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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是特殊历史时期持续不过一年的写作潮流。当时的那些作品，如今看来在文学上并不具有长远的审美价值，但它们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轨迹中可长期保存并供参考的资料
刘心武和卢新华两人至今还都保存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张三人合影：左边是卢新华，中间是刘心武，右边是王亚平。卢、刘二人身着深色中山装，王亚平戎装。他们是“伤痕文学”的三个代表人物。
1979年春，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刘心武的《班主任》获第一名，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获第二名，卢新华的《伤痕》等多篇“伤痕文学”作品同时获奖。卢新华的作品，使那股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最恰当的符号——“伤痕文学”。
据刘心武回忆，在参加颁奖活动的过程中，他和卢新华、王亚平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那时他们还都没有自己的照相机，就一起走到北京崇文门外一家照相馆，拍下了那张照片。
“伤痕文学”始于《班主任》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所说的：“‘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42年生)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
《班主任》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此做了这样一番介绍：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时已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的编辑，此前他在北京十三中当了15年教师。他说，中学的生命体验是《班主任》的素材来源，而出版社的工作则为他提供了更加開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
刘心武在《我是刘心武》一书中回忆道，那时他正在出版社编辑一部小说，是两位农民创作的《大路歌》，内容是写农民修路的故事。当时的形势是，虽然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1977年2月“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是”，这就决定了还得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按照这个标准，小说里必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可稿子里没有这样的场面。于是，刘心武特地跑到那个村子，跟作者一起编造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故事，但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发表。
“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刘心武在书中写道。
就这年夏天，刘心武开始在家中10平方米的小屋里创作《班主任》。为什么写这篇小说，据他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班主任》是作者投稿，还是编辑部约稿
这里存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伤痕文学”发端的《班主任》，到底是《人民文学》杂志社向刘心武约的稿，还是刘主动向杂志社投的稿？
刘心武在《我是刘心武》一书的相关章节里对此没有做出直接说明，但他明确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编辑部从未向他约过这篇稿。“那是1977年，还在讲‘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开始，杂志社怎么可能向我约这样的稿呢？”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反问道。
他在书中回忆了当时他向编辑部投稿前的思想斗争：小说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他犹豫，这样的稿子能不能公开拿出去。在发表欲的支配下，刘心武鼓起勇气，一天下班后，他到东单邮局，打算把稿子寄给《人民文学》杂志。但工作人员查了信封里的东西后说，稿子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一气之下，刘心武没寄。从邮局出来，他骑车到中山公园，在偏僻的水榭的一角，取出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最后决定还是把它投出去。几天后，刘心武到另一家邮局把稿子寄了出去。
和刘心武的说法不同，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说，“《班主任》这篇小说是编辑部向刘心武约的稿。”这位在文学界享有很高声望的老编辑，身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作为处在“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闻风而动”。
涂光群说，他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要写这样的题材，首先得物色合适的作者。这时他们想到了刘心武。此前，刘心武给《人民文学》投过两次稿，虽都被退了稿，但编辑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考虑到刘心武比较熟悉学校生活，因此编辑部决定向他约一篇稿子。此后，一位编辑把编辑部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个把月后，刘心武就寄来了《班主任》。
当事人说法不一，一时让人无从辨别。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班主任》发表时复杂和不明朗的政治环境。
编辑部内的争论
涂光群介绍，当时《人民文学》是三级审稿制度：责任编辑、小说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一般情况下，稿件最后在编辑部负责人那里定夺。个别重点稿件或把握不准的稿件送主编定夺。
很快，编辑部内部对《班主任》这篇小说形成了两种意见。《班主任》的责任编辑崔道怡认为，小说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太尖锐，恐怕属于暴露文学，因此估计不太好发表。但作为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则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深刻，而且很合时宜，应该发表。
涂光群在当时《班主任》的稿签上写明自己的意见：第一，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而是通过那位张老师的形象写了生活的积极因素。张老师采取热情、正确的态度，治疗、帮助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第二，这是深一层地揭批“四人帮”，暴露他们的罪恶。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是正确、必要的。总之，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精神，可以发表。
涂光群回忆说，面对不同意见，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刘剑青“没有把握”，于是把小说送给主编张光年定夺。
张光年看完稿后，在一天下午，把编辑部三级审稿人一齐约到自己家中。涂光群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张光年当时说的一句话：“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就这样，小说顺利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期小说的头条位置。
《人民文学》放过的和抓住的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的《伤痕》，也曾把稿子投给《人民文学》，但被退稿了。
据卢新华撰文回忆，《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当时，卢新华刚刚进校才个把月。班委会要出一期墙报，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伤痕》就是卢新华为墙报“应差”而做的。
卢新华说，小说写完后，他感觉很好，但个别老师和少数同学看过后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了一大堆理论质疑。卢新华十分灰心，将稿子锁进了抽屉。这时，墙报主编来催稿。卢新华本想重写一篇，但就是写不下去，最后还是把《伤痕》交了出去。
刘心武和卢新华两人至今还都保存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张三人合影：左边是卢新华，中间是刘心武，右边是王亚平。卢、刘二人身着深色中山装，王亚平戎装。他们是“伤痕文学”的三个代表人物。
1979年春，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刘心武的《班主任》获第一名，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获第二名，卢新华的《伤痕》等多篇“伤痕文学”作品同时获奖。卢新华的作品，使那股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最恰当的符号——“伤痕文学”。
据刘心武回忆，在参加颁奖活动的过程中，他和卢新华、王亚平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那时他们还都没有自己的照相机，就一起走到北京崇文门外一家照相馆，拍下了那张照片。
“伤痕文学”始于《班主任》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所说的：“‘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42年生)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
《班主任》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此做了这样一番介绍：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时已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的编辑，此前他在北京十三中当了15年教师。他说，中学的生命体验是《班主任》的素材来源，而出版社的工作则为他提供了更加開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
刘心武在《我是刘心武》一书中回忆道，那时他正在出版社编辑一部小说，是两位农民创作的《大路歌》，内容是写农民修路的故事。当时的形势是，虽然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1977年2月“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是”，这就决定了还得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按照这个标准，小说里必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可稿子里没有这样的场面。于是，刘心武特地跑到那个村子，跟作者一起编造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故事，但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发表。
“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刘心武在书中写道。
就这年夏天，刘心武开始在家中10平方米的小屋里创作《班主任》。为什么写这篇小说，据他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班主任》是作者投稿，还是编辑部约稿
这里存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伤痕文学”发端的《班主任》，到底是《人民文学》杂志社向刘心武约的稿，还是刘主动向杂志社投的稿？
刘心武在《我是刘心武》一书的相关章节里对此没有做出直接说明，但他明确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编辑部从未向他约过这篇稿。“那是1977年，还在讲‘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开始，杂志社怎么可能向我约这样的稿呢？”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反问道。
他在书中回忆了当时他向编辑部投稿前的思想斗争：小说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他犹豫，这样的稿子能不能公开拿出去。在发表欲的支配下，刘心武鼓起勇气，一天下班后，他到东单邮局，打算把稿子寄给《人民文学》杂志。但工作人员查了信封里的东西后说，稿子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一气之下，刘心武没寄。从邮局出来，他骑车到中山公园，在偏僻的水榭的一角，取出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最后决定还是把它投出去。几天后，刘心武到另一家邮局把稿子寄了出去。
和刘心武的说法不同，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说，“《班主任》这篇小说是编辑部向刘心武约的稿。”这位在文学界享有很高声望的老编辑，身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作为处在“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闻风而动”。
涂光群说，他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要写这样的题材，首先得物色合适的作者。这时他们想到了刘心武。此前，刘心武给《人民文学》投过两次稿，虽都被退了稿，但编辑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考虑到刘心武比较熟悉学校生活，因此编辑部决定向他约一篇稿子。此后，一位编辑把编辑部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个把月后，刘心武就寄来了《班主任》。
当事人说法不一，一时让人无从辨别。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班主任》发表时复杂和不明朗的政治环境。
编辑部内的争论
涂光群介绍，当时《人民文学》是三级审稿制度：责任编辑、小说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一般情况下，稿件最后在编辑部负责人那里定夺。个别重点稿件或把握不准的稿件送主编定夺。
很快，编辑部内部对《班主任》这篇小说形成了两种意见。《班主任》的责任编辑崔道怡认为，小说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太尖锐，恐怕属于暴露文学，因此估计不太好发表。但作为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则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深刻，而且很合时宜，应该发表。
涂光群在当时《班主任》的稿签上写明自己的意见：第一，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而是通过那位张老师的形象写了生活的积极因素。张老师采取热情、正确的态度，治疗、帮助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第二，这是深一层地揭批“四人帮”，暴露他们的罪恶。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是正确、必要的。总之，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精神，可以发表。
涂光群回忆说，面对不同意见，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刘剑青“没有把握”，于是把小说送给主编张光年定夺。
张光年看完稿后，在一天下午，把编辑部三级审稿人一齐约到自己家中。涂光群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张光年当时说的一句话：“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就这样，小说顺利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期小说的头条位置。
《人民文学》放过的和抓住的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的《伤痕》，也曾把稿子投给《人民文学》，但被退稿了。
据卢新华撰文回忆，《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当时，卢新华刚刚进校才个把月。班委会要出一期墙报，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伤痕》就是卢新华为墙报“应差”而做的。
卢新华说，小说写完后，他感觉很好，但个别老师和少数同学看过后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了一大堆理论质疑。卢新华十分灰心，将稿子锁进了抽屉。这时，墙报主编来催稿。卢新华本想重写一篇，但就是写不下去，最后还是把《伤痕》交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