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字、语言一样承载着民族的人文精神。我国的民族音乐历史悠久，炎黄时代就有关于民族音乐产生的传说；周代，民族音乐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人们在贵族教育中就提倡音乐教育。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还融合了其他民族音乐。到唐宋时期，音乐和诗歌互相融合。此后，民族音乐和文学、地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戏曲文化，以表现人文精神为己任。
一、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民族音乐比汉字产生得更早，它的成长与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是同步的。传说，黄帝曾命伶伦用竹子制作箫管，并制定了五音十二律。在远古时代，音乐还是劳动的辅助手段，器乐用在狩猎方面，声乐从劳动号子转变为民歌小调。
到了周代，音乐就成为重要的文化形式。西周时，礼乐文化达到了繁荣，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也开始形成。礼乐文化正式服务于伦理道德，被用于祭祀祖先和教化。
西周的礼乐文化包括舞蹈、礼仪、社会制约，周朝宫廷通过音乐、舞蹈、各种礼仪来表达对祖先的尊重，用音乐和礼制来约束民众遵守社会公约。
从西周开始，音乐就具有崇高地位，分为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两大类。宫廷音乐分为祭祀与喜庆，祭祀音乐主要用于季节变换时祭祀祖先和为统治者治丧；喜庆音乐主要用在重大节日、诸侯朝拜等欢庆场合。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利用音乐表达不同情绪。
民间音乐是指普通民众中流传的音乐，以民歌小调为主。西周地域广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音乐风格。民歌内容主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劳动、爱情、亲情。这些不同的风格被朝廷分管音乐的官员收集，又被孔子编订为《诗经》，体现为“卫风”“郑风”“秦风”“豳风”。
西周对音乐文化比较重视，有专门的国家机构进行创作与管理，当时的教育就有“六艺”之说。其中，“乐”就是要求贵族子弟掌握一定的音乐技能，要懂得欣赏音乐，在大型礼乐中，贵族子弟要参与音乐舞蹈表演。
除了大型歌舞之外，我国器乐也从取自天然的“竹、土、木、石、革、丝”发展到与青铜器相关的“金”，出现了金属乐器，如编钟。原始社会的器乐比较单纯，后来演变为组合式乐器，像瓠类制作的笙、竽，就是由瓠与金属簧片、竹木组合而成；琴也是金属与木组合成的乐器，古人还能通过不同的木料分辨出不同的音色。这些乐器比单纯的土制乐器埙、竹制的箫笛要复杂得多，音色也比埙、笛先进。演奏方法也从单纯的吹奏、打击，演变成弹拨、吹、拉、打击多种形式并存。
秦汉时期，我国形成了大一统国家，对外交流频繁，使音乐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了西域的乐器琵琶，为我国的民族乐器增添了新成员。通过历代音乐家的改良，到唐代，琵琶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乐器。
汉代也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乐府”作为文化机构，专门用来收集民歌，创作新音乐，培养音乐人才，还衍生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乐府诗。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音乐从原有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逐渐发展出新的形式——文人音乐。文人音乐不属于宫廷，在风格上比民间音乐高雅。
最早的文人音乐应该是孔子创作的音乐，《论语》中多处提到孔子对音乐的痴迷，“三月不知肉味”是听了《韶》乐后的感慨，另外还有跟随师襄子学琴的记载。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从自身感受得出经验，认为音乐具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这种思想也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一部分。
文人音乐在东汉和魏晋时期获得繁荣发展。蔡邕的焦尾琴是文人音乐中的美丽传奇。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是音乐爱好者，他的《广陵散》也具有传奇色彩。
唐代，我国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和文人音乐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宫廷音乐也获得极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开放政策带来了不同民族音乐元素与我国传统音乐的融合。并且，唐太宗和唐玄宗本人对音乐的喜爱与参与也起了促进作用。两人都有较高的音乐造诣，唐太宗创作过《秦王破阵乐》，唐玄宗创作过《霓裳羽衣曲》。唐代的音乐机构也是历代最多的。
很多诗人都有较高的音乐造诣，他们不仅在诗歌创作中会运用韵律，也会自己弹琴作曲，李白、柳宗元就是这样。另外，一些诗人更多地将音乐和诗歌创作相联系，白居易、李贺、王维就是这样的人才。
另外，唐代出现了很多民间音乐家，其中有善于弹琴的董大、会吹觱篥的安万善、弹箜篌的李凭，以及白居易《琵琶行》中描述的善弹琵琶的琵琶女。这些音乐人才被诗人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中，得以流传至今。
宋代的音乐发展和文学发展是一致的，宋词就是音乐作品。
宋代的话本小说和元代的散曲催生出新的民族音乐形式——戏曲，戏曲音乐是将文学、诗歌、民歌和器乐集合在一起的音乐形式，用音乐来表现生活百态，体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在创作上，它是民间音乐和文人音乐的结合。这种集大成的音乐形式一直流传至今。
二、我国传统音乐中的人文思想
西方音乐起源于宗教，源于对神的敬仰。而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并非源于宗教，从周代礼乐文化可以看出，我国音乐文化更多出于对人性的追求。
夏代，人们对自然了解有限，因而敬畏天命，到了商代，又开始敬畏神灵。进入周代，人们对之前的神灵产生了怀疑。这时，周公旦创制了一系列的伦理教义，促进了社会有序发展。礼乐文化由此產生。
礼乐文化中的“礼”包括礼仪、社会秩序、公德和约束，“乐”则是利用大自然美好的音响来达到教化目的，让每个人接受教化，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德，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在周代礼乐文化中就有所体现。礼乐文化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后人从孔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时人对神的态度——“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思想中就有人大于神的概念。而《左传》中也有很多关于人大于神的言论，“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周朝统治者提出了“天命靡常，敬德保民”的主张。无论是周朝的政治主张，还是孔子的儒家理论，都是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核心为前提。当时也有尊“天命”的观念，但周代礼乐文化提倡“以德配天”，认为只有具备道德的人，天命才会庇佑。而这里的“德”是仁爱的体现，是上天对人君的最高要求，人君必须做到“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才能被上天眷顾。这种思想其实是对人的尊重远远大于对天的敬畏。
周代礼乐文化也包含了这种“以德配天”的人文思想。在当时的礼乐文化中，音乐也有伦理性，和礼仪一起，促进社会有序发展。周朝为了社会稳定，制定了一系列的伦理制度，构建了一套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体系，从周天子开始，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不同等级，才有了礼乐文化，规定每个等级必须遵守的规则。这种伦理化的宗法制度，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和周朝之前的夏商朝相比有进步意义。这种制度的建立使与之相配的礼乐文化制度化，为礼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营造打下了基础。
周朝的礼乐文化体现在乐器和音律的使用上。礼乐文化是祭祀先人的仪式，当时的乐器使用也有等级之分，以此来表现“礼”。
在祭祀中，常用的乐器是钟鼓和管弦乐。钟鼓具有庄严肃穆的特点，管弦乐是为了缓和庄严气氛。《诗经》中的“钟鼓喤喤，磬莞将将”就是描述这几种乐器演奏的盛况。
和祭祀音乐相对的是俗乐，俗乐大多气氛热烈，所使用的乐器多是琴瑟之类。《诗经》中有很多提到热闹场面的，都有琴瑟两种乐器出现，像“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表现的都是平常人在喜庆时的音乐。
除了乐器有雅俗之分，音律也有雅俗之分。“宫商角徵羽”五音的正声是庙堂音乐的首选，但变徵和变宫两个调式不能用在祭祀音乐中。因为殷商的音乐多为变调，后来成为亡国之音。因此在周代，殷商故地的郑国民歌小调有殷商之风，也被禁用在庙堂音乐中，作为前车之鉴。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音乐的理解也是以人为本，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仁爱”，缺乏这种本质就不配使用音乐。在他心目中，音乐是神圣的，是“仁”的体现。孔子本人有较高的音乐造诣，他认为音乐的本质不是外在形式的体现，而是音乐内涵。这种思想在我国最早的音乐专著《乐记》中也提到过，“乐者，非黄钟大吕弦歌舞扬也”“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含也”。这里所阐明的观点是，音乐不是乐器和音律这种表面形式所决定的，而是音乐乐曲表现的思想感情。无论是铿锵的还是婉转的音乐形式，都表达了不同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思想感情是语言难以表达的，全靠心灵去感受。
在教化方面，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是在提高个人修养方面，应该用音乐来完成。《乐记》中也提到，如果经常沉浸在音乐氛围中，容易产生平易、正直、慈爱和体谅之心，可以用音乐来提高人的内心修养。这种见解和孔子的“成于乐”是一致的，音乐可以达到“成人”的目的。
我国古代音乐还具有“天人合一，音由心生”的人文观，《乐记》中对音乐的本质是这样理解的，“凡音者，生人之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段话的意思是，音乐是人内心情感生成的，根据美的規律形成“文”，而这美的规律正是大自然中美好声音和内心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美好的音乐之所以能够净化心灵，是天人合一的结果。这就是我国古代常常用“天籁之音”来形容音乐美好的缘故。
天人合一的音乐观念，在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都有体现，我国流传至今的古典音乐都是表现大自然之美好的，像古曲《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渔舟唱晚》《春江花月夜》都是大自然的美好与人物情感相结合的体现。这些音乐能带给人心情愉悦、放松的功效，即使人们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乐曲仍能感染人，让人心情愉快。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古人认为人应该和大自然相融，不用去刻意敬畏，但也不能破坏大自然。这种朴素的思想至今也有指导意义。
在音乐形态上，我国的传统音乐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是建立在立体化思维基础上的，中国音乐是建立在线性思维之上的。其具体表现为，西方音乐有大量的和声和复调，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没有这种现象，更多的是移宫转调的技法，通过调式和调性的转换来表现旋律思维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戏曲曲牌中最为明显。戏曲曲牌中常用的“同宫异腔”和“异宫异腔”，都是腔调变化和板式变化形成的，这正是我国音乐线性思维的体现。
在结构上，西方音乐重视冲突性和逻辑性，而中国传统音乐重视自然性和协调性。西方音乐中的奏鸣式结构，具有呈现部、展开部和再现部三大内容，像戏剧一样。而中国传统音乐在套曲中常有“散、慢、中、快、散”这样的结构类型，重点在于追求完整和自然。我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循环往复”的思想，这种从“散”开始，以“散”而结束的方式，正好和我国哲学思想相吻合。同时，我国美学中还有“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结构也符合“大团圆”的美学思想。
由此可见，我国的传统音乐无论从哪方面来分析，都具备人文精神。
三、中国名曲中的人文精神
我国流传下来的古代名曲，每一支曲子都包含着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用音乐形式表现出来，使人文精神随着音乐流传。
（一）《高山流水》与知音难觅
古琴曲《高山流水》由“高山”和“流水”两部分组成，“高山”开始是低音反复回旋，来衬托高山的“静”与“空”。缓缓地由低向高发展，一直到第六段，旋律才变得高昂，突出了高山的雄伟。然后又从高音转为低音，再从低音转为高音，这样的反复给人的感觉是从千仞高峰跌落后，又在低处仰视高峰，进而跃上高峰。这种用低音来衬托高山之高的手法，和我国国画技法中的“留白”相似，没有直接描绘，给人想象空间。
相比于高山的委婉，“流水”表现得就比较直接，曲子用琴声来模拟流水滴到深潭，然后在深潭汇集，溢出后蜿蜒流淌，流向小溪、江河。随着流水的方向，曲子表现出流淌、汹涌、漩涡以及风起浪涌的变化。 这首曲子本身表现了大自然之美，俞伯牙在演奏此曲时，樵夫钟子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随着琴声，感受到高山和流水的变化。俞伯牙因为钟子期懂得曲子的含义，和钟子期成为好友。后来，钟子期病逝，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一段佳话的影响超过了乐曲本身。后来，人们也将心灵相通者称为“知音”。
（二）《广陵散》与杀身成仁的气节
《广陵散》是一首流传在魏晋时期的名曲。这首乐曲来源于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描写的是战国时期聂政刺韩王的故事，聂政的父亲是铸剑师，为韩王铸剑时，因为延误工期被杀。聂政长大后，发誓为父亲报仇，第一次行刺失败后，他就去学习弹琴，成为著名的琴师。后来被韩王邀请前去弹琴，他在琴腹中藏了一把剑，杀死了韩王，然后自杀。另一个版本来自《史记》，聂政为报答严仲子的知遇之恩，替严仲子去刺杀了韩国宰相侠累，为了不牵连他人，他自毁容貌后自杀。但他姐姐为了替他扬名，向众人宣布了聂
政的事迹。
古琴曲《广陵散》就是根据民歌改编而成，整首曲子具有慷慨激昂、豪迈壮烈的情怀，又有无比凄惨的感叹。曲子既表达了对强权的反抗、对友情的重视，又有儒家思想提倡的孝道和杀身成仁的思想，因而备受欢迎。而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是弹奏此曲的高手，这首曲子的风格也符合嵇康的个性。在司马昭下令处死他时，嵇康从容不迫，唯一的要求就是临死前再奏一首《广陵散》，奏毕后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他感叹的不是曲子，而是聂政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
（三）《阳关三叠》中的朋友情
古琴曲《阳关三叠》原来是一首琴歌，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改编而成，原诗只有四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为琴歌后成为三大段，每段都以这四句开始，加上了劝酒和表达惜别的词句，显得婉转凄美，表达了老朋友依依惜别时的反复叮咛之情。由琴歌改编而成的古琴曲，也具有一詠三叹的惜别之情。
这首琴曲由三种意境构成，一种是实景，一种是幻想意境，还有是虚拟意境。实景是诗中描写的客舍、杨柳、朝雨，幻想意境是想象分别后，王维和元二生在长安和安西互相怀念的情景；虚拟意境是通过对四季景物变化，来想象在不同环境下对友人的思念与担忧。歌曲本身具有细腻的情感，因而感人至深，成为友情的象征。
（四）《春江花月夜》——对月亮与人生的拷问
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根据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歌创作而成，曲子通过琵琶不同的演奏手法来表现江上明月升起的优美，由月亮的永恒联想到人生的短暂。
乐曲开始部分，用琵琶模拟出鼓声，来表现江水的波涛汹涌，然后乐曲从激烈转为委婉，来表现明月升起时的柔美。乐曲就这样时急时缓来表现江水、明月、渔舟出没的景象，让人随着乐曲进入诗歌描写中的意境，感受“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情怀，由此感叹人生。
这是一首将自然和人生拷问融为一体的名曲，但由于琵琶演奏的特点是积极热情，充满张力，因而听者只能感受到乐曲之美好，并没有伤感之情。
四、结语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和我国文学是互相融合的，我国的诗歌含有韵律，可以作为歌曲演唱。不仅唐诗如此，宋词、元曲、明代的小令都具有音乐性，后来的戏曲艺术也用音乐来表现剧情。因此，我国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作品一样，体现了我国传统的道德思想、哲学观念和美学等人文精神。
（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作者简介：钟斌（1967-），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方向：音乐表演。
一、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民族音乐比汉字产生得更早，它的成长与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是同步的。传说，黄帝曾命伶伦用竹子制作箫管，并制定了五音十二律。在远古时代，音乐还是劳动的辅助手段，器乐用在狩猎方面，声乐从劳动号子转变为民歌小调。
到了周代，音乐就成为重要的文化形式。西周时，礼乐文化达到了繁荣，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也开始形成。礼乐文化正式服务于伦理道德，被用于祭祀祖先和教化。
西周的礼乐文化包括舞蹈、礼仪、社会制约，周朝宫廷通过音乐、舞蹈、各种礼仪来表达对祖先的尊重，用音乐和礼制来约束民众遵守社会公约。
从西周开始，音乐就具有崇高地位，分为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两大类。宫廷音乐分为祭祀与喜庆，祭祀音乐主要用于季节变换时祭祀祖先和为统治者治丧；喜庆音乐主要用在重大节日、诸侯朝拜等欢庆场合。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利用音乐表达不同情绪。
民间音乐是指普通民众中流传的音乐，以民歌小调为主。西周地域广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音乐风格。民歌内容主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劳动、爱情、亲情。这些不同的风格被朝廷分管音乐的官员收集，又被孔子编订为《诗经》，体现为“卫风”“郑风”“秦风”“豳风”。
西周对音乐文化比较重视，有专门的国家机构进行创作与管理，当时的教育就有“六艺”之说。其中，“乐”就是要求贵族子弟掌握一定的音乐技能，要懂得欣赏音乐，在大型礼乐中，贵族子弟要参与音乐舞蹈表演。
除了大型歌舞之外，我国器乐也从取自天然的“竹、土、木、石、革、丝”发展到与青铜器相关的“金”，出现了金属乐器，如编钟。原始社会的器乐比较单纯，后来演变为组合式乐器，像瓠类制作的笙、竽，就是由瓠与金属簧片、竹木组合而成；琴也是金属与木组合成的乐器，古人还能通过不同的木料分辨出不同的音色。这些乐器比单纯的土制乐器埙、竹制的箫笛要复杂得多，音色也比埙、笛先进。演奏方法也从单纯的吹奏、打击，演变成弹拨、吹、拉、打击多种形式并存。
秦汉时期，我国形成了大一统国家，对外交流频繁，使音乐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了西域的乐器琵琶，为我国的民族乐器增添了新成员。通过历代音乐家的改良，到唐代，琵琶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乐器。
汉代也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乐府”作为文化机构，专门用来收集民歌，创作新音乐，培养音乐人才，还衍生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乐府诗。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音乐从原有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逐渐发展出新的形式——文人音乐。文人音乐不属于宫廷，在风格上比民间音乐高雅。
最早的文人音乐应该是孔子创作的音乐，《论语》中多处提到孔子对音乐的痴迷，“三月不知肉味”是听了《韶》乐后的感慨，另外还有跟随师襄子学琴的记载。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从自身感受得出经验，认为音乐具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这种思想也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一部分。
文人音乐在东汉和魏晋时期获得繁荣发展。蔡邕的焦尾琴是文人音乐中的美丽传奇。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是音乐爱好者，他的《广陵散》也具有传奇色彩。
唐代，我国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和文人音乐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宫廷音乐也获得极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开放政策带来了不同民族音乐元素与我国传统音乐的融合。并且，唐太宗和唐玄宗本人对音乐的喜爱与参与也起了促进作用。两人都有较高的音乐造诣，唐太宗创作过《秦王破阵乐》，唐玄宗创作过《霓裳羽衣曲》。唐代的音乐机构也是历代最多的。
很多诗人都有较高的音乐造诣，他们不仅在诗歌创作中会运用韵律，也会自己弹琴作曲，李白、柳宗元就是这样。另外，一些诗人更多地将音乐和诗歌创作相联系，白居易、李贺、王维就是这样的人才。
另外，唐代出现了很多民间音乐家，其中有善于弹琴的董大、会吹觱篥的安万善、弹箜篌的李凭，以及白居易《琵琶行》中描述的善弹琵琶的琵琶女。这些音乐人才被诗人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中，得以流传至今。
宋代的音乐发展和文学发展是一致的，宋词就是音乐作品。
宋代的话本小说和元代的散曲催生出新的民族音乐形式——戏曲，戏曲音乐是将文学、诗歌、民歌和器乐集合在一起的音乐形式，用音乐来表现生活百态，体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在创作上，它是民间音乐和文人音乐的结合。这种集大成的音乐形式一直流传至今。
二、我国传统音乐中的人文思想
西方音乐起源于宗教，源于对神的敬仰。而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并非源于宗教，从周代礼乐文化可以看出，我国音乐文化更多出于对人性的追求。
夏代，人们对自然了解有限，因而敬畏天命，到了商代，又开始敬畏神灵。进入周代，人们对之前的神灵产生了怀疑。这时，周公旦创制了一系列的伦理教义，促进了社会有序发展。礼乐文化由此產生。
礼乐文化中的“礼”包括礼仪、社会秩序、公德和约束，“乐”则是利用大自然美好的音响来达到教化目的，让每个人接受教化，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德，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
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在周代礼乐文化中就有所体现。礼乐文化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后人从孔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时人对神的态度——“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思想中就有人大于神的概念。而《左传》中也有很多关于人大于神的言论，“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周朝统治者提出了“天命靡常，敬德保民”的主张。无论是周朝的政治主张，还是孔子的儒家理论，都是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核心为前提。当时也有尊“天命”的观念，但周代礼乐文化提倡“以德配天”，认为只有具备道德的人，天命才会庇佑。而这里的“德”是仁爱的体现，是上天对人君的最高要求，人君必须做到“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才能被上天眷顾。这种思想其实是对人的尊重远远大于对天的敬畏。
周代礼乐文化也包含了这种“以德配天”的人文思想。在当时的礼乐文化中，音乐也有伦理性，和礼仪一起，促进社会有序发展。周朝为了社会稳定，制定了一系列的伦理制度，构建了一套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体系，从周天子开始，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不同等级，才有了礼乐文化，规定每个等级必须遵守的规则。这种伦理化的宗法制度，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和周朝之前的夏商朝相比有进步意义。这种制度的建立使与之相配的礼乐文化制度化，为礼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营造打下了基础。
周朝的礼乐文化体现在乐器和音律的使用上。礼乐文化是祭祀先人的仪式，当时的乐器使用也有等级之分，以此来表现“礼”。
在祭祀中，常用的乐器是钟鼓和管弦乐。钟鼓具有庄严肃穆的特点，管弦乐是为了缓和庄严气氛。《诗经》中的“钟鼓喤喤，磬莞将将”就是描述这几种乐器演奏的盛况。
和祭祀音乐相对的是俗乐，俗乐大多气氛热烈，所使用的乐器多是琴瑟之类。《诗经》中有很多提到热闹场面的，都有琴瑟两种乐器出现，像“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表现的都是平常人在喜庆时的音乐。
除了乐器有雅俗之分，音律也有雅俗之分。“宫商角徵羽”五音的正声是庙堂音乐的首选，但变徵和变宫两个调式不能用在祭祀音乐中。因为殷商的音乐多为变调，后来成为亡国之音。因此在周代，殷商故地的郑国民歌小调有殷商之风，也被禁用在庙堂音乐中，作为前车之鉴。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音乐的理解也是以人为本，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仁爱”，缺乏这种本质就不配使用音乐。在他心目中，音乐是神圣的，是“仁”的体现。孔子本人有较高的音乐造诣，他认为音乐的本质不是外在形式的体现，而是音乐内涵。这种思想在我国最早的音乐专著《乐记》中也提到过，“乐者，非黄钟大吕弦歌舞扬也”“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含也”。这里所阐明的观点是，音乐不是乐器和音律这种表面形式所决定的，而是音乐乐曲表现的思想感情。无论是铿锵的还是婉转的音乐形式，都表达了不同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思想感情是语言难以表达的，全靠心灵去感受。
在教化方面，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是在提高个人修养方面，应该用音乐来完成。《乐记》中也提到，如果经常沉浸在音乐氛围中，容易产生平易、正直、慈爱和体谅之心，可以用音乐来提高人的内心修养。这种见解和孔子的“成于乐”是一致的，音乐可以达到“成人”的目的。
我国古代音乐还具有“天人合一，音由心生”的人文观，《乐记》中对音乐的本质是这样理解的，“凡音者，生人之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段话的意思是，音乐是人内心情感生成的，根据美的規律形成“文”，而这美的规律正是大自然中美好声音和内心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美好的音乐之所以能够净化心灵，是天人合一的结果。这就是我国古代常常用“天籁之音”来形容音乐美好的缘故。
天人合一的音乐观念，在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都有体现，我国流传至今的古典音乐都是表现大自然之美好的，像古曲《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渔舟唱晚》《春江花月夜》都是大自然的美好与人物情感相结合的体现。这些音乐能带给人心情愉悦、放松的功效，即使人们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乐曲仍能感染人，让人心情愉快。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古人认为人应该和大自然相融，不用去刻意敬畏，但也不能破坏大自然。这种朴素的思想至今也有指导意义。
在音乐形态上，我国的传统音乐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和西方音乐不同，西方音乐是建立在立体化思维基础上的，中国音乐是建立在线性思维之上的。其具体表现为，西方音乐有大量的和声和复调，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没有这种现象，更多的是移宫转调的技法，通过调式和调性的转换来表现旋律思维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戏曲曲牌中最为明显。戏曲曲牌中常用的“同宫异腔”和“异宫异腔”，都是腔调变化和板式变化形成的，这正是我国音乐线性思维的体现。
在结构上，西方音乐重视冲突性和逻辑性，而中国传统音乐重视自然性和协调性。西方音乐中的奏鸣式结构，具有呈现部、展开部和再现部三大内容，像戏剧一样。而中国传统音乐在套曲中常有“散、慢、中、快、散”这样的结构类型，重点在于追求完整和自然。我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循环往复”的思想，这种从“散”开始，以“散”而结束的方式，正好和我国哲学思想相吻合。同时，我国美学中还有“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结构也符合“大团圆”的美学思想。
由此可见，我国的传统音乐无论从哪方面来分析，都具备人文精神。
三、中国名曲中的人文精神
我国流传下来的古代名曲，每一支曲子都包含着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用音乐形式表现出来，使人文精神随着音乐流传。
（一）《高山流水》与知音难觅
古琴曲《高山流水》由“高山”和“流水”两部分组成，“高山”开始是低音反复回旋，来衬托高山的“静”与“空”。缓缓地由低向高发展，一直到第六段，旋律才变得高昂，突出了高山的雄伟。然后又从高音转为低音，再从低音转为高音，这样的反复给人的感觉是从千仞高峰跌落后，又在低处仰视高峰，进而跃上高峰。这种用低音来衬托高山之高的手法，和我国国画技法中的“留白”相似，没有直接描绘，给人想象空间。
相比于高山的委婉，“流水”表现得就比较直接，曲子用琴声来模拟流水滴到深潭，然后在深潭汇集，溢出后蜿蜒流淌，流向小溪、江河。随着流水的方向，曲子表现出流淌、汹涌、漩涡以及风起浪涌的变化。 这首曲子本身表现了大自然之美，俞伯牙在演奏此曲时，樵夫钟子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随着琴声，感受到高山和流水的变化。俞伯牙因为钟子期懂得曲子的含义，和钟子期成为好友。后来，钟子期病逝，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一段佳话的影响超过了乐曲本身。后来，人们也将心灵相通者称为“知音”。
（二）《广陵散》与杀身成仁的气节
《广陵散》是一首流传在魏晋时期的名曲。这首乐曲来源于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描写的是战国时期聂政刺韩王的故事，聂政的父亲是铸剑师，为韩王铸剑时，因为延误工期被杀。聂政长大后，发誓为父亲报仇，第一次行刺失败后，他就去学习弹琴，成为著名的琴师。后来被韩王邀请前去弹琴，他在琴腹中藏了一把剑，杀死了韩王，然后自杀。另一个版本来自《史记》，聂政为报答严仲子的知遇之恩，替严仲子去刺杀了韩国宰相侠累，为了不牵连他人，他自毁容貌后自杀。但他姐姐为了替他扬名，向众人宣布了聂
政的事迹。
古琴曲《广陵散》就是根据民歌改编而成，整首曲子具有慷慨激昂、豪迈壮烈的情怀，又有无比凄惨的感叹。曲子既表达了对强权的反抗、对友情的重视，又有儒家思想提倡的孝道和杀身成仁的思想，因而备受欢迎。而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是弹奏此曲的高手，这首曲子的风格也符合嵇康的个性。在司马昭下令处死他时，嵇康从容不迫，唯一的要求就是临死前再奏一首《广陵散》，奏毕后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他感叹的不是曲子，而是聂政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
（三）《阳关三叠》中的朋友情
古琴曲《阳关三叠》原来是一首琴歌，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改编而成，原诗只有四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为琴歌后成为三大段，每段都以这四句开始，加上了劝酒和表达惜别的词句，显得婉转凄美，表达了老朋友依依惜别时的反复叮咛之情。由琴歌改编而成的古琴曲，也具有一詠三叹的惜别之情。
这首琴曲由三种意境构成，一种是实景，一种是幻想意境，还有是虚拟意境。实景是诗中描写的客舍、杨柳、朝雨，幻想意境是想象分别后，王维和元二生在长安和安西互相怀念的情景；虚拟意境是通过对四季景物变化，来想象在不同环境下对友人的思念与担忧。歌曲本身具有细腻的情感，因而感人至深，成为友情的象征。
（四）《春江花月夜》——对月亮与人生的拷问
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根据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同名诗歌创作而成，曲子通过琵琶不同的演奏手法来表现江上明月升起的优美，由月亮的永恒联想到人生的短暂。
乐曲开始部分，用琵琶模拟出鼓声，来表现江水的波涛汹涌，然后乐曲从激烈转为委婉，来表现明月升起时的柔美。乐曲就这样时急时缓来表现江水、明月、渔舟出没的景象，让人随着乐曲进入诗歌描写中的意境，感受“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情怀，由此感叹人生。
这是一首将自然和人生拷问融为一体的名曲，但由于琵琶演奏的特点是积极热情，充满张力，因而听者只能感受到乐曲之美好，并没有伤感之情。
四、结语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和我国文学是互相融合的，我国的诗歌含有韵律，可以作为歌曲演唱。不仅唐诗如此，宋词、元曲、明代的小令都具有音乐性，后来的戏曲艺术也用音乐来表现剧情。因此，我国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作品一样，体现了我国传统的道德思想、哲学观念和美学等人文精神。
（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作者简介：钟斌（1967-），男，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方向：音乐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