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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小寒刚过，就在隆冬“三九”的第一天——1月9日，中国著名作家张一弓先生悄然离世，这就不能不使崇拜他的笔者黯然伤神，扼腕叹息！放下笔，夜已深，不由得透过窗口仰望着稀疏的星空，冥冥之中似乎看见一颗孤独的星，拖着一条闪亮的光影，划破碧空瞬间消失在苍穹，可“光”之“灵”却飘洒在太空……
文如其人，悼念作家张一弓先生，还得从他的小说《远去的驿站》说起。记得2008年前后笔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探亲，就在当地的社区图书馆的中文书的书架上发现了《远去的驿站》，该书署名作者是张一弓，但是和笔者手中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远去的驿站》封面设计不同，打开书一看，原来这是2007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二版。后来，笔者又发现2007年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及长江出版集团出了第三版。而且《远去的驿站》从“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到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均说明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坛上该书的地位与价值。
《远去的驿站》是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打破了多年来文学创作的平面模式，在他的笔下，将三个家庭、四十多个性格迥异的人物纵横交错、穿插有致、活灵活现地融入灾难深重的时代、复杂多元的社会而立体化。丰富的内涵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是一部文采极佳、构思巧妙的大作，乡土气息浓烈，故事情节跌宕，读起来让人浮想联翩、爱不释手。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张一弓浪漫不羁的笔触内核中蕴藏着“人性”，有评论道“在四十多个人物的画廊里，教授和艺妓一律平等”，这大概是一流作家让人震撼的“良知”了；而字里行间又留下了思考与想象的空间，激发出读者和书中人物的共鸣，让你笑中带泪、爱中有恨……
小说就是时代的缩影，文中描述的故事必然有个出处，笔者看《远去的驿站》似乎近在眼前。尤其是张一弓在该书“琴弦上的父亲”这一章，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上，你会发现他藏在华丽奢侈的文字符号里的密码，露出的是H大学置身于抗日战火中的流徙，与抗日烽火中的其他中国大学，为保护师生安全、为保护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迁校”宗旨相悖。可以说，小说质疑的是H大学在抗日战火中“千里大逃亡”的非人道的端倪，那个“琴弦上的父亲”不过是身处“战区”的H大学、众多莘莘学子在流徙中苦难的缩影。
张一弓书中这一段文字描述的是：H大学在1944年的“豫中会战”的战火中，遭遇到师生、家眷的惨重伤亡、校产损失之后，匆匆“逃”到荆紫关，接着又面临1945年3月至8月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战即“豫西鄂北会战——西峡口之役”时，才被迫离开河南境地，“逃”往陕西。正像该小说写道：“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
不错，张一弓那支“带有感伤意味”的儿歌，唱的是那个无奈的H大学教授的父亲竟然把少小的嫡儿送进“难童收容院”的段子：
……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
……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但是，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所有沦陷区的大学都迁往后方的情况下，为什么独独河南大学的学人们命运会如此悲怆。和张一弓在难童收容院一起吃“面虫”的弟弟，若干年后对他们“琴弦上的父亲”在H大学“千里大逃亡”中的境遇是这样写的：“1944年夏，日寇侵占潭头，全家仓皇逃难。逃出时，父亲挑着一担箩筐，前边箩筐坐着我三岁和一岁的两个弟弟，后边箩筐装满了父亲用桐油布包着的曲稿。”“记得，1943年在潭头，父亲写作‘鼓子曲言’常常是黎明伏案，黄昏收笔；晚饭后点燃油灯继续写。河南大学那时规定，每个教授每天一两生桐油作灯油。父亲每晚要工作到桐油燃尽，油灯自灭时，才摸黑就寝。负责给教授添灯油的河南大学工友王喜，见他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的写作，戏称他为‘熬干灯教授’，‘熬干灯’便成了他的诨号。”
然而，H大学的师生更悲惨的命运发生在之前：“1944年5月，日军奔袭潭头镇，河大遭遇巨大损失，师生被杀十六名，失踪二十五名，逃离虎口者辗转攀援于崇山峻岭之间，历时月余，陆续到达淅川荆紫关。第二年又被迫西迁，师生及眷属‘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八百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陈平原：《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第125页）这是日寇欠中国人民的血债，也是河南大学一代学人、眷属宁死不受辱、忠贞不渝的高贵的情操。 写到这里，再看陈平原教授的《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笔者不免感到有些失落。难怪张一弓调侃H大学的这次抗战迁校为“千里大逃亡”，莫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对H大学丧失了公正，将西南联大迁到安全区——云南，成为中国大学在战火中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学术成果累累的一面旗帜；而几乎也没有一座大学像H大学一样，留在了沦陷的河南省战区。有哪座大学会有众多无辜的师生枉死在日寇的屠刀下，又有哪座大学校产（图书、仪器）像H大学这样损失惨重。
当然，在指责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河南大学如此不公平时，要有足够的可靠历史资料作证据，在笔者翻阅、查询了一些资料后，以上愤愤不平的心绪不仅冷静下来，而且觉得很多浮皮潦草的“假相”需要认真思考……
据1936至1939年担任河大校长的刘季洪先生发表在《学府纪闻——国立河南大学》（1981年由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河南大学回忆记略”中谈到（摘录）：“二十七年夏（1938）战事逐渐接近武昌外围，中央决定迁都重庆，从事长期抗战，豫南岌岌可危，校中同仁再三筹商，决定建议迁校四川万县……教育部部长由陈立夫先生接任……陈部长表示如河大迁川，教育部在经费方面可予协助……我以为学校如留豫西山区，将有不少教授势将离校，学校前途亦将困难万分；如坚持迁川，又不得省府支持，个人不便负此重任。不得已乃向省府请辞……”“二十八年（1939）战事继续扩展，河大又西迁嵩县潭头镇，完全进入山区，当时我在教育部任职，三十一年（1942）到陕、豫视察教育，盛暑之下，不顾道路险阻，特往潭头与河大师生相见，患难重逢，悲喜交集！此时河南正遭受空前大旱灾，饿殍遍地，省府财政十分困难。我回部立向陈部长报告，遂将河大改为国立。以后迟迟没能再回到河大校园，但心中永远是怀念着的。”
以上刘季洪校长的回忆，才是H大学迁校的主线。遗憾的是H大学没有选择听从校长、教育部的意图，坚持留在天灾人祸并存的“战区”河南。H大学不能离开河南吗？不论对什么人有利，从宏观上看，这个脱离校长、教育部的自行决策，使H大学失去了一次像西南联大一样，避开战火致力于办学的发展的机会，反而成为河南高等教育从二十世纪之初的开放到中期封闭的一次大倒退。
有人抱怨：H大学总是被边缘化。但是，仔细想想是什么人一定要把H大学边缘化，以笔者愚见，有关H大学的资料大多不是以校长的办学为主线，而是以“圈内”有政治背景的极少数河南籍教授为主线。如果一座大学没有校长级的优秀领军人物，就像作战没有了领兵的主帅一般，自然就成了上不了战场的散兵游勇，划为另类了。
多年来，笔者在查阅一系列有关H大学的历史资料之后，深刻体会到H大学发展、兴旺的脊梁：
其一，它是在河南第一次开放的1912年，所建立与世界接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培养了以教务长郝象吾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海归祖国、任教于H大学的优秀学子。譬如张一弓在书中记述的鲁伯伯即鲁章甫教授，便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德文科毕业，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这批长期任教H大学的中西合璧的学人，是上个世纪前半叶河南高等教育发展至一个高峰的顶梁柱；
其二，以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生部、国学根底深厚的“琴弦上的父亲”——张长弓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真正脚踏实地做学问的“苦行僧”。像张长弓这样无权无势、工资低廉、做学问不要命的“熬干灯”，能在短暂的四十九年有限生命中，留下了有价值的作品与延续了河南民间艺术香火的传世之作，这样的学人在H大学的历史中不乏其人。再譬如从二十年代投身殷墟发掘开始，H大学的师生一直是殷墟和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力量。
以上这两类学人才是吃苦耐劳河南人的办学特色，学风正、学校兴。庆幸的是，这束河南高等教育永不灭的灵光，张一弓看到了。北大陈平原教授发表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二期《不忍远去成绝响——张长弓、张一弓父子的“开封书写”》一文，评道“将小说中关于河南大学的迁徙以及张长弓教授的撰述，与相关史料相印证；发现大都属实——除了爱情这条主线外”。
纵观《远去的驿站》，在张一弓作品丰富的内涵之中，体现的是时代的跌宕、历史的春秋、文化的彰显多重价值。《远去的驿站》的不朽，还在于“胡同里的开封”、“姥爷家的杞国”、“爷爷的鬼世界”、“关帝庙上的星星”、“劈破玉”、“试论刘秀称帝与老张家桑园之关系”等，都打着乡土文化深深的烙印。在他的笔下不仅留下他的家乡南阳地域楚汉文化忧国忧民的“杞人情怀”，还留下了“父亲”苦苦寻觅南阳大调古曲《劈破玉》的一道彩虹，而将民间文化艺术融入“父亲”的生命之中。
鲁迅先生曾经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张一弓的作品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保留了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地域文化、民间传说中爱恨情仇的原始状态，才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学艺术中的瑰宝。
这样的“驿站”远去了吗？只要人类尚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驿站”，那“桑树上的月亮，伏牛山上的星星，杞国的天空……”是不会消失，如同镂刻在天地间永恒的家园。这，就是艺术，艺术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力是无穷的。
近年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曾经给我推荐了一句成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从此，这口用黄铜铸成的“铜钟”就时常当当地响在耳畔，警示着：宁做毁弃的黄钟，也决不做雷鸣的瓦釜！
想不到张一弓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说的竟也是当当作响的“铜钟”，而余音阵阵，着实响彻云霄，如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的一块永不沉没的礁石。
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名为《文网、世情、人心》署名阎纲的这本书，其中有一篇《我为“犯人李铜钟”祈祷》，文章开门见山：“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第一期《收获》发表之后，读过的人没有不说受到震动的，但褒贬截然不同……”
那么，为什么一篇中篇小说竟能震撼人心，而且会掀起“褒贬截然不同”的大浪，必然是这篇文章不同凡响。
首先，“文如其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体现出张一弓作为一个人的淳朴本质——人性；体现出张一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与信仰——人民性。所以，张一弓站在人性与人民性的立场，对大饥荒中的农民怀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悯之心，为他们摆脱饥饿和苦难、为他们的生存发出的沉重呐喊！其实，在写作时张一弓已经设身处地将自己融入故事之中了，处在李铜钟的地位，他也一定会开仓济粮，救平民百姓于苦难，所以他才得以创作出“宁死我一个，救出全村人”的李铜钟的英雄形象。而这位英雄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于他敢在国法与口粮、政策与现实的反差中，戳破了当地的那些不顾人民死活、靠欺骗为自己邀功请赏的权势之徒谎言，写下了这篇惊天动地的不朽之作。
在张一弓先生逝世之际，来自关注他、悼念他的多篇纪念文章中，有资料显示：1980年1月，《收获》发表了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之前，《收获》没有人知道他是何许人，按照当时的惯例，向作者所在地调查作者情况，征求意见。主管部门领导认为作者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又两次打电话，坚持不同意发表他的作品。是时任《收获》主编的巴金拍板决定发表了它。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期间，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进入得奖名单，又再次收到来自河南有关部门的反对意见。文学评论家阎纲在《悼犯人李铜钟》中写道：“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
在评奖二十年以后，张一弓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对他的又一个巨大的支持，他说：“我感谢很多在写作上支持过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并庇护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与文学结缘了。”
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张一弓曾说过：“在文学创作上，我是一棵错过了生长季节的老树，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拼命抽条长个儿，而试图把原本属于夏季和秋季的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这样的生命体验感受是悲剧性的。”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断言：“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能把“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的张一弓，才是非同寻常的。
与张一弓共事多年的河南著名作家李佩甫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李佩甫说道：“张一弓创作成就非常大，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文学事业。他的文学道路可谓坎坷，却不改初心，五十岁又东山再起，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是我省获得全国大奖最多的作家，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可以说开了反思文学的先河。张一弓七十岁的时候还在创作，令人敬佩。”
朴实的友情、贴切的评说。李佩甫先生看到了他身边那位拼搏在文学道路上百折不挠、千锤百炼的河南汉子；看见了中原大地孕育出来的河南汉子——张一弓，用生命点燃的那道不灭灵光。
文如其人，悼念作家张一弓先生，还得从他的小说《远去的驿站》说起。记得2008年前后笔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探亲，就在当地的社区图书馆的中文书的书架上发现了《远去的驿站》，该书署名作者是张一弓，但是和笔者手中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远去的驿站》封面设计不同，打开书一看，原来这是2007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二版。后来，笔者又发现2007年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及长江出版集团出了第三版。而且《远去的驿站》从“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到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均说明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坛上该书的地位与价值。
《远去的驿站》是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打破了多年来文学创作的平面模式，在他的笔下，将三个家庭、四十多个性格迥异的人物纵横交错、穿插有致、活灵活现地融入灾难深重的时代、复杂多元的社会而立体化。丰富的内涵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是一部文采极佳、构思巧妙的大作，乡土气息浓烈，故事情节跌宕，读起来让人浮想联翩、爱不释手。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张一弓浪漫不羁的笔触内核中蕴藏着“人性”，有评论道“在四十多个人物的画廊里，教授和艺妓一律平等”，这大概是一流作家让人震撼的“良知”了；而字里行间又留下了思考与想象的空间，激发出读者和书中人物的共鸣，让你笑中带泪、爱中有恨……
小说就是时代的缩影，文中描述的故事必然有个出处，笔者看《远去的驿站》似乎近在眼前。尤其是张一弓在该书“琴弦上的父亲”这一章，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上，你会发现他藏在华丽奢侈的文字符号里的密码，露出的是H大学置身于抗日战火中的流徙，与抗日烽火中的其他中国大学，为保护师生安全、为保护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迁校”宗旨相悖。可以说，小说质疑的是H大学在抗日战火中“千里大逃亡”的非人道的端倪，那个“琴弦上的父亲”不过是身处“战区”的H大学、众多莘莘学子在流徙中苦难的缩影。
张一弓书中这一段文字描述的是：H大学在1944年的“豫中会战”的战火中，遭遇到师生、家眷的惨重伤亡、校产损失之后，匆匆“逃”到荆紫关，接着又面临1945年3月至8月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战即“豫西鄂北会战——西峡口之役”时，才被迫离开河南境地，“逃”往陕西。正像该小说写道：“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
不错，张一弓那支“带有感伤意味”的儿歌，唱的是那个无奈的H大学教授的父亲竟然把少小的嫡儿送进“难童收容院”的段子：
……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
……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但是，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所有沦陷区的大学都迁往后方的情况下，为什么独独河南大学的学人们命运会如此悲怆。和张一弓在难童收容院一起吃“面虫”的弟弟，若干年后对他们“琴弦上的父亲”在H大学“千里大逃亡”中的境遇是这样写的：“1944年夏，日寇侵占潭头，全家仓皇逃难。逃出时，父亲挑着一担箩筐，前边箩筐坐着我三岁和一岁的两个弟弟，后边箩筐装满了父亲用桐油布包着的曲稿。”“记得，1943年在潭头，父亲写作‘鼓子曲言’常常是黎明伏案，黄昏收笔；晚饭后点燃油灯继续写。河南大学那时规定，每个教授每天一两生桐油作灯油。父亲每晚要工作到桐油燃尽，油灯自灭时，才摸黑就寝。负责给教授添灯油的河南大学工友王喜，见他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的写作，戏称他为‘熬干灯教授’，‘熬干灯’便成了他的诨号。”
然而，H大学的师生更悲惨的命运发生在之前：“1944年5月，日军奔袭潭头镇，河大遭遇巨大损失，师生被杀十六名，失踪二十五名，逃离虎口者辗转攀援于崇山峻岭之间，历时月余，陆续到达淅川荆紫关。第二年又被迫西迁，师生及眷属‘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八百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陈平原：《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第125页）这是日寇欠中国人民的血债，也是河南大学一代学人、眷属宁死不受辱、忠贞不渝的高贵的情操。 写到这里，再看陈平原教授的《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笔者不免感到有些失落。难怪张一弓调侃H大学的这次抗战迁校为“千里大逃亡”，莫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对H大学丧失了公正，将西南联大迁到安全区——云南，成为中国大学在战火中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学术成果累累的一面旗帜；而几乎也没有一座大学像H大学一样，留在了沦陷的河南省战区。有哪座大学会有众多无辜的师生枉死在日寇的屠刀下，又有哪座大学校产（图书、仪器）像H大学这样损失惨重。
当然，在指责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河南大学如此不公平时，要有足够的可靠历史资料作证据，在笔者翻阅、查询了一些资料后，以上愤愤不平的心绪不仅冷静下来，而且觉得很多浮皮潦草的“假相”需要认真思考……
据1936至1939年担任河大校长的刘季洪先生发表在《学府纪闻——国立河南大学》（1981年由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河南大学回忆记略”中谈到（摘录）：“二十七年夏（1938）战事逐渐接近武昌外围，中央决定迁都重庆，从事长期抗战，豫南岌岌可危，校中同仁再三筹商，决定建议迁校四川万县……教育部部长由陈立夫先生接任……陈部长表示如河大迁川，教育部在经费方面可予协助……我以为学校如留豫西山区，将有不少教授势将离校，学校前途亦将困难万分；如坚持迁川，又不得省府支持，个人不便负此重任。不得已乃向省府请辞……”“二十八年（1939）战事继续扩展，河大又西迁嵩县潭头镇，完全进入山区，当时我在教育部任职，三十一年（1942）到陕、豫视察教育，盛暑之下，不顾道路险阻，特往潭头与河大师生相见，患难重逢，悲喜交集！此时河南正遭受空前大旱灾，饿殍遍地，省府财政十分困难。我回部立向陈部长报告，遂将河大改为国立。以后迟迟没能再回到河大校园，但心中永远是怀念着的。”
以上刘季洪校长的回忆，才是H大学迁校的主线。遗憾的是H大学没有选择听从校长、教育部的意图，坚持留在天灾人祸并存的“战区”河南。H大学不能离开河南吗？不论对什么人有利，从宏观上看，这个脱离校长、教育部的自行决策，使H大学失去了一次像西南联大一样，避开战火致力于办学的发展的机会，反而成为河南高等教育从二十世纪之初的开放到中期封闭的一次大倒退。
有人抱怨：H大学总是被边缘化。但是，仔细想想是什么人一定要把H大学边缘化，以笔者愚见，有关H大学的资料大多不是以校长的办学为主线，而是以“圈内”有政治背景的极少数河南籍教授为主线。如果一座大学没有校长级的优秀领军人物，就像作战没有了领兵的主帅一般，自然就成了上不了战场的散兵游勇，划为另类了。
多年来，笔者在查阅一系列有关H大学的历史资料之后，深刻体会到H大学发展、兴旺的脊梁：
其一，它是在河南第一次开放的1912年，所建立与世界接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培养了以教务长郝象吾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海归祖国、任教于H大学的优秀学子。譬如张一弓在书中记述的鲁伯伯即鲁章甫教授，便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德文科毕业，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这批长期任教H大学的中西合璧的学人，是上个世纪前半叶河南高等教育发展至一个高峰的顶梁柱；
其二，以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生部、国学根底深厚的“琴弦上的父亲”——张长弓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真正脚踏实地做学问的“苦行僧”。像张长弓这样无权无势、工资低廉、做学问不要命的“熬干灯”，能在短暂的四十九年有限生命中，留下了有价值的作品与延续了河南民间艺术香火的传世之作，这样的学人在H大学的历史中不乏其人。再譬如从二十年代投身殷墟发掘开始，H大学的师生一直是殷墟和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力量。
以上这两类学人才是吃苦耐劳河南人的办学特色，学风正、学校兴。庆幸的是，这束河南高等教育永不灭的灵光，张一弓看到了。北大陈平原教授发表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二期《不忍远去成绝响——张长弓、张一弓父子的“开封书写”》一文，评道“将小说中关于河南大学的迁徙以及张长弓教授的撰述，与相关史料相印证；发现大都属实——除了爱情这条主线外”。
纵观《远去的驿站》，在张一弓作品丰富的内涵之中，体现的是时代的跌宕、历史的春秋、文化的彰显多重价值。《远去的驿站》的不朽，还在于“胡同里的开封”、“姥爷家的杞国”、“爷爷的鬼世界”、“关帝庙上的星星”、“劈破玉”、“试论刘秀称帝与老张家桑园之关系”等，都打着乡土文化深深的烙印。在他的笔下不仅留下他的家乡南阳地域楚汉文化忧国忧民的“杞人情怀”，还留下了“父亲”苦苦寻觅南阳大调古曲《劈破玉》的一道彩虹，而将民间文化艺术融入“父亲”的生命之中。
鲁迅先生曾经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张一弓的作品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保留了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地域文化、民间传说中爱恨情仇的原始状态，才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学艺术中的瑰宝。
这样的“驿站”远去了吗？只要人类尚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驿站”，那“桑树上的月亮，伏牛山上的星星，杞国的天空……”是不会消失，如同镂刻在天地间永恒的家园。这，就是艺术，艺术对人潜移默化的感染力是无穷的。
近年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曾经给我推荐了一句成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从此，这口用黄铜铸成的“铜钟”就时常当当地响在耳畔，警示着：宁做毁弃的黄钟，也决不做雷鸣的瓦釜！
想不到张一弓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说的竟也是当当作响的“铜钟”，而余音阵阵，着实响彻云霄，如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的一块永不沉没的礁石。
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名为《文网、世情、人心》署名阎纲的这本书，其中有一篇《我为“犯人李铜钟”祈祷》，文章开门见山：“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第一期《收获》发表之后，读过的人没有不说受到震动的，但褒贬截然不同……”
那么，为什么一篇中篇小说竟能震撼人心，而且会掀起“褒贬截然不同”的大浪，必然是这篇文章不同凡响。
首先，“文如其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体现出张一弓作为一个人的淳朴本质——人性；体现出张一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与信仰——人民性。所以，张一弓站在人性与人民性的立场，对大饥荒中的农民怀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悯之心，为他们摆脱饥饿和苦难、为他们的生存发出的沉重呐喊！其实，在写作时张一弓已经设身处地将自己融入故事之中了，处在李铜钟的地位，他也一定会开仓济粮，救平民百姓于苦难，所以他才得以创作出“宁死我一个，救出全村人”的李铜钟的英雄形象。而这位英雄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于他敢在国法与口粮、政策与现实的反差中，戳破了当地的那些不顾人民死活、靠欺骗为自己邀功请赏的权势之徒谎言，写下了这篇惊天动地的不朽之作。
在张一弓先生逝世之际，来自关注他、悼念他的多篇纪念文章中，有资料显示：1980年1月，《收获》发表了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之前，《收获》没有人知道他是何许人，按照当时的惯例，向作者所在地调查作者情况，征求意见。主管部门领导认为作者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又两次打电话，坚持不同意发表他的作品。是时任《收获》主编的巴金拍板决定发表了它。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期间，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进入得奖名单，又再次收到来自河南有关部门的反对意见。文学评论家阎纲在《悼犯人李铜钟》中写道：“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
在评奖二十年以后，张一弓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对他的又一个巨大的支持，他说：“我感谢很多在写作上支持过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并庇护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与文学结缘了。”
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张一弓曾说过：“在文学创作上，我是一棵错过了生长季节的老树，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拼命抽条长个儿，而试图把原本属于夏季和秋季的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这样的生命体验感受是悲剧性的。”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断言：“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能把“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的张一弓，才是非同寻常的。
与张一弓共事多年的河南著名作家李佩甫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李佩甫说道：“张一弓创作成就非常大，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文学事业。他的文学道路可谓坎坷，却不改初心，五十岁又东山再起，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是我省获得全国大奖最多的作家，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可以说开了反思文学的先河。张一弓七十岁的时候还在创作，令人敬佩。”
朴实的友情、贴切的评说。李佩甫先生看到了他身边那位拼搏在文学道路上百折不挠、千锤百炼的河南汉子；看见了中原大地孕育出来的河南汉子——张一弓，用生命点燃的那道不灭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