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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办山西省军事政治学校这段历史确实存在，拙著《往旅寻踪》这本书里就曾提及（见2013年8月三晋出版社），但未见其他书报刊载，网海茫茫，也无踪影。今撰此文，求教于诸先达及当年同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其政务最数教育事业搞得好，曾被国民政府评为模范省。阎从辛亥革命办陆军小学堂开始，直至他逃往台湾前，并没有停止过办学。他最重师生之谊，爱当校长，许多将领都是他的学生。最早他在河边村老家办的两所小学，自任校长。在太原自费办的进山、川至中学也是他的校长。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共同创办的“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青军团），阎任团长，共产党指派吕调元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阎把吕调元挤走，并撤换了吕培养的几名骨干。此后青军团由阎锡山独管。1947年秋，阎锡山为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在已有青军团的基础上，又创办了“山西省军事政治学校”（军政校），自任校长。1948年，太原形势吃紧时，宣布军政校与青军团合并。但番号未变，服装未换，驻地未动，1949年解放军攻城时，青军团被全歼，合并成为一句空话。这时军政校的学员，除死伤者外，全部被俘送到陕西潼关解放军办的军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各部队担任初级军官。
先说我为什么要报考军政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重返太原，形势相对稳定。次年我考入太原师范。有次回家时，我叔祖父张克明（我称二爷爷）对我说：“你不要在师范念书了，与你三姥（他儿子张荣秀，小名秀生。三姥即三叔）去考军政校吧，那是公费，能免兵役。又说，秀生刚高小毕业，不知能不能考上？碰吧。不然按‘兵农合一’制度，17岁就得编组当国民兵种地，18岁就得当常备兵去打技。”我听了叔祖父的话，为免兵役，与秀生去报考军政校。当时，抱着碰运气的心理，结果经过目测、口试、答卷、体检，我俩都被录取了。报名者1300名，我考了个第13名，当时高兴，心想就凭这考试成绩，也要上军政学校。学校的地址就在大营盘（现在的太原师范学院）。
军政校按部队编制，阎锡山任校长，具体领导，由教务长傅海云负责。傅当过晋绥军近卫二师师长，抗战期间在克难坡当过手枪突击队模范队长，中将军衔。我们报到以后，秀生分到三大队。我被分到二大队二中队一分队十五班。大队长未见过，中队长刘行环，中校军衔。身上挎的手枪、日本洋刀，威风凛凛。分队长周国珍，军衔可能中尉，比正规部队的排长要高。班长刘桂元，从学员中选出。每班15人，一个中队140人左右。一个大队400人左右，全校三个大队1200人左右。中队长、分队长穿军服，与正规部队军官一样。学员秋装穿日本遗留下的绒裤、土黄色斜纹哔叽布衣裤，裤子口袋大，细腿裤。第一次听说叫马裤。冬装不好，黄色的中式衣裤，除了颜色是黄的，很像农民服裝。领章是“学员”两个烤瓷圆片。班长有步枪，其他学员一人一枝练刺枪用的木枪（前面有橡皮头），学员都是十六七岁，个子普遍瘦小，穿戴起来稀松邋遢，不像个部队样子。
学校课程设置，分文化、军事、政治三部分。文化方面，有语文、数学，好像高中课本，比较难懂。由阎锡山收编的日本教官讲课，中国人翻译。语文还可以，数学日本人讲了再翻成中文更难懂。好在多数学员在日伪统治时期学过五六年日语，大体能听懂日本话。军事方面，有《步兵操典》，有阎锡山亲自编写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当时听不懂，后来学了马列著作，觉得阎锡山抄袭了马列的书，有点共产主义思想。
正规学习时间不长，到1947年10月，学校开展了政治运动。当时叫“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人人过关，交待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当时呼的口号是：“自白不彻底，乱棍打死你！”开完斗争会，次日清早我亲眼看到打扫卫生时，把晚上被乱棍打死的学员拖出学校的后门。有的学员怕斗争，连夜跑了好几个。
搞完“三自传训”，可能形势紧张了，停止一切课程，把学员拉出去修飞机场。地点在现在的体育场。修完飞机场，我们中队不知什么原因，从大营盘搬到了附近的红营盘（因围墙是红色的）。在红营盘期间，有两件大事可记。一个是全校学员集中到岗上营盘听校长阎锡山训话。内容好像讲太原形势，誓死共存亡。阎讲五台话，比较难懂。另一件是我们的中队长刘行环，因贪污学员的伙食费被调查，后来调走了事。
在红营盘住了时间不长，形势紧张时，全校学员被拉出去守城墙，看城门，守城门附近的碉堡。我们中队先看新南门（首义门），再看小北门（拱极门），最后看水西门（包括城墙、碉堡），数在水西门时间长。当时因正规部队到晋中打技，城内没兵了，只好让学员站岗看城门。
在新南门看守期间，见两个平素常受表杨的尖子生，因不听分队长的指挥，经中队长批准每人打10军棍。正要打时，我晕倒了，当时正患传染病虐疾，俗名打摆子。于是，人们把我抬到铁匠巷一个空房里等死。这里已放了10多名待死的患者。因没医药，只能等死。我命大，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死了的都埋在南门外（现在的迎泽公园）。
在小北门看城门时，有次接到上面的命令，说今晚要处决要犯，到时开城门。我正轮岗看城墙，当时看到城墙根手电筒摇晃，刚出城的两车人正活埋人。那时胆小，吓得浑身发抖。
在水西门守门时，解放军已包围了太原，城内物资匮乏，几为死城。学校一天三顿红大米，没菜没油盐，人人夜盲眼。一到下午五六点啥也看不见。学校还有南京飞机上扔下来的红大米可吃。军官家属和市民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我见过飞机往城里扔票子。因飞行员贪污，专门把捆票子的绳子解开往下扔。好像天女散花，洋洋洒洒，十分壮观。次日市政府发布告，凡拣到票子的，一律上缴，否则就地正法。我除了夜盲眼，还染上了淋巴结核，无药可治，那段生活确实是苦不堪言。
太原形势最紧张时，解放军已把洋灰桥（汾河上最早的桥）炸了个大窟窿，汽车不能通行。从东山上飞到城里的炮弹，呼啸而过，眼看就要攻城了。后来解放军改为“围而不打”的策略，等待北平和平解放再打，想争取阎锡山回头。这时太原已暂时恢复了和平气氛。城门允许出进了，街上人多了，人们都盼望不再打技。这时老家来人告我，说父亲病危，让我回去看看，迟了就见不上了。于是，我向中队长请假，批准当日归队。我回去一看，父亲好好的，他是骗我回来的。父亲说，八路军（该称解放军，但当时老百姓都还是这么称呼）就要攻城了，你也不怕？我说八路军打不进去。我的小学同学陈明忠，也是从阎锡山部队请假回来探家。他说，快跟你爹往解放区跑吧，阎锡山的兵一见解放军就投降了，根本不想打技。这样，我和父亲连夜跑到解放区小塔村。到第二年4月听说太原解放了，我和父亲返村种地。当时下乡干部是阳曲县四区干部张成秀，他吸收我们村和附近村的5个青年加入共产党，开过几次秘密会，填了表等待批准。有几个有文化的青年都当了乡村干部。我是白道乡粮秣员，陈明忠任治安员。不久我参加县土改集训团，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并正式参加工作，成为阳曲县第四区区委文化干事。入团、入党、参加工作都是一年里的事。从此走上阳光大道，在革命征途有坎坷，有顺遂，由科而处而副厅级，工作47年后于1994年离休，然后进入文艺界直到今天。每逢回想在军政校的一段惊险经历，感慨良多。不是我的农村父亲从火坑里拽我一把，我可能走上另一种人生道路。我的本家同学张秀生，解放太原时被俘，送潼关军校，毕业任解放军营级干部，但被裁员，提前退伍，成为工人。一生碌碌无为，过早离开人世。想起这些情景，我曾填过一首《永遇乐·谒牛驼寨烈士陵园》，其中有一句：“我今回首，危机确有，眼力何如农父！不先走、炮灰难免，或同草腐。”
阎锡山爱办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其政务最数教育事业搞得好，曾被国民政府评为模范省。阎从辛亥革命办陆军小学堂开始，直至他逃往台湾前，并没有停止过办学。他最重师生之谊，爱当校长，许多将领都是他的学生。最早他在河边村老家办的两所小学，自任校长。在太原自费办的进山、川至中学也是他的校长。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共同创办的“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青军团），阎任团长，共产党指派吕调元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阎把吕调元挤走，并撤换了吕培养的几名骨干。此后青军团由阎锡山独管。1947年秋，阎锡山为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在已有青军团的基础上，又创办了“山西省军事政治学校”（军政校），自任校长。1948年，太原形势吃紧时，宣布军政校与青军团合并。但番号未变，服装未换，驻地未动，1949年解放军攻城时，青军团被全歼，合并成为一句空话。这时军政校的学员，除死伤者外，全部被俘送到陕西潼关解放军办的军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各部队担任初级军官。
军政校见闻
先说我为什么要报考军政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重返太原，形势相对稳定。次年我考入太原师范。有次回家时，我叔祖父张克明（我称二爷爷）对我说：“你不要在师范念书了，与你三姥（他儿子张荣秀，小名秀生。三姥即三叔）去考军政校吧，那是公费，能免兵役。又说，秀生刚高小毕业，不知能不能考上？碰吧。不然按‘兵农合一’制度，17岁就得编组当国民兵种地，18岁就得当常备兵去打技。”我听了叔祖父的话，为免兵役，与秀生去报考军政校。当时，抱着碰运气的心理，结果经过目测、口试、答卷、体检，我俩都被录取了。报名者1300名，我考了个第13名，当时高兴，心想就凭这考试成绩，也要上军政学校。学校的地址就在大营盘（现在的太原师范学院）。
军政校按部队编制，阎锡山任校长，具体领导，由教务长傅海云负责。傅当过晋绥军近卫二师师长，抗战期间在克难坡当过手枪突击队模范队长，中将军衔。我们报到以后，秀生分到三大队。我被分到二大队二中队一分队十五班。大队长未见过，中队长刘行环，中校军衔。身上挎的手枪、日本洋刀，威风凛凛。分队长周国珍，军衔可能中尉，比正规部队的排长要高。班长刘桂元，从学员中选出。每班15人，一个中队140人左右。一个大队400人左右，全校三个大队1200人左右。中队长、分队长穿军服，与正规部队军官一样。学员秋装穿日本遗留下的绒裤、土黄色斜纹哔叽布衣裤，裤子口袋大，细腿裤。第一次听说叫马裤。冬装不好，黄色的中式衣裤，除了颜色是黄的，很像农民服裝。领章是“学员”两个烤瓷圆片。班长有步枪，其他学员一人一枝练刺枪用的木枪（前面有橡皮头），学员都是十六七岁，个子普遍瘦小，穿戴起来稀松邋遢，不像个部队样子。
学校课程设置，分文化、军事、政治三部分。文化方面，有语文、数学，好像高中课本，比较难懂。由阎锡山收编的日本教官讲课，中国人翻译。语文还可以，数学日本人讲了再翻成中文更难懂。好在多数学员在日伪统治时期学过五六年日语，大体能听懂日本话。军事方面，有《步兵操典》，有阎锡山亲自编写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当时听不懂，后来学了马列著作，觉得阎锡山抄袭了马列的书，有点共产主义思想。
正规学习时间不长，到1947年10月，学校开展了政治运动。当时叫“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人人过关，交待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当时呼的口号是：“自白不彻底，乱棍打死你！”开完斗争会，次日清早我亲眼看到打扫卫生时，把晚上被乱棍打死的学员拖出学校的后门。有的学员怕斗争，连夜跑了好几个。
搞完“三自传训”，可能形势紧张了，停止一切课程，把学员拉出去修飞机场。地点在现在的体育场。修完飞机场，我们中队不知什么原因，从大营盘搬到了附近的红营盘（因围墙是红色的）。在红营盘期间，有两件大事可记。一个是全校学员集中到岗上营盘听校长阎锡山训话。内容好像讲太原形势，誓死共存亡。阎讲五台话，比较难懂。另一件是我们的中队长刘行环，因贪污学员的伙食费被调查，后来调走了事。
在红营盘住了时间不长，形势紧张时，全校学员被拉出去守城墙，看城门，守城门附近的碉堡。我们中队先看新南门（首义门），再看小北门（拱极门），最后看水西门（包括城墙、碉堡），数在水西门时间长。当时因正规部队到晋中打技，城内没兵了，只好让学员站岗看城门。
在新南门看守期间，见两个平素常受表杨的尖子生，因不听分队长的指挥，经中队长批准每人打10军棍。正要打时，我晕倒了，当时正患传染病虐疾，俗名打摆子。于是，人们把我抬到铁匠巷一个空房里等死。这里已放了10多名待死的患者。因没医药，只能等死。我命大，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死了的都埋在南门外（现在的迎泽公园）。
在小北门看城门时，有次接到上面的命令，说今晚要处决要犯，到时开城门。我正轮岗看城墙，当时看到城墙根手电筒摇晃，刚出城的两车人正活埋人。那时胆小，吓得浑身发抖。
在水西门守门时，解放军已包围了太原，城内物资匮乏，几为死城。学校一天三顿红大米，没菜没油盐，人人夜盲眼。一到下午五六点啥也看不见。学校还有南京飞机上扔下来的红大米可吃。军官家属和市民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我见过飞机往城里扔票子。因飞行员贪污，专门把捆票子的绳子解开往下扔。好像天女散花，洋洋洒洒，十分壮观。次日市政府发布告，凡拣到票子的，一律上缴，否则就地正法。我除了夜盲眼，还染上了淋巴结核，无药可治，那段生活确实是苦不堪言。
我的新生之路
太原形势最紧张时，解放军已把洋灰桥（汾河上最早的桥）炸了个大窟窿，汽车不能通行。从东山上飞到城里的炮弹，呼啸而过，眼看就要攻城了。后来解放军改为“围而不打”的策略，等待北平和平解放再打，想争取阎锡山回头。这时太原已暂时恢复了和平气氛。城门允许出进了，街上人多了，人们都盼望不再打技。这时老家来人告我，说父亲病危，让我回去看看，迟了就见不上了。于是，我向中队长请假，批准当日归队。我回去一看，父亲好好的，他是骗我回来的。父亲说，八路军（该称解放军，但当时老百姓都还是这么称呼）就要攻城了，你也不怕？我说八路军打不进去。我的小学同学陈明忠，也是从阎锡山部队请假回来探家。他说，快跟你爹往解放区跑吧，阎锡山的兵一见解放军就投降了，根本不想打技。这样，我和父亲连夜跑到解放区小塔村。到第二年4月听说太原解放了，我和父亲返村种地。当时下乡干部是阳曲县四区干部张成秀，他吸收我们村和附近村的5个青年加入共产党，开过几次秘密会，填了表等待批准。有几个有文化的青年都当了乡村干部。我是白道乡粮秣员，陈明忠任治安员。不久我参加县土改集训团，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并正式参加工作，成为阳曲县第四区区委文化干事。入团、入党、参加工作都是一年里的事。从此走上阳光大道，在革命征途有坎坷，有顺遂，由科而处而副厅级，工作47年后于1994年离休，然后进入文艺界直到今天。每逢回想在军政校的一段惊险经历，感慨良多。不是我的农村父亲从火坑里拽我一把，我可能走上另一种人生道路。我的本家同学张秀生，解放太原时被俘，送潼关军校，毕业任解放军营级干部，但被裁员，提前退伍，成为工人。一生碌碌无为，过早离开人世。想起这些情景，我曾填过一首《永遇乐·谒牛驼寨烈士陵园》，其中有一句：“我今回首，危机确有，眼力何如农父！不先走、炮灰难免，或同草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