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科学的地缘政治学说，人的性格受其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巨大。重庆地区地处于四川东部，多山多丘陵，有大江流过所以码头也多。比起川西平原的富裕，川东人则贫困许多，于是穷山恶水多刁民。
　　山多，苦力多。码头多，船工多。所以川东地区，特别推崇袍哥文化（袍哥会发源于晚清，盛行于民国，与青帮、洪门并肩于中国三大帮会，哪天有空独立写写）和码头文化。这些文化的基调，就是江湖气———重义气，轻原则。典型的对人不对事儿。没办法，在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的环境，要想吃饭必须抱团协作，不讲人情不讲义气很难立足。
　　我爷爷当年就是靠码头吃饭的船工。在川东较大的一个社团“木船社”的分会“锅铲帮”（跟“斧头帮”一样，名字比较土没啥文化，那是那个年代特定的属性使然），整个帮会有大约300多人，除了最后一个叫弟，其余都是哥，爷爷排名大概80多位。帮会人多，很多人互相不认识，很多时候办事、处理问题、谋面、区分地位、区分别的帮派都要靠特殊的语言和手势。
　　那时候我爷爷自己有小船，通常会装上本地的特产和别人托运的货物（有时候有少量烟土和武器）运往长江下游武汉一带贩卖。他很有生意头脑，他的做法就是把船和货物捆绑销售，整体卖，只做单程不做回程。因为那个时候的小木船要从长江下游返回上游几乎都是靠纤夫的人力拖，而长江三峡一带非常险峻，很多时候都是船毁人亡。
　　一船货能值多少钱呢？就是一麻袋等价的“袁大头”。不同于今天的贸易，没有支票、没有密码箱也无法转账，那时候纸币很少，而且江湖人也不信任纸币。于是爷爷和他的同袍就扛着一麻袋或者几麻袋“袁大头”行走江湖。行走江湖很多事情需要打点，比如地方军阀、当地的帮会、本帮会在当地的分会等等等等。最后回到家已所剩无几，交给家人一些钱，交给帮会一些钱，再用剩下的钱买好下次出行的船只。
　　所谓富贵险中求，靠着爷爷的勤劳和冒险，直到解放前一马路菜市场后门到通用机械厂宿舍（约200多米距离，均为欧式木板夹层房）那些房子都是爷爷的。遗憾的是后来被一个租户老太婆吸烟引起大火，全烧毁了。不然的话，今天我有可能是个小富三代。
　　以上这些都是从奶奶、爸爸还有姑姑、叔叔口中零零碎碎听到的，当然他们无法近距离得知爷爷那辈人在江湖中刀光血影、义薄云天的具体情形，我只能从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里略知一二。
　　首先就是只要家里有人作客或者有江湖中的兄弟落难来家里，必须把家里最值钱的酒和肉拿来招待，特别是对于江湖落难的兄弟，在送人走的时候，还要把家里的钱和物奉上，有多少给多少，哪怕自己第二天要去借。大火后，家里已经没有钱了，有次爷爷就让奶奶把家里仅有的留着过年的两块腊肉割下来送给客人，人送走后爷爷觉得特别对不住兄弟，看到家里还剩了半袋子米，硬是扛着米追了几百米硬塞给那人。
　　而爷爷去别人家里吃饭就没那么“大方”了。他们去别人家喝酒的规矩是，只喝酒很少夹菜吃饭，他们知道为了招待兄弟别人家都是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怕给别人家吃穷了。所以一般爷爷出去喝酒，奶奶都会等到夜里，然后听到爷爷熟悉的脚步声和在巷子那头都能听到的熟悉的大嗓门：“又客！（老婆）快点儿给老子（我）下碗面！肚子饿着哒！”
　　我开始记事儿的时候，爷爷已经接近80岁了。他完好的出现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个片段，一个是不知何事惹了他，他拿了块儿木条追着我和堂哥撵，要来打我们。我和堂哥一口气爬到了医药站宿舍顶楼（大概是8楼），结果没一会儿老爷子追了上来，把我俩扁了一顿后扬长而去。还有一次就是爷爷在家门口的巷子打麻将，一桌子年轻人好像有开林叔叔和张黎明她爸爸，都是30不到的年轻人，嫌爷爷打麻将速度慢，爷爷二话没说起身抓起几块麻将扔得老远，最后还把麻将桌子掀了。
　　再后来就是爷爷中风得了脑血栓，身体半边瘫痪躺在他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子里，一直说不出话，只能“喂……喂……喂……”躺了好几年后去世了。
　　每次去奶奶家，我都要走到床前和他握握手待一会儿，那时候他的手还是非常有力量，只是他的眼角开始有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