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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现实生活这种大背景下，作为文学贵族的诗歌领地完全不似往日那种绿意昂然般地被人们广泛青睐着，它已经渐渐被那些林林总总的文化快餐和诸多打着形形色色文化幌子的东西所侵犯所吞食，成为整个文学世界里最为寂静的地带。尽管如此，仍有为数不少的诗歌批判家对诗歌予以理性和审美批判，以图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的发展竭尽所力。
所谓诗歌批评的双重视角，不过是一个较为便利的说法，就诗歌批评而言，尤为突出的两类现象，一是体系外的批评，我们用来指称在文学理论之上的批评，另一类是体系内的批评，用来指称诗人批评这一现象。当代诗歌批评的现象首先便是在诗歌理论之上发展起来的。
伴随这类专业归属之类的概念，当代诗歌批评勾勒出自身的整体认知体系，可以说直到九十年代，这些指代的概念还在一种内在相关性中替嬗与衍生着。在一些学者看来，因为个别诗人的写作很可能超越于某个潮流运动之外，他们更有个性、更有独立性，因此不被概念化的名词所涵盖，而诗歌思潮的批评往往擅长于概括现象，描述某种集体趋势，这种批评在某些历史时刻是必要的，但一旦这种大而化之的批评方式成为一种预设，并因此以此集体效应作为断论的根据，那便是一种从名词到实物的野蛮定义，也因此会导致一种拉大旗、立山头的批评冲动。一旦诗歌批评脱离了诗歌写作本身具有的丰富性及其已然成势的事实，而仅仅表现为几个概念，类似以往的朦胧诗，新生代，第三代诗等等，以及新近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后口语写作”，这些概念化定义，在语言的指向性上，富有效率，然而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是否准确表达了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况，这便是诗歌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断裂问题。
诗歌批评的口头实践立足于多种理论视角与批评方法，诗歌理论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方法性，在这方面的专著繁多，理论解说力比较强，诗歌批评侧重运用某一诗学理论。如意象理论、符号学理论、不完备的新批评理论等等。作为阐释诗歌文本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对当代诗歌进行所谓系统的“本体研究”，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文本思考，就其理论映射而言，是以一种普遍化出发点探究各类个别性，是否值得信赖，事实上并非如理论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一般。
的确，不可讳言，诗歌批评理论的深入阐释，对于批评的深入颇有教益，就学术解读而言，也培养了一定的文本释读方法。但是，同时也应认识到，批评理论支撑起来的文学批评将自我限入严密的框架，因此无法伸展和扩充诗歌的另一感受，这是读者的真切而冲动的感受，是从诗歌中体味到的强烈感性和智性。这些类艺术感受，是否必须要纳入理性解说之中，而诗歌的美是否必然能在一种所谓的批评体系中得到证明，这本身涉及到诗歌之美是否可以经过数据解说而获得印象，这本是一个理性之局限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从意象角度谈诗的批评理论，批评者经由“意象”这个概念衍生出一整套语码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并试图将诗中的复杂形象构成纳入其理论原则中。这样，一首诗的美感、生动、关注与默契，这些作为诗歌的无意识收获生生地与现实、时代、历史、个人关联起来，诗人在诗歌写作中的即兴意图和诸多随意性的表达而产生的特别效果，在这类批评理论中，便落入了批评家的预设圈套之中，一种连诗人也未意识到的精妙经由批评家之口得到确立，一种诗人呓语之表达，在批评理论中成为匠心独运的成果。因此所谓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自圆其说的理论阐释遮蔽了率性遂欲的文笔纵横，而这必然将批评与写作割裂开来。
可以说，在最近这几年的文学批评中过于强调话语权，批评家热衷于挖掘批评话语，而对作家作品缺乏必要的同情理解和艺术分析。这在诗歌批评中不失真实性，表面上看，一些诗歌批评似乎非常关注当前的诗歌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但实际上，这些批评对当代作家作品的选择，已经在批评理论的预设之中，不过是为了印证自己的批评观点而已。而对诗人本身的创作状况和对作品的内在感悟、艺术追求，诗歌批评则有所缺憾。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诗人在写作之余从事批评，甚至可以解释为一种辩护的本能，对于学院教条诗歌批评研究的失望，当然也有对公众漠视和诗歌冷落的呼吁。诗人为诗歌的生存与写作进行辩护，而诗人的批评文字对于读者而言，获得了一种自书者的耳语，这无疑是一种更为贴切，更少隐隔的交流，较之于批评理论的规范解说，诗人评论使得诗歌之美变得生动起来。
当然，诗人批评也有自身的狭隘，结合理论批评，是有可能结合理性视角与唯美视角将诗歌批评推向当代诗歌研究迈向纵深方向，便在实际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即便在诗歌批评的内部，是否唯美，是否朦胧，这本身是一个相对定义，然而在与理论批评对照中，自身发生了裂变，这使得诗歌批评更呈现更为复杂的外相。自然，如此言说，决非认为观念分歧不利于诗歌批评发展，恰恰相反，观念不同才能促进更多复杂的思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进步。
诗人对于诗歌批评的论争与其说是立场之争，不如说是观念之争。但是，就诗歌批评的发动而言，在某些学者看来，由于受制于诗歌以外的利益困扰，诗歌界内部发动的批评活动有时也很草率、盲目和不可信。这位学者明确提出新近提出的“后口语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的观念根基相当单薄、脆弱。认为它们凭籍的立场观念既不新颖也不先锋，不过是一种单一观念的平面性的自我放大，而非来自写作内部不断丰富和完整的经验的自我建设。这其实是提出了诗歌批评的反符号化，反概念化的主张。
因此，就诗歌批评的双重视角而言，来自体系外的理论批评固然不可缺少，然而一种切割式的规范化研究对于诗歌批评的客观化有极大的遮蔽性，因此任何诗歌批评都必须立足于翔实的资料研究，不光是对诗歌本身的研究，还要深入到于诗人的研究，更不可缺乏的是对时代背景的关注。与之对照，诗人的诗歌批评成为一种体系内的观念，从诗人的言说中判断当代诗歌的内在走向，通过阅读具体的诗歌文本，结合诗人的“当事人”批评，来理解诗歌和批评诗歌。因此，一切道德承诺、社会激情、现实批判、审美理想必须立足于诗歌本身，立足于好作品本身。批评之所以成立，得以延续并能提升，这跟批评者自己对于诗歌的感受力，对于语言的感受力的反思密切关联。一个成熟的诗歌批评者，首先应该具备对于诗歌的深刻感悟与穿透力，并能不以格式理论自限，只有这样，诗歌批评才能走向客观、踏实的文学批评之路。
立足于各类理论支撑的批评视角，需要深切反思，时时警惕的是脱离具体文本而成为格式朗读，如果能将多重视角结合起来，那么诗歌批评在联系到具体的作品分析时并不会削弱读者对于诗歌的感性理解和美的把握，并且能从理性层次上获取诗歌的诸方切入和关怀意识。这是一种切合实际并有远大前途的批评原则，它的确立有助于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而非仅仅满足一种自足的理论体系，一种诗人言诗的自限情绪。后者是内在视角的一个盲点，而结合理论提升之功，则是实现了多视角多层次的方位映射，唯有如此，诗歌批评的前景才能客观化、人性化，是从诗歌到意识，而非观点到旋律。
参考文献:
[1]熊礼杭.当代诗坛散论[J].当代文坛,2004（2）.
[2]杜维明.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载中国当代文化的再估计[M]..上海出版社,（2004.8）.
[3]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杜国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5）.
[4]张晓林.在爱中你将不朽[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3）.
作者单位: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理工电子学院
所谓诗歌批评的双重视角，不过是一个较为便利的说法，就诗歌批评而言，尤为突出的两类现象，一是体系外的批评，我们用来指称在文学理论之上的批评，另一类是体系内的批评，用来指称诗人批评这一现象。当代诗歌批评的现象首先便是在诗歌理论之上发展起来的。
伴随这类专业归属之类的概念，当代诗歌批评勾勒出自身的整体认知体系，可以说直到九十年代，这些指代的概念还在一种内在相关性中替嬗与衍生着。在一些学者看来，因为个别诗人的写作很可能超越于某个潮流运动之外，他们更有个性、更有独立性，因此不被概念化的名词所涵盖，而诗歌思潮的批评往往擅长于概括现象，描述某种集体趋势，这种批评在某些历史时刻是必要的，但一旦这种大而化之的批评方式成为一种预设，并因此以此集体效应作为断论的根据，那便是一种从名词到实物的野蛮定义，也因此会导致一种拉大旗、立山头的批评冲动。一旦诗歌批评脱离了诗歌写作本身具有的丰富性及其已然成势的事实，而仅仅表现为几个概念，类似以往的朦胧诗，新生代，第三代诗等等，以及新近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后口语写作”，这些概念化定义，在语言的指向性上，富有效率，然而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是否准确表达了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况，这便是诗歌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断裂问题。
诗歌批评的口头实践立足于多种理论视角与批评方法，诗歌理论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方法性，在这方面的专著繁多，理论解说力比较强，诗歌批评侧重运用某一诗学理论。如意象理论、符号学理论、不完备的新批评理论等等。作为阐释诗歌文本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对当代诗歌进行所谓系统的“本体研究”，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文本思考，就其理论映射而言，是以一种普遍化出发点探究各类个别性，是否值得信赖，事实上并非如理论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一般。
的确，不可讳言，诗歌批评理论的深入阐释，对于批评的深入颇有教益，就学术解读而言，也培养了一定的文本释读方法。但是，同时也应认识到，批评理论支撑起来的文学批评将自我限入严密的框架，因此无法伸展和扩充诗歌的另一感受，这是读者的真切而冲动的感受，是从诗歌中体味到的强烈感性和智性。这些类艺术感受，是否必须要纳入理性解说之中，而诗歌的美是否必然能在一种所谓的批评体系中得到证明，这本身涉及到诗歌之美是否可以经过数据解说而获得印象，这本是一个理性之局限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从意象角度谈诗的批评理论，批评者经由“意象”这个概念衍生出一整套语码所构成的理论体系，并试图将诗中的复杂形象构成纳入其理论原则中。这样，一首诗的美感、生动、关注与默契，这些作为诗歌的无意识收获生生地与现实、时代、历史、个人关联起来，诗人在诗歌写作中的即兴意图和诸多随意性的表达而产生的特别效果，在这类批评理论中，便落入了批评家的预设圈套之中，一种连诗人也未意识到的精妙经由批评家之口得到确立，一种诗人呓语之表达，在批评理论中成为匠心独运的成果。因此所谓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自圆其说的理论阐释遮蔽了率性遂欲的文笔纵横，而这必然将批评与写作割裂开来。
可以说，在最近这几年的文学批评中过于强调话语权，批评家热衷于挖掘批评话语，而对作家作品缺乏必要的同情理解和艺术分析。这在诗歌批评中不失真实性，表面上看，一些诗歌批评似乎非常关注当前的诗歌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但实际上，这些批评对当代作家作品的选择，已经在批评理论的预设之中，不过是为了印证自己的批评观点而已。而对诗人本身的创作状况和对作品的内在感悟、艺术追求，诗歌批评则有所缺憾。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诗人在写作之余从事批评，甚至可以解释为一种辩护的本能，对于学院教条诗歌批评研究的失望，当然也有对公众漠视和诗歌冷落的呼吁。诗人为诗歌的生存与写作进行辩护，而诗人的批评文字对于读者而言，获得了一种自书者的耳语，这无疑是一种更为贴切，更少隐隔的交流，较之于批评理论的规范解说，诗人评论使得诗歌之美变得生动起来。
当然，诗人批评也有自身的狭隘，结合理论批评，是有可能结合理性视角与唯美视角将诗歌批评推向当代诗歌研究迈向纵深方向，便在实际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即便在诗歌批评的内部，是否唯美，是否朦胧，这本身是一个相对定义，然而在与理论批评对照中，自身发生了裂变，这使得诗歌批评更呈现更为复杂的外相。自然，如此言说，决非认为观念分歧不利于诗歌批评发展，恰恰相反，观念不同才能促进更多复杂的思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进步。
诗人对于诗歌批评的论争与其说是立场之争，不如说是观念之争。但是，就诗歌批评的发动而言，在某些学者看来，由于受制于诗歌以外的利益困扰，诗歌界内部发动的批评活动有时也很草率、盲目和不可信。这位学者明确提出新近提出的“后口语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的观念根基相当单薄、脆弱。认为它们凭籍的立场观念既不新颖也不先锋，不过是一种单一观念的平面性的自我放大，而非来自写作内部不断丰富和完整的经验的自我建设。这其实是提出了诗歌批评的反符号化，反概念化的主张。
因此，就诗歌批评的双重视角而言，来自体系外的理论批评固然不可缺少，然而一种切割式的规范化研究对于诗歌批评的客观化有极大的遮蔽性，因此任何诗歌批评都必须立足于翔实的资料研究，不光是对诗歌本身的研究，还要深入到于诗人的研究，更不可缺乏的是对时代背景的关注。与之对照，诗人的诗歌批评成为一种体系内的观念，从诗人的言说中判断当代诗歌的内在走向，通过阅读具体的诗歌文本，结合诗人的“当事人”批评，来理解诗歌和批评诗歌。因此，一切道德承诺、社会激情、现实批判、审美理想必须立足于诗歌本身，立足于好作品本身。批评之所以成立，得以延续并能提升，这跟批评者自己对于诗歌的感受力，对于语言的感受力的反思密切关联。一个成熟的诗歌批评者，首先应该具备对于诗歌的深刻感悟与穿透力，并能不以格式理论自限，只有这样，诗歌批评才能走向客观、踏实的文学批评之路。
立足于各类理论支撑的批评视角，需要深切反思，时时警惕的是脱离具体文本而成为格式朗读，如果能将多重视角结合起来，那么诗歌批评在联系到具体的作品分析时并不会削弱读者对于诗歌的感性理解和美的把握，并且能从理性层次上获取诗歌的诸方切入和关怀意识。这是一种切合实际并有远大前途的批评原则，它的确立有助于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而非仅仅满足一种自足的理论体系，一种诗人言诗的自限情绪。后者是内在视角的一个盲点，而结合理论提升之功，则是实现了多视角多层次的方位映射，唯有如此，诗歌批评的前景才能客观化、人性化，是从诗歌到意识，而非观点到旋律。
参考文献:
[1]熊礼杭.当代诗坛散论[J].当代文坛,2004（2）.
[2]杜维明.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载中国当代文化的再估计[M]..上海出版社,（2004.8）.
[3]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杜国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5）.
[4]张晓林.在爱中你将不朽[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3）.
作者单位: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理工电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