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一个周末，一辆金色客车从北京市区驶向延庆，南馆艺术团的二十多位成员集体出游。行车途中，有人打趣道：据说，一个日本老兵重返中国，看了咱们的“打鬼子舞”后奇怪了，当年怎么没见到这么多花姑娘？代女士和其他伙伴脸上笑开了花。
　　这说法，自嘲中也带有自得。事实上，“花姑娘”年龄大多在50至70岁之间，“打鬼子舞”是南馆艺术团对外展示的经典节目，凭借这种特殊的“广场舞”，今年7月，他们在网上迅速蹿红。

北京城最醒目的舞者

　　代女士是艺术团的创立者，她出生于1963年，在团里是最年轻的一个。每天晚上，她和丈夫老曹用小车拖着一台大音箱，提前赶到大家的地盘。由于没退休，她拒绝曝光更多个人信息，倒是很乐于以她的东北口音大谈跳舞的事，不过首先得强调区别，“那（指广场舞）是一帮老头老太太放放曲，蹦一蹦，简单比划比划动作。俺们可具有表演性，是吹奏歌舞一条龙。”
　　在北京，广场上的舞蹈团队数不胜数，但占据繁华街区、自我命名为艺术团并扯起横幅的，可谓凤毛麟角。尤其特别的是，她们的“打鬼子舞”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和争议性，不仅吸引大量过路人，中外媒体的镜头也纷纷聚拢到此。如此善于成为焦点的一群广场舞者，也非常罕见地拥有了自己的赞助商——中信银行的来福士储蓄所。尽管只是一家基层的金融机构，还是足以证明南馆艺术团的影响力。
　　郑晓岩轻轻扯下仁丹胡，掀起日军帽，露出憨厚的面容。艺术团的名声在外，与这个“鬼子”有很大关系，他说，最早“鬼子”不是他演，后来经人一撺掇，他抓起一个小孩的玩具枪上去了。“我建议大妈们跳舞时，怎么包围，再等她们有了枪，慢慢形成了舞步。”
　　“别问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跳这舞。大家先是无意识地跳，跳着跳着，就跳出内心感受。比如跳《红色娘子军》，想起了‘分田地，打土豪’，跳《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就想到了天安门。想到了我们那会吃糠咽菜，跳忠字舞。”他唏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想。人老了却抹杀不了回想，“再过40年，90后也会回想今天的网络世界。”
　　2010年，他就向代女士建议，这个团光唱歌、跳集体舞不行，要把有些舞蹈改成小品，才能招徕广大人民群众。“健身只是个‘代名词’，你要以自己的舞姿博得别人的欣赏，你要展示你舞蹈的表达内容。”他竭力主张“舞蹈要有教育意义”。
　　于是，他们重演样板戏《沙家浜》、《白毛女》，“突出人物的阶级仇”，自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际，他们就上演“打鬼子舞”，为的是“传达世世代代毋忘国耻”。
　　2012年“钓鱼岛事件”引爆中日冲突，他们跳《地道战》，还打出标语——“钓鱼岛是中国的”，很快引起媒体的关注。因为“选对了题材”，南馆艺术团从东城区众多舞团中“脱颖而出”。
　　“我不太喜欢他们的‘打鬼子舞’。”家住通州的倪康景含蓄地表达了个人看法，“不觉得美。”倪康景有着30年的广场领舞经验。1980年代的《军港之夜》、《在希望的田野上》，1990年代的《我们的大中国》，她历数当年在公园草坪上跳“中老年健身舞”的曲目，“什么歌红，我们跳什么。”她不喜欢眼下流行的网络歌曲《小苹果》，腻，她也看不上现在广场舞的杂乱无章，“一个小区，哪哪都在跳。”倪康景恍惚记得，这种“乱”兴起于2008年。

由内讧派生的艺术团

　　南馆艺术团的诞生，也与“乱”字脱不开干系，它是南馆公园一次内部纷争的副产品。
　　南馆公园位于北京民安街，毗邻俄罗斯大使馆，这座大约3公顷的水景生态公园，周围全是居民住宅，傍晚容纳了大量休闲的人，小孩在游乐场嬉闹，老人在边边角角下棋、打扑克。2008年，代女士在公园与她所属的口琴队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只能是一方出局，另立门户。《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京城七八个广场舞群体，了解到，内讧是广场舞团队不断衍生、裂变的主要原因。“每支队伍玩久了，多少都会出现女人间的攀比现象，她们就跟老小孩似的。甚至有些队里的头儿，看到原来自家队员加入别家，或另外组队，还会派人去盯梢暗察——对方有多少人员，有多少观众。”一位早期曾经加入南馆艺术团的知情者说。
　　谈到那场纷争，代女士坚持认为，她和另一同伴受到不公平待遇。“她们嫌咱是外地人，也看不惯咱们爱打扮。挑明了说公园是北京的，不许咱们玩。其实，咱们早在北京安家落户了。”她撇一下嘴，表示不屑，顺势捋了捋连衣裙——真不知她拥有多少裙子，几乎每天都不重样。
　　2009年4月，在南馆公园，代女士牵头的“南馆艺术团”宣告成立。六十多岁的炼润奎也算元老级团员，他介绍说，最开始团里只有五六个人，为了证明自己，壮大队伍，下了不少功夫：有的老人毫无基础，居然也学会了吹口琴，而他自己除了伴奏，还需要把更多人拉进来。
　　以往驻扎这里的口琴队与他们争夺地盘，最终闹得公园园长出面干预，让大家排出时间，轮流用场。“分给我们是每周三与周六，可还是存在问题，首先，公园规定音响不得超过60分贝，另外，我们晚上7点唱唱跳跳，公园一到9点就得关门，没法玩尽兴。”炼润奎说道。
　　2010年，南馆公园装修，闭园半年，艺术团得找新场地。代女士意外发现了来福士购物中心广场，眼前开阔的景象令她心动，而且这是商业区，一来不扰民，二来人流量大。

强势团长

　　“自从媒体曝光我们的‘打鬼子舞’，我一回家，邻居就像欢迎刘德华似的欢迎我”、“上菜市场，卖菜的都能认出我——‘鬼子’来啦！”郑晓岩颇为自豪。每次出报道，他会复印几十份，让队友拿回家给家人看，有股难言的喜悦与骄傲。他觉得，因为曝光度高，荣耀加身，大家会越发留恋这个团。 　　知名度的增加也会带来其他东西。今年7月初，代女士向张金素提出，马上排出一支新的“打鬼子舞”——《到敌人后方去》，要在纪念“七七事变”当晚演出。有人私下揣测，团长有此想法，是因为“鬼子”郑晓岩接受媒体采访过多，“她有点不高兴了。”
　　做过30年幼师的张金素，有着比较好的文艺基础，她是艺术团的编舞，在她到来前，这里的舞蹈太过随意。对于代团长的建议，张金素没有反对，她觉得新旧两支舞轮换上，能给予观众新意。在广场讨论时，她当着郑晓岩面说，《到敌人后方去》难以超越《地道战》，咱们也别太较劲。代女士还曾设想新舞里一下子出现4个“鬼子”，张金素不同意，“‘鬼子’不能喧宾夺主。”
　　新舞亮相，郑晓岩仍是双手投降的男主角，只是身边多了一位举止滑稽、迈着“罗圈腿”的“小鬼子”——扮演者是常给他们推销理财产品的某银行客户经理。
　　“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裂长空——”代女士手执话筒，显得激情满怀。广场上，你很容易辨识出她在队伍中的特殊身份。
　　“我们这儿不许有‘事儿妈’，”代女士很坚决地说道，“我比你跳得好，你比我上场次数多。谁上头版了。女人凑一堆不就这点事？她们不敢让我知道。要想上我们团，第一人品好，有素质；其次，最好懂点唱歌跳舞。最后，本地人不许瞧不起外地人。”
　　对于这位团长，队员们会夸她行事果断、有组织能力、有责任心，她带着队伍在与其他对手的地盘争夺中占得上风。但是——知情者话音一转——她有点过于强势。有人对代女士身上十足的“军人作风”印象深刻，在她控制的这片领域里，不允许有人过于自我。有人学着她不容辩解的口气——“你别解释，你别解释。”那位知情者感叹道：“她真不怕得罪人。我在电话里劝过她——你得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假如人都走光了，你拥有再多的音响，又有什么用？”

一个魔鬼是疾患，一个魔鬼是孤独

　　2010年，建筑业老板吴长城患了结石，医生嘱咐他加强运动。一个夏夜，他出门散步，被南馆艺术团的民族舞吸引，他邀请团里一位女士共跳了一曲交谊舞《不想说再见》，展露才华，被邀请进来。
　　55岁的钟秀英擅长呼啦圈，人称“呼啦圈小姐”，笑容可掬，体形富态。从江西来京打拼的她，辛劳半生，常因颈椎病而眩晕，有人推荐了南馆艺术团。她站在圈外足足观望了两个月。在炼润奎的鼓励下，才找到代女士申请加入。
　　大老李就住在来福士广场附近，是在围观鼓掌的时候被艺术馆的鼓师拉进队伍的。在这个团，谁玩什么乐器，谁自己购置，他花一千元买了一套架子鼓，决定从头学起。大老李手很巧，还帮团里制作道具。他从筐里抽出一把木刀：“最早跳《大刀进行曲》，全使手模仿。我一下做了5把。”他是剧组的制片，在影视圈见惯了美女如云，却恭维起在广场中央起舞的伙伴，“大妈也美啊，你看人家跳得多美。”
　　郑晓岩慢悠悠地说，“我们这些4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没了，这个世界就消停了。”谈到“死亡”，他认为跳广场舞的人骨子里都怕死。跳就活得长。
　　“怎么能说怕死？”聂秀珍分外不解。她年过七旬始学打鼓，为助南馆艺术团活跃氛围。她自言已非论天活着，而是活一秒钟就开心一秒钟。她说自己把生老病死统统扔到九霄云外，“不想！什么都不想。怎么会想到老和死？”她的眼神有几分闪烁不定。
　　郑晓岩说：我们青年时劳作过度，到老就怕生病，病了拖累儿女，我们不愿沦为他们的沉重负担，再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很害怕万一躺在床上，眼巴巴地受儿女嫌弃。
　　南馆艺术团的成员如今已有四十多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聚集于此，健身是永恒不变的初衷。此外，这也是最好的排遣孤独的生活选择。
　　团里多数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比较接近。用倪康景的话说，大家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元左右，够吃够喝，小病小灾或许能勉强对付，但消费拮据，只能“在外穷折腾”。
　　我听人私下议论，一名“山东大妈”因为舞技问题常被代女士批评，失去了跳集体舞的机会，她委屈地哭过，恳求过，最终不情愿地离开。“她当然不想走。一旦对跳舞的地方有了感情依赖，她就不愿离开。否则，就像自己走进别人家，不习惯。”倪康景表示，很能理解那种被迫离开的心情。她觉得，会有人害怕重新面对孤独。
　　“人老就怕孤独。”聂秀珍的丈夫已过世，不仅儿子已成家，连孙女都不需要自己带了，“我能干什么？晚上看电视，跟着乐一阵。可等它关上，房间空荡荡，剩我一人，谁来陪伴我？”
　　60岁的口琴师石占华说：我们聚在这里，除了怀旧，再有就是战胜孤独。

歌声里的青春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入夜，一首《英雄赞歌》唱至尾声，代女士面色潮红，眼角湿润。场下，一位年过五旬的女观众回过头大声对我说，还是听这些歌带劲。
　　“我唱这首歌，是怀念我父亲。他要是活着，都快90岁了。”代女士变得温情脉脉。她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曾参加抗日战争，过去常给她讲述自己当兵打仗的事。“我为什么喜欢红歌，都是受到他的熏陶，包括电视剧，我都爱看战争题材。”一度，代女士还在周末加入北海公园一支专唱老歌的团体，今天，南馆“女兵”的统一着装——红色贝蕾帽、蓝白条纹的海魂衫，就是她从那支队伍获得的启发。 　　“基本上，我说唱什么就唱什么。”代女士说，艺术团成立之初，她就奠定了基调：红歌、军舞、民族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红色娘子军》、《北京的金山上》……这些歌让团员们百听不厌，因为连着自己的青春。58岁的张金素回忆说，1969年，新中国迎来建国20周年大庆，她所在的初中提前两个月开学，抽调部分学生参加国庆晚会，其中就有她。那个“十一”晚上，十多万人云集天安门广场，她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面的长安街上。音乐响起后，人们一圈一圈地跳起来。她听不见领袖人物的发言，专心跳着《大刀进行曲》——40年后，她将这支舞编排成一段“打鬼子舞”。
　　问及为什么对红歌那么有感情，他们的说法大体相近——
　　“走到这里，一听到它全身一热。那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
　　“老歌充满正能量，催人奋进。我们孩子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他们爱听的歌曲，尽是你爱我、我爱你，跟念经似的。”
　　“你说头两天干了什么，已说不太清了，可人越老，过去的事情反记得越清楚。那些歌伴随我们从小长大。”

他们最“革命”

　　“老人一起跳舞，感到温暖。一起听红歌，感到亲切。红歌起着精神指导作用。”郑晓岩言谈中透出怅然，“我们对毛主席的时代怀有特殊感情。那时候人人管吃管住，不像现在人有能耐才能活得好。”他和代女士是同一代人，从小浸润在共和国红色政权的价值宣教中，在本应继续求学的年纪，他们赶上“文革”尾声，或上山下乡，或过早成为社会劳动者。他们的人生轨迹，都定格在体制内外的各个集体生活里。
　　“他们跳的是什么？”来自波兰的母女三人观看时，一面用手机录下这幕，一面向我打听。我不知如何准确对她们讲述这支舞，想了想说，它包含了革命。
　　为什么以健康为主题的活动，会与“革命”这种宏大叙事扯上关系？中国社科院的硕士生徐海东在他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广场舞者中，他们的生命历程一直是暴露在社会主义国家话语的辐射之下的，他们使用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语名来解释自己参与广场舞的理由，虽然‘革命’一词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政治含义，但它非常明显地折射着国家话语的潜移默化……国家话语中的健康话语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年老一些的广场舞者会把年轻时候的文艺经历带入到广场中传播，人们所使用的舞蹈音乐、舞蹈形式都烙印着集体主义时期的记忆。”
　　8月中旬的南馆公园里，人们悠闲地起舞、拉琴，享受湖边的夏夜，而在来福士广场，南馆艺术团则雄心勃勃，他们正在为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做准备。那是很奇异的场景，一身解放军军服的男人们，与红妆素裹的女人们，一遍遍齐声高呼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毫无疑问，这是最善于吸引眼球的表演者，围观人群中，两个两岁多的孩子眼珠不动地盯着他们，小腿有力地原地踏步，紧握的刀枪跟从节奏，上下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