，集体的形象就是一盘散沙，整体的形象就是国破家亡。我想说的是悲哀已是昨日，留给今朝的是难忘的记忆。人生易老文学不老。1977届、1978届的同学面临着退休了，时间过得太快，我们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富足的中国。中国人走遍世界，而且我们中国向世界开放。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是属于世界的，中国人的视野是全世界视野，新的人物正在我们面前出现。
互联网时代的一代人，有国际视野、心胸开阔、人性自由、民主宽容，正在造就我们新的一代人。我们讲中国故事，这是必要的。我这次在深圳开会，有的朋友说我们也要讲外国的故事，只有既讲中国的故事，又讲外国的故事，那才是完整的，能够丰富我们中国人的内心。而且对中国人来说，讲外国故事尤其重要。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闽西的朋友常常去祭拜瞿秋白先生。瞿秋白先生在闽西长汀坐牢，临刑前喝了酒以后，瞿秋白先生从容就义，跟枪手说找了一个地方，他大概说此地正好。这是非常悲壮的一个故事。梁启超先生100多年前写《新中国未来记》，那时候新中国还是个遥远的梦，但是他想象有个新中国。新的中国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出现了，而且中国不是东亚病夫，不是面黄肌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谈中国的新的文学，我说我们要无愧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这新的时代是我们100多年甚至将近200年期待争取的。
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又想到，从《新中国未来记》，到《可爱的中国》，到闻一多先生在昆明的演讲，《最后一次讲演》，他说他“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中国几代的仁人志士，就是这样写成了我们100年的悲壮的历史。我刚才讲的我们那些人物已经进了现代文学馆，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但是他们的任务至今还在感动着我们。就鲁迅先生笔下的，巴金先生笔下的，包括冰心先生笔下的，我觉得是字字血泪。
字字血泪字字柔情，那就是我们的前辈。我现在讲的是这些任务我们前面已经做了，我们回观当下我们的文学具体怎么样。我觉得当下文学有一点脱离时代，这样说可能有人不高兴，但是我真的觉得当下文学有点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脱离当下。但是你们会说我写的是当下的人，但不是当下的社会的主流，我们中国已经在前进了，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面临着昨天、今天，面临着未来。我昨天在福建师范大学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最感动的是那一首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最感动我的是这两句话：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当时我听到的时候，两眼泪水。这个词句非常平常，但是它说出了我们中国当代人的内心的渴望。
我们有很多变化，新的变化，那么我们的作家，我们是如何面对我们这样灾难重重过去之后的阳光满地，但是我们又有这样新的一幅画，这个现实怎么样通过我们的文学家的笔墨写出来，感动中国人，感动全世界。我想这些意思我要通过我的文章写出来，大概是要很长的一篇文章。谢谢大家。
2.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接下来讲就是当下的主要潮流。一方面我们面临空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同时也面临空前的挑战。从宏观来看，我们这一代人是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站在100多年200年的历史的转折点。我们从一个被损害的民族，现在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由弱势转化为强势。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在政治经济各方面跟最强大的老大、我们叫帝国主义的国家相比，我们也不是弱势的，这令人欣慰，但是也有忧患。心里的忧患，我认为更大的是文化的忧患。如果讲我们中国的文学的话，我觉得主要是理论的忧患。
因为我们现在从总体来说，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文化上是弱势，不像政治、经济、军事已经超越。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国际话语上，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上，我们还是处于弱势。所以讲到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现在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忧患。我们文学理论很大程度上还是在追随。那么，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学习的，绝对不能封闭。但所有的理论，不管什么理论，它一方面提供了我们成长的平台，在历史的最高点的起飞，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我们，也使得我们在一些方面盲目。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在世界没有完结的时候，理论是要不断地受到实践的批判。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文论的时候，同时引进了一些渣滓，用吴子林先生的话来讲，叫美学的谎言。于是我们的理论呈现一种空转的现象，理论脱离创作实践，理论脱离了阅读实践。 我明确讲过，我们的理论跟阅读是没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大量的学院派论文，用西方的文论作为大前提，来举中国的例子，用中国的例子强行实践它的理论框架。我提出一个观点，作品是第一性的，理论是第二性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胡扯。
我坚持我的观点，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的传统，要肯定，所有的批评家都是诗人，所有的小说家他可以修改小说、续写小说、评论小说，所以理论、评论本来是一体的。现在是以理论为中心的。我们的研究生可以不读作品，不读经典，但是专门读西方理论，读的结果是不懂文学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变成了什么？
第二种情况，如果离开了文学本身的艺术特点去批评，不能把文学的批评，美学、生命的批评跟文化结合起来，这是很大问题，所以说我们闽派文论要在全国打出旗帜，要提出问题，也提出一个口号，把文化批评真正跟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这方面我们当前还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叙事学，大家都热闹得不得了，一开口就是结构主义什么主义，但是你们研究过中国的诗学没有？中国的诗学也很传统。我看过西方一个汉学家写的文章，他非常赞赏中国的《左传》，说中国人太精练了。
我们没有结合中国的叙述学传统系统研究，我们的评论家是贫血的，现在言必称德里达。其实德里达他是很深刻的，理论形态非常好，但是他的艺术感觉方面我认为是差的。我个人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要看，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叙事传统。现在有评论家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加以糟践，说中国人的文化从来都是向善的，到了三国以后，《水浒传》进来了以后，就变成了精神的地狱之门。说《三国演义》是叫人做阴谋诡计的，《水浒传》叫作杀人放火。这样的理论居然成功，还有很大的权威。其实他不懂得中国，你要知道《三国演义》有多么伟大。一部作品写100年的历史，400个人的传记，包括从《三国志》、《世说新语》、元人杂剧，这么多的材料把它组合起来，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是最高的，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的早200年。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种气魄，有批评，要拿出中国的本事本钱来去跟西方对话，而不是洗耳恭听，特别是不能跪着。
所以说要懂得中国的叙事学。你看研究《红楼梦》，我们引进了什么？意识流，昙花一现。为什么昙花一现？现在很少人会看，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没有什么心理描写。《红楼梦》全部是对话和动作，究竟贾宝玉和林黛玉心里怎么想的？只能去看他的外在行动，所以说较少心理描写，但是我们用意识流来分析，格格不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学中国的叙事学。
3.曾镇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的闽派批评家论坛提出的“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这个话题，我理解是“文学怎样艺术地反映生活”的问题，是要大家研究怎样提高我们作品的艺术性，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的问题。说到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很容易想到，这是一个文学内部、文学自身的问题，主要指作家的主观方面的创造力、灵感、想象力、形象的塑造力等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但其实，根据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发展经验，特別是根据我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这个艺术提高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技巧的问题，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生成和满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要放到“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的关系中，在较为广阔深远的视野中，在较为崇高严肃的哲学思维、艺术思维的境界里去思考。
“史诗中国”，首先提出的是一个怎样认识当代中国，怎样认识和感受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怎样感知它的灵魂和呼吸，怎样跟踪它的时代的脚印，梦想着它的梦想。这个问题近年来常常萦绕在我的心里。记得我年轻时读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部长诗《在俄罗斯谁能生活得自由和快乐》，那些描写俄罗斯农民命运的诗行大部分都沉没到忘川里去了，但这个长诗的题目却一直还记得，直到现在也还能想起诗里关于诗人的祖国“又辽阔，又逼仄”，“又丰饶，又贫穷”的慨叹，而由此联想到我对自己祖国的认识、感受和感知，深深地觉得我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对这块生活形态极其多样、发展程度不均衡的大地了解得太少了。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在我们繁衍生息于斯、忧乐歌哭于斯的社会主义的生活圈、生命共同体中，谁生活得切实而勤奋，享受着奋斗者的艰辛和快乐？谁又生活得辛苦而恣睢，贪享着他们的富足，奢靡和骄纵？谁还在为温饱、贫穷而发愁？谁还在为人生的种种失意和命运的起伏而忧伤？而又是谁，在为社会主义带来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歌唱？现实生活形态的确是太散文化了，太碎片化了，但我也确切地知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史诗已经开篇谱写70多年了，这一史诗正朝着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历史的广阔和多样性、民族的有机融合和整体的庄严呈现，诗意的理性范式的铸造等应有的史诗特性形成的方向不断展开着。“凡为过去，皆成序章”“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方格言，就其蕴含的历史辩证法的智慧部分而言，已经成为新中国史诗在人民的接续奋斗、践履前行的切切实实的工作中展开新篇，蔚为华章的历史注脚。对这部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息息相关的中国史诗，我们需要从个人的感性印象和集体的有意识的理性掌握这两个方面，去深入地、广阔地感知它，体悟它，投入它，和它缠绕在一起，把我们生命的丝缕，编织到它诗的生命活体中去。
我想现在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已经领会到“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这个主旨话题，其实提出的就是大家天天都在谈论的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予以中国化的、民族化的解决，这是现在提高我们新时代文学的艺术水平，提高我们的作品的审美层次、艺术质量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首要条件吧。这样去看，也许关于一代文学史诗的创造问题、文学高峰的攀登与造就问题的谈论，就不那么渺远了。
凝聚史识，是为了提高艺术，指出解决艺术性问题的大致方向。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艺术性怎样提高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问题，毋宁说是每一个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主体个人特征极强的实践问题。在这问题上，的确如列宁所说，存在着允许文学幻想驰骋的广阔的艺术天地。对艺术性问题的探讨，文艺理论家、文学家们往往聪明地以从作品的成功内含的诸因素倒过来分析、探讨的方法，试图予以具象而确切的说明，这就是历来众多的关于经典作品、永恒史诗、艺术高峰成因的研究和阐述。失败为成功之母，而前人的成功，亦足以为后人之师。 第三，期望新时代的文学，能够为我们民族精神感受系统的重建提供更多的给养。人类依靠感受、感悟、体验和直觉去理解和把握事物本质和世界本体，从而获得了生命的伟大感、美妙感、永恒感、力量感、价值感、神秘感、解放感和幸福感。人类的精神感受系统以其特有的方式、机制和路径，构造、推动并引导着人类精神价值体系的生成、变迁和发展。今天我们处在一个转型和变革的时代，人类的精神感受系统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加神秘、更加敏感，但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挑战面前，在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疏离面前，在物质消费对每一个人的侵蚀面前，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感受系统，我认为是在弱化的。那么如何加强？就像汤因比所说，我们有些能力在丧失，但是幸亏有艺术，当然包括文学，我们还可以逐渐地恢复。在一定意义上来讲，重建我们的感受系统，希望我们新时代的文学能够在重新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感受系统中贡献更多的力量。
7.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闽派批评是我们文学批评界的重镇，而且对我个人来说是心仪的榜样群体，从老一代到兄长辈，然后到同辈，他们都是老师，都是朋友，都是学习的对象。我其实挺激动的，我做文学批评的第一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南方文坛》的张燕玲，准备给我做“今日批评家”的小集，需要一位资深的批评家评价我的文学批评，当时就是咱们闽派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家陈俊涛老师给我写的。
那是我的文学评论第一次受到鼓励，这一点上我很感恩。还有一个缘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新时代如何书写？这一点也是我们办杂志这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如何去破解，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进行尝试，就像当年胡适的《尝试集》一样，尽管作品未必能够达到经典的程度，但是我们在逐渐尝试。可以说我们最早发表关于新时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是陈毅达主席的《海边春秋》，这部作品2019年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这可以说是一个很生动的创编互动的例子，创作跟我们杂志的具体工作、编辑工作之间结合得比较紧密的。
关于“史诗中国与新时代文学”，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要重构文学的艺术质地;第二个是，要刷新文学的现实质地。重构文学的艺术质地，实际上刚才孙绍振老师说的给我启发特别大，就是古典文学的叙事遗产在今天如何能够实现？创新性发展或者创造性转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其实有些小说作家，他们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应用这样的一些叙事手法，“十七年文学”当中有些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是很像古典文学讲故事的那种方式的。
这个遗产其实在当代也有延续，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样的艺术遗产在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是相对稀薄的一个存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新思潮的发展，古典文学的叙事遗产是否有重新激活，甚至是更新的这种可能？这是一个问题，一个疑问。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20多年将近30年来，已经成为习惯的所谓现代后现代这种视角和方式，也包括文学批评——我现在也编辑文学批评的版面，我特别害怕一个词，出现频度太高的一个词，就是现代性，什么都往现代性上扯，让人非常难受——它的有效度究竟有多大？有没有更丰富的样式、更贴切的表达、更繁复的质感和更具穿透力的理性，来一次文学的艺术方式的守正创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到洪子诚老师的一本书，叫《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那本书给我启发非常大，它完全是从文本分析中出来，以作品为中心得出结论，它返回到“十七年文学”的一些创作上，给我启发太大，这是对文学艺术方式的一种深究，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在今天，我们的理论家也好，还是编辑也好，很少沉淀下来，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写这样活生生的生活，我们用什么样的更合适的艺术去把它表达出来。
第二个大问题，刷新文学的现实质地，这是我要重点谈的一个问题。其实作为小说，它是打开一个世界的，可能是对自我经历和经验的打开，可能是有待瞩目、有待照亮、有待珍惜的甚至待体恤的那些天地，文学它是打开这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人对世界的拓展的步伐，迈起来应该是很谨慎的，有时候可能行之不远，但是它依然有一种永恒的启示。
比如说路遥的《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他们走得并不远，都是离家乡很近的地方，到县城或者是地区以外的另外一个地域，但是这种行之不远的世界里，它给现实质地进行了一次拓新，人们从自己固有的世界里向外稍微走一步的时候，就给人带来巨大的一种审美冲击。再比如说刘醒龙有一部短篇小说叫《凤凰琴》，这部小说开启了一个非常大的世界，一个山洼洼里的乡村民办小学校长，一个小学校，触动他的是在大山里就突然看到一面国旗，这件事引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对代课民办教师、对乡村教育包括对国民素质养成、对平民英雄的发现等。
如果没有这种复杂的现实，只是单纯地把现实当中一些所谓难题、问题提出来，这部小说它不会具备多大的艺术魅力，恰恰就因为容纳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行当，没有一个工程，没有一个题材，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单独成为现实题材的作品。新时代是一个文化综合的时代，“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跟过去相比，最高层面上已经综合化繁复化，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生活是一种多种综合的时代，它们互联互动、相互牵扯。新的史诗就要面对一些如何能够更繁复更综合地来关注人的整体性问题，理想与理想化的分别，现实和现实感的分别，疑难与疑难症的分别。文学到底要认领什么？要给读者什么？现在我们的创作已经成了习惯了，我们对于认识世界的理据、人心的生长、悲悯的依据、善良的指望、家国的分量，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中是个稀缺。
8.黄发有（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大学教授）
非常高兴回到福建，有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可以向闽派的前辈请教，同时也是可以回来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思考。
说到史诗，这个概念应该说在中国跟西方其实是有差别的。关于西方的史诗，当然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荷马史诗》，中国史诗会提到《格萨尔王》《玛纳斯》等，我们的少数民族史诗跟《荷马史诗》还是有差别的。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来讲，其实是两大传统，史传统和抒情传统。史传统和抒情传统虽然有融合，但是各成体系，我们看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经常会看到有诗为证，会有一些诗词插入。像这些小说，它里面的史跟诗基本上没有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下面谈现实主义这样一个话题，关于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很多媒體包括像《人民文学》，它的一个落脚点其实还是现实主义。刚才施战军主编提到的《海边春秋》，还有像《经山海》这样一些作品，都是近年涌现的现实主义代表性的作品。一方面现实主义确实也有这种新的成果，但另一个方面现实主义也有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随着新媒介和新技术出现，应该说我们的文学生态跟文学格局都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