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四处留下烙印,无论在欧洲、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会时常不自觉地说出“全球化”这词。
　　过去的几十年,所有欧洲人都见证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一夜之间,传统公司关闭了他们的生产设施,解雇了他们的员工并在新的地方(主要是亚洲)投资。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好的生产条件和广阔的潜在市场。
　　
　　曾经,中国有着“廉价劳动力供应地”的标签:在这里,投资者可以为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找到大量廉价的产业后备军。往事如烟,现在,北京、上海等经济中心的外企高管们开始积极追求高附加值。他们本土化生产甚至研发高科技产品,然后卖回自己的国家和西方市场。在西方朋友的影响下,中国本土的制造商也开始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更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地,比如越南。在亚洲,劳动力价格是投资者的考虑重点。当然,这种转移也并非一定得是单向转移。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在上海社科院和Adecco共同举办的一个活动中,我邂逅了44岁的段江生(音译)。他显然不会因为产业转移而失去工作。23年前,他毕业于西安交大。此后,通过德国的卡尔·杜伊斯堡奖学金计划,他有机会成为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才。后来,这位年轻人遇见了Anton Haering先生,来自德国汽车工业的对投资中国有兴趣的商人兼制造商
　　因为行业属性,Anton Haering需要大量的高技术雇员,但这在中国是稀有资源。他选择了一条殊途同归的路径,把包括段先生的41名中国人带来德国进行了长达4年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研究国际知名汽车品牌(博世、奔驰、沃尔沃)的燃料油喷射泵和复杂的刹车系统。2005年,段先生开始担任位于太仓的Haering Precision公司的主管。在那里,他负责整个公司的架构工作,将于今年将完善的设备交给他的老板。更重要的是,曾接受过德国培训的他们将继续负责整体设施运营。如果生意状况好,公司会安排另外60名中国员工去德国进行多年的培训,这将成为他们的后援军。
　　在被问到德国培训经验对如今工作的影响时,段坦然承认有时候非常痛苦。“对中国人而言,德国人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有时候有点过火了,你真得有钢铁般的意志。”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每天都能感觉到进步,包括个人技术能力和语言能力。”经过严格的训练,他有了强烈的质量、品牌、控制成本和追求成绩的意识。在产品质量、精密度等方面,他们41人和德国同事努力工作,争取比同行业领先一步。他说:“我们的产品正在全线生产,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这些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员工是Haering Precision的“最重要资产”。他们每个人都深刻领会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他们也抓住每次培训机会实现自我提升。在与同伴的日常工作中,他们非常重视忠诚、责任心、自我激励和勤奋等美德。
　　异于传统跨国公司重视培训本国员工,Haering Precision公司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培训他们的中国员工。段江生认为这是因为本土员工有着文化上的优势。不同于德国经理,段能够流利地用中文和德文沟通,也非常了解中国重视家庭和社区的传统。德国人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中国人的心理。在亚洲,只有经过“长期的耐心和勤奋”,各个公司才能够跟地方政府建立亲密的联系。
　　如果想在中国谋一份好差事,段建议同胞抓住能获得国外培训和工作经验的机会。尽管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加入劳动力市场,“但我们很难找到很棒的求职者”,段先生总结到,中国大学急需要改进去达到“工业的要求”。不幸的是,许多中国年轻求职者都把重点放在了高薪水,而非更好的机会和平台上。
　　段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言论证实了此前我们的一些研究结论:中国大学教育体系急需深刻的变革,中国人应该充分争取到西方工业国家的实践机会;年轻人普遍的能力缺失导致了高失业率,而这又影响了创新能力和增长潜力。
　　同样的,段先生也憧憬着中国商人某一天能够投资到欧洲大陆,能够让德国或者法国雇员来中国学习“中国的生意经”。是的,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全球化的深刻内涵——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利。(翻译/周烨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