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的“法治”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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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等历代刽子手都曾居住在纽伦堡一座被称作“刽子手之家”的塔楼里,旁边是与之相连的“刽子手之桥”。

  “兹因违背神圣罗马帝国法律,我主裁定,罪犯必须受死,死于剑下。”
  1573年的某天,当宣读罪状的书记官说完,刽子手弗朗茨·施密特佩戴着一把重约3.2公斤的斩首剑,步履稳重地走上行刑台。他抽出这把父亲传授给他的利剑,对准了死刑犯裸露的后颈。
  这名刽子手只有19岁,看起来彬彬有礼、颇有教养,这是他第一次使用斩首剑进行处刑,他从12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处刑技巧,为了进入这个充满荣誉与屈辱的刽子手行业,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等牧师结束了最后的祷告,双脚稳稳地踏在行刑台上,瞄准受刑人的脖子中间,电光火石之间举剑一挥,只用一剑就干净利落地斩掉犯人头颅,断颈处疯狂喷血,溅得他一身都是温热的腥臭味。
  “伟大的法官,请问我的处决是否得当?”弗朗茨执剑问道。
  “你的处决公正公平,合乎法理。”法官答道。
  “感谢主,感谢我的师父,传授我精湛的技艺。”弗朗茨站在舞台中央,指挥助手进行善后工作,包括清理血污、处理死囚的尸首等。他今天的表现,对于一个实习刽子手来说堪称完美,这并非侥幸,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凭借精湛的处刑技艺声名鹊起,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薪酬最高的刽子手,被冠以“纽伦堡名师”的称号。

法治名城纽伦堡,造就“刽子手的黄金时代”


  早在弗朗茨出生以前,帝国自由城市纽伦堡就已经以法律与秩序闻名全欧洲。
  纽伦堡位于佩格尼茨河沿岸,在中欧十数条商路的重要节点上,是神圣罗马帝国中南部的直辖城市,市内人口超过4万,市外方圆约1300平方公里则住了另外6万人,是帝国数一数二的大都会,马丁·路德将其称为“日耳曼之眼和耳”,法国法学家让·博丹更将其誉为“最伟大、最有名、最有秩序的帝国直辖市”。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讽刺说,神圣罗马帝国作为当时德意志地区最大的国家,它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政权统一的帝国。整个帝国分为300多个大小不一的邦国。另外,帝国还有约70个直辖城市,享有半自治权,又名帝国自由城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帝国议会,是所有邦国名义上共同效忠的对象,但他们对于解决邦国之间的纷争,完全束手无策。
  像纽伦堡这样繁荣的直辖城邦,虽说建有皇帝堡作为历代皇帝的行宫以及国会举办地,也长期保存着象征帝国王权的皇冠、权杖、宝剑等王权信物,但在维护社会稳定、安定民心方面,只能依靠城市自治。当时的纽伦堡市议会主要由42个贵族世家把持,他们相当看重纽伦堡来之不易的头衔——捍卫法律与秩序的堡垒。
  到了16世纪初,纽伦堡独揽高等司法权,即审判执行死刑案件的权力,亲王主教带头改革日耳曼的刑事司法,首开先例,同意雇用训练有素、精通司法审讯与处决死囚的专业人士,借此提升起诉罪犯的效率。刽子手因而晋升为终身任职的政府公仆,由此进入了当今历史学家所称的“刽子手的黄金时代”。其中纽伦堡的处决率高居帝国城市之首。
  显而易见,王公贵族与世俗领袖们明白,要想彰显与维护公权力,借伸张正义安抚民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举行由刽子手精心策划的残酷公开行刑。

刑罚残酷,却成猎巫绿洲


  弗朗茨·施密特曾写过一本刽子手工作日记,涵盖了他长达45年的职业生涯,从1573年第一次上阵,一直到1618年退休为止,记载了他主持的一切肉刑,如鞭刑、烙刑、斩指刑、割耳刑、割舌刑。
  除了斩首以外,弗朗茨日记中记载的最骇人听闻的处决方式当属轮刑,这种处死方式既费力又耗神,也是最赤裸裸呈现暴力与惊悚的刑罚。
  当时弗朗茨19岁,罪犯伦克哈特被控杀害3人并参与多起强暴和抢劫案,被判处钳刑和轮刑。在死囚被押往刑场的途中,弗朗茨先用烧红的钳子扯下死囚手臂或胸膛上的肉;到達刑场后,他把犯人固定在地上,继而用沉重的车轮或铁棍猛击犯人,次数与行刑的顺序都由法院事前裁示。若法官和陪审员够仁慈,他会对犯人的脖子或心脏先下手,等他断气后才敲碎四肢;若法官认为犯人罪大恶极,就尽可能拉长折磨他的时间,这时弗朗茨会扛起车轮,重击罪犯全身达30次或更多,直到他断气为止。法官对伦克哈特的裁决是后一种。最后,弗朗茨将他血肉模糊的尸体松绑,放在车轮上,再用一根柱子垂直撑起,交给吃腐肉的猛禽。
  与通常对于刽子手的刻板印象不同,弗朗茨为人稳重,终生滴酒不沾,他的这本日记中充满了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犯罪者的愤怒和轻蔑。诚然,他成了刽子手名师,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理想——治病救人。事实上,刽子手的一大副业就是行医,有些人是利用民众对“刽子手拥有治愈力”的迷信思想,继而招摇撞骗。然而像弗朗茨这样的刽子手,则是靠治疗外伤的真本事跨界进入医学领域,毕竟他刑讯经验丰富,知道逼供时该怎么避免重伤嫌犯,也知道怎么治疗嫌犯的伤口,以免他们在公开出庭时或公开处决前死掉。根据弗朗茨的估计,在近50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治疗了纽伦堡及周边15000多名病患,每年平均诊治300多名病患,至少是他刑讯或惩处罪犯人数的10倍。
  14世纪到17世纪之间,欧洲时常暴发瘟疫和天灾,人们乐于将其归罪于女巫。由于专业刽子手拥有高效的刑讯手段,往往与女巫猎人合作无间,成为宗教迫害行动中的帮凶。德意志南部处决女巫的次数高于欧洲任何一个地区,大约占了总数的四成,堪称“女巫狩猎大本营”。然而,位于此地的纽伦堡,以及它的专职刽子手弗朗茨,却在这样的风气下奋力抵抗铺天盖地的猎巫狂潮,宛如血腥沙漠中的法治绿洲。
  直到16世纪末,纽伦堡只处决了一件与法术有关的案件,准确来说,是被害人喝了所谓的“爱情灵药”意外中毒身亡,罪犯与猎巫并无直接关联。到了1590年7月,纽伦堡也卷入其中,但做法与其他邦国相反,弗朗茨审讯拷问的不是“女巫”,而是一名女巫猎人。纽伦堡的主审裁判官完全不相信这名女巫猎人“厚颜又放肆的不实指控”,判决他死刑。这是纽伦堡政府首次严肃面对社会对巫术的猜疑情绪,反应果决。之后,邻近的安斯巴赫有一位“女巫”在刑讯时被迫指控同伴,导致2名纽伦堡的村妇被捕。纽伦堡法学专家仔细调查之后,认为刑讯逼供的正当性不足,建议撤销对被告的指控。此外,弗朗茨也奉命进一步评估,称这2名女性年龄皆长,身体禁不起哪怕最轻微的刑讯。市议会一收到他的报告,立刻下令释放她们。此后20年,纽伦堡的官员与弗朗茨都像这样持续抵抗周遭地区的猎巫狂潮。   不幸的是,即便纽伦堡能够在16世纪的猎巫狂潮中保持清醒,却也没能扛过20世纪反犹主义的冲击,出台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足以被牢牢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纽伦堡法案》:掀起种族大屠杀的腥风血雨


  1935年9月,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兰德梅赛的纳粹党员,准备在德国汉堡登记结婚。他的未婚妻伊尔克·埃克勒已经怀有身孕,最大的问题在于,她是一个犹太女人,在当时的反犹氛围中必然遭人歧视,但兰德梅赛愿意为挚爱的女人承担这一切。然而,紧接着由阿道夫·希特勒颁布的《纽伦堡法案》,毫不留情地碾碎了他渴望的幸福。
  此时在纳粹党执政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纽伦堡因其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拥有象征皇帝权威的皇帝堡和长期保存王权信物的历史,深受希特勒的偏爱,修建了足以容纳34万人的巨型集会场和阅兵场,更将其定为一年一度的党代会会址,每年有50万纳粹党员从德国各地来到纽伦堡参会,大有视其为“精神首都”之势。在1935年9月15日,由纳粹党主导的帝国国会在此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它包含两部分,一是《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主旨是禁止“德国人”(特指具有纯德意志民族血统者)与犹太人结婚或有婚外性行为,否则就是犯罪;二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公民法》,主旨是褫夺“非德国人”的德国公民权。这些规则进一步将犹太人排斥在德国之外,它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国籍、政治权利和婚姻自由等基本权利,不光如此,该法律为有组织地迫害犹太人提供了法律框架,由此掀起了种族大屠杀的腥风血雨。
  兰德梅赛尽管是德国人,但仍然成为了《纽伦堡法案》的牺牲品,当局不仅驳回了他的结婚申请,还借此开除了他的党籍,但这并没有吓退这对相爱的年轻人。1937年埃克勒再次怀孕,他们试图逃往丹麦,但在边境被捕,兰德梅赛被指控触犯《纽伦堡法案》的“玷污种族”罪,但在1938年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并予以警告。2个月后他再次被捕,并被判在集中营服刑2年半。埃克勒也被盖世太保拘留,辗转关押在多个集中营中。兰德梅赛出狱后,于1944年被编入具有惩教性质的第999师步兵营,并在数月后失踪,5年后被宣布死亡。而他不惜反抗法律也要守护的爱妻,早在1942年2月就被带到贝恩堡解决中心,遭到纳粹残忍杀害,与她共同罹难的还有其他14000多名犹太人。
  兰德梅赛夫妇的凄惨遭遇,仅仅是《纽伦堡法案》这座罪恶冰山的一角,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在这场种族清洗暴行中屠杀了将近600万犹太人。

纽伦堡大审判:战后废墟中重现法治曙光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收到最后一条消息:2天前墨索里尼被杀并曝尸米兰街头。此时,进攻的苏联红军距离总理府只剩一条街区,希特勒为避免落得跟墨索里尼同样的下场,于当天下午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投降并签署投降书,纳粹德国宣告灭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由此画上句点,然而,对于如何惩处纳粹德国的核心头目,美、苏、英、法4大战胜国却产生了分歧。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张对他们立即处决,他曾说过:“在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没有法律可言。”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几乎是同样的态度。但也有另外一种意见。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认为,如果不按法律程序审判,这些被告很可能成为德国人眼中以身殉国的英雄;如果草率地处决纳粹分子,世人会说,盟军不敢对他们进行审判而杀人灭口。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支持他的观点,由此开启了纽伦堡大审判的序章。
1935年《纽伦堡法案》种族图。根据法案,有4个非犹太裔德国祖父母的人被认定为“德国血统”;祖父母中只有1个或2个是犹太裔,被称为“混血”,与纯种德国人享有同等权利,但这些权利在后续立法中不断遭到削减;有3个或4个犹太裔祖父母的人被认定为“犹太人”。
在纽伦堡受审的纳粹甲级战犯。

  在纳粹德国投降仅仅半年后,美、苏、英、法4国在纽伦堡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的22名军政要員和6个组织进行了审判。之所以将审判地选在纽伦堡,是因为希特勒将纽伦堡定为党代会会址,这是纳粹分子的精神寄托之所,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也正因如此,纽伦堡在二战期间遭受了盟军多达11次的报复性轰炸,90%的城市建筑化为废墟,然而在城市西边,奇迹般地保留下来一座司法大厦,这里也成为了纽伦堡大审判的舞台。在这场审判中,没有先例可循,一切都是创新,4个战胜国各自派出2名法官,不设陪审团,一方面组织审判,另一方面作出判决,以“共同计划或共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起诉纳粹头目,经过长达10个多月的审判,最终判决19人有罪并接受刑罚。
  纽伦堡大审判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正式进行的战犯审判,首开将战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惩处的先河。这场审判中开创的若干国际法原则,为联合国大会所承认,将其公布为“纽伦堡原则”,具有划时代的丰碑意义。纽伦堡,这座满目疮痍、饱经战火的文化名城,再一次在人类法律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纽伦堡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曾经在猎巫狂潮和反犹主义中浮浮沉沉、荣辱参半。时至今日,它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类复杂而多变的善恶感和尊卑观,在佩格尼茨河的柔风中散发出法治永恒的理性光辉。
  (责编:刘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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