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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礼》向来被称为绝学。其中涉及的典章制度、礼法准则，乃至前人对于礼的观点看法，包罗万象。而历朝历代礼制的变迁，更是繁复多端。自古以来，众多儒家学者为了消除个中歧义，做出了不少努力。然而，还原古礼的真实状态，仍然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
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有这样一位潜心礼学的学者，在坐了15年的“冷板凳”之后，于2003年推出了6卷280万字的《中国礼制史》，成为我国第一部从先秦到清末系统研究中国礼制的著作。
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术著作出版上的一椿盛举”。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评价称，“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礼制研究通史，填补了我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空白”。
这位学者，就是传承礼学大师沈文倬先生衣钵的著名学者陈戍国教授。
春日初晴，在岳麓书院前的亭亭绿树之下，聆听白发萧然的陈戍国先生讲述他研究礼学的心路历程，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关雎》场景与婚礼无关
陈戍国先生初治礼学，是在西北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时，而缘起竟然是因为《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篇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诗歌，有什么问题呢？
原来，不少学者在解读《关雎》时，将其视为男女从恋爱以至结婚这一过程的“实况描写”，佐证是最后几句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有人认为，这正是敲钟打鼓、迎娶新娘的场景。至今百度百科中，还有类似的说法，认为《关雎》最后一段“描写小伙子结婚成梦，梦想成婚的欢乐场景。”
陈戍国在仔细研读《礼记·郊特牲》和《礼记·曾子问》、《韩诗外传》等文献之后，发现这种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他的依据是：“先秦时婚礼不用乐！”
原因很简单：先秦时人们并不像今天的人们一样，把结婚看作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乐事，在先人的观念中，子女成婚，意味着父母老去，婚礼虽说并不哀戚，但还是带些凝重的味道，故而婚礼中并不用乐。这一习惯，直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才逐渐改变，唐人甚至还为婚礼是否用乐产生过争论，因而《关雎》中所述的场景，显然和婚姻大事无关。
“既然那个时候婚礼不用乐，又怎么能说是敲钟打鼓，把新娘迎娶过来呢？”陈戍国先生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改变观念，用现代观点来解读古代典籍而产生的错误。在他看来，“我们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古代是怎么样就是怎样”，“中国礼制太重要了，如果忽视了，去想当然，显然是不行的。”他由此走上了以礼学为宗旨的治学道路。
1987年，年过四十的陈戍国，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当今治礼经之第一人”沈文倬教授。沈文倬先生早年师从清末翰林院编修、礼学大师曹文弼，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传承，因多年社会历史变迁而险些失传的礼学，方才不绝于缕。
在沈先生的指导下，陈戍国萌发了为中国礼制传统作史的念头，他所作的《中国礼制史》第一卷，就是当年的博士论文。
“礼是行为准则”
中国是一个礼的国度，国史大师钱穆曾经这样感慨，“礼是中国的核心思想。”由礼而产生的经典与解释经典的著作不计其数，最为重要的，当属“三礼”，即《周礼》、《仪礼》与古人阐发《仪礼》内容的著作——《礼记》。
《周礼》事实上是有关先秦职官制度的记载，在今天看来，更加偏重于典章制度，真正记载了当时礼仪规范和礼法观念的，是《仪礼》一书。从沈文倬先生到陈戍国先生，最为重视的，也是《仪礼》。陈戍国先生开玩笑说，“只有精研《仪礼》，才可以说得上是科班出身”。
那么“礼”的本质是什么呢？
陈戍国先生引用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观点，“奉神人之祀谓之礼”。原来，礼的起源，是带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祭祀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礼逐渐延伸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陈戍国先生对“礼”的定义是：
“在社会中，处理个人与天、地和人（包括活人与死人）的正确的行为准则，就是礼。”
这个解释，既囊括了传统的“神、人”祭祀观念，也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因素。礼，说得简洁一点，就是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时，约定俗从的行为准则。
陈戍国先生告诉我们，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礼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出，中国传统的礼和礼学，一度遭遇了极大的打击，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思想根基被摧毁，因此而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礼”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所幸，近年来清明节假期的设置，恢复了慎终追远之礼，而前一段时间在海内外华人群体中产生极大影响的“祭祀黄帝”活动，都在昭示着“礼”的精神在逐渐回归。
陈戍国先生并非只是一位“药方只贩古时丹”的学者，他以学者的坦诚，着眼于“礼”的客观存在，在他看来，“礼”有其仪式化的一面，在古代，“好的规矩就是礼，不好的规矩也是礼”，到了今天，我们对礼的尊重，同样也要与时俱进，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进行发挥。
这一准则，其实古人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便是“发乎情，止乎礼”。
在陈戍国先生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位精研礼学的教授，最为返璞归真的一面，因为在约定采访时沟通的问题，陈戍国先生竟然提前在办公室等候了一整天，当记者再次提出采访请求时，一向安居书斋的他，还是欣然答应了，并且为不能提供更好的谈话场所一再表示歉意。
陪同陈戍国教授在岳麓书院古老的亭台楼阁中穿行，重温千年来莘莘学子们修身习礼的所在，我耳边仿佛传来了一声声古老而清脆的吟诵：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有这样一位潜心礼学的学者，在坐了15年的“冷板凳”之后，于2003年推出了6卷280万字的《中国礼制史》，成为我国第一部从先秦到清末系统研究中国礼制的著作。
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学术著作出版上的一椿盛举”。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评价称，“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礼制研究通史，填补了我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空白”。
这位学者，就是传承礼学大师沈文倬先生衣钵的著名学者陈戍国教授。
春日初晴，在岳麓书院前的亭亭绿树之下，聆听白发萧然的陈戍国先生讲述他研究礼学的心路历程，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关雎》场景与婚礼无关
陈戍国先生初治礼学，是在西北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时，而缘起竟然是因为《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篇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诗歌，有什么问题呢？
原来，不少学者在解读《关雎》时，将其视为男女从恋爱以至结婚这一过程的“实况描写”，佐证是最后几句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有人认为，这正是敲钟打鼓、迎娶新娘的场景。至今百度百科中，还有类似的说法，认为《关雎》最后一段“描写小伙子结婚成梦，梦想成婚的欢乐场景。”
陈戍国在仔细研读《礼记·郊特牲》和《礼记·曾子问》、《韩诗外传》等文献之后，发现这种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他的依据是：“先秦时婚礼不用乐！”
原因很简单：先秦时人们并不像今天的人们一样，把结婚看作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乐事，在先人的观念中，子女成婚，意味着父母老去，婚礼虽说并不哀戚，但还是带些凝重的味道，故而婚礼中并不用乐。这一习惯，直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才逐渐改变，唐人甚至还为婚礼是否用乐产生过争论，因而《关雎》中所述的场景，显然和婚姻大事无关。
“既然那个时候婚礼不用乐，又怎么能说是敲钟打鼓，把新娘迎娶过来呢？”陈戍国先生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改变观念，用现代观点来解读古代典籍而产生的错误。在他看来，“我们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古代是怎么样就是怎样”，“中国礼制太重要了，如果忽视了，去想当然，显然是不行的。”他由此走上了以礼学为宗旨的治学道路。
1987年，年过四十的陈戍国，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当今治礼经之第一人”沈文倬教授。沈文倬先生早年师从清末翰林院编修、礼学大师曹文弼，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传承，因多年社会历史变迁而险些失传的礼学，方才不绝于缕。
在沈先生的指导下，陈戍国萌发了为中国礼制传统作史的念头，他所作的《中国礼制史》第一卷，就是当年的博士论文。
“礼是行为准则”
中国是一个礼的国度，国史大师钱穆曾经这样感慨，“礼是中国的核心思想。”由礼而产生的经典与解释经典的著作不计其数，最为重要的，当属“三礼”，即《周礼》、《仪礼》与古人阐发《仪礼》内容的著作——《礼记》。
《周礼》事实上是有关先秦职官制度的记载，在今天看来，更加偏重于典章制度，真正记载了当时礼仪规范和礼法观念的，是《仪礼》一书。从沈文倬先生到陈戍国先生，最为重视的，也是《仪礼》。陈戍国先生开玩笑说，“只有精研《仪礼》，才可以说得上是科班出身”。
那么“礼”的本质是什么呢？
陈戍国先生引用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观点，“奉神人之祀谓之礼”。原来，礼的起源，是带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祭祀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礼逐渐延伸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陈戍国先生对“礼”的定义是：
“在社会中，处理个人与天、地和人（包括活人与死人）的正确的行为准则，就是礼。”
这个解释，既囊括了传统的“神、人”祭祀观念，也融入了更多的时代因素。礼，说得简洁一点，就是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时，约定俗从的行为准则。
陈戍国先生告诉我们，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礼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出，中国传统的礼和礼学，一度遭遇了极大的打击，传统社会赖以维系的思想根基被摧毁，因此而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礼”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所幸，近年来清明节假期的设置，恢复了慎终追远之礼，而前一段时间在海内外华人群体中产生极大影响的“祭祀黄帝”活动，都在昭示着“礼”的精神在逐渐回归。
陈戍国先生并非只是一位“药方只贩古时丹”的学者，他以学者的坦诚，着眼于“礼”的客观存在，在他看来，“礼”有其仪式化的一面，在古代，“好的规矩就是礼，不好的规矩也是礼”，到了今天，我们对礼的尊重，同样也要与时俱进，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进行发挥。
这一准则，其实古人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便是“发乎情，止乎礼”。
在陈戍国先生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位精研礼学的教授，最为返璞归真的一面，因为在约定采访时沟通的问题，陈戍国先生竟然提前在办公室等候了一整天，当记者再次提出采访请求时，一向安居书斋的他，还是欣然答应了，并且为不能提供更好的谈话场所一再表示歉意。
陪同陈戍国教授在岳麓书院古老的亭台楼阁中穿行，重温千年来莘莘学子们修身习礼的所在，我耳边仿佛传来了一声声古老而清脆的吟诵：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