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纳粹文学》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第三部小说。1996年成书后，曾向西班牙多家出版社投稿，但频频碰壁，只有Seix Barral出版社寄来了条件苛刻的合同。付梓后，作家也只获得了评论界有限的关注。
　　但《美洲纳粹文学》自有吸引出版人的形式感。按照波拉尼奥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集”，“囊括了从1930年到2010年间美洲倾向于纳粹主义的多位作家”。需指出的是，书中主要记述的90余位作家都是虚构人物，整本书皆由文字谐谑的伪传记组成。
　　传主大部分是拉美作家，也夹杂了几个美国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曾创作带着纳粹色彩的文艺作品，都同情或参与了法西斯活动：阿根廷的门迪鲁塞家族曾和第三帝国元首合影，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个坚定的希特勒分子”；哥伦比亚的苏维塔和费尔南德斯-戈麦斯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为佛朗哥军队效力，凡此等等。各篇传记在行文格式上也有相似性：标明了每位作家的生卒年月、出生地和殒命处，让读者产生一种墓园漫步，端详墓石的感受。
　　早有评论者指出，小说的结构与主题受惠于阿根廷作家马塞多尼奥·费南德斯与博尔赫斯，特别是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1935年）。这条谱系或许还可以加上19世纪法国作家马塞尔·施沃布的《幻想的生平》（1896年）和西班牙流亡作家马克斯·奥夫的虚构传记。
　　当然，《美洲纳粹文学》并非一味向壁虚构，历史人物给虚拟生涯提供了时空参照和伦理环境。书里写到古巴作家佩雷斯·马松曾向伟大的莱萨马·利马三次提出决斗挑战，而这个故事结尾写道，《古巴作家辞典》对著名作家卡夫雷拉·因方特忽略不提，“却令人吃惊地选收了马松。”对于熟识拉美文学的读者而言，寥寥数行足以廓清传主的秉性和立场。因此，评论者曼索尼认为，这部小说呈现出的“世界文学繁复的互文性，自因方特的《三只悲伤的老虎》以来，在拉美文坛，尚无人能够接续。”
　　借着各个词条，波拉尼奥涉猎了20世纪拉美文学最关键的一些范畴，诸如民族主义、性别话题、极端政治运动、先锋试验、期刊的功能、译介的影响等等，淋漓地嘲弄了文学场域中保守的一翼。但显然，某些时刻左翼文艺实际上也分享右派的话题与形式，譬如右翼杂志《思想与历史》“并不歧视巴勃罗·聂鲁达和巴勃罗·德·罗卡”，因为“只是应该换掉一些人名即可，把斯大林换成墨索里尼，把托洛茨基换成斯大林，稍稍调整几个形容词，改掉几个名词，宣传诗的理想模式就准备好了”。
　　各篇列传内部，波拉尼奥悄悄进行着文体转换。有时中性的记叙渐次转入小说现场，时态也从过去时跳到现在时——例如《伊尔玛·卡拉斯科》。最后一篇《拉米雷斯·霍夫曼，无耻之徒》几乎是一则独立的侦探小说。作为人物的智利流亡作家波拉尼奥出场，化身侦探罗梅罗的“华生医生”，协助辨认藏匿海外的霍夫曼。拉米雷斯·霍夫曼原是先锋诗人，皮诺切特政变后加入智利空军，擅长驾驶战斗机在高空写宗教诗。军政府委派给他的任务是秘密处决阿连德时期的诗人和艺术家，而绑架贝内加斯姐妹是一系列犯罪的开始——这篇传记是小说《遥远的星辰》的雏形。
　　在其他篇章，例如门迪鲁塞家族或斯基亞菲诺兄弟，他们都独立于政权之外，没有直接为政府效命，也谈不到粉饰出身。我们发现，纳粹文学可能先于纳粹政权而存在。右翼作家的书写，营构了一种排除异己的法西斯话语，这种话语的特征是，捍卫边界（倡导国家之间冲突）、追求强力、否定他者（同性恋、犹太人、女诗人）、净化自我（血统纯粹）。这种弥散在社会中的法西斯话语呼唤着威权，然后威权顺势而生。
　　波拉尼奥要讥刺的纳粹文学不是“听命文学”，不是依照上峰旨意而炮制的文艺。“官大好作诗”的文艺不是纳粹文艺，真正与纳粹政权合谋的文艺是倡导巩固自我的强力，鼓吹不断向外部和他者发动战争的话语。
　　福柯在《反俄狄浦斯》的序言里写道，“法西斯主义诱导我们热爱权力，让我们渴望那些统治、剥削我们的东西。”波拉尼奥提出的纳粹文学正具有这种劝诱的作用，而我们自己很可能都属于纳粹病毒的易感人群。在作家的祖国智利，独裁政权已经被清除，但呼唤威权的纳粹话语却从来没有被认真反省。由此看来，《美洲纳粹文学》就不仅仅是一部谐谑的异国《儒林外史》，它的主题更加沉痛，即告诫我们，如何避免成为一个纳粹分子，怎样才能拒绝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而这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