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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家小传
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美国著名汉学家、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授。2005年7月1日，被河南大学正式聘请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戴福士先生研究领域颇宽，但用心最深的则是对李岩的研究，为此曾遍读明朝书史，以独特的眼光对李岩的史料进行深入的开掘研究，写出多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来中国后，他三次深入唐村实地考察，又获得了大量的李岩研究的新史料。杞县李岩故事的由来可以从北方人记载的在北京的经历和见闻录里找到。山东济宁的杨士聪是明末进士和官员。在1644年李自成统治北京的时候他继续住在北京城里，,因此亲历了不少事情。他提到在大顺军里有一个李都督，他在首都西边搜集明朝贵族和官员的资料，和丞相牛金星一起保护了首都的东区。杨士聪承认李都督在北京担任角色不小，但没有记录他的名字。这个李都督应该是李岩故事的来源之一。
与此同时，常州人龚云起在南京当一个小官，因为杨士聪从北京跑到常州并在那里定居，二人很可能有来往。其所著《闯王小史》，20世纪的学者认为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该书对杞县李岩的故事贡献颇多。它清楚地言及杞县“有个公子举人，姓李名岩，为人善良好义”。他用私粟赈济饥民，并因此被知县逮捕。后来他被救出来，杀掉知县后加入了李自成的起义军队，变成了李自成的谋士。他提倡仁义，创作儿歌，让大家知道李公子是李自成。在北京，他和李牟将军试图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安排制将军入住周奎宅第。李岩不喜声色，不打击明朝官员和绅士，并访问民间疾苦。他和宋献策谈儒、佛、政治，试图保护开明的懿安张皇后，杀掉自私的周恩生，并提出四点建议。五月初李岩和李牟被李自成和牛金星杀掉。李自成起义和大顺政权失败了。
虽然（或是因为）《小史》对于李岩故事的贡献很大，但有人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说李岩是一名举人。清朝资料很容易证明这点是不正确的。现在看来，博爱县的李岩好像只是个贡生。《小史》记述李岩和杞县民众杀死杞县知县一事，也无法从地方志记载中找到佐证，但是这却是明末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民间故事。此外，有人指摘李岩投诚李自成，并成为其主要谋士，提倡仁义、创造儿歌这些记述缺乏考据，但这些都是文人很自然的活动，没有什么原因怀疑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如果博爱县的李岩读过四书五经，他便很有可能成为这样的角色。
因为《小史》中称明朝为“国朝”，称清为“东虏”，此书应该出版于乙酉五月（1645年6月）清兵下南京前夕。它在乾隆时期成了禁书。另有蓬蒿子编的《定鼎奇闻》一书，对清朝多有褒奖，刻于顺治八年（1651），在乾隆时期也被列入禁书，但以后又得以再刻，影响较大。这部书第一次提出了李岩是明朝一个尚书之子的说法，说李岩赈济饥民，还写了“创赈歌”。李岩被捕再被释放后，知县被杀。李岩不知道如何处理，征求民眾意见。有民众认为应该投奔李自成。这个事件发生在崇祯八年，就是李岩往西投奔李自成那一年。李自成热情欢迎李岩和其余一千多人，说他会成为汉朝初年韩信那样的好谋士。
三年以后（1654），江南青浦县明朝隐退诸生陆应旸所编的《樵史通俗演义》出版。该书成为关于李岩的最有影响的小说。它开始形容李岩为“能文能武的举人”。《樵史》第一次说“杞县知县姓宋，平昔极是执拗”。“上司为军粮紧急”，要求赋税者是“河南按察司”。杀知县后，李岩提出进入李自成军队，李牟“也是个好秀才”同他一起起义。……”。这本书并未记载李岩起义的年代，但是说李自成军队围开封时，“李岩先遗信服，扮作商贾，四散传布说‘李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二十日李闯忙点各将刘宗敏、李岩等共立十二营，在城外首尾呼应，以御吴兵”。
陆应旸的《樵史通俗演义》形式为小说，但也有史实根据。它说李岩不只是个文人，而是“能文能武”，这个可能是夸张。但是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可信的，这也未必就没有事实根据。说李岩和民众杀杞县宋知县是不确凿的，但崇祯初年确有一个杞县知县姓宋。此人叫宋玫，山东省莱阳县籍进士，1627年成为杞县知县，负责镇压白莲教，后来凭金钱和门第在北京谋得朝廷高位。1642年宋回到老家，次年即被满洲兵所杀。因为宋玫及其亲戚比较腐败，所以有被农民起义所杀的说法。《樵史通俗演义》说李岩和牛金星在1615年同时中举人，这是不对的，因为李岩不是举人，而牛金星是于1627年中举的。但他们应该是同乡，即同为河南人，且一起下过狱，可谓狱友。如果宋献策是永城县人，他和李岩也有同乡的关系。如果宋献策在北京住过，他可能有资格带李自成军队进北京。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是北京最有名的将军，很有影响，且他的这四个河南谋士（李岩、李牟、宋献策和牛金星）都很注意收买民心，也曾试图保护过江南的复社文人，比如周钟，所以李岩、李牟在文人的记述中就变成了英雄。
我们所看到的三本清初小说都兼具史实和小说的功效，都影响了清初历史学家的历史著述。下面来说有关李岩的历史著述。首先要提到谈以训（1592—1657），他是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明末生员、清初遗民。1620年以后，他不满于现存的明代史学著作，开始搜集资料，准备自己写一部明史，并改名为“迁”（取司马迁的“迁”）。清初，他搜集大量资料（达三百多种），终于写出一本明代编年史，取名《国榷》。直到现在，明史专家还认为，《国榷》是最全、最可靠的明史著作之一。
谈迁是个历史学家，很注意时间和空间，他认为以前关于李岩的说法和资料，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他记述李岩的起义过程虽很短却很富于细节。他写李自成破永宁以后，崇祯十四年一月初三日“杞人诸生李岩为谋主，以所掠济饥民，故所至咸归兵益盛”。谈迁认为李岩为举人的说法无史可依，但很可能是生员。（如果博爱县的李岩是真的，他似乎应是一个贡生，地位上和生员区别不大）因为谈迁没有提到李岩和杞县知县之间的冲突，他不需要考订那个事件发生年代、知县是谁等问题。
谈迁使用的史料是江北监军太仆寺少卿万元吉的奏疏，他认为李岩和李牟是在路上被李自成和牛金星杀死的。比起确切的死亡时间和地点，谈迁似乎对李岩和李牟兄弟二人之死的谣言及其后果更感兴趣。按照谈迁的分析，李岩和李牟之所以被杀，一是因为他们和李自成以及牛金星之间存在政治利益和观点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原因则似乎是文人李岩和农民李自成之间有文化和社会的矛盾。因为谈迁是一个有学问却无行政权的生员，他可能更想了解李岩的世界观，也同情他的一些想法。
由于谈迁是遗民，他的著作没有出版，在清初的影响应该不大。另一个名为谷应泰的历史学家编辑的《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在1658年得以刻行。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谷应泰是北直隶丰润县人，也是1647年进士，清初官员。1656年他调任提督、浙江学政，请一些文人协助他编书。该书第七十八卷《李自成之乱》中介绍李岩，写法和谈迁的稿子非常一致。十三年十二月，“杞县诸生李岩为之谋主。贼每以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归附之，兵势益盛”。十七年在北京，“贼多河南人”去刘理顺居所，说“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可能提到的是李岩。虽然谷应泰关于李岩的记述极简单，但是他认可了李岩一事的真实性，并影响了清初和以后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是清初的进士和官员，谷应泰应该不会同情“流贼”臣员李岩，但他可能会同情作为改革的文人李岩及他救济饥民和保护精英的事迹。
如果说谷应泰最早在出版的历史书中接受了李岩其人的存在，那么另外一个江南历史学家则认可了小说中关于李岩的全部故事。此人名叫计六奇，162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为诸生。自1666年到1669年编《明季北略》。“虽然成书于……1670年，但因清初的文禁，一直没有被刻”，到19世纪才出版。计六奇不只读了书面记载，还作了田野调查。他不只接受谈迁和谷应泰写的正式编年和纪事体式的历史，也使用小说中的“文献”撰写一个比较全面的李岩故事。有的时候，计六奇把他自己调查的具体“事实”加进李岩故事中。关于李岩的社会地位，计六奇没有采用谈迁和谷应泰的说法，忽略了地方志的记载，把李岩写成是杞县举人。可能因为牛金星在1627年中举，所以计六奇改变小说中的说法，把李岩和牛金星写成是同年（1627）中举。按照计六奇更详细的记述，李岩赈济饥民“捐米二百余石”，很清楚的表现李岩家非常殷实。李岩家是商人的描述，与河内《李氏家谱》符合。计六奇提出他自己的经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及李岩也。故详志之。”因此计六奇承认民间常常把李自成和李岩混为一谈的结果就是造出了一个起义英雄“李公子”。计六奇承认他的写作参考了野史，“然野史所记琐事，颇多实者”。从计六奇的著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岩在大顺政权的正式地位不是很高，但和李自成的关系很好。野史中关于他的记载有真实性，不应完全否定。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真的，那些野史和《明季北略》可能是有部分真实性的。
谈迁对李岩的记述很短却不能出版；谷应泰能够出版他的书，但很少谈到李岩；计六奇记述李岩故事很全，但书稿也不能发表。江苏省太仓州的吴伟业写了《绥寇纪略》一书，比较全面地谈到李岩的事情，而且当时就已出版。在这本书中，吴伟业在几个方面改进了李岩的故事，让它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大的影响力。
吴伟业认为李岩原名为“信”。笔者原来推测吴伟业可能虚构了李信的名字以提高李岩故事的可信度。现在笔者推测吴伟业可能也听说过博爱（河内）县姓李名信之人的传闻，并据此发展了原来的故事。吴应知道《定鼎奇闻》和《明季北略》关于李岩的父亲是尚书的说法，并推敲过该李岩的身份。明末杞县出过一个尚书，但不姓李。明末在开封府倒有一个尚书叫李精白，有两个儿子。吴伟业也应该知道李精白参加过明朝末年的“阉党”，因此应是吴伟业和复社的敌人。吴认为就是因为其父亲在地方上声名不佳，所以李信把他家的粮食分给饥民以收买民心。吴伟业的政治企图是很清楚的。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可靠的，那可能也有一个传说：在杞县有一个粮油店老板李精白，这个人有一个儿子叫李信，这个李信给饥民赈济粟粮。吴伟业也说“传云”李信在杞县有兵权，“授安以襄乡备御”。此“传云”和小说“能文能武”的说法符合，也和博爱县李氏的武术传统相符。
吴伟业对于李岩故事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关于另外一个人物——红娘子。吴伟业所塑造的李岩故事有一个问题：如果李岩在1635年起义后就杀死了杞县知县，他为何等到1640年才去投奔李自成？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伟业发现或是创造了一个叫红娘子的女人。按照吴伟业的记述，红娘子：
绳伎女，获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归而被杞人所执……令遂执而锢之狱，民之德之者曰：“李公子向活我”……杀令……李公子思自成……遂往投自成……改名岩。
吴伟业没有谈到杞县知县的名字，故可避免那个问题，但是他的记述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红娘子从何而来？谢国桢认为类似习武的女人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所以她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果说博爱县《李氏家谱》是真的，那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关于李岩的问题，但是那个家谱却没有谈到红娘子。因此，笔者坚持以前提出的一个假设，就是故事里的红娘子和李岩一样，是一个建构出来的人物。比如吴伟业塑造的李精白和红娘子可能是在以下多个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建构的：1635年有一个“土贼”叫李靖攻打过杞县，故吴伟业可能受此事启发而想到唐朝初年的李靖。吴伟业可能也因为受《虬髯客传》和该故事中的人物红拂的影响，再加上他也应该读过《西厢记》一书，熟悉红娘这一角色，于是他就用红娘子的名字来命名明末的女英雄。
吴伟业通过李精白和红娘子之口批评李岩，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起义英雄，并认为李岩在有些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或不那么具有道德力量。因此其塑造的李岩形象要比小说家笔下的李岩复杂，在一些人的眼里他同时可能也就变成了一个更值得相信的历史人物。最后，和其他清初史学家一样，吴伟业也认为李自成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以初用李岩既而杀之”。
17世纪70年代还有几个江南的历史学家以吴伟业著作为基础继续建构李岩的故事。在谈迁的故乡海宁县，有位名为查继佐的史学家。他是明末举人，清初遗民，写了两本书稿都谈到了李岩。《罪惟录》延续了《绥寇纪略》的说法，认为李岩是“杞县乡荐（举人），初名信，大司马精白子也”。查继佐没有延续吴伟业关于红娘子的故事，而是加入了一个新故事。他发展了李岩故事中原来的均济的说法：“李岩教自成，以虚礐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在《国寿录》中记载有一个人穿“红衣”由“李将军”陪伴拜访刘理顺。同时，江苏的戴笠和吴殳两人发表了《怀陵流寇始终录》。他们接受吴伟业的红娘子故事又发展谈迁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说法，李岩和李牟看不起李自成和民众：“贼党久称公侯将相耳，贼态自在，坐则相压，行则相搀以诟詈，戏则推蹴，目不识丁，手不能握管。李岩兄弟甚鄙之，时加以规讽，不能改也。”按照这样的记述，李岩和李牟同情老百姓，提倡改革，想幫助他们，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变成普通人民的一部分。
1679年，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及子万言开始搜集历史资料编写明史。这部书稿不太注重李岩赈济饥民的政治目的和红娘子的绳术，但它复原了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杞县。结果在1739年出版的张廷玉编写的《明史》里得到了钦定。
在李岩的故事进入《明史》之前，私人家谱中出现过另一个故事。1716年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李元善编的唐村《李氏家谱》中说李信是他们家里的贡生，参加李自成起义而被李自成杀害（李元善是否知道其他关于杞县李岩的故事和文献，待考）。唐村的李家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个故事，因此似乎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此事。但是在乾隆朝有文学家根据此事改编了原来的李岩故事，在《梼杌近志》中给李岩“找”了一个妇人叫汤氏。因为唐村李家有不少人和汤氏结婚，我们可以设问：唐村李家的这一秘事有没有部分泄露并被人改编成了口头文学传到江南等地区了呢？在1759年，董恒岩在《芝龛记》中指出李岩故事很像唐初的李靖故事。历史学家还是怀疑李岩故事的真伪，包含《李公子辨》的《豫变纪略》在1743出版了，但是那本书的编辑彭家屏因为在家里私藏该书以及其他问题，后来被逮捕并在1757年为朝廷杀害。后来连河南省修地方志都不敢再编入《李公子辨》。在19世纪，有的历史学家还在继续传播李岩故事，但也有史学家表示怀疑。
唐村《李氏家谱》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对李岩故事的解释。这个家谱的内容符合一个基本假设，即起义文人李岩是个经过建构的人物。他的准确身份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考察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初的士大夫们并不愿意他真的死掉，所以在不断建构他还活着的故事。
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美国著名汉学家、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授。2005年7月1日，被河南大学正式聘请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戴福士先生研究领域颇宽，但用心最深的则是对李岩的研究，为此曾遍读明朝书史，以独特的眼光对李岩的史料进行深入的开掘研究，写出多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来中国后，他三次深入唐村实地考察，又获得了大量的李岩研究的新史料。杞县李岩故事的由来可以从北方人记载的在北京的经历和见闻录里找到。山东济宁的杨士聪是明末进士和官员。在1644年李自成统治北京的时候他继续住在北京城里，,因此亲历了不少事情。他提到在大顺军里有一个李都督，他在首都西边搜集明朝贵族和官员的资料，和丞相牛金星一起保护了首都的东区。杨士聪承认李都督在北京担任角色不小，但没有记录他的名字。这个李都督应该是李岩故事的来源之一。
与此同时，常州人龚云起在南京当一个小官，因为杨士聪从北京跑到常州并在那里定居，二人很可能有来往。其所著《闯王小史》，20世纪的学者认为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该书对杞县李岩的故事贡献颇多。它清楚地言及杞县“有个公子举人，姓李名岩，为人善良好义”。他用私粟赈济饥民，并因此被知县逮捕。后来他被救出来，杀掉知县后加入了李自成的起义军队，变成了李自成的谋士。他提倡仁义，创作儿歌，让大家知道李公子是李自成。在北京，他和李牟将军试图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安排制将军入住周奎宅第。李岩不喜声色，不打击明朝官员和绅士，并访问民间疾苦。他和宋献策谈儒、佛、政治，试图保护开明的懿安张皇后，杀掉自私的周恩生，并提出四点建议。五月初李岩和李牟被李自成和牛金星杀掉。李自成起义和大顺政权失败了。
虽然（或是因为）《小史》对于李岩故事的贡献很大，但有人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说李岩是一名举人。清朝资料很容易证明这点是不正确的。现在看来，博爱县的李岩好像只是个贡生。《小史》记述李岩和杞县民众杀死杞县知县一事，也无法从地方志记载中找到佐证，但是这却是明末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民间故事。此外，有人指摘李岩投诚李自成，并成为其主要谋士，提倡仁义、创造儿歌这些记述缺乏考据，但这些都是文人很自然的活动，没有什么原因怀疑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如果博爱县的李岩读过四书五经，他便很有可能成为这样的角色。
因为《小史》中称明朝为“国朝”，称清为“东虏”，此书应该出版于乙酉五月（1645年6月）清兵下南京前夕。它在乾隆时期成了禁书。另有蓬蒿子编的《定鼎奇闻》一书，对清朝多有褒奖，刻于顺治八年（1651），在乾隆时期也被列入禁书，但以后又得以再刻，影响较大。这部书第一次提出了李岩是明朝一个尚书之子的说法，说李岩赈济饥民，还写了“创赈歌”。李岩被捕再被释放后，知县被杀。李岩不知道如何处理，征求民眾意见。有民众认为应该投奔李自成。这个事件发生在崇祯八年，就是李岩往西投奔李自成那一年。李自成热情欢迎李岩和其余一千多人，说他会成为汉朝初年韩信那样的好谋士。
三年以后（1654），江南青浦县明朝隐退诸生陆应旸所编的《樵史通俗演义》出版。该书成为关于李岩的最有影响的小说。它开始形容李岩为“能文能武的举人”。《樵史》第一次说“杞县知县姓宋，平昔极是执拗”。“上司为军粮紧急”，要求赋税者是“河南按察司”。杀知县后，李岩提出进入李自成军队，李牟“也是个好秀才”同他一起起义。……”。这本书并未记载李岩起义的年代，但是说李自成军队围开封时，“李岩先遗信服，扮作商贾，四散传布说‘李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二十日李闯忙点各将刘宗敏、李岩等共立十二营，在城外首尾呼应，以御吴兵”。
陆应旸的《樵史通俗演义》形式为小说，但也有史实根据。它说李岩不只是个文人，而是“能文能武”，这个可能是夸张。但是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可信的，这也未必就没有事实根据。说李岩和民众杀杞县宋知县是不确凿的，但崇祯初年确有一个杞县知县姓宋。此人叫宋玫，山东省莱阳县籍进士，1627年成为杞县知县，负责镇压白莲教，后来凭金钱和门第在北京谋得朝廷高位。1642年宋回到老家，次年即被满洲兵所杀。因为宋玫及其亲戚比较腐败，所以有被农民起义所杀的说法。《樵史通俗演义》说李岩和牛金星在1615年同时中举人，这是不对的，因为李岩不是举人，而牛金星是于1627年中举的。但他们应该是同乡，即同为河南人，且一起下过狱，可谓狱友。如果宋献策是永城县人，他和李岩也有同乡的关系。如果宋献策在北京住过，他可能有资格带李自成军队进北京。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是北京最有名的将军，很有影响，且他的这四个河南谋士（李岩、李牟、宋献策和牛金星）都很注意收买民心，也曾试图保护过江南的复社文人，比如周钟，所以李岩、李牟在文人的记述中就变成了英雄。
我们所看到的三本清初小说都兼具史实和小说的功效，都影响了清初历史学家的历史著述。下面来说有关李岩的历史著述。首先要提到谈以训（1592—1657），他是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明末生员、清初遗民。1620年以后，他不满于现存的明代史学著作，开始搜集资料，准备自己写一部明史，并改名为“迁”（取司马迁的“迁”）。清初，他搜集大量资料（达三百多种），终于写出一本明代编年史，取名《国榷》。直到现在，明史专家还认为，《国榷》是最全、最可靠的明史著作之一。
谈迁是个历史学家，很注意时间和空间，他认为以前关于李岩的说法和资料，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他记述李岩的起义过程虽很短却很富于细节。他写李自成破永宁以后，崇祯十四年一月初三日“杞人诸生李岩为谋主，以所掠济饥民，故所至咸归兵益盛”。谈迁认为李岩为举人的说法无史可依，但很可能是生员。（如果博爱县的李岩是真的，他似乎应是一个贡生，地位上和生员区别不大）因为谈迁没有提到李岩和杞县知县之间的冲突，他不需要考订那个事件发生年代、知县是谁等问题。
谈迁使用的史料是江北监军太仆寺少卿万元吉的奏疏，他认为李岩和李牟是在路上被李自成和牛金星杀死的。比起确切的死亡时间和地点，谈迁似乎对李岩和李牟兄弟二人之死的谣言及其后果更感兴趣。按照谈迁的分析，李岩和李牟之所以被杀，一是因为他们和李自成以及牛金星之间存在政治利益和观点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原因则似乎是文人李岩和农民李自成之间有文化和社会的矛盾。因为谈迁是一个有学问却无行政权的生员，他可能更想了解李岩的世界观，也同情他的一些想法。
由于谈迁是遗民，他的著作没有出版，在清初的影响应该不大。另一个名为谷应泰的历史学家编辑的《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在1658年得以刻行。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谷应泰是北直隶丰润县人，也是1647年进士，清初官员。1656年他调任提督、浙江学政，请一些文人协助他编书。该书第七十八卷《李自成之乱》中介绍李岩，写法和谈迁的稿子非常一致。十三年十二月，“杞县诸生李岩为之谋主。贼每以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归附之，兵势益盛”。十七年在北京，“贼多河南人”去刘理顺居所，说“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可能提到的是李岩。虽然谷应泰关于李岩的记述极简单，但是他认可了李岩一事的真实性，并影响了清初和以后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是清初的进士和官员，谷应泰应该不会同情“流贼”臣员李岩，但他可能会同情作为改革的文人李岩及他救济饥民和保护精英的事迹。
如果说谷应泰最早在出版的历史书中接受了李岩其人的存在，那么另外一个江南历史学家则认可了小说中关于李岩的全部故事。此人名叫计六奇，162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为诸生。自1666年到1669年编《明季北略》。“虽然成书于……1670年，但因清初的文禁，一直没有被刻”，到19世纪才出版。计六奇不只读了书面记载，还作了田野调查。他不只接受谈迁和谷应泰写的正式编年和纪事体式的历史，也使用小说中的“文献”撰写一个比较全面的李岩故事。有的时候，计六奇把他自己调查的具体“事实”加进李岩故事中。关于李岩的社会地位，计六奇没有采用谈迁和谷应泰的说法，忽略了地方志的记载，把李岩写成是杞县举人。可能因为牛金星在1627年中举，所以计六奇改变小说中的说法，把李岩和牛金星写成是同年（1627）中举。按照计六奇更详细的记述，李岩赈济饥民“捐米二百余石”，很清楚的表现李岩家非常殷实。李岩家是商人的描述，与河内《李氏家谱》符合。计六奇提出他自己的经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及李岩也。故详志之。”因此计六奇承认民间常常把李自成和李岩混为一谈的结果就是造出了一个起义英雄“李公子”。计六奇承认他的写作参考了野史，“然野史所记琐事，颇多实者”。从计六奇的著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岩在大顺政权的正式地位不是很高，但和李自成的关系很好。野史中关于他的记载有真实性，不应完全否定。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真的，那些野史和《明季北略》可能是有部分真实性的。
谈迁对李岩的记述很短却不能出版；谷应泰能够出版他的书，但很少谈到李岩；计六奇记述李岩故事很全，但书稿也不能发表。江苏省太仓州的吴伟业写了《绥寇纪略》一书，比较全面地谈到李岩的事情，而且当时就已出版。在这本书中，吴伟业在几个方面改进了李岩的故事，让它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大的影响力。
吴伟业认为李岩原名为“信”。笔者原来推测吴伟业可能虚构了李信的名字以提高李岩故事的可信度。现在笔者推测吴伟业可能也听说过博爱（河内）县姓李名信之人的传闻，并据此发展了原来的故事。吴应知道《定鼎奇闻》和《明季北略》关于李岩的父亲是尚书的说法，并推敲过该李岩的身份。明末杞县出过一个尚书，但不姓李。明末在开封府倒有一个尚书叫李精白，有两个儿子。吴伟业也应该知道李精白参加过明朝末年的“阉党”，因此应是吴伟业和复社的敌人。吴认为就是因为其父亲在地方上声名不佳，所以李信把他家的粮食分给饥民以收买民心。吴伟业的政治企图是很清楚的。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可靠的，那可能也有一个传说：在杞县有一个粮油店老板李精白，这个人有一个儿子叫李信，这个李信给饥民赈济粟粮。吴伟业也说“传云”李信在杞县有兵权，“授安以襄乡备御”。此“传云”和小说“能文能武”的说法符合，也和博爱县李氏的武术传统相符。
吴伟业对于李岩故事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关于另外一个人物——红娘子。吴伟业所塑造的李岩故事有一个问题：如果李岩在1635年起义后就杀死了杞县知县，他为何等到1640年才去投奔李自成？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伟业发现或是创造了一个叫红娘子的女人。按照吴伟业的记述，红娘子：
绳伎女，获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归而被杞人所执……令遂执而锢之狱，民之德之者曰：“李公子向活我”……杀令……李公子思自成……遂往投自成……改名岩。
吴伟业没有谈到杞县知县的名字，故可避免那个问题，但是他的记述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红娘子从何而来？谢国桢认为类似习武的女人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所以她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果说博爱县《李氏家谱》是真的，那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关于李岩的问题，但是那个家谱却没有谈到红娘子。因此，笔者坚持以前提出的一个假设，就是故事里的红娘子和李岩一样，是一个建构出来的人物。比如吴伟业塑造的李精白和红娘子可能是在以下多个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建构的：1635年有一个“土贼”叫李靖攻打过杞县，故吴伟业可能受此事启发而想到唐朝初年的李靖。吴伟业可能也因为受《虬髯客传》和该故事中的人物红拂的影响，再加上他也应该读过《西厢记》一书，熟悉红娘这一角色，于是他就用红娘子的名字来命名明末的女英雄。
吴伟业通过李精白和红娘子之口批评李岩，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起义英雄，并认为李岩在有些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或不那么具有道德力量。因此其塑造的李岩形象要比小说家笔下的李岩复杂，在一些人的眼里他同时可能也就变成了一个更值得相信的历史人物。最后，和其他清初史学家一样，吴伟业也认为李自成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以初用李岩既而杀之”。
17世纪70年代还有几个江南的历史学家以吴伟业著作为基础继续建构李岩的故事。在谈迁的故乡海宁县，有位名为查继佐的史学家。他是明末举人，清初遗民，写了两本书稿都谈到了李岩。《罪惟录》延续了《绥寇纪略》的说法，认为李岩是“杞县乡荐（举人），初名信，大司马精白子也”。查继佐没有延续吴伟业关于红娘子的故事，而是加入了一个新故事。他发展了李岩故事中原来的均济的说法：“李岩教自成，以虚礐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在《国寿录》中记载有一个人穿“红衣”由“李将军”陪伴拜访刘理顺。同时，江苏的戴笠和吴殳两人发表了《怀陵流寇始终录》。他们接受吴伟业的红娘子故事又发展谈迁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说法，李岩和李牟看不起李自成和民众：“贼党久称公侯将相耳，贼态自在，坐则相压，行则相搀以诟詈，戏则推蹴，目不识丁，手不能握管。李岩兄弟甚鄙之，时加以规讽，不能改也。”按照这样的记述，李岩和李牟同情老百姓，提倡改革，想幫助他们，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变成普通人民的一部分。
1679年，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及子万言开始搜集历史资料编写明史。这部书稿不太注重李岩赈济饥民的政治目的和红娘子的绳术，但它复原了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杞县。结果在1739年出版的张廷玉编写的《明史》里得到了钦定。
在李岩的故事进入《明史》之前，私人家谱中出现过另一个故事。1716年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李元善编的唐村《李氏家谱》中说李信是他们家里的贡生，参加李自成起义而被李自成杀害（李元善是否知道其他关于杞县李岩的故事和文献，待考）。唐村的李家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个故事，因此似乎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此事。但是在乾隆朝有文学家根据此事改编了原来的李岩故事，在《梼杌近志》中给李岩“找”了一个妇人叫汤氏。因为唐村李家有不少人和汤氏结婚，我们可以设问：唐村李家的这一秘事有没有部分泄露并被人改编成了口头文学传到江南等地区了呢？在1759年，董恒岩在《芝龛记》中指出李岩故事很像唐初的李靖故事。历史学家还是怀疑李岩故事的真伪，包含《李公子辨》的《豫变纪略》在1743出版了，但是那本书的编辑彭家屏因为在家里私藏该书以及其他问题，后来被逮捕并在1757年为朝廷杀害。后来连河南省修地方志都不敢再编入《李公子辨》。在19世纪，有的历史学家还在继续传播李岩故事，但也有史学家表示怀疑。
唐村《李氏家谱》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对李岩故事的解释。这个家谱的内容符合一个基本假设，即起义文人李岩是个经过建构的人物。他的准确身份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考察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初的士大夫们并不愿意他真的死掉，所以在不断建构他还活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