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同自然之妙有

　　书法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国书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久而弥新。这门古老的艺术之所以能常葆光彩，始终随时代变迁而接续发展，焕发活力，主要还是因为汉字本身的独特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其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所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
　　汉字是书法艺术的创作载体，汉字的起源，拉开了书法艺术发轫的序幕。书画同源，也正是“象形”这一充满创造性、画面感和自然情趣的基础造字方式，赋予了书法艺术在历史长河中源源不断地传承演变、创新发展的灵感动力。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关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仅靠语言交流。随着氏族公社的发展，部落的形成，人们对表意工具有了更复杂的需求，于是便有了结绳、刻契和原始图画等帮助记忆和交流的方式。《庄子》中“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的记载，描写的便是结绳记事。
　　“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论是结绳、刻契还是原始图画，都是基于图像的表意方式，这是象形文字诞生的基础。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指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象形是中国文字最初也是最基础的构造方法，为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奠定了丰富的可能性。
　　这种取法于天地万物之形而“以形示意”的方式，使得汉字书写的笔法和形态成为可供审美欣赏的对象。唐代张怀瓘《书议》中“取象其势，仿佛其形”之语，孙过庭《书谱》中“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之叹，感慨的都是书法艺术从自然中汲取灵感所得的万千奥妙。

甲骨文：书法审美，笔意初现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汉字，因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而得名。它的出土地安阳，正是商代晚期都城的遗址“殷墟”。殷商时期是目前所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甲骨文和金文是这一时期文字的代表。除此之外，虽然在陶、石、玉、角等物品上也发现了文字，但甲骨文和金文是考古资料可证实的、数量较多又相对成熟的早期汉字。
　　甲骨文的主要功能是占卜，天气、农业、战争、疾病、生育、出入的吉凶及官员的任命等，都是占卜的内容。商代负责占卜的官员称为“贞人”。贞人先用尖锐的刀具将卜辞和记录占卜活动的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再进行烧灼，根据龟甲兽骨上的裂纹来推断吉凶。贞人既是“神灵”意旨的传达者，也是早期的“书法家”。甲骨文已显横平竖直的文字特征，体现出早期的书法审美。
　　甲骨文有“书写”和“契刻”两个步骤，大部分为先书写，再照书写的笔画契刻，仅有少量是只书写而未契刻的。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也出现了以墨或朱砂书写的文字，笔迹中呈现出轻重粗细的变化，两端尖，中间粗，起止间已显锋芒。这说明此时已有类似毛笔的具有柔韧性的书写工具，这种特征也可视为书法最初的用笔形式。
　　甲骨文的文字排列疏密错落，其结字既呈现重心稳定、搭配得当的对称美，又体现出对单字结构进行多种变通的丰富性，字形自然活泼，稚拙随性，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是罗振玉旧藏著名的甲骨大版之一，是殷商甲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骨版正面的刻辞有百余字，包含四条卜辞，涉及祭祀、田猎、天象等内容，“刻辞书风雄健，气韵宏大，字大体端，笔画遒劲，是宾组二类甲骨的典范，也是商代晚期甲骨刻辞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此外，字迹精劲的《大骤风涂朱卜骨刻辞》、道美丰腴的《鹿顶骨纪事刻辞》等，都是甲骨文书法中的代表作。
　　从书法风格上看，甲骨文的字形受刻工、环境、内容等因素的影响，且因刀刻时容易表现线条，不易刻写圆转，所以细直线较多，笔画以方折为主，总体风格瘦劲峻挺，不同的时期呈现出细微的差异。

　　根据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董作宾的总结划分，盘庚至武丁时期，甲骨文笔力粗犷遒劲，行款错落有致;祖庚至祖甲时期，书法谨严，结体整饬;廪辛至康丁时期，款不整齐，书风草率;武乙至文丁时期，书法劲峭，行款率意，刀锋劲健;帝乙至帝辛时期，书法严整有度，鋒芒显露。

金文：典雅庄重，浑厚圆润

　　商代不仅有甲骨文，还有金文。古人称青铜器为“金”，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就是金文，金文和甲骨文属于同一时期的两个体系。西周是金文最为发达的时期。
　　商周时期，青铜器多用于祭祀和丧葬仪式。钟为礼乐之器，鼎为权力的象征，地位超然，因此，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金文铸刻工艺繁复，因其需要先在母范上写刻后再进行浇铸，所以对在母范上书写的笔法特征保留较多。
　　金文有两种铸刻形态，凹状的叫“阴文”，称为“款”;凸状的叫“阳文”，称为“识”。金文笔画丰满而柔韧，弯笔较多，体势恢宏，其古朴典雅的风格，也比甲骨文更显成熟规范。司母辛鼎、戍嗣子鼎、小臣赊犀尊等青铜器上的文字都是商代金文的代表作。

　　商末到周初，金文的书写渐趋简化，初期的象形特征逐渐演化为点画规律的曲线。西周时代，青铜器华丽繁复的外在装饰渐趋简单朴素。西周前期，金文大多呈现朴茂凝重、瑰丽沉雄的风格特征。利簋、何尊、康侯簋、大盂鼎上的金文都是这一时期的典范之作。西周中期，金文风格趋向典雅平和、端庄质朴，较具代表性的有大克鼎、询簋、史墙盘等青铜器上的文字。到了西周晚期，金文更为成熟，笔画简练流畅，造型更加优美，风格也更多样化。
　　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这些古老的文字都表现出书法艺术之美，对后世书法的发展影响深远。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因书写材料的改进与变化，金文、石刻、简帛书法呈现出更加绚丽多彩的艺术气象，书法审美中的“刀味”“笔味”“金石气”“篆籀气”等风格特性，皆能从中寻得源头。

石鼓文：尚实圆转，石刻之祖

　　春秋战国时期，汉字的字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因各诸侯国发展不同，汉字和书法艺术呈现出各异的地域特征。到了战国中后期，汉字的笔法更趋于简洁，出现了由大篆向小篆演变的趋势，书法艺术的表现力也更加丰富和自由。其中，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所表现出的书法风格较为典型，秦系文字更是独具一格。
　　以崤山为界，秦国因独处崤山以西，相对闭塞，不像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同在崤山之东，因此，秦系文字的特征更为独特。石鼓文就是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秦系文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石鼓文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刻石文字，世称“石刻之祖”。石鼓文刻在鼓形大石上，因所刻内容为一首首记述秦国君游猎、行乐盛况的四言诗，故又被称为“猎碣”。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全面推行小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从此，秦系以外的各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小篆成为官体文字。
　　石鼓文所刻文字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字体呈方形，略显竖长，结体上紧下松，布局稀疏，笔画均匀，圆转有力，体现了秦人尚实圆转的书风，方块汉字的基础也由此形成。其笔法既与早期金文典雅浑厚的特征大为不同，也与其他地域文字的风格迥然有别，已表现出对笔意的自然、书写的流利以及韵律的追求，极富艺术美感。
　　石鼓文自唐初被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都曾先后称颂，不吝美辞。后世历代书法家也将其视为临摹篆书的重要范本，近代书法家吴昌硕正是因持之以恒临写石鼓文，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金石之风。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更在于其承前启后，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石鼓文常被认为是由西周大篆向秦代小篆转变的过渡性字体。所谓“篆”，《说文解字》中的释义为“引书”。段玉裁注曰：“引书者，引笔而箸于竹帛也。”指的是运笔书写。而“引”的古字形正像-人拉弓，其本义就是把弓拉开，引申为拉伸之意。古人将“篆”解释为“引書”。篆书也正像拉开的弓一样，形态圆匀，俯仰向背，有一定的弧度，舒展且飘逸，端庄而灵动，委婉又刚劲。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小篆已成为秦国的通行字体。
　　在广义上，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都可称为“大篆”。从商代到秦统一六国，汉字的演变由繁到简，字体随之变化，图像性日渐减弱，抽象性不断增强。除秦系文字外，春秋早期各系文字书法风格大体上承袭西周晚期方正朴茂的风格，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开始转向颀长秀美，并出现装饰性较强的“鸟虫篆”等书体。到了战国中晚期，各系书法风格总体上走向简率。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全面推行小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从此，秦系以外的各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小篆成为官体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