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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伏尔泰从1740年开始撰写，1756年在日内瓦出版。1765年伏尔泰发表了《历史哲学》，后把它作为《风俗论》的导论。2 伏尔泰《风俗论》的出版比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稍晚，与后者相类似的是，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也对中国有不少论述。
中国的悠久历史
在伏尔泰的眼中，中国是个拥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历史的古国，而且他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信史。在伏尔泰的心中与笔头，中国的历史记载确实可靠，朴实无华，不记录神话，是有史时期的历史。他写道：“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踟蹰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3 他特别提到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有观测日蚀的记录，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神甫（1689-1759）核对了孔子的书中记载的36次日蚀，其中只有两次有误，两次存疑。伏尔泰认为迦勒底人开始天象观测的年代虽然比中国要早，然而，他们的星历表与历史事实没有联系，“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把天上的历史跟地上的历史联系起来，互相印证”。4 在这里，伏尔泰是参阅了霍尔德《旅华实录》第一卷中的资料。
伏尔泰非常推崇中国的古籍。他提到，“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典籍《五经》中说，在伏羲氏以后第4个帝王颛顼的时代，已观测到土星、木星、火星、水星和金星的一次会合”；他认为，这些古籍之所以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5 针对西方某些人对中国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历史的怀疑，伏尔泰说道：“不该由我们这些远处西方一隅的人来对这样一个在我们还是野蛮人时便已完全开化的民族古典文献表示怀疑”。6
伏尔泰认为尧无可争议是生活在公元前2400多年，中国人口众多是中国年代久远的又一证明。伏尔泰举了很多关于中国人口的庞大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因为报上载有有关公众要求、各级官府的收益的详细情况”。7 他写道，据载，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册封皇后时，皇后赐赈全国年逾70的贫苦妇女，仅广东一省受赐的70岁贫苦妇女人数达98220人，80岁以上的有40893，近百岁的3453人。8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并未具体说明这段资料的来源。他极可能是从《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参阅了龚当信神父于1727年12月15日于广州致本会爱梯尼·苏西埃（etienne souciet）神父的信。在该信中，龚当信提到了皇后慷慨施舍高龄妇女之事。9 伏尔泰引用这些数据是想说明中华帝国的人口之多以及财力之大。
中国的军事力量
在伏尔泰的《风俗论》中，中国拥有大量的军队、战马和战车，是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
伏尔泰从去过中国旅行的人那里了解到，中华帝国当时有一只约有80万人的、给养充足的军队，还有57万匹战马和驿马；他还了解到康熙皇帝到大突厥斯坦狩猎时带了10万骑兵和6万步卒。
伏尔泰知道中国的城池除了护城河、城楼和厚厚的城墙外，没有其他防御设施。他认为中国人甚至在使用火炮以后，也没有学欧洲那样建要塞。他提到了长城的用途与规模，并认为长城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他写道：“公元前137年修筑的、把中国同鞑靼人隔开并用以防御鞑靼人的长城，至今依然存在”。10 公元前137年是汉武帝建元年间，那时长城之北是匈奴、鲜卑等，鞑靼是宋元以后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因此，伏尔泰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长城始筑于公元前65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将秦赵燕三国长城相连。伏尔泰所说，可能是指汉武帝时修缮后的长城。伏尔泰说：“这样一道屏障（指长城）并未能阻止鞑靼人随后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来把她征服；但是，国家结构并没有削弱或改变。征服者的故土变成了被征服国的一部分；中国的统治者满洲鞑靼人尽管拥有武力，仍只得屈服于被他们夺取了皇位的国家的法律。”11
伏尔泰还提到，从孔子的第三部书（指《论语》）可以知道，战车的使用在中国历史悠久；还说孔子时代属国或诸侯必须向国君或皇帝供献1000乘四马二轮战车。他还将中国的战车与荷马作品中的战车做比较，说荷马从来都只谈二马战车或三马战车，因此首先使用四马战车的无疑是中国人。12 孔子《论语》中，有“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师旅，因之以饥馑”之语，13但是并未说属国或诸侯必须向国君供献1000乘四马二轮战车。尽管伏尔泰说法不准确，但是他关于战车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的判断和古代中国有大量战车的说法并没错。他对古代中国拥有大量战车的介绍，给人的印象毫无疑问是古代中国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
在对“东方与成吉思汗”的论述中，伏尔泰给读者描绘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每战必克、战无不胜的形象，不过在这种勇武无敌的形象中，也包含了野蛮、落后和侵略成性的特征。伏尔泰讲述了成吉思汗与普雷特尔-约翰（Prêtre-Jean）或普雷特-约翰（Prête-Jean）14的战争，对契丹（Cathay）15及都城汗八里的征服、与苏丹摩呵末的大战；讲述了窝阔台及其子忽必烈对中国的征服、术赤对土耳其斯坦、巴克特里亚、阿斯特拉罕王国及乌兹别克地区的统治，以及其子拔都汗对波兰、达尔马提亚、匈牙利和君士坦丁堡地区的蹂躏；讲述了拖雷对波斯的统治及其子旭烈兀对哈里发帝国的征服；讲述了忽必烈率10万大军和1000艘帆船渡海去征服日本等事实和重大事件。伏尔泰写道：“鞑靼人在1212年从他们的荒漠中出来，到了1236年便征服了这个半球一半的土地”。16《马可波罗行纪》等著作塑造出的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征服者形象，由此进一步被加强了。
中国的财政 伏尔泰对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财政情况了解不多，但在他有限的介绍中，中国呈现出的形象是一个财政实力雄厚的大国。他引述有关材料写道：“根据最接近的估计，皇帝的通常收入是2亿两纹银”。17他知道中国能够铸造金币和银币，但中国金银不是货币。他说：“人们只造铜币，在这个国家，只有铜币才具有法定价值。政府在困难时期以纸币支付，就像以后不少欧洲国家做的那样。但中国从来没有官办的银行，这种银行可通过信贷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18
中国的物产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介绍了他所知的中国的主要物产，言语之间多有赞美，因此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度。他写道：“中国得天独厚，有着几乎所有已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小麦、稻子、葡萄、蔬菜、各种树木布满大地。”19 他提到了中国养蚕产丝以及丝绸，并说中国的丝绸在查士丁尼时代还是很稀有，所以从前它们在欧洲的价格等于黄金。20
中国人的技艺与科学
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的中国的技艺、科学等内容包括：造纸、制造玻璃、发明印刷术、制造大钟、发明火药、研究天文、发明指南针、几何学、音乐等。他赞扬了中国人在技艺与科学方面的伟大发明，但是，同时客观地指出了中国人在技艺和科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伏尔泰说，中国人早在上古时代便造出洁白柔细的纸张，用煮烂的竹浆造纸。至于玻璃，他说中国制造玻璃已两千年，但不及欧洲的美观和透明。他知道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认为中国人坚持在木板上刻字的印刷术（雕版印刷）而不采用古登堡于15世纪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放弃自己的“象形文字”，他说中国人就是这样迷恋着他们的一切古老方法。他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便使用大钟，而法国只有到6世纪才有大钟。他知道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说中国人只拿火药来制造焰火，用于节日；虽然中国人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了使用火炮，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会了铸造大炮。21 言下之意，是说中国人并没有将火药用于军事。他说：“中国人没有致力于发明这些毁灭性工具，但不应因此称颂他们的德行，因为他们的仗并没有少打”。22 在谈到中国人的各项技艺时，伏尔泰似乎对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他看到了中国人保守、落后的一面。
对于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伏尔泰的评价也比较客观。他对有发明能力的中国人在几何方面没有超出基本知识范围感到吃惊。他说中国人深入研究天文，但只把天文学作为眼镜的科学，将观察的结果传给后代；他提到了南京保存的地球仪、北京保存的测星仪和浑天仪。他说这些仪器的精确度不如欧洲的，“但却是中国人胜过亚洲其他民族的驰名于世的实证”。23 对于指南针，伏尔泰不无遗憾地说，中国人就像对待火药一样使用它，罗盘对于中国人而言只是纯粹的玩具。他因此感叹：“他们也不因此感到可惜”。24伏尔泰在科学方面表现出来的自信，是当时欧洲科学大发展的一个反映。
伏尔泰质问道：“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年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25 他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26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文字太难了，影响了思想表达。在“东方与成吉思汗”这章中，伏尔泰提到了中国科学（天文学）落后的另一个原因。他写道：“成吉思汗在中国以元朝的名称统治了很久。可以相信，曾经使中国人如此闻名于世的天文学，在这场事变（指忽必烈对中国地区的征服和元朝的统治）中大大衰落了。因此，在这时期中国只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天文学家。而直至耶稣会教士来到之前，几乎总是由他们负责改订日历。这可能便是中国人至今一直碌碌无为的原因”。27
中国的政治
伏尔泰对于17世纪初的中国政府大加赞赏。他说：“17世纪初，中国比印度、波斯和土耳其幸运得多。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28 他了解当时中国的六部制，认为：“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29 他认为中国人对皇帝的敬拜等不能说明中国政府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因为中国的皇帝并不能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他可能滥用职权加害少数人，但却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30
对于17世纪初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伏尔泰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美好景象。他认为当时中国土地的耕作达到了欧洲尚未接近的完善程度，说明民众并未被沉重的捐税压垮。他提到中国城市繁荣，乡村富庶，并说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举行盛宴不伴有演戏。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着幸福的”。31
明清朝代更替期间发生的战争与相关征服行动，被伏尔泰视为是“一场最可怕的灾难和最普遍的破坏”。32 他讲述了明朝末代皇帝在李自成进京后所表现出的“亚洲式的傲慢”、鼓励嫔妃自杀的冷酷和皇帝自己的自杀事件。伏尔泰在介绍明末动乱时，参阅了耶稣会士德·马雅神甫和德·布吕南合著的《满族征服中国史》（1754年里昂版）。33 伏尔泰认为，是类似于导致波斯和印度覆灭的奢侈逸乐导致了明末的大动乱。
清朝的顺治帝、康熙帝和雍正帝在伏尔泰笔下都被肯定，他们统治的中国，在伏尔泰笔下，是国泰民安，强大昌盛的。伏尔泰的观点显然受到耶稣会士的影响。他写道：“康熙重振了中华帝国，他既贤明又幸运，以致汉人和满人都服从他。被他封为大臣的西方传教士们赞扬他是最好的君主。”34 他对旅行家勒·让蒂说康熙是个任性的吝啬鬼的说法不屑一顾，认为“这些个人的末节不应掺杂到总的世界画幅中”，评价一个君主看他治下的国家是否国泰民安就够了。35伏尔泰注意到满族采用了汉族的法律、风俗和宗教，并说这两个民族不久后就成为一个民族了。雍正皇帝禁止了基督教在中国活动，只留下传教士中的数学家。伏尔泰自《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有益和奇异的信札》一书中转录了一段雍正的话： “如果我派遣一批和尚和喇嘛到你们的国家去，你们会说什么呢？你们将怎样接待他们呢？如果你们已经欺骗了我的父亲，那么别想再欺骗我了。你们想让中国人采用你们的法律。我知道，你们的信仰容不得其他的信仰；这样一来，我们成了什么呢？成了你们君王的臣属。你们培养的门生只认识你们。一旦发生动乱，他们必将对你们惟命是从。我知道眼下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当大批军舰驶来时，就会出乱子”。36
尽管如此，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们都承认这位皇帝是历代帝王中最贤明、最宽厚的一个。伏尔泰在书中转述了这样的观点，并且，他写道：“他（雍正）一贯关心减轻穷人的疾苦，让他们劳动，他严格地遵守法律，抑制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保持国家的和平和富裕，奖励一切有益的技艺，特别是土地的耕作。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建筑、交通要道和联结这个大帝国各河流的运河都得到了维修，工程宏伟而又省钱。在这方面，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37
标注信息：
1.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号编号NCET-11-0717）成果之一。
2. 参见[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译者前言第1页。
3. 同上书，第85页至第87页。
4. 同上书，第240页。
5. 同上书，第241页。
6. 同上书，第241页。
7. 同上书，第243页。
8. 同上书，第243页。
9. 参见[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卷Ⅲ），朱静、耿昇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文版中的数字与伏尔泰《风俗论》中的数据略有出入。该书中记载：七十岁以上的妇女98222人，八十岁以上的妇女有40894人，九十岁以上的妇女有3453人。
10.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4页。
11. 同上书，第244页至245页。
12. 同上书，第245页。
13. 《论语》，先进第十一。
14. 普雷特尔-约翰（Prêtre-Jean）或普雷特-约翰（Prête-Jean）也译为长老约翰，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史载中的名叫罕的克烈部的族王。
15. 《风俗论》译者梁守锵将Cathay译为“卡泰”。一般译为“契丹”，如：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即译为契丹，参见[意]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16.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中），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页至第74页。
17.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5页。
18. 同上书，第246页。
19. 同上书，第246页。
20. 同上书，第246页。
21. 同上书，第246页至248页。
22. 同上书，第247页。
23. 同上书，第247页。
24. 同上书，第248页。
25. 同上书，第248页、第249页。
26. 同上书，第249页。
27. 同上书（中），第73页。
28. 同上书（下），第509页。
29. 同上书（下），第509页。
30. 同上书（下），第510页。
31. 同上书（下），第510页。
32. 同上书（下），第510页。
33. 同上书（下），第512页。
34. 同上书（下），第514页。
35. 同上书（下），第514页。
36. 同上书（下），第515页至516页。
37. 同上书（下），第516页。
中国的悠久历史
在伏尔泰的眼中，中国是个拥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历史的古国，而且他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信史。在伏尔泰的心中与笔头，中国的历史记载确实可靠，朴实无华，不记录神话，是有史时期的历史。他写道：“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踟蹰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3 他特别提到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有观测日蚀的记录，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神甫（1689-1759）核对了孔子的书中记载的36次日蚀，其中只有两次有误，两次存疑。伏尔泰认为迦勒底人开始天象观测的年代虽然比中国要早，然而，他们的星历表与历史事实没有联系，“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把天上的历史跟地上的历史联系起来，互相印证”。4 在这里，伏尔泰是参阅了霍尔德《旅华实录》第一卷中的资料。
伏尔泰非常推崇中国的古籍。他提到，“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典籍《五经》中说，在伏羲氏以后第4个帝王颛顼的时代，已观测到土星、木星、火星、水星和金星的一次会合”；他认为，这些古籍之所以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5 针对西方某些人对中国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历史的怀疑，伏尔泰说道：“不该由我们这些远处西方一隅的人来对这样一个在我们还是野蛮人时便已完全开化的民族古典文献表示怀疑”。6
伏尔泰认为尧无可争议是生活在公元前2400多年，中国人口众多是中国年代久远的又一证明。伏尔泰举了很多关于中国人口的庞大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因为报上载有有关公众要求、各级官府的收益的详细情况”。7 他写道，据载，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册封皇后时，皇后赐赈全国年逾70的贫苦妇女，仅广东一省受赐的70岁贫苦妇女人数达98220人，80岁以上的有40893，近百岁的3453人。8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并未具体说明这段资料的来源。他极可能是从《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参阅了龚当信神父于1727年12月15日于广州致本会爱梯尼·苏西埃（etienne souciet）神父的信。在该信中，龚当信提到了皇后慷慨施舍高龄妇女之事。9 伏尔泰引用这些数据是想说明中华帝国的人口之多以及财力之大。
中国的军事力量
在伏尔泰的《风俗论》中，中国拥有大量的军队、战马和战车，是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
伏尔泰从去过中国旅行的人那里了解到，中华帝国当时有一只约有80万人的、给养充足的军队，还有57万匹战马和驿马；他还了解到康熙皇帝到大突厥斯坦狩猎时带了10万骑兵和6万步卒。
伏尔泰知道中国的城池除了护城河、城楼和厚厚的城墙外，没有其他防御设施。他认为中国人甚至在使用火炮以后，也没有学欧洲那样建要塞。他提到了长城的用途与规模，并认为长城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他写道：“公元前137年修筑的、把中国同鞑靼人隔开并用以防御鞑靼人的长城，至今依然存在”。10 公元前137年是汉武帝建元年间，那时长城之北是匈奴、鲜卑等，鞑靼是宋元以后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因此，伏尔泰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长城始筑于公元前65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将秦赵燕三国长城相连。伏尔泰所说，可能是指汉武帝时修缮后的长城。伏尔泰说：“这样一道屏障（指长城）并未能阻止鞑靼人随后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来把她征服；但是，国家结构并没有削弱或改变。征服者的故土变成了被征服国的一部分；中国的统治者满洲鞑靼人尽管拥有武力，仍只得屈服于被他们夺取了皇位的国家的法律。”11
伏尔泰还提到，从孔子的第三部书（指《论语》）可以知道，战车的使用在中国历史悠久；还说孔子时代属国或诸侯必须向国君或皇帝供献1000乘四马二轮战车。他还将中国的战车与荷马作品中的战车做比较，说荷马从来都只谈二马战车或三马战车，因此首先使用四马战车的无疑是中国人。12 孔子《论语》中，有“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师旅，因之以饥馑”之语，13但是并未说属国或诸侯必须向国君供献1000乘四马二轮战车。尽管伏尔泰说法不准确，但是他关于战车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的判断和古代中国有大量战车的说法并没错。他对古代中国拥有大量战车的介绍，给人的印象毫无疑问是古代中国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
在对“东方与成吉思汗”的论述中，伏尔泰给读者描绘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每战必克、战无不胜的形象，不过在这种勇武无敌的形象中，也包含了野蛮、落后和侵略成性的特征。伏尔泰讲述了成吉思汗与普雷特尔-约翰（Prêtre-Jean）或普雷特-约翰（Prête-Jean）14的战争，对契丹（Cathay）15及都城汗八里的征服、与苏丹摩呵末的大战；讲述了窝阔台及其子忽必烈对中国的征服、术赤对土耳其斯坦、巴克特里亚、阿斯特拉罕王国及乌兹别克地区的统治，以及其子拔都汗对波兰、达尔马提亚、匈牙利和君士坦丁堡地区的蹂躏；讲述了拖雷对波斯的统治及其子旭烈兀对哈里发帝国的征服；讲述了忽必烈率10万大军和1000艘帆船渡海去征服日本等事实和重大事件。伏尔泰写道：“鞑靼人在1212年从他们的荒漠中出来，到了1236年便征服了这个半球一半的土地”。16《马可波罗行纪》等著作塑造出的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征服者形象，由此进一步被加强了。
中国的财政 伏尔泰对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财政情况了解不多，但在他有限的介绍中，中国呈现出的形象是一个财政实力雄厚的大国。他引述有关材料写道：“根据最接近的估计，皇帝的通常收入是2亿两纹银”。17他知道中国能够铸造金币和银币，但中国金银不是货币。他说：“人们只造铜币，在这个国家，只有铜币才具有法定价值。政府在困难时期以纸币支付，就像以后不少欧洲国家做的那样。但中国从来没有官办的银行，这种银行可通过信贷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18
中国的物产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介绍了他所知的中国的主要物产，言语之间多有赞美，因此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度。他写道：“中国得天独厚，有着几乎所有已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小麦、稻子、葡萄、蔬菜、各种树木布满大地。”19 他提到了中国养蚕产丝以及丝绸，并说中国的丝绸在查士丁尼时代还是很稀有，所以从前它们在欧洲的价格等于黄金。20
中国人的技艺与科学
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的中国的技艺、科学等内容包括：造纸、制造玻璃、发明印刷术、制造大钟、发明火药、研究天文、发明指南针、几何学、音乐等。他赞扬了中国人在技艺与科学方面的伟大发明，但是，同时客观地指出了中国人在技艺和科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伏尔泰说，中国人早在上古时代便造出洁白柔细的纸张，用煮烂的竹浆造纸。至于玻璃，他说中国制造玻璃已两千年，但不及欧洲的美观和透明。他知道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认为中国人坚持在木板上刻字的印刷术（雕版印刷）而不采用古登堡于15世纪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放弃自己的“象形文字”，他说中国人就是这样迷恋着他们的一切古老方法。他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便使用大钟，而法国只有到6世纪才有大钟。他知道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说中国人只拿火药来制造焰火，用于节日；虽然中国人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了使用火炮，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会了铸造大炮。21 言下之意，是说中国人并没有将火药用于军事。他说：“中国人没有致力于发明这些毁灭性工具，但不应因此称颂他们的德行，因为他们的仗并没有少打”。22 在谈到中国人的各项技艺时，伏尔泰似乎对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他看到了中国人保守、落后的一面。
对于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伏尔泰的评价也比较客观。他对有发明能力的中国人在几何方面没有超出基本知识范围感到吃惊。他说中国人深入研究天文，但只把天文学作为眼镜的科学，将观察的结果传给后代；他提到了南京保存的地球仪、北京保存的测星仪和浑天仪。他说这些仪器的精确度不如欧洲的，“但却是中国人胜过亚洲其他民族的驰名于世的实证”。23 对于指南针，伏尔泰不无遗憾地说，中国人就像对待火药一样使用它，罗盘对于中国人而言只是纯粹的玩具。他因此感叹：“他们也不因此感到可惜”。24伏尔泰在科学方面表现出来的自信，是当时欧洲科学大发展的一个反映。
伏尔泰质问道：“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年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25 他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26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文字太难了，影响了思想表达。在“东方与成吉思汗”这章中，伏尔泰提到了中国科学（天文学）落后的另一个原因。他写道：“成吉思汗在中国以元朝的名称统治了很久。可以相信，曾经使中国人如此闻名于世的天文学，在这场事变（指忽必烈对中国地区的征服和元朝的统治）中大大衰落了。因此，在这时期中国只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天文学家。而直至耶稣会教士来到之前，几乎总是由他们负责改订日历。这可能便是中国人至今一直碌碌无为的原因”。27
中国的政治
伏尔泰对于17世纪初的中国政府大加赞赏。他说：“17世纪初，中国比印度、波斯和土耳其幸运得多。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28 他了解当时中国的六部制，认为：“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29 他认为中国人对皇帝的敬拜等不能说明中国政府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因为中国的皇帝并不能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他可能滥用职权加害少数人，但却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30
对于17世纪初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伏尔泰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美好景象。他认为当时中国土地的耕作达到了欧洲尚未接近的完善程度，说明民众并未被沉重的捐税压垮。他提到中国城市繁荣，乡村富庶，并说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举行盛宴不伴有演戏。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着幸福的”。31
明清朝代更替期间发生的战争与相关征服行动，被伏尔泰视为是“一场最可怕的灾难和最普遍的破坏”。32 他讲述了明朝末代皇帝在李自成进京后所表现出的“亚洲式的傲慢”、鼓励嫔妃自杀的冷酷和皇帝自己的自杀事件。伏尔泰在介绍明末动乱时，参阅了耶稣会士德·马雅神甫和德·布吕南合著的《满族征服中国史》（1754年里昂版）。33 伏尔泰认为，是类似于导致波斯和印度覆灭的奢侈逸乐导致了明末的大动乱。
清朝的顺治帝、康熙帝和雍正帝在伏尔泰笔下都被肯定，他们统治的中国，在伏尔泰笔下，是国泰民安，强大昌盛的。伏尔泰的观点显然受到耶稣会士的影响。他写道：“康熙重振了中华帝国，他既贤明又幸运，以致汉人和满人都服从他。被他封为大臣的西方传教士们赞扬他是最好的君主。”34 他对旅行家勒·让蒂说康熙是个任性的吝啬鬼的说法不屑一顾，认为“这些个人的末节不应掺杂到总的世界画幅中”，评价一个君主看他治下的国家是否国泰民安就够了。35伏尔泰注意到满族采用了汉族的法律、风俗和宗教，并说这两个民族不久后就成为一个民族了。雍正皇帝禁止了基督教在中国活动，只留下传教士中的数学家。伏尔泰自《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有益和奇异的信札》一书中转录了一段雍正的话： “如果我派遣一批和尚和喇嘛到你们的国家去，你们会说什么呢？你们将怎样接待他们呢？如果你们已经欺骗了我的父亲，那么别想再欺骗我了。你们想让中国人采用你们的法律。我知道，你们的信仰容不得其他的信仰；这样一来，我们成了什么呢？成了你们君王的臣属。你们培养的门生只认识你们。一旦发生动乱，他们必将对你们惟命是从。我知道眼下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当大批军舰驶来时，就会出乱子”。36
尽管如此，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们都承认这位皇帝是历代帝王中最贤明、最宽厚的一个。伏尔泰在书中转述了这样的观点，并且，他写道：“他（雍正）一贯关心减轻穷人的疾苦，让他们劳动，他严格地遵守法律，抑制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保持国家的和平和富裕，奖励一切有益的技艺，特别是土地的耕作。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建筑、交通要道和联结这个大帝国各河流的运河都得到了维修，工程宏伟而又省钱。在这方面，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37
标注信息：
1.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号编号NCET-11-0717）成果之一。
2. 参见[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译者前言第1页。
3. 同上书，第85页至第87页。
4. 同上书，第240页。
5. 同上书，第241页。
6. 同上书，第241页。
7. 同上书，第243页。
8. 同上书，第243页。
9. 参见[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卷Ⅲ），朱静、耿昇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文版中的数字与伏尔泰《风俗论》中的数据略有出入。该书中记载：七十岁以上的妇女98222人，八十岁以上的妇女有40894人，九十岁以上的妇女有3453人。
10.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4页。
11. 同上书，第244页至245页。
12. 同上书，第245页。
13. 《论语》，先进第十一。
14. 普雷特尔-约翰（Prêtre-Jean）或普雷特-约翰（Prête-Jean）也译为长老约翰，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史载中的名叫罕的克烈部的族王。
15. 《风俗论》译者梁守锵将Cathay译为“卡泰”。一般译为“契丹”，如：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即译为契丹，参见[意]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16.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中），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3页至第74页。
17.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5页。
18. 同上书，第246页。
19. 同上书，第246页。
20. 同上书，第246页。
21. 同上书，第246页至248页。
22. 同上书，第247页。
23. 同上书，第247页。
24. 同上书，第248页。
25. 同上书，第248页、第249页。
26. 同上书，第249页。
27. 同上书（中），第73页。
28. 同上书（下），第509页。
29. 同上书（下），第509页。
30. 同上书（下），第510页。
31. 同上书（下），第510页。
32. 同上书（下），第510页。
33. 同上书（下），第512页。
34. 同上书（下），第514页。
35. 同上书（下），第514页。
36. 同上书（下），第515页至516页。
37. 同上书（下），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