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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新课标（Ⅰ）卷第24题考查了商代和西周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从题目上来看，难度不大。但筆者以为，此题不论从题干的设置，还是答案的设定，都有值得完善之处。
2019年全国新课标（Ⅰ）卷第24题
24.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
11代12位王。这反映出
A.禅让制度的长期影响
B.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
C.君主寿命的时代差异
D.血缘纽带关系的弱化
答案：B
首先，从题干来看，本题所提供的材料稍显不够完整。“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这句话从对仗的角度分析，表述不够完整，缺少对西周王位继承状况的介绍。依据提供的材料，考生能看到的仅仅是商代产生了“17代30位王”，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从这一对比中可以得出结论：商代王位更迭要比西周频繁，进而反映出，西周政局要比商代更为稳固。商代王位更迭频繁的原因，从材料来看应该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方式有关。而西周王位稳固的原因，则没有相应的材料来佐证，即商代是“兄终弟及”，西周是什么情形？材料中并未提及，这就无法依据材料得出结论，也就无法依据结论推测反映的问题。因此，从语句对仗的角度分析：“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这句话的表述显然不够完整，语义有所缺漏。
那么，缺失的那部分应该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依据史实应该是“嫡长子继承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对“父死子继”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即把“父死子继”中的“子”明确为“嫡子”。这样补充完整后材料变为：“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如此，语句对仗才能工整，命题者的意图也才能彰显：即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对比商周时期王位的更迭和继承方式的变化，考查学生辨别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才是命题立意所在。
其次，从答案的设定来看，正确选项“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这一表述，只能算是解释得通，但从高考历史对学生四个层面能力考查的要求分析，这样的答案还是少了些思维含量。诚然，从“兄终弟及”到“嫡长子继承制”，这的确是一种“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但这只是一种最直观的表象，如果用“反映”一词设问，答案太浮于表面。
那么，“兄终弟及”到“嫡长子继承制”到底反映了什么呢？这还要从《易经》说起。
据《周礼·大卜》记载：“（太卜：大通太）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六十有四”。也就是说，夏、商、周分别有自己的《易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易经》，仅仅是周朝的《易经》，也就是《周易》。清代学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里认为：夏《易》以《艮》卦为首，《艮》是山，所以称《连山》;商《易》以《坤》卦为首，《坤》是地，地归藏万物，所以称为《归藏》。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两部易经已经失传了。但根据可考的资料我们知道，《归藏》和《周易》在体系建构方面是不同的：今天的《周易》是以乾卦开始，而《归藏》则是以坤卦为开始。
为什么商《易》从坤卦开始，而周《易》却从乾卦开始呢？其实这与商周的社会状况有关。商代夏而立，但商的社会发展落后于夏，当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末期时，商才刚刚进入。故而，当商汤推翻夏朝进入奴隶社会时，母权制的遗风还大量存在，社会上尊重女性，重视女性的风气很浓，女性的地位也很高，所以《归藏》从坤卦开始。这一点我们从考古发掘的殷墟墓葬中就能略窥一二：在殷墟发掘的墓葬中，有很多都是女贵族或是女将军、女官的墓葬，其中妇好墓的发掘更是震惊了史学界。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屡任将军征战沙场。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商代，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等各类祭典，又曾任占卜之官，这充分说明了在商代女性地位之高。所以，周武王伐纣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商王受，维妇言是用”。（《尚书·周书·牧誓》）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暗指妲己祸国，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在指责商王朝这种任用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政策，但恰恰证明了商朝时期女性地位确实很高。而周朝则完全摆脱了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构建起君臣分等，秩序森严的父系社会制度，强调族权和政权，建立起完善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把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权力的核心则是作为男性的嫡长子，所以西周继承并改造了《归藏》，从乾卦开始建构理论体系，也就有了所谓的《周易》。
所以，《史记》中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就王位继承制度而言，“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礼记·表记》中说：“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周道太子死立嫡孙。从母亲的统系看，应当“兄终弟及”，哥哥死了，上位的应该是弟弟，因为他们是“一奶同胞”，这里显然是重视母系;从父亲的统系看，应当“父死子继”，父亲死了，应该儿子上位，儿子死了，孙子上位，当然这里的子是嫡子，孙是嫡孙。父亲虽然让人感觉不到亲情，但地位让人尊重。可见，“殷道亲亲”是以母统为重，“周道尊尊”是以父统为重。《周易》古经首乾次坤，显然以父统为重，《归藏》首坤次乾，显然是以母统为重。
然而，商朝“兄终弟及”的做法也并非是绝对的，事实上往往也是与“父死子继”相互结合的，当然，这里的子不见得就一定是嫡子，这一点和西周有原则性的不同。张创新在其所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章“奴隶社会国家政治制度”中说：“从商第一王汤到商最后一个王纣，共17代，继位为王者30人。其中兄终弟及14人，父死子继12人，叔侄相传4人。……盘庚迁殷以前，兄终弟及者9人，父死子继者6人;盘庚迁殷以后，父死子继者7人，兄终弟及者4人。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商朝国家元首继承制度，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周王朝建立仅两年，周武王就死了，其子诵继位，史称成王。……周武王有兄弟十人，其死后，不立其弟，而立其长子诵为继承人，反映周人已经找到了解决王位继承纷争的办法，完成了国家元首由父死子继到嫡长子继承制的变革。”[1]
其实，用“尊尊”来替代“亲亲”，其中也包含了社会人文的道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被母亲生出来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整个生殖过程中来。母亲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在新生儿的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肯定比父亲大。所以，人类社会早期，远古人类由于对血缘的崇拜而顺理成章地进入母权社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当时人类尚处于野蛮时期，文化尚未发挥作用，自然是生理基因起了决定作用;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社会角色分工过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再加上父亲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有女人是生不出孩子的，尽管孩子是女人生的）的发现，社会就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重新塑造男人的角色和地位。于是，“尊尊”自然替代了“亲亲”。
综上所述，王位继承问题是关系到每个王朝兴亡盛衰的大问题，每个王朝的统治者都在总结历史经验，力图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商朝由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过渡到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周朝则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正是不断总结治国经验的结果。
现在回到题目上来，按照我们补充完整的材料来分析：“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史实反映的问题，一是殷商到西周实现了由女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过渡;二是殷商到西周我国古代王位继承制度的日臻完善和发展。
【注释】
[1] 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3页。
2019年全国新课标（Ⅰ）卷第24题
24.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
11代12位王。这反映出
A.禅让制度的长期影响
B.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
C.君主寿命的时代差异
D.血缘纽带关系的弱化
答案：B
首先，从题干来看，本题所提供的材料稍显不够完整。“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这句话从对仗的角度分析，表述不够完整，缺少对西周王位继承状况的介绍。依据提供的材料，考生能看到的仅仅是商代产生了“17代30位王”，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从这一对比中可以得出结论：商代王位更迭要比西周频繁，进而反映出，西周政局要比商代更为稳固。商代王位更迭频繁的原因，从材料来看应该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方式有关。而西周王位稳固的原因，则没有相应的材料来佐证，即商代是“兄终弟及”，西周是什么情形？材料中并未提及，这就无法依据材料得出结论，也就无法依据结论推测反映的问题。因此，从语句对仗的角度分析：“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这句话的表述显然不够完整，语义有所缺漏。
那么，缺失的那部分应该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依据史实应该是“嫡长子继承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对“父死子继”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即把“父死子继”中的“子”明确为“嫡子”。这样补充完整后材料变为：“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如此，语句对仗才能工整，命题者的意图也才能彰显：即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对比商周时期王位的更迭和继承方式的变化，考查学生辨别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才是命题立意所在。
其次，从答案的设定来看，正确选项“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这一表述，只能算是解释得通，但从高考历史对学生四个层面能力考查的要求分析，这样的答案还是少了些思维含量。诚然，从“兄终弟及”到“嫡长子继承制”，这的确是一种“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但这只是一种最直观的表象，如果用“反映”一词设问，答案太浮于表面。
那么，“兄终弟及”到“嫡长子继承制”到底反映了什么呢？这还要从《易经》说起。
据《周礼·大卜》记载：“（太卜：大通太）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六十有四”。也就是说，夏、商、周分别有自己的《易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易经》，仅仅是周朝的《易经》，也就是《周易》。清代学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里认为：夏《易》以《艮》卦为首，《艮》是山，所以称《连山》;商《易》以《坤》卦为首，《坤》是地，地归藏万物，所以称为《归藏》。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两部易经已经失传了。但根据可考的资料我们知道，《归藏》和《周易》在体系建构方面是不同的：今天的《周易》是以乾卦开始，而《归藏》则是以坤卦为开始。
为什么商《易》从坤卦开始，而周《易》却从乾卦开始呢？其实这与商周的社会状况有关。商代夏而立，但商的社会发展落后于夏，当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末期时，商才刚刚进入。故而，当商汤推翻夏朝进入奴隶社会时，母权制的遗风还大量存在，社会上尊重女性，重视女性的风气很浓，女性的地位也很高，所以《归藏》从坤卦开始。这一点我们从考古发掘的殷墟墓葬中就能略窥一二：在殷墟发掘的墓葬中，有很多都是女贵族或是女将军、女官的墓葬，其中妇好墓的发掘更是震惊了史学界。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屡任将军征战沙场。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商代，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等各类祭典，又曾任占卜之官，这充分说明了在商代女性地位之高。所以，周武王伐纣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商王受，维妇言是用”。（《尚书·周书·牧誓》）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暗指妲己祸国，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在指责商王朝这种任用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政策，但恰恰证明了商朝时期女性地位确实很高。而周朝则完全摆脱了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构建起君臣分等，秩序森严的父系社会制度，强调族权和政权，建立起完善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把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权力的核心则是作为男性的嫡长子，所以西周继承并改造了《归藏》，从乾卦开始建构理论体系，也就有了所谓的《周易》。
所以，《史记》中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就王位继承制度而言，“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礼记·表记》中说：“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周道太子死立嫡孙。从母亲的统系看，应当“兄终弟及”，哥哥死了，上位的应该是弟弟，因为他们是“一奶同胞”，这里显然是重视母系;从父亲的统系看，应当“父死子继”，父亲死了，应该儿子上位，儿子死了，孙子上位，当然这里的子是嫡子，孙是嫡孙。父亲虽然让人感觉不到亲情，但地位让人尊重。可见，“殷道亲亲”是以母统为重，“周道尊尊”是以父统为重。《周易》古经首乾次坤，显然以父统为重，《归藏》首坤次乾，显然是以母统为重。
然而，商朝“兄终弟及”的做法也并非是绝对的，事实上往往也是与“父死子继”相互结合的，当然，这里的子不见得就一定是嫡子，这一点和西周有原则性的不同。张创新在其所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章“奴隶社会国家政治制度”中说：“从商第一王汤到商最后一个王纣，共17代，继位为王者30人。其中兄终弟及14人，父死子继12人，叔侄相传4人。……盘庚迁殷以前，兄终弟及者9人，父死子继者6人;盘庚迁殷以后，父死子继者7人，兄终弟及者4人。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商朝国家元首继承制度，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周王朝建立仅两年，周武王就死了，其子诵继位，史称成王。……周武王有兄弟十人，其死后，不立其弟，而立其长子诵为继承人，反映周人已经找到了解决王位继承纷争的办法，完成了国家元首由父死子继到嫡长子继承制的变革。”[1]
其实，用“尊尊”来替代“亲亲”，其中也包含了社会人文的道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被母亲生出来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整个生殖过程中来。母亲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在新生儿的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肯定比父亲大。所以，人类社会早期，远古人类由于对血缘的崇拜而顺理成章地进入母权社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当时人类尚处于野蛮时期，文化尚未发挥作用，自然是生理基因起了决定作用;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社会角色分工过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再加上父亲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有女人是生不出孩子的，尽管孩子是女人生的）的发现，社会就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重新塑造男人的角色和地位。于是，“尊尊”自然替代了“亲亲”。
综上所述，王位继承问题是关系到每个王朝兴亡盛衰的大问题，每个王朝的统治者都在总结历史经验，力图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商朝由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过渡到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周朝则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正是不断总结治国经验的结果。
现在回到题目上来，按照我们补充完整的材料来分析：“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史实反映的问题，一是殷商到西周实现了由女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过渡;二是殷商到西周我国古代王位继承制度的日臻完善和发展。
【注释】
[1] 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