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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滩头木版年画是湖湘地区重要的传统工艺，以浓郁的梅山文化特色自成一派。滩头木版年画以其强烈鲜明的色彩搭配、精湛高妙的刻板技法、神秘悠远的信仰意味，流传于湘、桂、黔等地，是梅山文化的一种历史遗存，具有特定的文化传承、宗教信仰、道德教化、经济贸易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滩头木版年画的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功能逐渐淡化，文化传承、经济贸易等功能越来越明显，彰显了传统年画在当代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滩头木版年画;基本特征;文化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产品设计前沿研究”（湘教通[2019]370号）研究成果。
滩头木版年画源于隆回滩头镇，流传盛行于湘、桂、黔等地民间，是中国民间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隆回县志》载：“乾隆年间（1736-1795），滩头出现木版印刷的年画。”[1]300年来，由于社会需求的不同，滩头木版年画几经兴衰，自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后，学界从地域、民俗、工艺以及年画的题材、线条、色彩等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目的是从文化生产角度探索可持续保护的方法 [2]。滩头木版年画作为一种梅山文化的历史存续，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俨然已成为滩头地区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
目前，滩头木版年画在传承、保护、发展中所面临的文化趋同、技艺濒危、认同危机等问题，及其所具备的文化传承、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经济贸易等功能，是当下各类非遗所普遍存在的现状。随着现代新型信息生产方式的普及，滩头木版年画的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功能逐渐淡化，文化传承、经济贸易等功能越来越明显，彰显了传统年画在当代的重要价值。
一、滩头木版年画的基本特征
（一）滩头木版年画彰显了底蕴深厚的梅山遗风
梅山文化是学界公认的一种以湘中、湘西的安化、新化、隆回等地为起源中心，信仰意味浓郁、多民族共通的文化形态。《宋史·蛮夷》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3]早期梅山先民“信巫鬼、重淫祀”，其文化以巫傩信仰——梅山教为基础。宋明以来，三教合流传入梅山地区，形成了由经文、神祇、科仪及相关图像构成的复杂梅山文化信仰体系。其中各类神祇都通过两类纸马图像呈现。一是表现天、地、水路神仙的像马图像，二是表现释、道、儒、巫系统神仙的科马图像[4]，让信众感知具体而生动的神灵的存在。从图像的角度审视，滩头木版年画当中的神灵图像与梅山巫傩纸马图像紧密关联。如，滩头木版年画中的赵公元帅、送子娘娘、门神等图像与纸马系统的图像形制一致相同，都是具有辟邪祈福的信愿作用，也印证了它们之间源流关系。此外，梅山巫傩戏剧曲目在滩头木版年画题材中也有对应的图像表现。如图1所示的滩头木版年画《桃园结义》就与傩戏《三国演义》相对应，寄托滩头人民对忠肝义胆的向往之情。可以说，滩头木版年画就是以梅山巫傩纸马图像系统为基础延伸而来的一种民间美术，是梅山文化的一种历史遗存。
（二）滩头木版年画兼具体系完备的制作技艺
从材料和工艺上看，一幅年画需要考量年画的木刻制版、造纸承印、套版水印三方面尺度。
滩头木版年画的木刻制版有两种，即线版和色版（如图2）。线版，选以当地出产的“老梨木”制作，这种梨木质地较轻、木性稳定，用其制版有耐用、防开裂变形等优点。色版，在画幅中使用最多，一般多选梨木、枫木等木料，一色一版。
使用的刻版工具均为作坊自制，具体刻法各坊皆有所长，大致分阴刻、阳刻两种，运用挑、推、敲、晕、颤、摇、铲、刮等基本刀法，极富经验性。值得一提的是，当地“高福昌”年画作坊的“陡刀立线”制版技术远近闻名，刻线时刀身陡立垂直版面，直上直下，力度等均，上下等宽，所刻线版经久耐磨。
滩头木版年画的承印纸张也十分讲究，以滩头出产的手抄竹纸为上乘。该竹纸以滩头春后新嫩楠竹为主料，以清泉、石灰、当地峡口、沙坪一带的白胶泥粉为辅料。主料经过砍料、破料、轧料、泡料、踩料、煮料、洗料、晒白、打料、捞纸、榨干、焙纸等十几道工序后手抄成纸，再经托胶、刷白胶粉两道工序制成年画原纸（如图3），具有质感柔韧、浸润保墨、纤维细腻等特性。
采用木版水印套色，每幅年画一般有六道版，套印顺序为嫩黄、品绿、品蓝、红丹、玫瑰、黑色。色料均取材于当地植、矿物，精细研磨制成，呈色效果鲜艳、饱和度高。套印出主体部分后，留出人物面部，进行独特的“开脸”仪式，即留出人物面部由作坊大师傅手绘点睛 [5]。总之，滩头先民深谙年画材料的物性，对其工艺工序把控和制作，有着深刻、准确的实践认识，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滩头木版年画制作技艺。
（三）滩头木版年画具有功能实用的内容形式
从历史的维度审视，滩头木版年画发展至今始终是以适应民众的社會需要而生产制作，大致历经了繁荣期——衰退期——非遗保护这三大时期。现存作品的表现题材内容分为门神画像、寓意吉祥、戏文故事三大类[6]，大都选用象征健康、财富、正义、美好的物象以进行崇拜活动。其造型构图上，强调丰富饱满、形态夸张、灵动统一。在年画《秦叔宝-尉迟恭》《秦琼-敬德》《恭喜发财-万事如意》《苗族英雄》等门神类作品中，画面主体人物头部进行了变形处理，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人物表情夸张细腻、不拘一格，凸显出大气古朴的视觉效果。其设色搭配上，明快大胆、对比强烈。每幅年画作品中彩色色相固定有五种，且明度和纯度较高，最为常见的是以红、黄为主色调，辅以绿、紫等复色，这在门神画像类、寓意吉祥类年画题材中大量出现。分析其色彩意象，主要成因有三。一是物质层面，滩头及周边地区盛产辣椒、柑橘、稻谷、黄花等色彩明显的经济作物，其色彩为民间所喜好，寓意富足吉庆;二是制度层面，正色黄、正色红皆是上等色，象征着庄严、崇高[7];三是心理层面，当地祭祀活动时会撒红血、雄黄等物，认为黄色、红色有驱邪的功用。归纳来看，滩头木版年画寄托着滩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向往之情。 总的来说，在交通不便以及统治阶级实行封锁政策的历史时期，造就了滩头及周边地区独特的梅山文化形态，也孕育出了制作技艺精湛、功能实用的滩头木版年画，形成了一个体系完善的年画生产、制作、销售链条，这在全国的木版年画中实属少见。诚然，滩头木版年画的诞生与发展是与当时先民的认知、智力、心理能力相适应的，也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滩头木版年画传达着先民崇尚大自然力量的行为结果，保留着先民早期活动的一些信息密码。当下，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型信息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往滩头地区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年画稳定性地演变、传承和发展模式被打破，丰富的新兴信息正在冲击着传统年画行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审视，这个古老的行业所面临的传承发展问题，也是当下各类非遗所普遍存在的现状，归根结底，还是精神上、物质上或文化上是否还能符合当下社会价值诉求的问题。
二、滩头木版年画的文化遗产价值
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认为，文化原是自成一格的一种现象，包括一套工具及一种风俗。文化的发展进程以及文化的要素之间，遵守着功能关系的定律，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8]。我们可以认为，滩头木版年画作为一种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满足了滩头本地人民的需要，还辐射服务到周边地区，从而反映出传统社会是认可滩头木版年画所具有的价值功用的。从其诞生伊始到传承至今，滩头木版年画始终具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功能。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体现在历史的、审美的和技术的三个方面[9]。
（一）历史价值
滩头木版年画是梅山文化的历史存续，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人类趋吉避凶的功利动机，衍生出承载着美好祈愿、信仰崇拜、功利实用的“年画”形式。张贴年画往往是在重大节庆活动期间举行，人们将“年画”请到家，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欣赏它的艺术性，而是将年画作为理想中的偶像，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希望借此帮助自家达到财源广进、加福加寿、驱邪避凶等美好心愿。因此，年画重要的价值在于能够体现出百姓普遍的民间信仰，而民间信仰又反映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普遍向往。
从时间的维度审视，在滩头木版年画诞生以来的300年当中，凡重大节日活动，都有滩头木版年画的使用身影。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是其社会需求量最大、制作生产线最完备、题材涵盖民族最多的繁盛时期，从“成人发”“高腊梅”这些年画作坊的传承人口述中仍能一窥当年的盛况。这也反映出“年画”及其背后的符号寓意是滩头民间存在的一种社会共识和历史。
从空间的维度审视，张贴滩头年画的方位、禁忌、仪式以及图像的选择等都有一定的形式讲究和民俗要求。以张贴门神像为例，根据已故滩头木版年画传承人钟海仙老人的生前口述：“……虽然都是门神，也因为大小的不同，贴的地方也不一样。托全呢，绝对是贴朝门上面，再是托半、托四、托二……托全，贴到朝门上，托半，院子大门。托二，贴房门……”[10]这里的托半、托四、托二、托全就是指年画的尺寸和张贴位置。諸如此类约定俗成的细则组成了“年画”及其“年俗”的活动空间。总之，年画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超越经济关系、社会阶层、地位背景的崇拜时间、空间和对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写照，并很好地传承保留至今，也为当今民俗研究提供了历史参照。
（二）审美价值
滩头木版年画是滩头人民在民俗崇拜活动中的艺术产物，其本身就具有追求美好的信仰象征。滩头百姓对自然材料的熟识、对色彩搭配的把控、对象征健康、财富、正义、美好事物和人物的崇拜，借助特定的木刻技法，运用夸张、变形、简化、转化等造型方法，创作出题材丰富、形式古朴的年画样式，并且在代代传承和交流互鉴过程中仍不断地进行艺术加工，形成了具有极高艺术审美的价值内涵。具体而言，表现在其中蕴含的审美态度、审美体验和审美理想三个层面。
从审美态度上看，敬畏自然、热爱生活是滩头木版年画所具有的审美态度。滩头地区“旧不与中国通”，闭塞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具有诸多赶集活动，以此给当地信息、物资提供一个重要的交换渠道。遇节庆也会举办大型的民俗祈愿活动，以期生活美满、风调雨顺。《和气致祥》《麒麟送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等故事题材，深受大众喜闻乐见。
从审美体验上看，张贴滩头木版年画时，需择良辰吉日。大门户贴托全、托半，小门户贴托二、托四，正、侧门、窗、卧室如何贴，都有讲究。祭拜过程中，需要净手洁案，主净存诚，面对神像反复虔诚祈祷，仿佛就能感到来自神像的加持力。这就是对年画的崇拜引发的身心上细致而微的审美体验。
从审美理想上看，滩头木版年画整体用色偏好暖调，尤以红、黄色为主，同时又追求浪漫绚丽的色彩搭配，遵循热烈、直接、简明的传统用色规律。其画面古朴粗犷，风格浓郁，地域特征明显。一方面，这和其地处梅山文化核心区域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滩头民众具有追求浪漫、热闹、大气的一种审美理想。滩头木版年画是古人对自然未知事物的总结，并逐渐演变为具有广泛功能作用的祈福符号。将艺术与世俗功利意愿相统一，成为一种信仰的文化载体，正是滩头木版年画强有力的精神渊源[11]。
（三）技术价值
滩头木版年画是滩头先民运用其所掌握的材料、工艺、色彩、造型等相关知识创造的成果，也是民间技术经验世代传承的结果，其制作流程和呈现效果均能反映出滩头先民高超的造物智慧与技术价值。因而，技术也是滩头木版年画的核心，正因为滩头木版年画独特的制版、造纸、套印技术，才保证了其别具一格的年画特色。首先，材料上，滩头木版年画的线版经久耐磨，所用颜色日久不褪，年画纸张耐抗虫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对制作材料的物理认识，即品相、比重、纤维、杂质、含水率、出油率、韧性等都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只是这种认知是以“经验”的形式传承的。其次，加工技术上，滩头地区地势低洼，气候常年湿热，普通材料不经处理容易霉变虫蛀。因而，在制版时需要将木材用盐水浸泡处理三个月，使得木材密度增加，再自然晾干一年左右，防止干裂。在当地的造纸技术中有蒸煮、托胶、刷粉这三道特别的工序，当“生纸”蒸煮后变成“熟纸”，有不起皱、不起泡的特点，然后“熟纸”再托刷一层胶矾水变得柔软不脆，最后刷上一道特产的白胶泥粉方可备用。这期间纸张纤维经由一系列化学、物理作用，最后变得光亮柔顺，吸色耐用。在调配颜料时，需要采用当地溪水并且放入“篙子水”（当地制作豆腐时压滤出来的液体）和石灰等物。作坊之间的添加剂成分、分量各不相同。整个加工过程绿色、安全，顺应材料的自然属性，其目的就是为了延长材料使用寿命，至今看来亦尤为科学。最后，滩头木版年画作坊制的生产方式，使得各作坊间对特定材料的加工技术也是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丰富了滩头木版年画的技术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为我们今天了解前人的造物技术和经验提供了一个“活态”样品。 三、结语
滩头木版年画是一种起源于梅山巫傩信仰，发展于滩头民间创作的传统美术，是湖湘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滩头地区劳动人民认知习惯、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的集中反映、记录、积淀和总结。可以说，特定历史时期，滩头木版年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不仅如此，滩头木版年画及其相关的民俗活动，也给这一时期的民众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和“年俗”活动，并且提供了一种超越了经济关系、社会阶段、地位背景而集体所遵守的社会秩序。客观上发挥着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整合功能，具有正向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滩头木版年画逐渐退出年节必需品的行列，其本身存在的意义价值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在顺应当代的社会需求。纵观全国各地的新年画运动，新鲜奇异的创作尝试，推动着传统年画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品质、从功能到价值的变迁。以往传统的崇拜信仰价值正在逐步弱化，但祈福纳祥、驱邪避害的精神价值却仍被大众所接受。因而，如何在继承滩头木版年画的核心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上，再创造性的发展一种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年画模式是我们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隆回县志编纂委员会.隆回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10.
[2]宋俊華.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文化遗产，2012（1）：1-5.
[3]脱脱，等.宋史：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冯骥才，等.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8.
[5]左汉中，等.湖湘木刻版画[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18.
[6]张光俊.湖南滩头年画的艺术特色[J].美术，2018（8）：118-119.
[7]李霞，等.中华色彩意象文化的变迁与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15（6）：236-242.
[8]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14.
[9]蔡靖泉.文化遗产价值论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76-86.
[10]冯骥才，主编.滩头年画钟海仙·梁平年画徐家辉[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59.
[11]吴祖鲲.传统年画及其民间信仰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6）：119-120.
作者简介：
杨勇，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
刘素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
张思文，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滩头木版年画;基本特征;文化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产品设计前沿研究”（湘教通[2019]370号）研究成果。
滩头木版年画源于隆回滩头镇，流传盛行于湘、桂、黔等地民间，是中国民间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隆回县志》载：“乾隆年间（1736-1795），滩头出现木版印刷的年画。”[1]300年来，由于社会需求的不同，滩头木版年画几经兴衰，自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后，学界从地域、民俗、工艺以及年画的题材、线条、色彩等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目的是从文化生产角度探索可持续保护的方法 [2]。滩头木版年画作为一种梅山文化的历史存续，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俨然已成为滩头地区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
目前，滩头木版年画在传承、保护、发展中所面临的文化趋同、技艺濒危、认同危机等问题，及其所具备的文化传承、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经济贸易等功能，是当下各类非遗所普遍存在的现状。随着现代新型信息生产方式的普及，滩头木版年画的宗教信仰、道德教化功能逐渐淡化，文化传承、经济贸易等功能越来越明显，彰显了传统年画在当代的重要价值。
一、滩头木版年画的基本特征
（一）滩头木版年画彰显了底蕴深厚的梅山遗风
梅山文化是学界公认的一种以湘中、湘西的安化、新化、隆回等地为起源中心，信仰意味浓郁、多民族共通的文化形态。《宋史·蛮夷》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3]早期梅山先民“信巫鬼、重淫祀”，其文化以巫傩信仰——梅山教为基础。宋明以来，三教合流传入梅山地区，形成了由经文、神祇、科仪及相关图像构成的复杂梅山文化信仰体系。其中各类神祇都通过两类纸马图像呈现。一是表现天、地、水路神仙的像马图像，二是表现释、道、儒、巫系统神仙的科马图像[4]，让信众感知具体而生动的神灵的存在。从图像的角度审视，滩头木版年画当中的神灵图像与梅山巫傩纸马图像紧密关联。如，滩头木版年画中的赵公元帅、送子娘娘、门神等图像与纸马系统的图像形制一致相同，都是具有辟邪祈福的信愿作用，也印证了它们之间源流关系。此外，梅山巫傩戏剧曲目在滩头木版年画题材中也有对应的图像表现。如图1所示的滩头木版年画《桃园结义》就与傩戏《三国演义》相对应，寄托滩头人民对忠肝义胆的向往之情。可以说，滩头木版年画就是以梅山巫傩纸马图像系统为基础延伸而来的一种民间美术，是梅山文化的一种历史遗存。
（二）滩头木版年画兼具体系完备的制作技艺
从材料和工艺上看，一幅年画需要考量年画的木刻制版、造纸承印、套版水印三方面尺度。
滩头木版年画的木刻制版有两种，即线版和色版（如图2）。线版，选以当地出产的“老梨木”制作，这种梨木质地较轻、木性稳定，用其制版有耐用、防开裂变形等优点。色版，在画幅中使用最多，一般多选梨木、枫木等木料，一色一版。
使用的刻版工具均为作坊自制，具体刻法各坊皆有所长，大致分阴刻、阳刻两种，运用挑、推、敲、晕、颤、摇、铲、刮等基本刀法，极富经验性。值得一提的是，当地“高福昌”年画作坊的“陡刀立线”制版技术远近闻名，刻线时刀身陡立垂直版面，直上直下，力度等均，上下等宽，所刻线版经久耐磨。
滩头木版年画的承印纸张也十分讲究，以滩头出产的手抄竹纸为上乘。该竹纸以滩头春后新嫩楠竹为主料，以清泉、石灰、当地峡口、沙坪一带的白胶泥粉为辅料。主料经过砍料、破料、轧料、泡料、踩料、煮料、洗料、晒白、打料、捞纸、榨干、焙纸等十几道工序后手抄成纸，再经托胶、刷白胶粉两道工序制成年画原纸（如图3），具有质感柔韧、浸润保墨、纤维细腻等特性。
采用木版水印套色，每幅年画一般有六道版，套印顺序为嫩黄、品绿、品蓝、红丹、玫瑰、黑色。色料均取材于当地植、矿物，精细研磨制成，呈色效果鲜艳、饱和度高。套印出主体部分后，留出人物面部，进行独特的“开脸”仪式，即留出人物面部由作坊大师傅手绘点睛 [5]。总之，滩头先民深谙年画材料的物性，对其工艺工序把控和制作，有着深刻、准确的实践认识，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滩头木版年画制作技艺。
（三）滩头木版年画具有功能实用的内容形式
从历史的维度审视，滩头木版年画发展至今始终是以适应民众的社會需要而生产制作，大致历经了繁荣期——衰退期——非遗保护这三大时期。现存作品的表现题材内容分为门神画像、寓意吉祥、戏文故事三大类[6]，大都选用象征健康、财富、正义、美好的物象以进行崇拜活动。其造型构图上，强调丰富饱满、形态夸张、灵动统一。在年画《秦叔宝-尉迟恭》《秦琼-敬德》《恭喜发财-万事如意》《苗族英雄》等门神类作品中，画面主体人物头部进行了变形处理，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人物表情夸张细腻、不拘一格，凸显出大气古朴的视觉效果。其设色搭配上，明快大胆、对比强烈。每幅年画作品中彩色色相固定有五种，且明度和纯度较高，最为常见的是以红、黄为主色调，辅以绿、紫等复色，这在门神画像类、寓意吉祥类年画题材中大量出现。分析其色彩意象，主要成因有三。一是物质层面，滩头及周边地区盛产辣椒、柑橘、稻谷、黄花等色彩明显的经济作物，其色彩为民间所喜好，寓意富足吉庆;二是制度层面，正色黄、正色红皆是上等色，象征着庄严、崇高[7];三是心理层面，当地祭祀活动时会撒红血、雄黄等物，认为黄色、红色有驱邪的功用。归纳来看，滩头木版年画寄托着滩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向往之情。 总的来说，在交通不便以及统治阶级实行封锁政策的历史时期，造就了滩头及周边地区独特的梅山文化形态，也孕育出了制作技艺精湛、功能实用的滩头木版年画，形成了一个体系完善的年画生产、制作、销售链条，这在全国的木版年画中实属少见。诚然，滩头木版年画的诞生与发展是与当时先民的认知、智力、心理能力相适应的，也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滩头木版年画传达着先民崇尚大自然力量的行为结果，保留着先民早期活动的一些信息密码。当下，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型信息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往滩头地区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年画稳定性地演变、传承和发展模式被打破，丰富的新兴信息正在冲击着传统年画行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审视，这个古老的行业所面临的传承发展问题，也是当下各类非遗所普遍存在的现状，归根结底，还是精神上、物质上或文化上是否还能符合当下社会价值诉求的问题。
二、滩头木版年画的文化遗产价值
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认为，文化原是自成一格的一种现象，包括一套工具及一种风俗。文化的发展进程以及文化的要素之间，遵守着功能关系的定律，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8]。我们可以认为，滩头木版年画作为一种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满足了滩头本地人民的需要，还辐射服务到周边地区，从而反映出传统社会是认可滩头木版年画所具有的价值功用的。从其诞生伊始到传承至今，滩头木版年画始终具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功能。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体现在历史的、审美的和技术的三个方面[9]。
（一）历史价值
滩头木版年画是梅山文化的历史存续，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人类趋吉避凶的功利动机，衍生出承载着美好祈愿、信仰崇拜、功利实用的“年画”形式。张贴年画往往是在重大节庆活动期间举行，人们将“年画”请到家，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欣赏它的艺术性，而是将年画作为理想中的偶像，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希望借此帮助自家达到财源广进、加福加寿、驱邪避凶等美好心愿。因此，年画重要的价值在于能够体现出百姓普遍的民间信仰，而民间信仰又反映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普遍向往。
从时间的维度审视，在滩头木版年画诞生以来的300年当中，凡重大节日活动，都有滩头木版年画的使用身影。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是其社会需求量最大、制作生产线最完备、题材涵盖民族最多的繁盛时期，从“成人发”“高腊梅”这些年画作坊的传承人口述中仍能一窥当年的盛况。这也反映出“年画”及其背后的符号寓意是滩头民间存在的一种社会共识和历史。
从空间的维度审视，张贴滩头年画的方位、禁忌、仪式以及图像的选择等都有一定的形式讲究和民俗要求。以张贴门神像为例，根据已故滩头木版年画传承人钟海仙老人的生前口述：“……虽然都是门神，也因为大小的不同，贴的地方也不一样。托全呢，绝对是贴朝门上面，再是托半、托四、托二……托全，贴到朝门上，托半，院子大门。托二，贴房门……”[10]这里的托半、托四、托二、托全就是指年画的尺寸和张贴位置。諸如此类约定俗成的细则组成了“年画”及其“年俗”的活动空间。总之，年画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超越经济关系、社会阶层、地位背景的崇拜时间、空间和对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写照，并很好地传承保留至今，也为当今民俗研究提供了历史参照。
（二）审美价值
滩头木版年画是滩头人民在民俗崇拜活动中的艺术产物，其本身就具有追求美好的信仰象征。滩头百姓对自然材料的熟识、对色彩搭配的把控、对象征健康、财富、正义、美好事物和人物的崇拜，借助特定的木刻技法，运用夸张、变形、简化、转化等造型方法，创作出题材丰富、形式古朴的年画样式，并且在代代传承和交流互鉴过程中仍不断地进行艺术加工，形成了具有极高艺术审美的价值内涵。具体而言，表现在其中蕴含的审美态度、审美体验和审美理想三个层面。
从审美态度上看，敬畏自然、热爱生活是滩头木版年画所具有的审美态度。滩头地区“旧不与中国通”，闭塞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具有诸多赶集活动，以此给当地信息、物资提供一个重要的交换渠道。遇节庆也会举办大型的民俗祈愿活动，以期生活美满、风调雨顺。《和气致祥》《麒麟送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等故事题材，深受大众喜闻乐见。
从审美体验上看，张贴滩头木版年画时，需择良辰吉日。大门户贴托全、托半，小门户贴托二、托四，正、侧门、窗、卧室如何贴，都有讲究。祭拜过程中，需要净手洁案，主净存诚，面对神像反复虔诚祈祷，仿佛就能感到来自神像的加持力。这就是对年画的崇拜引发的身心上细致而微的审美体验。
从审美理想上看，滩头木版年画整体用色偏好暖调，尤以红、黄色为主，同时又追求浪漫绚丽的色彩搭配，遵循热烈、直接、简明的传统用色规律。其画面古朴粗犷，风格浓郁，地域特征明显。一方面，这和其地处梅山文化核心区域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滩头民众具有追求浪漫、热闹、大气的一种审美理想。滩头木版年画是古人对自然未知事物的总结，并逐渐演变为具有广泛功能作用的祈福符号。将艺术与世俗功利意愿相统一，成为一种信仰的文化载体，正是滩头木版年画强有力的精神渊源[11]。
（三）技术价值
滩头木版年画是滩头先民运用其所掌握的材料、工艺、色彩、造型等相关知识创造的成果，也是民间技术经验世代传承的结果，其制作流程和呈现效果均能反映出滩头先民高超的造物智慧与技术价值。因而，技术也是滩头木版年画的核心，正因为滩头木版年画独特的制版、造纸、套印技术，才保证了其别具一格的年画特色。首先，材料上，滩头木版年画的线版经久耐磨，所用颜色日久不褪，年画纸张耐抗虫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对制作材料的物理认识，即品相、比重、纤维、杂质、含水率、出油率、韧性等都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只是这种认知是以“经验”的形式传承的。其次，加工技术上，滩头地区地势低洼，气候常年湿热，普通材料不经处理容易霉变虫蛀。因而，在制版时需要将木材用盐水浸泡处理三个月，使得木材密度增加，再自然晾干一年左右，防止干裂。在当地的造纸技术中有蒸煮、托胶、刷粉这三道特别的工序，当“生纸”蒸煮后变成“熟纸”，有不起皱、不起泡的特点，然后“熟纸”再托刷一层胶矾水变得柔软不脆，最后刷上一道特产的白胶泥粉方可备用。这期间纸张纤维经由一系列化学、物理作用，最后变得光亮柔顺，吸色耐用。在调配颜料时，需要采用当地溪水并且放入“篙子水”（当地制作豆腐时压滤出来的液体）和石灰等物。作坊之间的添加剂成分、分量各不相同。整个加工过程绿色、安全，顺应材料的自然属性，其目的就是为了延长材料使用寿命，至今看来亦尤为科学。最后，滩头木版年画作坊制的生产方式，使得各作坊间对特定材料的加工技术也是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丰富了滩头木版年画的技术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为我们今天了解前人的造物技术和经验提供了一个“活态”样品。 三、结语
滩头木版年画是一种起源于梅山巫傩信仰，发展于滩头民间创作的传统美术，是湖湘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滩头地区劳动人民认知习惯、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的集中反映、记录、积淀和总结。可以说，特定历史时期，滩头木版年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不仅如此，滩头木版年画及其相关的民俗活动，也给这一时期的民众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和“年俗”活动，并且提供了一种超越了经济关系、社会阶段、地位背景而集体所遵守的社会秩序。客观上发挥着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整合功能，具有正向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滩头木版年画逐渐退出年节必需品的行列，其本身存在的意义价值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在顺应当代的社会需求。纵观全国各地的新年画运动，新鲜奇异的创作尝试，推动着传统年画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品质、从功能到价值的变迁。以往传统的崇拜信仰价值正在逐步弱化，但祈福纳祥、驱邪避害的精神价值却仍被大众所接受。因而，如何在继承滩头木版年画的核心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上，再创造性的发展一种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的年画模式是我们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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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骥才，主编.滩头年画钟海仙·梁平年画徐家辉[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59.
[11]吴祖鲲.传统年画及其民间信仰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6）：119-120.
作者简介：
杨勇，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
刘素妍，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
张思文，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