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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革命老区之一——山西武乡县是我的家乡。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包括学生、教师兼校长的教学生涯，正是在这块抗日救亡烽火燃烧的热土上度过的。每当回忆起那峥嵘岁月中的往事，我总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愿将我所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的革命岁月中的斗争故事，讲述给千千万万的读者朋友。
抗日“民校”正气歌
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这是我在距家乡夏家沟村不远的贾峪镇上小学时，老师常教我们唱的一首歌。记得老师还给我们讲：东北已经沦陷了。这些教育给我的印象很深，从此深入心底一个念头：决不做亡国奴！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这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1938年，由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以及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驻武乡县王家峪村，开始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先后在长乐急袭战中歼灭2200余名日军，连克18座县城，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大振了当地军民的抗战信心。同年，我大哥程步高脱产参加了革命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
抗战开始后，武乡县各类旧式学校一律停办，直到1938年，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和巩固后，各地的文化学校才先后复学，由抗日政府委派教员。1938年秋，一所培养抗日人才的学校——“武乡县民族革命两级学校”（以下简称“民校”）诞生了，学校广招抗日热血青年入学。这年我才12岁，满怀激情前去报考。
结果，400余人参加考试，录取了100名学生，并出榜公布。我以第25名考入“民校”。想到自己的抗日报国之志如愿以偿，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
“民校”是由不久前的“武乡县抗日救国公校”改名而来，是为培养抗日救国人才而开办的一所速成文化学校，也是为穷人家子弟而开办的一所学校，所录取的学生中，大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最小的12岁，最大的20岁不等。校方对我们所在的“抗日干部培训班”实行供给制（全公费）待遇，以寄宿为主。学校负责人有李旭华、赵廷良等同志；除文化教师外，还设政治教师、军事教官。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和着脚步，肩膀扣着肩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
自入校以来，我们就学会了这首《救亡进行曲》，以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我和不少学生还参加了“牺盟会武乡分会”，那种朝气蓬勃的集体生活，令人至今难忘。“民校”的课程，有国文、算术、政治、体育、历史、地理、唱歌等。其中政治是一门主课，主要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等。那时非常强调学用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为了培养学生宣传群众的能力，校方每周还要安排一堂讲演课，让学生进行讲演练习。老师还经常组织学生深入农村搞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演出活动，动员民众参加抗战。通过讲演学习和训练，我的口才练出来了，为后来当教师，以及数年后担任地方民政助理员，调干入伍后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宣传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校”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艰苦，甚至危险。学校原设在旧城的文庙，后因日机经常来轰炸，白天无法在原址进行教学，就迁移到附近的村庄，后来干脆搬到大活庄去了。加上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游击式的教学方式也成了家常便饭。逢敌人“扫荡”来了，我们就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敌人走后，再集中起来上课，继续完成教学计划。
为适应这种战争形势，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也养成了军事化的战斗作风。每天早晨起床后要把背包打好，出操、上课、行军都要随身带背包和挎包，挎包里装着文具。挎包带上还要绑上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吃饭用的小洋瓷碗。伙食上，我们每人一天不到一斤粮，常以高粱面、土豆拌的稀饭俗称“和子饭”为主，铁锅炒点辣椒面就是莱，还常常吃不饱。就在这种背包当板凳，膝盖当课桌，吃着和子饭，经常大流动的艰苦条件下，大家学习情绪高昂，到1940年冬，学生全部完成学业，走上了革命征途。
反“扫荡”中当师生
“民校”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分配我在狐也沟村小学当教师，时年14岁。该小学实际上只有一个班，30余名学生。当时，我每月的津贴仅为35斤小米。吃饭也得节省着点，不然就吃不到月底。那时，日伪军经常来“扫荡”，每当接到敌情通报，学校就得就地疏散，学生各回各家转移隐蔽，待敌人走后再集中，恢复上课。我实际上是个全能教师，语文、算术都要教；在教学方式上，我采取了“复式教学法”，即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每堂课只给一个年级学生讲解，其余年级的学生则按布置的作业自习；下堂课再给另一个年级讲，此次类推。这种“复式教学法”解决了敌后老区师资、校舍不足的困难，可使学生听课、作业互不影响。当然这种方法也是在环境和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无奈的办法。抗战期间，我们老区其他学校就是这样，坚持了一班又一班的教学；也许是因为学生们十分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的学习成绩大都不错。
在三个季度的教学实践中，我由原来的学生当了先生，角色转换了，对自己是个锻练，同时也深感自己文化知识的不足。论文化，即使加上“民校”的学历，我充其量不过是高小程度。要当好教师，还需要进一步深造，提高教学水平。不久，迎来了这样一个机遇。
1941年秋天，在老区党和抗日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全县惟一的一所中学——太行第三中学在王庄沟（后移至义安村）诞生了。该校距我村仅有三里多路，我主动提出要去该中学进修，经组织批准．被介绍到该校进行短期进修。
这所学校，与我先前所在的“民校”一样，仍实行军事化管理，只是更加完善、正规和强化了。每天学生除打好背包外，每人还要发放两颗手榴弹，插在背包两侧，以备紧急时刻自卫之用。每天夜晚，学生都要轮流在指定的哨位站岗放哨，并配备两支公用步枪，发现敌情时能够及时鸣枪报警，以便大家迅速转移。学生的这一点武器装备，虽然仅能起个报信和防御作用，但毕竟比没有强，能给人壮胆，坚定了师生在抗战中教与学的信心。
1942年春，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发动了春季大“扫荡”，我们学校有时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为了适应这种残酷的斗争形势，把教学工作坚持下去，应学校邀请，八路军总部给我校派来了富有游击战经验的金教官。
金教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茂密的山林中，他教我们学习游击战的“三字方针”，即他在小黑板上写下的“躲、窜、藏”三个字。
躲：就是说在敌人进攻奔袭来时，无力抵抗的人们要迅速躲。敌从东面来，我就躲到西面去，敌从南面来就躲到北面去。总之要避开敌人，以保存自己，减免损失。同时要对不能带走的东西实行空室清野。
窜：就是说在多处发现敌人时，找敌人的空隙窜出去，或窜到敌人刚刚去过的地方（这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敌来我走，敌走我去，与敌周旋。
藏：就是说在四面受敌，被敌人包围了，难以躲、窜时，迅速就地寻找敌不易发现的地方如山洞、密林、地窖等地方隐藏起来，保持肃静，以防敌人搜捕。
“三字方针”是非武装人员实行游击战的具体应用。我们在同年的反“扫荡”斗争中坚持贯彻应用了这个方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胜利完成了学习和反“扫荡”的双重任务。其难忘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记得有一天，我们得知敌人向我们袭来，全校师生在金教官的率领下，由驻地义安村沿关家垴向黎城方向迅速转移。当到达距黎城不远处的小窝铺时，看到民兵担架队抬下来几个伤员，他们告诫我们说，不能再往前走了，黎城已有日军“扫荡”。就在前后均发现敌情，我们进退维谷、拿不定主意之际，金教官当机立断，命令全体师生迅速上山。
经过艰苦跋涉，我们终于爬上了小窝铺东面的大山。
上了山顶，我们才发现这里山高林密，杂草丛生，真是个藏身隐蔽、与敌周旋的好地方！可这时我们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自带的干粮已消耗光了，只得四处找住家户。
山上居民点有两处，总共8户人家。老乡们也很穷，没有多少粮食，我们向他们买了点晒干的西葫芦条，把它洗净后切成碎块，煮进锅里，然后每人一碗充饥。
在小窝铺的东山上，我们住了三天；每天坚持上课、写作业。“小窝铺上山”，成为我校实行“三字方针”的一个范例。
这一年的日军五月大“扫荡”，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很大损失。仅峪口村就被敌人屠杀100多人，我们夏家沟村仅20户人家，就有四人惨遭杀害；敌奔袭大有镇屠杀数十人，我姐夫裴旦则被敌残杀，脑袋被石头砸得没有了。从此以后，姐姐、外甥一同迁到我家居住。从报纸上得知，在反“扫荡”战斗中，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辽县（后改为左权县）麻田村一带不幸壮烈捐躯。为此，我太行三中学生徐克、巩鸣鹏等怀着悲痛的心情，自编了《悼左权将军》的歌曲传唱，还在全县召开的左权将军追悼会上演唱，那悲壮激昂的旋律和歌词，听得不少人掉下了眼泪。
敌后校园桃李香
1942年夏，在太行三中进修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下黄崖村小学任教师。这时我的待遇为每月45斤小米，比狐也沟小学时略高一些，这就是我包括吃穿在内的全部津贴。这个小学的教室设立在黄崖庙里，我初上任时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当时，一些孩子因家境贫寒，还要帮助家人干活，失学的不少。我经过反复宣传，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终于使50多名儿童入学。同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保留率都在老区名列前茅。
1943年春，组织上宣布我兼任下黄崖学区中心学校校长，负责领导和管理周围六七个小学的教学工作。我当时才17岁，深感担子不轻，责任重大。其实我所兼校长的工作并不复杂，除继续在下黄崖村教学外，就是做好其他几个学校的信息联络和发放教材工作。有关教材往往采取先发放，后收款的办法。可由于不少学生家境贫寒，不少教材款收不上来，我就用自己微薄的津贴垫支。
抗日根据地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工作都是围绕抗战进行的。在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结合根据地抗战的实际情况，从教育制度、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那种灌输式、体罚式以及训导式的封建专制的教育方法，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启发式的生动活泼的民主教育。教学内容上，彻底剔除了四书五经那一套旧的东西。抗日小学开设国语、算术、政治、体育等课目，各课目都贯穿着为抗日服务这条红线。例如，国语以《抗日读本》为主，同时还有农村应用文。学生除学习外，还要参加站岗、送信、拥军优属等社会活动。
我在下黄崖村任教的三年时间里，正是老区抗战最艰苦的年代。这期间，日伪军相继占领了段村（即武乡县城）、蟠龙两个重镇，对我抗日根据地“蚕食”“扫荡”愈加频繁，先后达七次之多，而我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师部则相继由武乡县王家峪转战砖壁村、辽县（即左权县）麻田村。在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下，我们继续运用“躲、窜、藏”的三字方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敌后游击化的复式教学。敌人来了，学生各回各家转移隐蔽，我则掩埋黑板等教具，带领房东老乡向山里转移，待敌人走后师生再集中，恢复上课。记得有一天，为躲避日军“扫荡”，我不慎掉下两丈深的山沟，摔伤了腿，敌走后，我忍着伤痛继续给学生上课。还有一次，日伪军“扫荡”时，我遣散了学生，怀揣村公所印章（当时我还帮助村政府做文秘工作），带领房东大爷、民兵、群众等十余人转移，日夜兼程，跋涉50余里，到左权县红杜村敌据点附近的山沟隐蔽周旋，直至“扫荡”的敌人撤走后才返回，所带人员、物品安然无恙。
在教学中，我还常用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打胜仗的消息，鼓舞学生的学习热情。随着我军民反“扫荡”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敌出动奔袭次数渐减，抗日根据地日趋巩固，我们的教学环境也日趋稳定，适龄学生入学率、保留率持续三年保持较高水平。学生努力进取、成绩显著，四年级学生每年考高小的录取率都占到报考学生总数的80％左右，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
在下黄崖村任教三年期间，我不仅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进入尾声、即将迎来胜利的日子里，武乡县政府在石板村召开了文教大会。会上，我被评选为“文教模范”，县长武光汤亲自为我颁发了一枚银质奖章。这枚奖章保存至今，成为我难忘的一段历史的见证。
（程步鳌，山西武乡夏家沟村人，曾任雁北军分区副师职顾问，原为山西省军区第四休干所离休干部，2005年6月病故。）
（责编任志）
抗日“民校”正气歌
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这是我在距家乡夏家沟村不远的贾峪镇上小学时，老师常教我们唱的一首歌。记得老师还给我们讲：东北已经沦陷了。这些教育给我的印象很深，从此深入心底一个念头：决不做亡国奴！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这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1938年，由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以及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驻武乡县王家峪村，开始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先后在长乐急袭战中歼灭2200余名日军，连克18座县城，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大振了当地军民的抗战信心。同年，我大哥程步高脱产参加了革命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
抗战开始后，武乡县各类旧式学校一律停办，直到1938年，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和巩固后，各地的文化学校才先后复学，由抗日政府委派教员。1938年秋，一所培养抗日人才的学校——“武乡县民族革命两级学校”（以下简称“民校”）诞生了，学校广招抗日热血青年入学。这年我才12岁，满怀激情前去报考。
结果，400余人参加考试，录取了100名学生，并出榜公布。我以第25名考入“民校”。想到自己的抗日报国之志如愿以偿，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
“民校”是由不久前的“武乡县抗日救国公校”改名而来，是为培养抗日救国人才而开办的一所速成文化学校，也是为穷人家子弟而开办的一所学校，所录取的学生中，大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最小的12岁，最大的20岁不等。校方对我们所在的“抗日干部培训班”实行供给制（全公费）待遇，以寄宿为主。学校负责人有李旭华、赵廷良等同志；除文化教师外，还设政治教师、军事教官。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和着脚步，肩膀扣着肩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
自入校以来，我们就学会了这首《救亡进行曲》，以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我和不少学生还参加了“牺盟会武乡分会”，那种朝气蓬勃的集体生活，令人至今难忘。“民校”的课程，有国文、算术、政治、体育、历史、地理、唱歌等。其中政治是一门主课，主要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等。那时非常强调学用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为了培养学生宣传群众的能力，校方每周还要安排一堂讲演课，让学生进行讲演练习。老师还经常组织学生深入农村搞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演出活动，动员民众参加抗战。通过讲演学习和训练，我的口才练出来了，为后来当教师，以及数年后担任地方民政助理员，调干入伍后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宣传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校”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艰苦，甚至危险。学校原设在旧城的文庙，后因日机经常来轰炸，白天无法在原址进行教学，就迁移到附近的村庄，后来干脆搬到大活庄去了。加上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游击式的教学方式也成了家常便饭。逢敌人“扫荡”来了，我们就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敌人走后，再集中起来上课，继续完成教学计划。
为适应这种战争形势，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也养成了军事化的战斗作风。每天早晨起床后要把背包打好，出操、上课、行军都要随身带背包和挎包，挎包里装着文具。挎包带上还要绑上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吃饭用的小洋瓷碗。伙食上，我们每人一天不到一斤粮，常以高粱面、土豆拌的稀饭俗称“和子饭”为主，铁锅炒点辣椒面就是莱，还常常吃不饱。就在这种背包当板凳，膝盖当课桌，吃着和子饭，经常大流动的艰苦条件下，大家学习情绪高昂，到1940年冬，学生全部完成学业，走上了革命征途。
反“扫荡”中当师生
“民校”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分配我在狐也沟村小学当教师，时年14岁。该小学实际上只有一个班，30余名学生。当时，我每月的津贴仅为35斤小米。吃饭也得节省着点，不然就吃不到月底。那时，日伪军经常来“扫荡”，每当接到敌情通报，学校就得就地疏散，学生各回各家转移隐蔽，待敌人走后再集中，恢复上课。我实际上是个全能教师，语文、算术都要教；在教学方式上，我采取了“复式教学法”，即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每堂课只给一个年级学生讲解，其余年级的学生则按布置的作业自习；下堂课再给另一个年级讲，此次类推。这种“复式教学法”解决了敌后老区师资、校舍不足的困难，可使学生听课、作业互不影响。当然这种方法也是在环境和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无奈的办法。抗战期间，我们老区其他学校就是这样，坚持了一班又一班的教学；也许是因为学生们十分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的学习成绩大都不错。
在三个季度的教学实践中，我由原来的学生当了先生，角色转换了，对自己是个锻练，同时也深感自己文化知识的不足。论文化，即使加上“民校”的学历，我充其量不过是高小程度。要当好教师，还需要进一步深造，提高教学水平。不久，迎来了这样一个机遇。
1941年秋天，在老区党和抗日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全县惟一的一所中学——太行第三中学在王庄沟（后移至义安村）诞生了。该校距我村仅有三里多路，我主动提出要去该中学进修，经组织批准．被介绍到该校进行短期进修。
这所学校，与我先前所在的“民校”一样，仍实行军事化管理，只是更加完善、正规和强化了。每天学生除打好背包外，每人还要发放两颗手榴弹，插在背包两侧，以备紧急时刻自卫之用。每天夜晚，学生都要轮流在指定的哨位站岗放哨，并配备两支公用步枪，发现敌情时能够及时鸣枪报警，以便大家迅速转移。学生的这一点武器装备，虽然仅能起个报信和防御作用，但毕竟比没有强，能给人壮胆，坚定了师生在抗战中教与学的信心。
1942年春，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发动了春季大“扫荡”，我们学校有时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为了适应这种残酷的斗争形势，把教学工作坚持下去，应学校邀请，八路军总部给我校派来了富有游击战经验的金教官。
金教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茂密的山林中，他教我们学习游击战的“三字方针”，即他在小黑板上写下的“躲、窜、藏”三个字。
躲：就是说在敌人进攻奔袭来时，无力抵抗的人们要迅速躲。敌从东面来，我就躲到西面去，敌从南面来就躲到北面去。总之要避开敌人，以保存自己，减免损失。同时要对不能带走的东西实行空室清野。
窜：就是说在多处发现敌人时，找敌人的空隙窜出去，或窜到敌人刚刚去过的地方（这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敌来我走，敌走我去，与敌周旋。
藏：就是说在四面受敌，被敌人包围了，难以躲、窜时，迅速就地寻找敌不易发现的地方如山洞、密林、地窖等地方隐藏起来，保持肃静，以防敌人搜捕。
“三字方针”是非武装人员实行游击战的具体应用。我们在同年的反“扫荡”斗争中坚持贯彻应用了这个方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胜利完成了学习和反“扫荡”的双重任务。其难忘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记得有一天，我们得知敌人向我们袭来，全校师生在金教官的率领下，由驻地义安村沿关家垴向黎城方向迅速转移。当到达距黎城不远处的小窝铺时，看到民兵担架队抬下来几个伤员，他们告诫我们说，不能再往前走了，黎城已有日军“扫荡”。就在前后均发现敌情，我们进退维谷、拿不定主意之际，金教官当机立断，命令全体师生迅速上山。
经过艰苦跋涉，我们终于爬上了小窝铺东面的大山。
上了山顶，我们才发现这里山高林密，杂草丛生，真是个藏身隐蔽、与敌周旋的好地方！可这时我们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自带的干粮已消耗光了，只得四处找住家户。
山上居民点有两处，总共8户人家。老乡们也很穷，没有多少粮食，我们向他们买了点晒干的西葫芦条，把它洗净后切成碎块，煮进锅里，然后每人一碗充饥。
在小窝铺的东山上，我们住了三天；每天坚持上课、写作业。“小窝铺上山”，成为我校实行“三字方针”的一个范例。
这一年的日军五月大“扫荡”，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很大损失。仅峪口村就被敌人屠杀100多人，我们夏家沟村仅20户人家，就有四人惨遭杀害；敌奔袭大有镇屠杀数十人，我姐夫裴旦则被敌残杀，脑袋被石头砸得没有了。从此以后，姐姐、外甥一同迁到我家居住。从报纸上得知，在反“扫荡”战斗中，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辽县（后改为左权县）麻田村一带不幸壮烈捐躯。为此，我太行三中学生徐克、巩鸣鹏等怀着悲痛的心情，自编了《悼左权将军》的歌曲传唱，还在全县召开的左权将军追悼会上演唱，那悲壮激昂的旋律和歌词，听得不少人掉下了眼泪。
敌后校园桃李香
1942年夏，在太行三中进修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下黄崖村小学任教师。这时我的待遇为每月45斤小米，比狐也沟小学时略高一些，这就是我包括吃穿在内的全部津贴。这个小学的教室设立在黄崖庙里，我初上任时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当时，一些孩子因家境贫寒，还要帮助家人干活，失学的不少。我经过反复宣传，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终于使50多名儿童入学。同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保留率都在老区名列前茅。
1943年春，组织上宣布我兼任下黄崖学区中心学校校长，负责领导和管理周围六七个小学的教学工作。我当时才17岁，深感担子不轻，责任重大。其实我所兼校长的工作并不复杂，除继续在下黄崖村教学外，就是做好其他几个学校的信息联络和发放教材工作。有关教材往往采取先发放，后收款的办法。可由于不少学生家境贫寒，不少教材款收不上来，我就用自己微薄的津贴垫支。
抗日根据地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工作都是围绕抗战进行的。在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结合根据地抗战的实际情况，从教育制度、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那种灌输式、体罚式以及训导式的封建专制的教育方法，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启发式的生动活泼的民主教育。教学内容上，彻底剔除了四书五经那一套旧的东西。抗日小学开设国语、算术、政治、体育等课目，各课目都贯穿着为抗日服务这条红线。例如，国语以《抗日读本》为主，同时还有农村应用文。学生除学习外，还要参加站岗、送信、拥军优属等社会活动。
我在下黄崖村任教的三年时间里，正是老区抗战最艰苦的年代。这期间，日伪军相继占领了段村（即武乡县城）、蟠龙两个重镇，对我抗日根据地“蚕食”“扫荡”愈加频繁，先后达七次之多，而我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师部则相继由武乡县王家峪转战砖壁村、辽县（即左权县）麻田村。在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下，我们继续运用“躲、窜、藏”的三字方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敌后游击化的复式教学。敌人来了，学生各回各家转移隐蔽，我则掩埋黑板等教具，带领房东老乡向山里转移，待敌人走后师生再集中，恢复上课。记得有一天，为躲避日军“扫荡”，我不慎掉下两丈深的山沟，摔伤了腿，敌走后，我忍着伤痛继续给学生上课。还有一次，日伪军“扫荡”时，我遣散了学生，怀揣村公所印章（当时我还帮助村政府做文秘工作），带领房东大爷、民兵、群众等十余人转移，日夜兼程，跋涉50余里，到左权县红杜村敌据点附近的山沟隐蔽周旋，直至“扫荡”的敌人撤走后才返回，所带人员、物品安然无恙。
在教学中，我还常用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打胜仗的消息，鼓舞学生的学习热情。随着我军民反“扫荡”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敌出动奔袭次数渐减，抗日根据地日趋巩固，我们的教学环境也日趋稳定，适龄学生入学率、保留率持续三年保持较高水平。学生努力进取、成绩显著，四年级学生每年考高小的录取率都占到报考学生总数的80％左右，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
在下黄崖村任教三年期间，我不仅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进入尾声、即将迎来胜利的日子里，武乡县政府在石板村召开了文教大会。会上，我被评选为“文教模范”，县长武光汤亲自为我颁发了一枚银质奖章。这枚奖章保存至今，成为我难忘的一段历史的见证。
（程步鳌，山西武乡夏家沟村人，曾任雁北军分区副师职顾问，原为山西省军区第四休干所离休干部，2005年6月病故。）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