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从讨论墨子天命观出发，认为其天命论这一本体论思想并非其思想体系的真正起点。而天命论本身亦有其建构的逻辑出发点，即 “兼爱交利”思想。
关键词：墨子；逻辑建构；天命论；兼爱交利
墨子，是先秦诸子中少有的、有自己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家。一般看来，墨子的天命论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石，给予其“兼爱”、“非攻”、“尚同”等思想以逻辑落脚点，一切言说因此得到原发性的解释，厘清墨子思想的关键在于对其天命论的准确把握。
一、 墨子的天命论
《天志》上中下篇、《明鬼》下篇、《非命》上中下篇，是对墨子天命论的集中阐述。其中《天志》和《明鬼》主要论证天、鬼的实有以及他们对现实的生活的干预，而《非命》却又强烈否定存在原初的天命。我国历史上对“天”的解释是很多的，梁启超把它归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形体言天者， 天是天界天体， 与地相对；第二类是以主宰言天者， 天是天帝、皇天、造物主等；第三类是以命运言天者， 天是运数、因缘， 如孔子谓“富贵在天”， 孟子谓“若夫成功则天也”；第四类是以义理言天者， 天是原则理性。墨子“天志”中的天主要取第二种含义，即天的主宰意义；而“非命”中反对的天则是第三种含义，即命定意义。二者迥然不同。
（一）、天志与明鬼
“天志”即天有意志。墨子给“天”赋予了什么涵义呢？
首先，天有意志、有好恶，而且有好善、恶不善的道德取向。《天志上》云：“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天志中》：“天之意，不欲大国攻小国也。”
其次，天全知全能，无所不在。《天志上》：“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天志下》：“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将无所逃避之者矣。”
再次，天有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而且还可以根据道德标准对人的行为进行赏罚。《天志中》云：“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子也要受天的管束，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天志上》：“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子之“天”俨然是一个有意志、有好恶的道德主宰者——上帝。根据李绍崑的统计，在《墨子》一书中，“天”共出现206次，“上帝”出现23次，不过，两者的含义并无区别。康德等西方哲学家学说中的上帝，也是全知全能并且全善的道德主宰，这点与墨子之“天”非常相似，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一种先天道德律，是对人们实践“义”的绝对命令。
《明鬼下》中，神鬼往往并称，无孰好孰坏之分，皆是“天志”的执行者，代替“天”对人世的监督和审查。“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涧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只是不同于“天”的唯一性和绝对权威，鬼神是多种多样的。“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
墨子的“鬼神”与“天”在作为对民众进行行善去恶的道德教化方面，作用是一样的。它们都树立起高于世俗的权威，对民众的意识形态有主宰作用。
（二）、非命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里面有这样的解释：“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受命谓民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报之。” 即“命”有三义：一是岁数；二是劫数；三是某种无法把握的、神秘莫测的命运。
《非命上》：“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故执有命者不仁。”墨子不仅认为执有命说的人不仁，他还认为“有命说”根本就是“暴人之道”；如果按照“有命说”里面所说的：执政者如果处理不好国家的事务，人民就没有办法尽自己的力去生产，这样就会导致刑政混乱，兼之财用不足，国家混乱，所以要“非命”。
因此，《天志》、《明鬼》中倡导的“天命论”，实为一种道德命令，即在对善的信仰下来进行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它督促人顺天有为，积极向善。而《非命》中的“命定论”则是一种无道德的、盲目的力量，它以其权威取消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积极为善或消极作恶都失去了意义，人们的生命尊严被否定，因此它让人消极颓废，自甘堕落。墨子天命论提倡前者，反对后者，不仅不存在逻辑矛盾，反倒是顺理成章的。而他对两种“天”的一褒一贬，更是统一于其“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理想之中。
二、墨子思想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
康德等西方哲学家学说中的上帝，与墨子之“天”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说，康德笃信上帝存在，上帝确实是其学说的真正逻辑起点；而墨子并非真正相信上帝、鬼神实有。
例如在（《明鬼下》）中假如说有神和鬼的存在的话，这样可以可以让被祭者的鬼神享用祭品。假如说神和鬼都不存在的话，这样就可以使“农与工肆之人”穷农民们，一次来联欢一回，何乐而不为呢？而祭祀的目的，在于“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的现实意义。
墨子哲学的出发点并不在于信仰，而是在于这信仰带来的实际效果，即人们是否可以因此“兼相爱、交相利”。所以，他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天志”、“明鬼”与“非命”不只是单纯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同时还是施政思想的工具。无论是尊天明鬼，还是非命有为，它们的提出都具有“兼爱交利”的实用意义。
墨子的“兼爱”并非涸辙之鲋之间的相濡以沫之爱，“兼爱”应与“交利”紧密相连，才符合墨子的社会理想。伍非百在《墨子大义述》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世俗之言兼爱者，知其一二不知其二也。墨子曰，‘兼相爱，交相利’。又曰，‘交相爱，兼相利’。又曰，‘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大抵墨子之言兼也，含有交义。言爱也，包有利言。”由此，“兼爱”与“交利”不可分，二者和合，才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综上所述，墨子的天命论实则并非其学说的真正逻辑起点，树立起一个上帝乃是有“意”为之的，而这个“兼爱交利”的实用之意才是其学说的真正核心，也是其天命论架构的逻辑起点。（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系）
参考文献：
[1]李绍崑. 墨子研究（《墨子大全》第五十五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2]清.孙诒让. 墨子间诂（《诸子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关键词：墨子；逻辑建构；天命论；兼爱交利
墨子，是先秦诸子中少有的、有自己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家。一般看来，墨子的天命论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石，给予其“兼爱”、“非攻”、“尚同”等思想以逻辑落脚点，一切言说因此得到原发性的解释，厘清墨子思想的关键在于对其天命论的准确把握。
一、 墨子的天命论
《天志》上中下篇、《明鬼》下篇、《非命》上中下篇，是对墨子天命论的集中阐述。其中《天志》和《明鬼》主要论证天、鬼的实有以及他们对现实的生活的干预，而《非命》却又强烈否定存在原初的天命。我国历史上对“天”的解释是很多的，梁启超把它归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形体言天者， 天是天界天体， 与地相对；第二类是以主宰言天者， 天是天帝、皇天、造物主等；第三类是以命运言天者， 天是运数、因缘， 如孔子谓“富贵在天”， 孟子谓“若夫成功则天也”；第四类是以义理言天者， 天是原则理性。墨子“天志”中的天主要取第二种含义，即天的主宰意义；而“非命”中反对的天则是第三种含义，即命定意义。二者迥然不同。
（一）、天志与明鬼
“天志”即天有意志。墨子给“天”赋予了什么涵义呢？
首先，天有意志、有好恶，而且有好善、恶不善的道德取向。《天志上》云：“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天志中》：“天之意，不欲大国攻小国也。”
其次，天全知全能，无所不在。《天志上》：“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天志下》：“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将无所逃避之者矣。”
再次，天有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而且还可以根据道德标准对人的行为进行赏罚。《天志中》云：“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子也要受天的管束，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天志上》：“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子之“天”俨然是一个有意志、有好恶的道德主宰者——上帝。根据李绍崑的统计，在《墨子》一书中，“天”共出现206次，“上帝”出现23次，不过，两者的含义并无区别。康德等西方哲学家学说中的上帝，也是全知全能并且全善的道德主宰，这点与墨子之“天”非常相似，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一种先天道德律，是对人们实践“义”的绝对命令。
《明鬼下》中，神鬼往往并称，无孰好孰坏之分，皆是“天志”的执行者，代替“天”对人世的监督和审查。“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涧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只是不同于“天”的唯一性和绝对权威，鬼神是多种多样的。“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
墨子的“鬼神”与“天”在作为对民众进行行善去恶的道德教化方面，作用是一样的。它们都树立起高于世俗的权威，对民众的意识形态有主宰作用。
（二）、非命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里面有这样的解释：“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受命谓民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报之。” 即“命”有三义：一是岁数；二是劫数；三是某种无法把握的、神秘莫测的命运。
《非命上》：“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故执有命者不仁。”墨子不仅认为执有命说的人不仁，他还认为“有命说”根本就是“暴人之道”；如果按照“有命说”里面所说的：执政者如果处理不好国家的事务，人民就没有办法尽自己的力去生产，这样就会导致刑政混乱，兼之财用不足，国家混乱，所以要“非命”。
因此，《天志》、《明鬼》中倡导的“天命论”，实为一种道德命令，即在对善的信仰下来进行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它督促人顺天有为，积极向善。而《非命》中的“命定论”则是一种无道德的、盲目的力量，它以其权威取消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积极为善或消极作恶都失去了意义，人们的生命尊严被否定，因此它让人消极颓废，自甘堕落。墨子天命论提倡前者，反对后者，不仅不存在逻辑矛盾，反倒是顺理成章的。而他对两种“天”的一褒一贬，更是统一于其“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理想之中。
二、墨子思想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
康德等西方哲学家学说中的上帝，与墨子之“天”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说，康德笃信上帝存在，上帝确实是其学说的真正逻辑起点；而墨子并非真正相信上帝、鬼神实有。
例如在（《明鬼下》）中假如说有神和鬼的存在的话，这样可以可以让被祭者的鬼神享用祭品。假如说神和鬼都不存在的话，这样就可以使“农与工肆之人”穷农民们，一次来联欢一回，何乐而不为呢？而祭祀的目的，在于“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的现实意义。
墨子哲学的出发点并不在于信仰，而是在于这信仰带来的实际效果，即人们是否可以因此“兼相爱、交相利”。所以，他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天志”、“明鬼”与“非命”不只是单纯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同时还是施政思想的工具。无论是尊天明鬼，还是非命有为，它们的提出都具有“兼爱交利”的实用意义。
墨子的“兼爱”并非涸辙之鲋之间的相濡以沫之爱，“兼爱”应与“交利”紧密相连，才符合墨子的社会理想。伍非百在《墨子大义述》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世俗之言兼爱者，知其一二不知其二也。墨子曰，‘兼相爱，交相利’。又曰，‘交相爱，兼相利’。又曰，‘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大抵墨子之言兼也，含有交义。言爱也，包有利言。”由此，“兼爱”与“交利”不可分，二者和合，才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综上所述，墨子的天命论实则并非其学说的真正逻辑起点，树立起一个上帝乃是有“意”为之的，而这个“兼爱交利”的实用之意才是其学说的真正核心，也是其天命论架构的逻辑起点。（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系）
参考文献：
[1]李绍崑. 墨子研究（《墨子大全》第五十五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2]清.孙诒让. 墨子间诂（《诸子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