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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这起悲剧来说，不能光关注老师(当然，老师可能是直接诱因，尽管她并无逼死孩子的主观)，关键在学校的教学环境，我还是认为是学校的责任！老师压力一大，就容易把压力转移到学生。
李惠利中学女生跳楼事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也引发了网上热议，除了真相的探讨和事由的索隐，人们更广泛地反思着我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的现状。
一个仅仅13岁的女孩，在反复诅咒自己“脏”和“坏”后的纵身一跃，到底是对我们成人世界的反抗，还是自我认知的崩溃？
一个仅仅13岁的女孩的纵身一跃，是“身心脆弱”，还是不堪高压？
各界对事发“当天课情”的揣测以及三封遗书的揣测和涉案者的道德评估，都呈与日俱增的态势。
有鉴于此，《新民周刊》不仅“首发”遗书，还请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徐光兴博士解读遗书，当然，不同的专家或有不同的解读，这里只是“一家之言”。
遗书解读:校方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长期在海外工作，徐光兴博士对现代心理学的前沿课题与最新成就比较熟悉，1998年作为上海市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引进回国后，非常注重和热心现代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现任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临床心理学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新民周刊》:您大概已经知道李惠利中学女生跳楼事件？
徐光兴:网上看了。
《新民周刊》:我们事先已经把孩子的“遗书”邮发给您了，想听听您的鉴定意见。
徐光兴:我的意见:校方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民周刊》:何以见得？
徐光兴:首先，一个临终的孩子把自己说得很“脏”很“坏”，学校应当反思。为什么呢？因为相比家庭，学校当然是专业的教育场所，而且是主要的教育场所，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学校，是希望孩子阳光而善良，现在你学校连一个自己培养的中队委员、优等生也自认为“很脏很坏”，你其他孩子还能想象吗？！
《新民周刊》:但是，孩子是死在家里的。
徐光兴:来自外省市的人死在南浦大桥，就是上海的责任啰？来自韩国的影星自杀在上海，就是中国人的责任啰？自杀地点不能决定自杀原因，自杀地点不能确认根源性因素，这是何等浅显的道理，因为人口基数大，我们每年有26万人自杀，如果哪里自杀就是哪里的责任，如果统统涌到上海或者纽约自杀，然后追责索赔，这太荒谬了。
要分析根源性因素。再者，一个孩子不选择学校死，而选择家里死，恰恰证明她在学校已经无法容身；家，让她安心。这个属于潜意识分析。
《新民周刊》:请注意一下遗书，她给父母的信最短。
徐光兴:遗书鉴定是一门很专业的工作，也需要心理学专业的分析，根据我们心理分析的结果，我可以初步地告诉你——若有多封遗书，则字数最多者，对死者影响最大。可能构成刺激源。
現在的统计是:给父母的34字；给同学的146字；给老师的241字。
结论已经在那里了。
《新民周刊》:林老师在她的陈述中，很确定自己没有骂过黄一馨。
徐光兴:(看林老师陈述书)老师的心理轨迹其实也清清楚楚……其实我很同情她，但是做心理分析不能受情绪左右。拿这起悲剧来说，不能光关注老师(当然，老师可能是直接诱因，尽管她并无逼死孩子的主观)，关键在教学环境。老师压力一大，就容易把压力转移到学生。但老师的压力来自哪里？学校往往过于注重升学率！你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怎么进行的？生命教育是怎么进行的？所谓心理健康教育，你做得怎么样了？上海市教委要中小学建设“温馨教室”，让学生愉快健康地生活，师生间营造和谐温暖的人际关系。你做得怎么样？拿黄一馨来说，究竟多脏多坏到要用生命的代价去抵偿？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她这种错误的认知来自哪里？
或许，答案也在那里了。
解读女孩“三宗罪”
《新民周刊》:网上议论不少，尤其是百度“李惠利中学”的贴吧，对女孩的议论尤其多(死者家属已经全部截屏)，最常见的说法是:为照顾女孩的死后“清名”、为她留给世人一个美好形象，诸多涉及死者品行的内幕就不公布了……联系到女孩自称又“脏”又“坏”，是“活该”，有人认为女孩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丑行，对此您怎么看？
徐光兴:(笑)其实都已公布了，我到网上看了，归纳一下大概“三宗罪”吧:1，早恋；2，恐吓罪；3，“偷”手机。
先说早恋。有道是“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这是一种何等美好、崇高的情愫啊！人老了，想这等美好都不行，那是无法人造的，为什么要当它洪水猛兽？女孩子十三四岁开始注意异性很正常啊，到那年龄还木头一根，石头一块，我倒要为她担心了……老师也是过来人啊，为什么不回想想自己那段美好的时光？老师的责任，就是要对学生进行好青春期的教育。
网上有帖子说她暗慕了几个男生，但人家“没有理她”，如果这是事实，不正好证明她早恋“未遂”嘛，“未遂”的事，也“脏”，也“坏”吗？
再看班主任的“陈述”，她提到了“恐吓”和“手机”，但没有谈到她早恋，说明她也没有认定黄一馨早恋。
这宗“罪”，可以免谈了。
说“恐吓”，同样根据老师“陈述”——根据“陈述”说，是两个女孩QQ空间的言谈，原文据说是黄一馨说了“我对你够好了，没让你断胳膊缺腿的”。
如果就按字面的意思，这算什么“恐吓”？这在字面上可以做多种解释，可解释成同学之间的玩笑；也可以解释成“我和你交往，让你一直很安全”。青少年在网上的用语，有他们的语境和意义，不能成人化解释。而且按司法解释，“恐吓”是有规定性的语境和意义的，不能随意使用。
最后谈谈手机。请告诉我一下详情。
《新民周刊》:综合我们的调查，2009年2月上旬的一天，彭老师致电家长，问孩子有手机吗？答称，应林老师要求，家长没收了黄一馨的手机。彭说，发生了一点纠纷，黄一馨拿了同学的手机发短信，请来学校一次。
彭老师见到家长说，也不是什么大事，黄一馨从同学书包里拿手机偷发短信，原想放回，同学却回来了，结果拿回家捂了一夜，原想第二天伺机放回，不料又没有机会，而且被同学发现，告到老师那里，老师调查后，认定黄一馨没有故意占有手机的嫌疑，属于“未经同意，擅自使用”。
徐光兴:学校事后要黄一馨写检查了没有？在班级里做口头检查了没有？
《新民周刊》:没有。
徐光兴:那就是没有认定“偷窃”。“李惠利”是百年老校，品行应该抓得很严，如果真是“盗窃”，相信不会徇私，否则学校里应该有正式的品行记录，也应该有学生的“检讨”存底。
但是，即使根据“林老师致校长的信”，也只是说黄一馨“偷拿手机”，“偷拿”是事实，她的确未经同学同意拿了手机发短信，和“偷窃”(占为己有)有本质上的区别。
问题是，在课堂上训斥时公开提到手机，很不妥，让人产生联想，怪不得黄一馨立刻“哭了”(见林老师陈述)，很可能是压垮她自尊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民周刊》:那怎么解释她在遗书中自责“很脏、很坏”而且“谢谢老师”呢？
徐光兴:心理分析:明明不“很脏”、不“很坏”而说自己“很脏、很坏”，说明在外来刺激下，这个女孩的自我认知完全崩溃！精神紊乱，完全丧失正常的是非辨别能力，她才13岁呀！“文革”时，太多清白的人(成人)，自杀前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我们见得还少吗？！还有那些“认罪书”，大筐大摞的，全把自己骂得“十恶不赦”，我们见得还少吗？
至于临终仍对老师“心怀感激”，这在临床心理学领域，可以认为当事人已处于认知系统混乱，或者是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经常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受虐者，与施虐者混淆了界限，为施虐者说话，这种心理，有可能说明:临死前的一瞬，她的心理已被刺激成病态。
这是一个悲剧事件。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教师和家长，对孩子采取的教育方式的初衷都是为了孩子好，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事与愿违呢？
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还是那句老话:救救孩子！
《新民周刊》:谢谢接受采访。
徐光兴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教育学博士和心理学博士，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
李惠利中学女生跳楼事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也引发了网上热议，除了真相的探讨和事由的索隐，人们更广泛地反思着我国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的现状。
一个仅仅13岁的女孩，在反复诅咒自己“脏”和“坏”后的纵身一跃，到底是对我们成人世界的反抗，还是自我认知的崩溃？
一个仅仅13岁的女孩的纵身一跃，是“身心脆弱”，还是不堪高压？
各界对事发“当天课情”的揣测以及三封遗书的揣测和涉案者的道德评估，都呈与日俱增的态势。
有鉴于此，《新民周刊》不仅“首发”遗书，还请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徐光兴博士解读遗书，当然，不同的专家或有不同的解读，这里只是“一家之言”。
遗书解读:校方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长期在海外工作，徐光兴博士对现代心理学的前沿课题与最新成就比较熟悉，1998年作为上海市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引进回国后，非常注重和热心现代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现任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临床心理学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新民周刊》:您大概已经知道李惠利中学女生跳楼事件？
徐光兴:网上看了。
《新民周刊》:我们事先已经把孩子的“遗书”邮发给您了，想听听您的鉴定意见。
徐光兴:我的意见:校方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民周刊》:何以见得？
徐光兴:首先，一个临终的孩子把自己说得很“脏”很“坏”，学校应当反思。为什么呢？因为相比家庭，学校当然是专业的教育场所，而且是主要的教育场所，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学校，是希望孩子阳光而善良，现在你学校连一个自己培养的中队委员、优等生也自认为“很脏很坏”，你其他孩子还能想象吗？！
《新民周刊》:但是，孩子是死在家里的。
徐光兴:来自外省市的人死在南浦大桥，就是上海的责任啰？来自韩国的影星自杀在上海，就是中国人的责任啰？自杀地点不能决定自杀原因，自杀地点不能确认根源性因素，这是何等浅显的道理，因为人口基数大，我们每年有26万人自杀，如果哪里自杀就是哪里的责任，如果统统涌到上海或者纽约自杀，然后追责索赔，这太荒谬了。
要分析根源性因素。再者，一个孩子不选择学校死，而选择家里死，恰恰证明她在学校已经无法容身；家，让她安心。这个属于潜意识分析。
《新民周刊》:请注意一下遗书，她给父母的信最短。
徐光兴:遗书鉴定是一门很专业的工作，也需要心理学专业的分析，根据我们心理分析的结果，我可以初步地告诉你——若有多封遗书，则字数最多者，对死者影响最大。可能构成刺激源。
現在的统计是:给父母的34字；给同学的146字；给老师的241字。
结论已经在那里了。
《新民周刊》:林老师在她的陈述中，很确定自己没有骂过黄一馨。
徐光兴:(看林老师陈述书)老师的心理轨迹其实也清清楚楚……其实我很同情她，但是做心理分析不能受情绪左右。拿这起悲剧来说，不能光关注老师(当然，老师可能是直接诱因，尽管她并无逼死孩子的主观)，关键在教学环境。老师压力一大，就容易把压力转移到学生。但老师的压力来自哪里？学校往往过于注重升学率！你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怎么进行的？生命教育是怎么进行的？所谓心理健康教育，你做得怎么样了？上海市教委要中小学建设“温馨教室”，让学生愉快健康地生活，师生间营造和谐温暖的人际关系。你做得怎么样？拿黄一馨来说，究竟多脏多坏到要用生命的代价去抵偿？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她这种错误的认知来自哪里？
或许，答案也在那里了。
解读女孩“三宗罪”
《新民周刊》:网上议论不少，尤其是百度“李惠利中学”的贴吧，对女孩的议论尤其多(死者家属已经全部截屏)，最常见的说法是:为照顾女孩的死后“清名”、为她留给世人一个美好形象，诸多涉及死者品行的内幕就不公布了……联系到女孩自称又“脏”又“坏”，是“活该”，有人认为女孩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丑行，对此您怎么看？
徐光兴:(笑)其实都已公布了，我到网上看了，归纳一下大概“三宗罪”吧:1，早恋；2，恐吓罪；3，“偷”手机。
先说早恋。有道是“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这是一种何等美好、崇高的情愫啊！人老了，想这等美好都不行，那是无法人造的，为什么要当它洪水猛兽？女孩子十三四岁开始注意异性很正常啊，到那年龄还木头一根，石头一块，我倒要为她担心了……老师也是过来人啊，为什么不回想想自己那段美好的时光？老师的责任，就是要对学生进行好青春期的教育。
网上有帖子说她暗慕了几个男生，但人家“没有理她”，如果这是事实，不正好证明她早恋“未遂”嘛，“未遂”的事，也“脏”，也“坏”吗？
再看班主任的“陈述”，她提到了“恐吓”和“手机”，但没有谈到她早恋，说明她也没有认定黄一馨早恋。
这宗“罪”，可以免谈了。
说“恐吓”，同样根据老师“陈述”——根据“陈述”说，是两个女孩QQ空间的言谈，原文据说是黄一馨说了“我对你够好了，没让你断胳膊缺腿的”。
如果就按字面的意思，这算什么“恐吓”？这在字面上可以做多种解释，可解释成同学之间的玩笑；也可以解释成“我和你交往，让你一直很安全”。青少年在网上的用语，有他们的语境和意义，不能成人化解释。而且按司法解释，“恐吓”是有规定性的语境和意义的，不能随意使用。
最后谈谈手机。请告诉我一下详情。
《新民周刊》:综合我们的调查，2009年2月上旬的一天，彭老师致电家长，问孩子有手机吗？答称，应林老师要求，家长没收了黄一馨的手机。彭说，发生了一点纠纷，黄一馨拿了同学的手机发短信，请来学校一次。
彭老师见到家长说，也不是什么大事，黄一馨从同学书包里拿手机偷发短信，原想放回，同学却回来了，结果拿回家捂了一夜，原想第二天伺机放回，不料又没有机会，而且被同学发现，告到老师那里，老师调查后，认定黄一馨没有故意占有手机的嫌疑，属于“未经同意，擅自使用”。
徐光兴:学校事后要黄一馨写检查了没有？在班级里做口头检查了没有？
《新民周刊》:没有。
徐光兴:那就是没有认定“偷窃”。“李惠利”是百年老校，品行应该抓得很严，如果真是“盗窃”，相信不会徇私，否则学校里应该有正式的品行记录，也应该有学生的“检讨”存底。
但是，即使根据“林老师致校长的信”，也只是说黄一馨“偷拿手机”，“偷拿”是事实，她的确未经同学同意拿了手机发短信，和“偷窃”(占为己有)有本质上的区别。
问题是，在课堂上训斥时公开提到手机，很不妥，让人产生联想，怪不得黄一馨立刻“哭了”(见林老师陈述)，很可能是压垮她自尊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民周刊》:那怎么解释她在遗书中自责“很脏、很坏”而且“谢谢老师”呢？
徐光兴:心理分析:明明不“很脏”、不“很坏”而说自己“很脏、很坏”，说明在外来刺激下，这个女孩的自我认知完全崩溃！精神紊乱，完全丧失正常的是非辨别能力，她才13岁呀！“文革”时，太多清白的人(成人)，自杀前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我们见得还少吗？！还有那些“认罪书”，大筐大摞的，全把自己骂得“十恶不赦”，我们见得还少吗？
至于临终仍对老师“心怀感激”，这在临床心理学领域，可以认为当事人已处于认知系统混乱，或者是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经常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受虐者，与施虐者混淆了界限，为施虐者说话，这种心理，有可能说明:临死前的一瞬，她的心理已被刺激成病态。
这是一个悲剧事件。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教师和家长，对孩子采取的教育方式的初衷都是为了孩子好，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事与愿违呢？
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还是那句老话:救救孩子！
《新民周刊》:谢谢接受采访。
徐光兴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教育学博士和心理学博士，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