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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经常说是我非要缠着她买下那架黑色的珠江钢琴的。
是吗？我努力追溯童年的记忆，只记得邻居装修那阵，楼道里堆了很多锤子锯子这样的工具，我每次上楼的时候，都想顺便把钢琴砸掉。
我从小手就比别人大，小学的音乐老师看到我，非常坚定地对母亲说，我生来就是弹钢琴的料。
20世纪90年代中期，让小孩学习乐器的浪潮突然席卷了我生长着的江南小城。先是有几个孩子开始学乐器，后来，听说乐器特长可以在择校的时候加分，家长们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彼时，常州还没有厉害的钢琴老师，母亲和我，她的好朋友及女儿超超，因此开始了每个周末远征无锡的旅程。我们周六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要起来，抄一段位于田边的旧路，跨过一个又一个泥塘，去坐每十分钟就要停站的绿皮火车。停站的时间比行驶的时间更长，车厢里弥漫着脚丫和腋窝的味道。有的时候火车人满为患，母亲找陌生人接应，先将我从窗口送进去，再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上来。有的时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破费去餐车，买一碗当时还很稀奇的泡面，顺便坐上一会儿。
音乐学校在教堂边上，逢特别节日常常举办演奏会。每一次为了上台演奏而举行的选拔，都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母亲对待我的钢琴课认真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她的情绪完全被钢琴老师对我的评价控制。说我弹得好，她接下去一周都会情绪高涨，随时笑眯眯，时不时称点儿大白兔奶糖回来。如果我被批评，她则连续一周都像颗一点就炸的炸弹。我因为弹琴挨过不少打，既被皮带抽过，也被扇过耳光。母亲天天晚上坐在琴凳边，一边打毛衣一边监督我弹琴。每弹错一个音，她就会用毛衣针扎我的手指。母亲乐感很好，听觉灵敏，虽然并不识谱，但任何错音都无法逃过她的耳朵。随时可能被惩罚的恐惧让我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童年生活中有许多外婆做的美味，也看过山河壮美，但留在记忆中最久、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那些不知道毛衣针什么时候扎下来的未知的恐惧。
学琴那几年，一到晚上六点，家里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气氛。因为钢琴和电视机在同一个房间，父亲只能看“哑剧”。有时母亲出门，父亲便会把电视音量稍微调大一些，让我也可以听到。我就是那样半听半猜，“看”完了《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外婆心软，看不得我被打，总是一边做晚饭一边仔细聆听琴房里的动静。我一哭，外婆就会扔下锅铲，冲进来，挡在我面前。
超超是音乐学校的明星，识谱能力强，手指灵活，练习又刻苦。每一次演奏会，她总能在最前面做领奏。领奏弹的是一架昂贵的三角钢琴，庞大，优雅，像在湖面游弋的一只天鹅。超超穿着华丽的层层叠叠的长裙，在聚光灯下走到中央，整理一下谱架，轻飘飘地提起手腕，开始弹奏。只有在她弹完最出彩的独奏部分之后，我才能在舞台的最边角，作为群奏中的一员，弹上一小段。
母亲总是把我和超超作比较。我们为此争吵了很多年，每天都在恶语相加，每天都在伤害对方，彼此精疲力竭。
几年后，乐器特长不再是加分项，无论我还是超超都没有因此占到便宜。不知是因加分政策有变，还是母亲不得不向我没有鋼琴天赋的现实低头，我们约定，当我考出十级，我就可以再也不碰钢琴。
15岁那年，我终于磕磕绊绊过了十级，之后立刻停掉了所有的钢琴课，什么肖邦、巴赫、李斯特，我很轻易地将他们忘记，丝毫不觉可惜。母亲曾经旁敲侧击地问我想不想再练几首适合表演的曲子，将来可以秀给同学同事，我因此担惊受怕了好些天。好在一切因为我出国留学而作罢。之后十几年里，我读书、工作，从未对人提起我会弹钢琴，也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弹奏。我甚至从未跟人说起那段因为弹琴而经常挨打的岁月。
我和超超也再没见过面，十年后，我们通过社交网络彼此加为好友。我知道她也放弃了钢琴，做了一名记者。她说，其实她小时候一直羡慕我很会写文章。
母亲两年前退了休，而我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仿佛紧绷着的弦一下子松了，她成了潇洒又自在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她想要预订豪华游轮之旅，但错订成帆船之旅。于是，和一群二十岁出头的金发少男少女穿着背心短裤，在地中海的波涛中驾驶帆船，停靠一座又一座岛屿，晚上在狭小的船舱里睡觉。我把一些舞蹈表演的旧衣服和旧舞鞋寄回家，她不想浪费，于是高高兴兴穿着去了老年大学，学跳拉丁舞。我和她越来越像，都是那种说风是风说雨是雨的性格，常脱口而出伤人的话语，彼此有过很多摩擦，但她终于不再以我为她生活的重心了。我和她找到了一种和平相处的模式。
几个月前，母亲突然说要把我的旧钢琴从外婆家搬到新房子去，又把我20多年前的琴谱（从哈农到拜尔到车尔尼）一本一本码在钢琴上面。节拍器锈得太厉害，只能买新的。她发她弹琴的视频给我看：单手，缓慢地，一个又一个地按下琴键。
“之前看你弹琴感觉很容易，自己弹才觉得那么难。”她说。
“我早就告诉你很难学了。”我在微信上回答。
“难学归难学，但是真的很有趣。”她在回复中加了一个开心的表情。
我以为她只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她每天都在练习，能弹的曲子也越来越多。十多年前她带着我去无锡学琴时那种紧绷又疲惫的姿态不见了。她不再是那个为了虚荣而让我学琴的母亲，而成为不停追寻爱好与梦想的“酷”者。
其实一开始喜欢钢琴的就是她吧，我想。
外婆家里有浓厚的音乐氛围，演奏乐器是传统。外婆兄弟姐妹六个，每个都会一种不同的乐器，家庭聚会时像在开小型室内演奏会。母亲在那种环境下长大，耳濡目染，可惜她出生在物质贫乏的时代，我出生之后，她所有个人时间都被剥夺，个人喜好和价值也被抹去。她就像所有典型的中国式家长那样，将心思、愿望倾注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是杰出的、优秀的，是自己一直梦想成为的样子。除了钢琴，她还让我学了围棋、素描，参加数学和化学奥赛辅导班。我记得那些令人沮丧的冬天，寒冷的冬雨挤走温暖的阳光，人行道两旁的树木都光秃秃的。她骑着庞大的男式自行车，喘着粗气，我坐在她的前杠上，我们迎着料峭的风冲下幽暗的隧道，去搭乘早班校车。
她终于开始做她喜欢的事情。钢琴课之外，她还学习书法、园艺，甚至作为模特替朋友的服装店走秀。她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像我10岁那年一样满满当当，还要抽时间和小姊妹一起喝下午茶，开车去农家乐吃丰收时节的葡萄。而我，并没有按照她期望的那样早早结婚生子，相反，十几年来一直做着她认为没有“钱途”的文字工作。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然后承认我们之间的相似和不同。而那架钢琴也终于可以在真正喜欢钢琴的人手中，被奏出动人的音符。
（丁强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12月6日）
【素材运用】母亲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为母亲的，她们也有过青葱浪漫的岁月，有过欲说还休的梦想。只是这一切在母亲的身份来临之时，被搁浅，被遗忘。但从母亲对我们的培养与莫名的执念中，依稀能窥见一二。幸运的是，在文中，琴谱被交到了真正喜欢弹琴的母亲手中。那在现实中呢？愿更多的母亲能暂时忘记母亲的身份，做回真正的自己。
【适用话题】母爱；错位；做自己；理解与尊重
是吗？我努力追溯童年的记忆，只记得邻居装修那阵，楼道里堆了很多锤子锯子这样的工具，我每次上楼的时候，都想顺便把钢琴砸掉。
我从小手就比别人大，小学的音乐老师看到我，非常坚定地对母亲说，我生来就是弹钢琴的料。
20世纪90年代中期，让小孩学习乐器的浪潮突然席卷了我生长着的江南小城。先是有几个孩子开始学乐器，后来，听说乐器特长可以在择校的时候加分，家长们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彼时，常州还没有厉害的钢琴老师，母亲和我，她的好朋友及女儿超超，因此开始了每个周末远征无锡的旅程。我们周六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要起来，抄一段位于田边的旧路，跨过一个又一个泥塘，去坐每十分钟就要停站的绿皮火车。停站的时间比行驶的时间更长，车厢里弥漫着脚丫和腋窝的味道。有的时候火车人满为患，母亲找陌生人接应，先将我从窗口送进去，再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上来。有的时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破费去餐车，买一碗当时还很稀奇的泡面，顺便坐上一会儿。
音乐学校在教堂边上，逢特别节日常常举办演奏会。每一次为了上台演奏而举行的选拔，都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母亲对待我的钢琴课认真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她的情绪完全被钢琴老师对我的评价控制。说我弹得好，她接下去一周都会情绪高涨，随时笑眯眯，时不时称点儿大白兔奶糖回来。如果我被批评，她则连续一周都像颗一点就炸的炸弹。我因为弹琴挨过不少打，既被皮带抽过，也被扇过耳光。母亲天天晚上坐在琴凳边，一边打毛衣一边监督我弹琴。每弹错一个音，她就会用毛衣针扎我的手指。母亲乐感很好，听觉灵敏，虽然并不识谱，但任何错音都无法逃过她的耳朵。随时可能被惩罚的恐惧让我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童年生活中有许多外婆做的美味，也看过山河壮美，但留在记忆中最久、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那些不知道毛衣针什么时候扎下来的未知的恐惧。
学琴那几年，一到晚上六点，家里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气氛。因为钢琴和电视机在同一个房间，父亲只能看“哑剧”。有时母亲出门，父亲便会把电视音量稍微调大一些，让我也可以听到。我就是那样半听半猜，“看”完了《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外婆心软，看不得我被打，总是一边做晚饭一边仔细聆听琴房里的动静。我一哭，外婆就会扔下锅铲，冲进来，挡在我面前。
超超是音乐学校的明星，识谱能力强，手指灵活，练习又刻苦。每一次演奏会，她总能在最前面做领奏。领奏弹的是一架昂贵的三角钢琴，庞大，优雅，像在湖面游弋的一只天鹅。超超穿着华丽的层层叠叠的长裙，在聚光灯下走到中央，整理一下谱架，轻飘飘地提起手腕，开始弹奏。只有在她弹完最出彩的独奏部分之后，我才能在舞台的最边角，作为群奏中的一员，弹上一小段。
母亲总是把我和超超作比较。我们为此争吵了很多年，每天都在恶语相加，每天都在伤害对方，彼此精疲力竭。
几年后，乐器特长不再是加分项，无论我还是超超都没有因此占到便宜。不知是因加分政策有变，还是母亲不得不向我没有鋼琴天赋的现实低头，我们约定，当我考出十级，我就可以再也不碰钢琴。
15岁那年，我终于磕磕绊绊过了十级，之后立刻停掉了所有的钢琴课，什么肖邦、巴赫、李斯特，我很轻易地将他们忘记，丝毫不觉可惜。母亲曾经旁敲侧击地问我想不想再练几首适合表演的曲子，将来可以秀给同学同事，我因此担惊受怕了好些天。好在一切因为我出国留学而作罢。之后十几年里，我读书、工作，从未对人提起我会弹钢琴，也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弹奏。我甚至从未跟人说起那段因为弹琴而经常挨打的岁月。
我和超超也再没见过面，十年后，我们通过社交网络彼此加为好友。我知道她也放弃了钢琴，做了一名记者。她说，其实她小时候一直羡慕我很会写文章。
母亲两年前退了休，而我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仿佛紧绷着的弦一下子松了，她成了潇洒又自在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她想要预订豪华游轮之旅，但错订成帆船之旅。于是，和一群二十岁出头的金发少男少女穿着背心短裤，在地中海的波涛中驾驶帆船，停靠一座又一座岛屿，晚上在狭小的船舱里睡觉。我把一些舞蹈表演的旧衣服和旧舞鞋寄回家，她不想浪费，于是高高兴兴穿着去了老年大学，学跳拉丁舞。我和她越来越像，都是那种说风是风说雨是雨的性格，常脱口而出伤人的话语，彼此有过很多摩擦，但她终于不再以我为她生活的重心了。我和她找到了一种和平相处的模式。
几个月前，母亲突然说要把我的旧钢琴从外婆家搬到新房子去，又把我20多年前的琴谱（从哈农到拜尔到车尔尼）一本一本码在钢琴上面。节拍器锈得太厉害，只能买新的。她发她弹琴的视频给我看：单手，缓慢地，一个又一个地按下琴键。
“之前看你弹琴感觉很容易，自己弹才觉得那么难。”她说。
“我早就告诉你很难学了。”我在微信上回答。
“难学归难学，但是真的很有趣。”她在回复中加了一个开心的表情。
我以为她只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她每天都在练习，能弹的曲子也越来越多。十多年前她带着我去无锡学琴时那种紧绷又疲惫的姿态不见了。她不再是那个为了虚荣而让我学琴的母亲，而成为不停追寻爱好与梦想的“酷”者。
其实一开始喜欢钢琴的就是她吧，我想。
外婆家里有浓厚的音乐氛围，演奏乐器是传统。外婆兄弟姐妹六个，每个都会一种不同的乐器，家庭聚会时像在开小型室内演奏会。母亲在那种环境下长大，耳濡目染，可惜她出生在物质贫乏的时代，我出生之后，她所有个人时间都被剥夺，个人喜好和价值也被抹去。她就像所有典型的中国式家长那样，将心思、愿望倾注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是杰出的、优秀的，是自己一直梦想成为的样子。除了钢琴，她还让我学了围棋、素描，参加数学和化学奥赛辅导班。我记得那些令人沮丧的冬天，寒冷的冬雨挤走温暖的阳光，人行道两旁的树木都光秃秃的。她骑着庞大的男式自行车，喘着粗气，我坐在她的前杠上，我们迎着料峭的风冲下幽暗的隧道，去搭乘早班校车。
她终于开始做她喜欢的事情。钢琴课之外，她还学习书法、园艺，甚至作为模特替朋友的服装店走秀。她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像我10岁那年一样满满当当，还要抽时间和小姊妹一起喝下午茶，开车去农家乐吃丰收时节的葡萄。而我，并没有按照她期望的那样早早结婚生子，相反，十几年来一直做着她认为没有“钱途”的文字工作。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然后承认我们之间的相似和不同。而那架钢琴也终于可以在真正喜欢钢琴的人手中，被奏出动人的音符。
（丁强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12月6日）
【素材运用】母亲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为母亲的，她们也有过青葱浪漫的岁月，有过欲说还休的梦想。只是这一切在母亲的身份来临之时，被搁浅，被遗忘。但从母亲对我们的培养与莫名的执念中，依稀能窥见一二。幸运的是，在文中，琴谱被交到了真正喜欢弹琴的母亲手中。那在现实中呢？愿更多的母亲能暂时忘记母亲的身份，做回真正的自己。
【适用话题】母爱；错位；做自己；理解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