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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四幅的书法作品，俗称“四幅屏”或“四条屏”（图1－图4）。稍加观察，即可发现这四幅作品中，各自的字体不同，所书的内容不同，纸张的质地颜色亦不同。但也有不少的相同之处，比如每幅作品的大小，都是纵174厘米，横47厘米；四幅所赠予或奉献的对象也相同，都是给“雨孙”。从各幅落款中，得知这四幅书法的作者，依次是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丁汝昌，除一位湘军的创始人外，其他三人均为淮军首脑人物。
鉴赏这四幅书法，第一步是得弄清楚“雨孙”是何等人物，以及他与湘、淮两军系统有何密切关系。经查考多种文献，尤其通过对湘、淮军史的排比寻觅，终于得知这位“雨孙”，即丁日昌也。
丁日昌（1823-1882年），晚清丰顺（今广东丰顺县）人。字持静，号雨生，又作禹生、雨孙，贡生出身。初在家乡办团练，平定潮州农民起义。后出任吉安府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知县，因县城被太平军攻克，被免职。随之投奔湘军，为曾国藩幕僚。曾受曾国藩之命，赴粤办理厘务，督造军火。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调其至上海，专办军事工业，开办江南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年）升任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成为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人物。旋迁两淮盐运使。同治六年（1867年），被任命为江苏布政使，开办开平（今广东开平县）煤矿和轮船招商局。次年（1868年）再升迁为江苏巡抚，任职期间整顿吏治、改革军队、筹办洋务，政绩显著。光绪元年（1875年）调任海防前线任福建巡抚，他在任期间大办福州船政局，开办台湾煤矿，加强海防。光绪二年（1876年），遭权官弹劾有贪污行为，遂引咎辞职。因查无实证，光绪五年（1879年），再被朝廷起用，会办南洋海防，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重任，直至光绪八年（1882年）去世。
正由于丁日昌早年投湘军、后入淮军的历史，又是洋务企业的具体开办人和主持者，故与湘军首领曾国藩、淮军创办人李鸿章有着密切关系，曾国藩、李鸿章赠予丁日昌书法，也在情理之中。丁日昌的仕途快速升迁，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爱提携亦有关系。
至于刘铭传、丁汝昌与丁日昌也有关系。刘铭传（1836-1896年），清末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青年时在家乡办团练。咸丰九年（1859年）率团勇助湘军作战。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所部即编入淮军，其所率“铭”字营，一向为淮军主力之一，多年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与丁日昌时有来往。光绪十年（1884年），奉命督办台湾军事，次年九月台湾设省，为台湾省第一任巡抚。虽丁日昌已不在世，但刘铭传学习他昔日在江苏巡抚任上整顿吏治、加强海防、开发煤矿、兴办新式学堂等治省经验，多有建树。
丁汝昌（1836-1895年），清末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人。原名先达，字禹廷，也作雨亭，号次章。早年隶长江水师，后从刘铭传，升参将。属“铭”字营官佐。在丁日昌出任福州巡抚的光绪元年（1875年），奉李鸿章之命，丁汝昌赴英国购置军舰，筹建水师，曾向丁日昌请教洋务。
四位之中，论资历，曾国藩最高，湘军创建得也最早。李鸿章咸丰二年（1852年）起投入湘军，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才奉命扩编安徽团练为淮军，另立军旗。刘铭传是李鸿章的淮军将领，丁汝昌更是刘铭传的部下。故在各人给丁日昌书法的落款题签上均有所异。
曾国藩书幅上是“雨孙仁兄雅鉴。涤生曾国藩”（图1）。将曾是自己部属的丁日昌称之“仁兄”，是对其的尊重。李鸿章则是“雨孙仁兄大人德鉴。少荃李鸿章”（图2）。“仁兄”下多“大人”二字，“雅鉴”也变成“德鉴”。丁日昌虽然是淮军，属李鸿章下属，但最先他与李鸿章同在湘军供职，故李鸿章视其为同辈。“大人”，表示李鸿章的自谦。“德鉴”又是对丁日昌才干、品德的赞许。刘铭传是淮军将领，当然属李鸿章晚辈，李视丁日昌为同辈，那么刘铭传亦算丁日昌的晚辈了，所以款落“雨孙世讲大人尊鉴。省三刘铭传”（图3）。“尊鉴”之用，是古代晚辈对长辈人的常用语。丁汝昌曾是刘铭传的部下，四人中，资历辈份为最低，故题签上落下“雨孙世讲大人正蒙”（图4）。与刘铭传相同，称“雨孙”为“世讲大人”，但“尊鉴”变成了“正蒙”。所谓“世讲”，出自宋人吕本中《官箴》：“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李鸿章视丁日昌是湘军中的“同僚”，刘铭传、丁汝昌则自谦为“其子孙”了，故对丁日昌都用了“世讲大人”。“正蒙”一词，取之《易经》：“蒙以养正”。意思是请“世讲大人”对所书文字予以教正。
有关此四幅屏所书年份，可以从内容上窥出蛛丝马迹来。
曾国藩所书内容是“安静之吏，悃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在家则滋味经籍，居官则笔力理治。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世见躁竞得官者，便诵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
文中的前四句，转引自《后汉书·章帝纪》，即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所下诏书。“悃无华”，是诚朴而无浮华。前四句是对老部下的评价。接下来的四句内容，则赋有深刻的哲理，“恕”是宽容，“通”则是到达。最后的几句是带有指导性的告诫语和劝慰话。
刘铭传所书是以五言诗出现：“人谋多推衍，今是昨已非。安然敦我素，岂与世相违？学术苟不足，措手直无归。审时兴事业，普利莫私肥。猷为能启发，逸趣恒遄飞。”
刘铭传所书，比起曾国藩，则来的浅显、直接。诗中“猷”，意为谋策，“逸”，则超越意，如《三国志·诸葛亮传》所云：“（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遄飞”，疾速飞扬，勃发之意，源自唐王勃《滕王阁序》：“遥襟俯畅，逸兴遄飞。”
李鸿章、丁汝昌所书内容，就不录了。仅从曾国藩、刘铭传所书内容中，稍加揣测，即可知晓四人所写“四幅屏”的大致时间。从曾文“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及“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话语中，可窥探出：此时的“雨孙”（丁日昌）正处于丢了官并急于平反重新再起的处境里，曾意在劝说其不到火候，得静待时机。刘铭传文中“审时兴事业，普利莫私肥”的告诫话中，亦让人揣摩出“雨孙”的丢官，牵涉到有人弹劾其“私肥”嫌疑。诚如前述，丁日昌于光绪二年（1876年）“遭权官弹劾有贪污行为，遂引咎辞职，因查无实证，光绪五年（1879年）再被朝廷起用”，而且官职比原来更大。正应了曾国藩“不知时运之来，不求而至”和刘铭传“猷为能启发，逸趣恒遄飞”的箴言。
从上述追索与考证，得知曾国藩等四人所作的这四条屏，作于丁日昌“引咎辞职”的无官岁月里，具体地说是在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1879年）之间。
由于此四条屏的作者，是清末两大军事集团代表人物，更是左右清末军事、外交、统治、经济的秉权人物，加之所书内容具有醒人育官功能，故倍受拍卖场内诸多收藏家的注目。
（责编：唐陌楚）
鉴赏这四幅书法，第一步是得弄清楚“雨孙”是何等人物，以及他与湘、淮两军系统有何密切关系。经查考多种文献，尤其通过对湘、淮军史的排比寻觅，终于得知这位“雨孙”，即丁日昌也。
丁日昌（1823-1882年），晚清丰顺（今广东丰顺县）人。字持静，号雨生，又作禹生、雨孙，贡生出身。初在家乡办团练，平定潮州农民起义。后出任吉安府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知县，因县城被太平军攻克，被免职。随之投奔湘军，为曾国藩幕僚。曾受曾国藩之命，赴粤办理厘务，督造军火。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调其至上海，专办军事工业，开办江南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年）升任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成为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人物。旋迁两淮盐运使。同治六年（1867年），被任命为江苏布政使，开办开平（今广东开平县）煤矿和轮船招商局。次年（1868年）再升迁为江苏巡抚，任职期间整顿吏治、改革军队、筹办洋务，政绩显著。光绪元年（1875年）调任海防前线任福建巡抚，他在任期间大办福州船政局，开办台湾煤矿，加强海防。光绪二年（1876年），遭权官弹劾有贪污行为，遂引咎辞职。因查无实证，光绪五年（1879年），再被朝廷起用，会办南洋海防，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重任，直至光绪八年（1882年）去世。
正由于丁日昌早年投湘军、后入淮军的历史，又是洋务企业的具体开办人和主持者，故与湘军首领曾国藩、淮军创办人李鸿章有着密切关系，曾国藩、李鸿章赠予丁日昌书法，也在情理之中。丁日昌的仕途快速升迁，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爱提携亦有关系。
至于刘铭传、丁汝昌与丁日昌也有关系。刘铭传（1836-1896年），清末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青年时在家乡办团练。咸丰九年（1859年）率团勇助湘军作战。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所部即编入淮军，其所率“铭”字营，一向为淮军主力之一，多年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与丁日昌时有来往。光绪十年（1884年），奉命督办台湾军事，次年九月台湾设省，为台湾省第一任巡抚。虽丁日昌已不在世，但刘铭传学习他昔日在江苏巡抚任上整顿吏治、加强海防、开发煤矿、兴办新式学堂等治省经验，多有建树。
丁汝昌（1836-1895年），清末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人。原名先达，字禹廷，也作雨亭，号次章。早年隶长江水师，后从刘铭传，升参将。属“铭”字营官佐。在丁日昌出任福州巡抚的光绪元年（1875年），奉李鸿章之命，丁汝昌赴英国购置军舰，筹建水师，曾向丁日昌请教洋务。
四位之中，论资历，曾国藩最高，湘军创建得也最早。李鸿章咸丰二年（1852年）起投入湘军，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才奉命扩编安徽团练为淮军，另立军旗。刘铭传是李鸿章的淮军将领，丁汝昌更是刘铭传的部下。故在各人给丁日昌书法的落款题签上均有所异。
曾国藩书幅上是“雨孙仁兄雅鉴。涤生曾国藩”（图1）。将曾是自己部属的丁日昌称之“仁兄”，是对其的尊重。李鸿章则是“雨孙仁兄大人德鉴。少荃李鸿章”（图2）。“仁兄”下多“大人”二字，“雅鉴”也变成“德鉴”。丁日昌虽然是淮军，属李鸿章下属，但最先他与李鸿章同在湘军供职，故李鸿章视其为同辈。“大人”，表示李鸿章的自谦。“德鉴”又是对丁日昌才干、品德的赞许。刘铭传是淮军将领，当然属李鸿章晚辈，李视丁日昌为同辈，那么刘铭传亦算丁日昌的晚辈了，所以款落“雨孙世讲大人尊鉴。省三刘铭传”（图3）。“尊鉴”之用，是古代晚辈对长辈人的常用语。丁汝昌曾是刘铭传的部下，四人中，资历辈份为最低，故题签上落下“雨孙世讲大人正蒙”（图4）。与刘铭传相同，称“雨孙”为“世讲大人”，但“尊鉴”变成了“正蒙”。所谓“世讲”，出自宋人吕本中《官箴》：“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李鸿章视丁日昌是湘军中的“同僚”，刘铭传、丁汝昌则自谦为“其子孙”了，故对丁日昌都用了“世讲大人”。“正蒙”一词，取之《易经》：“蒙以养正”。意思是请“世讲大人”对所书文字予以教正。
有关此四幅屏所书年份，可以从内容上窥出蛛丝马迹来。
曾国藩所书内容是“安静之吏，悃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在家则滋味经籍，居官则笔力理治。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世见躁竞得官者，便诵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
文中的前四句，转引自《后汉书·章帝纪》，即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所下诏书。“悃无华”，是诚朴而无浮华。前四句是对老部下的评价。接下来的四句内容，则赋有深刻的哲理，“恕”是宽容，“通”则是到达。最后的几句是带有指导性的告诫语和劝慰话。
刘铭传所书是以五言诗出现：“人谋多推衍，今是昨已非。安然敦我素，岂与世相违？学术苟不足，措手直无归。审时兴事业，普利莫私肥。猷为能启发，逸趣恒遄飞。”
刘铭传所书，比起曾国藩，则来的浅显、直接。诗中“猷”，意为谋策，“逸”，则超越意，如《三国志·诸葛亮传》所云：“（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遄飞”，疾速飞扬，勃发之意，源自唐王勃《滕王阁序》：“遥襟俯畅，逸兴遄飞。”
李鸿章、丁汝昌所书内容，就不录了。仅从曾国藩、刘铭传所书内容中，稍加揣测，即可知晓四人所写“四幅屏”的大致时间。从曾文“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及“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话语中，可窥探出：此时的“雨孙”（丁日昌）正处于丢了官并急于平反重新再起的处境里，曾意在劝说其不到火候，得静待时机。刘铭传文中“审时兴事业，普利莫私肥”的告诫话中，亦让人揣摩出“雨孙”的丢官，牵涉到有人弹劾其“私肥”嫌疑。诚如前述，丁日昌于光绪二年（1876年）“遭权官弹劾有贪污行为，遂引咎辞职，因查无实证，光绪五年（1879年）再被朝廷起用”，而且官职比原来更大。正应了曾国藩“不知时运之来，不求而至”和刘铭传“猷为能启发，逸趣恒遄飞”的箴言。
从上述追索与考证，得知曾国藩等四人所作的这四条屏，作于丁日昌“引咎辞职”的无官岁月里，具体地说是在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1879年）之间。
由于此四条屏的作者，是清末两大军事集团代表人物，更是左右清末军事、外交、统治、经济的秉权人物，加之所书内容具有醒人育官功能，故倍受拍卖场内诸多收藏家的注目。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