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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明慧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公民——妈妈是上海人，爸爸是朝鲜人，出生在上海，再去香港，又搬到韩国，从韩国去日本，14岁到了美国……在美国，她是著名的华裔纪录片导演，拍过70多部纪录片，60余次获得国际奖项。还曾在纽约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所名校任教。代表作《谁杀了陈果仁》，曾入围6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
虽然最后没有获奖，但此后，崔明慧却一连担任了多届奥斯卡评委，不但能投选纪录片，所有奖项都有她的一票：“我不像导演工会的人只能投导演，或者演员工会的只能投演员，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服装、最佳音乐……除了最佳化妆和最佳动画我不太懂，弃权，其他都投。”
金钱和种族门槛
今年的奥斯卡，剧情片类只有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入围最佳摄影和最佳美术指导奖，其他华语片都铩羽而归。纪录片方面，将近300部送选片里，只有3部来自东方。崔明慧和其他评委要在300部纪录片里先选出合格的150部，一轮轮投票到15部、5部——5部进入最终提名名单，再决选出获奖的那一部。
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广的电影盛会，奥斯卡的纪录片奖项，也有它的游戏规则。且不论纪录片质量如何，想要作为三百分之一送选，这“入围”的第一步，就是一个金钱游戏。崔明慧告诉《新民周刊》，纪录長片要想参赛，必须先在美国的电影院放映超过2周，还要在英文报纸上有相关评论，“不一定非得是好评，但一定要有评论”。而少于45分钟的短片，也须在其他影展上获得过最高奖，才有资格入围。
为什么HBO入围特别多？因为它们有自己的院线，随时能安排上映。“所以今年合格的长纪录片和短纪录片里，一大堆HBO的片子，比每一个公司更多。”这让崔明慧觉得很不公平，“独立制片人付不起那么多院线上映的钱，其他国家的片子要参展困难就更大。”
采访之后不久，记者获悉，奥斯卡的游戏规则又有新变化——原本的2周上映时间将延长到8周，英文报纸评论也变为英文大报评论——这意味着奥斯卡的门槛再度提升。
种族问题，又是华语片寻奖奥斯卡的另一道高门槛——这里的种族，不仅是纪录片反映的内容，还特指好莱坞电影工业里的“犹太部落”。众所周知，六大电影公司或多或少有着犹太血统，因此犹太题材影片的得奖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今年剧情片里没有关于犹太人的，只有纪录短片里有一个《6号女人：音乐把我拯救》，讲一个老人，109岁，当年给纳粹弹过钢琴。在奥斯卡投票前一天，老人死了。评委说今年没有犹太片子，就投它吧，于是赢了。我气死了。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片子很好，是中东来的。”甚至当年她自己的片子输掉，也和奥斯卡临时改变规则有关：“纪录长片原来规定不能超过2个小时，结果那一届改成4个小时，为另一部长片开道。”
当评委我有一种责任感
不公平怎么办呢？“你不能指手画脚说不能这样做，我们一定要研究创作方向，看怎么样可以打进美国的市场。”崔明慧说，“各个电影节的评审标准都不一样，奥斯卡不一定全是主流，但是会特别在意故事。像《寻找小糖人》，讲南非的美国歌手。其实还有很多黑人都在滚石背后唱高音，一点都不为人所知。美国的种族问题不是黑白而已，黄种人、拉丁美洲人，都已经开始感觉到种族问题在美国是一辈子不会解决的。”
“我想了半天，我觉得可以研究：第一，有很多纪录片是和剧情片混起来的，它拍得特别细节，让你一眼看不出这是一个纪录片，这个方式是将来的路。第二，讲故事的方式非常重要。中国的历史5000年，美国的历史300年，怎么把太复杂的历史，打到一般美国人的心里？我的建议是把对话减少，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情，不完全依靠语言。美国的观众不像欧洲，他们看纪录片一定要英文，很少接受有字幕的作品。第三，悲剧也是好事，世界上80%的弱者在媒体上没有话语权。但是讲悲的故事，你不能只是一路悲悲悲，即使在悲里面放芝麻那么一点大的希望，也很重要。我们要有点幽默感，会笑自己，把悲哀的东西用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
崔明慧自己的作品《谁杀害了陈果仁》就是一个悲剧——一个华人在美国被当作日本人杀害——但这么悲情的作品里，她却大量使用了摇滚乐。身为“世界公民”，她却说自己更喜欢本地化的东西，“把地方的故事，变成更有趣的大故事”。这些年，她又有不少佳作问世：《看不见的客人》、《洛杉矶暴动20年后》、《金淑子的孩子》、《Ghina》等等。
崔明慧很瘦，每天只吃两顿饭;会说中文，也会上海话;说话更是直接，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会往外蹦三字经。从个人角度来说，她才不喜欢参加奥斯卡颁奖晚会：“坐在那里5个钟头不能抽烟，把我急死了！黑市门票还要卖500美元一张！今年带我姐姐去观礼，她还穿得亮晶晶的，5英寸高跟鞋。我说你这样脚肯定要起泡，果然吧！”
高晓松在脱口秀里科普过的好莱坞“游说”制度（Lobby），崔明慧就遇到过：“寄剧本、寄光碟给你，还在高级饭店请客——饭店里一个黑人、拉丁人都没有，黄种人也就我一个，都穿得西装笔挺，把迪卡普里奥叫来跟我见面握手沟通感情……第一次碰到这种场合也觉得尴尬不舒服，但是又觉得应该参加。因为中国人来美国那么多年，好像对什么都不关心，只是忙着挣钱，什么法律、政策、好莱坞，都和自己没关系。我不能完全批评好莱坞，因为好莱坞有它的道理，拍得好，演员好，故事太妙。”
她怕自己要是不干了，今后奥斯卡再有中国片子进来，评委里就没人重视了。“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有点责任感。”而她自己对纪录片好坏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越没有标准越好，有标准就没创意。所以要看很多的片子，而不是要一个标准。有的片子当时就可以很成功，拍完了马上得到非常好的评论。但有的片子要等很久很久，大概二三十年以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片子。”
虽然最后没有获奖，但此后，崔明慧却一连担任了多届奥斯卡评委，不但能投选纪录片，所有奖项都有她的一票：“我不像导演工会的人只能投导演，或者演员工会的只能投演员，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服装、最佳音乐……除了最佳化妆和最佳动画我不太懂，弃权，其他都投。”
金钱和种族门槛
今年的奥斯卡，剧情片类只有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入围最佳摄影和最佳美术指导奖，其他华语片都铩羽而归。纪录片方面，将近300部送选片里，只有3部来自东方。崔明慧和其他评委要在300部纪录片里先选出合格的150部，一轮轮投票到15部、5部——5部进入最终提名名单，再决选出获奖的那一部。
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广的电影盛会，奥斯卡的纪录片奖项，也有它的游戏规则。且不论纪录片质量如何，想要作为三百分之一送选，这“入围”的第一步，就是一个金钱游戏。崔明慧告诉《新民周刊》，纪录長片要想参赛，必须先在美国的电影院放映超过2周，还要在英文报纸上有相关评论，“不一定非得是好评，但一定要有评论”。而少于45分钟的短片，也须在其他影展上获得过最高奖，才有资格入围。
为什么HBO入围特别多？因为它们有自己的院线，随时能安排上映。“所以今年合格的长纪录片和短纪录片里，一大堆HBO的片子，比每一个公司更多。”这让崔明慧觉得很不公平，“独立制片人付不起那么多院线上映的钱，其他国家的片子要参展困难就更大。”
采访之后不久，记者获悉，奥斯卡的游戏规则又有新变化——原本的2周上映时间将延长到8周，英文报纸评论也变为英文大报评论——这意味着奥斯卡的门槛再度提升。
种族问题，又是华语片寻奖奥斯卡的另一道高门槛——这里的种族，不仅是纪录片反映的内容，还特指好莱坞电影工业里的“犹太部落”。众所周知，六大电影公司或多或少有着犹太血统，因此犹太题材影片的得奖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今年剧情片里没有关于犹太人的，只有纪录短片里有一个《6号女人：音乐把我拯救》，讲一个老人，109岁，当年给纳粹弹过钢琴。在奥斯卡投票前一天，老人死了。评委说今年没有犹太片子，就投它吧，于是赢了。我气死了。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片子很好，是中东来的。”甚至当年她自己的片子输掉，也和奥斯卡临时改变规则有关：“纪录长片原来规定不能超过2个小时，结果那一届改成4个小时，为另一部长片开道。”
当评委我有一种责任感
不公平怎么办呢？“你不能指手画脚说不能这样做，我们一定要研究创作方向，看怎么样可以打进美国的市场。”崔明慧说，“各个电影节的评审标准都不一样，奥斯卡不一定全是主流，但是会特别在意故事。像《寻找小糖人》，讲南非的美国歌手。其实还有很多黑人都在滚石背后唱高音，一点都不为人所知。美国的种族问题不是黑白而已，黄种人、拉丁美洲人，都已经开始感觉到种族问题在美国是一辈子不会解决的。”
“我想了半天，我觉得可以研究：第一，有很多纪录片是和剧情片混起来的，它拍得特别细节，让你一眼看不出这是一个纪录片，这个方式是将来的路。第二，讲故事的方式非常重要。中国的历史5000年，美国的历史300年，怎么把太复杂的历史，打到一般美国人的心里？我的建议是把对话减少，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情，不完全依靠语言。美国的观众不像欧洲，他们看纪录片一定要英文，很少接受有字幕的作品。第三，悲剧也是好事，世界上80%的弱者在媒体上没有话语权。但是讲悲的故事，你不能只是一路悲悲悲，即使在悲里面放芝麻那么一点大的希望，也很重要。我们要有点幽默感，会笑自己，把悲哀的东西用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
崔明慧自己的作品《谁杀害了陈果仁》就是一个悲剧——一个华人在美国被当作日本人杀害——但这么悲情的作品里，她却大量使用了摇滚乐。身为“世界公民”，她却说自己更喜欢本地化的东西，“把地方的故事，变成更有趣的大故事”。这些年，她又有不少佳作问世：《看不见的客人》、《洛杉矶暴动20年后》、《金淑子的孩子》、《Ghina》等等。
崔明慧很瘦，每天只吃两顿饭;会说中文，也会上海话;说话更是直接，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会往外蹦三字经。从个人角度来说，她才不喜欢参加奥斯卡颁奖晚会：“坐在那里5个钟头不能抽烟，把我急死了！黑市门票还要卖500美元一张！今年带我姐姐去观礼，她还穿得亮晶晶的，5英寸高跟鞋。我说你这样脚肯定要起泡，果然吧！”
高晓松在脱口秀里科普过的好莱坞“游说”制度（Lobby），崔明慧就遇到过：“寄剧本、寄光碟给你，还在高级饭店请客——饭店里一个黑人、拉丁人都没有，黄种人也就我一个，都穿得西装笔挺，把迪卡普里奥叫来跟我见面握手沟通感情……第一次碰到这种场合也觉得尴尬不舒服，但是又觉得应该参加。因为中国人来美国那么多年，好像对什么都不关心，只是忙着挣钱，什么法律、政策、好莱坞，都和自己没关系。我不能完全批评好莱坞，因为好莱坞有它的道理，拍得好，演员好，故事太妙。”
她怕自己要是不干了，今后奥斯卡再有中国片子进来，评委里就没人重视了。“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有点责任感。”而她自己对纪录片好坏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越没有标准越好，有标准就没创意。所以要看很多的片子，而不是要一个标准。有的片子当时就可以很成功，拍完了马上得到非常好的评论。但有的片子要等很久很久，大概二三十年以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