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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本芭娜娜善于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和朴实文风，在大量的日常对话和心理活动描写中用简洁单纯的方式将作品的侧重点放在人性的自我救赎中，以正能量感染读者。本文从另一个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吉本芭娜娜笔下角色的反社会性，发现吉本文学中所蕴含的对日本社会现实，比如：父权主义、男性中心这一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柔性批判。
关键词：反社会性；父权主义；柔性批判
首先社会性是指作为集体活动中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时所表现出的有利于集体和社会发展的特性。也可以说社会性是人的本能，是天然的，离开社会就会感到内心不安、痛苦或者遗憾。从人际关系出发，是维持个人融入社会化群体生活不可或缺的特质。而吉本芭娜娜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如“同性恋”、“性变态”等一些特殊人群，而且还占据了相当多的文章幅度。吉本芭娜娜却善于赋予这些脸谱化的人物角色以新的面貌，用她特有的简洁而温馨的文字夯入他们有血有肉的复杂情感，将他们的柔软而真实的内在展现给读者。
《厨房》中的女主角樱井美影在祖母过世之后 ，意外地进入了雄一的家庭。这个家中有美艳但奇怪的妈妈惠理子，最后由雄一解开了美影的疑问——母亲惠理子其实是父亲变性后的结果。妻子的逝世以及开始新生活的决心 ，让父亲做出了变性的举动。他（她）会给自己化妆，穿着女式衣服，并模仿女性的行为举止等等，与在其他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中登场的女装癖形象别无二致，与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变性人形象也没有什么反差和出入。开始只是认为这只是惠理子用极端的方式去面对绝望的无力逃避，然后后面了解到为抚养儿子 ，她毅然到同性恋酒店工作 ，因歧视导致的不如意像吃饭一样寻常，但即便是这样，妻子的死让她明白了，即使是像蝼蚁一样，也要好好活下去的道理 。于是那被她自己摆满了鲜花的厨房 ，成了她精神上除了儿子之外的又一依托 。所以她才会乐于为厨房添加诸如榨汁机 ，为盛特定事物而准备的餐具 。 而在临终之际，他（她）又变回了从前的那个父亲，“世界并不是因我而存在的。不幸降临的几率是不变的，也是自己不能决定的。”、“人在生命的历程中，不彻底绝望一次，就不会懂得什么是自己最不能割舍的，就不会明白真正的快乐是什么，结果整天混混噩噩。我应该算是幸运的了”，这种对人生的豁达、理解、领悟，令人感慨、惋惜而又得到开悟。
吉本芭娜娜为何喜欢使用这类“特殊人群”，即反社会性人作为主要人物角色进行文学创作 ，笔者认为与作者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质有关。
吉本芭娜娜作品中“特殊人群”的反社会性通常都是体现在人自我保护、人和社会缺陷对抗的行为，当个人不断受到社会伤害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暂时违背社会的能力，而这样的反社会性角色也正是吉本芭娜娜批判当代日本社会种种不公平秩序、固守的陈旧观念和伦理道德的良好载体。而针对的对象方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对日本父权主义的社会形态，以及社会对于男子为中心的思维定势方面的控诉与批判。
然而，直接而激烈的控诉似乎更适合于激进的思想家或者演说家，作为作家，却有更好的办法将自己的想法化作一粒种子，潜移默化地种植到读者的心田中。比方说作为吉本作品的几大主题之一的“怀旧之情”就是一种从未来视点看待现在的怀旧情怀，可以说是一种绕过日本父权社会本身再对其进行批判的手法。以《Tsugumi》中的女主人公为例，女主人公拒绝长大，拒绝在职场和婚姻中被强制要求扮演的角色，而持续着自由纯洁的少女情怀，以此来抗击日本父权社会的权利构造。“少女”是日本后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的象征，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对于那些希望从父权社会的底层以及家族的束缚中逃脱出来，进入到那永恒而纯洁无暇的幻想世界中的广大现代日本女性来说，无疑是最佳的代言人。《厨房》和《鶫》中的女主人公，对于自己的形象是否颠覆，是否反社会全然无惧，从而吸引到了众多的日本年轻女性。Awaya 和Phillips评论认为，《厨房》中的女主人公美影，在对日本年轻女性来说结婚乃是第一大事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单身，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获得自立的故事，已成为那些在男性中心的世界中被压迫至无望的年轻女性们的榜样。自立并去面对孤独的恐怖，吉本小说的主人公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突破现有社会性别价值观而追求自由生活的可能性，向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固守的陈旧观念发起抗争，不论男女都应该按照个人的意愿和意志自由的生活。
虽然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吉本作品中的“怀旧情怀”其实只是逃避的一种方法，抗争的方式则是选择去承受另一种痛苦，是消极的应对。比方说treat和buruma如是说，吉本作品中提出的“怀旧情怀”这一概念，作为从父权社会下严苛的性别角色中逃离出来，宣扬少女时代类似于乌托邦的手法，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向父权社会发起挑战而仅仅是逃避或者是退让。因此，吉本作品中出现的女主人公被称为新女性形象的代表是值得怀疑的。然而，笔者认为，类似父权主义、男子中心等这类塑造国民性格的历史文化产物，能与其直面挑战并将其撼动的，唯有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与呐喊的言灼词烈的政治檄文不同，吉本芭娜娜用自己独特的委婉手法，避开激烈的矛盾中心，利用一个个在现代社会下受到压迫和伤害的人物角色，在经历重大挫折与痛苦（批判现实）、渐渐走向解脱（治愈），在对释怀的学习中寻找成长的道路（意识形态解构），从而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结论：
虽然吉本芭娜娜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展开寻觅，揭示人性中的真善美 ，同时针对人物心理的扭曲和性格上的弱点进行自我疗伤和救赎， 但是本文从另一个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吉本芭娜娜笔下角色的反社会性，发现吉本文学中所蕴含的对日本社会现实，比如：父权主义、男性中心这一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柔性批判。
关键词：反社会性；父权主义；柔性批判
首先社会性是指作为集体活动中的个体、或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时所表现出的有利于集体和社会发展的特性。也可以说社会性是人的本能，是天然的，离开社会就会感到内心不安、痛苦或者遗憾。从人际关系出发，是维持个人融入社会化群体生活不可或缺的特质。而吉本芭娜娜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如“同性恋”、“性变态”等一些特殊人群，而且还占据了相当多的文章幅度。吉本芭娜娜却善于赋予这些脸谱化的人物角色以新的面貌，用她特有的简洁而温馨的文字夯入他们有血有肉的复杂情感，将他们的柔软而真实的内在展现给读者。
《厨房》中的女主角樱井美影在祖母过世之后 ，意外地进入了雄一的家庭。这个家中有美艳但奇怪的妈妈惠理子，最后由雄一解开了美影的疑问——母亲惠理子其实是父亲变性后的结果。妻子的逝世以及开始新生活的决心 ，让父亲做出了变性的举动。他（她）会给自己化妆，穿着女式衣服，并模仿女性的行为举止等等，与在其他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中登场的女装癖形象别无二致，与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变性人形象也没有什么反差和出入。开始只是认为这只是惠理子用极端的方式去面对绝望的无力逃避，然后后面了解到为抚养儿子 ，她毅然到同性恋酒店工作 ，因歧视导致的不如意像吃饭一样寻常，但即便是这样，妻子的死让她明白了，即使是像蝼蚁一样，也要好好活下去的道理 。于是那被她自己摆满了鲜花的厨房 ，成了她精神上除了儿子之外的又一依托 。所以她才会乐于为厨房添加诸如榨汁机 ，为盛特定事物而准备的餐具 。 而在临终之际，他（她）又变回了从前的那个父亲，“世界并不是因我而存在的。不幸降临的几率是不变的，也是自己不能决定的。”、“人在生命的历程中，不彻底绝望一次，就不会懂得什么是自己最不能割舍的，就不会明白真正的快乐是什么，结果整天混混噩噩。我应该算是幸运的了”，这种对人生的豁达、理解、领悟，令人感慨、惋惜而又得到开悟。
吉本芭娜娜为何喜欢使用这类“特殊人群”，即反社会性人作为主要人物角色进行文学创作 ，笔者认为与作者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质有关。
吉本芭娜娜作品中“特殊人群”的反社会性通常都是体现在人自我保护、人和社会缺陷对抗的行为，当个人不断受到社会伤害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暂时违背社会的能力，而这样的反社会性角色也正是吉本芭娜娜批判当代日本社会种种不公平秩序、固守的陈旧观念和伦理道德的良好载体。而针对的对象方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对日本父权主义的社会形态，以及社会对于男子为中心的思维定势方面的控诉与批判。
然而，直接而激烈的控诉似乎更适合于激进的思想家或者演说家，作为作家，却有更好的办法将自己的想法化作一粒种子，潜移默化地种植到读者的心田中。比方说作为吉本作品的几大主题之一的“怀旧之情”就是一种从未来视点看待现在的怀旧情怀，可以说是一种绕过日本父权社会本身再对其进行批判的手法。以《Tsugumi》中的女主人公为例，女主人公拒绝长大，拒绝在职场和婚姻中被强制要求扮演的角色，而持续着自由纯洁的少女情怀，以此来抗击日本父权社会的权利构造。“少女”是日本后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的象征，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对于那些希望从父权社会的底层以及家族的束缚中逃脱出来，进入到那永恒而纯洁无暇的幻想世界中的广大现代日本女性来说，无疑是最佳的代言人。《厨房》和《鶫》中的女主人公，对于自己的形象是否颠覆，是否反社会全然无惧，从而吸引到了众多的日本年轻女性。Awaya 和Phillips评论认为，《厨房》中的女主人公美影，在对日本年轻女性来说结婚乃是第一大事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单身，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获得自立的故事，已成为那些在男性中心的世界中被压迫至无望的年轻女性们的榜样。自立并去面对孤独的恐怖，吉本小说的主人公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突破现有社会性别价值观而追求自由生活的可能性，向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固守的陈旧观念发起抗争，不论男女都应该按照个人的意愿和意志自由的生活。
虽然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吉本作品中的“怀旧情怀”其实只是逃避的一种方法，抗争的方式则是选择去承受另一种痛苦，是消极的应对。比方说treat和buruma如是说，吉本作品中提出的“怀旧情怀”这一概念，作为从父权社会下严苛的性别角色中逃离出来，宣扬少女时代类似于乌托邦的手法，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向父权社会发起挑战而仅仅是逃避或者是退让。因此，吉本作品中出现的女主人公被称为新女性形象的代表是值得怀疑的。然而，笔者认为，类似父权主义、男子中心等这类塑造国民性格的历史文化产物，能与其直面挑战并将其撼动的，唯有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与呐喊的言灼词烈的政治檄文不同，吉本芭娜娜用自己独特的委婉手法，避开激烈的矛盾中心，利用一个个在现代社会下受到压迫和伤害的人物角色，在经历重大挫折与痛苦（批判现实）、渐渐走向解脱（治愈），在对释怀的学习中寻找成长的道路（意识形态解构），从而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结论：
虽然吉本芭娜娜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展开寻觅，揭示人性中的真善美 ，同时针对人物心理的扭曲和性格上的弱点进行自我疗伤和救赎， 但是本文从另一个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吉本芭娜娜笔下角色的反社会性，发现吉本文学中所蕴含的对日本社会现实，比如：父权主义、男性中心这一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柔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