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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公布于众的视频中，乘客刘某和驾驶员冉某之间的摩擦，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同车的13名乘客也不幸遇难，令人唏嘘。
可没想到，这之后，“车闹”仍不断发生。
针对车闹频发，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有最高法非常清晰明确宣布这是犯罪，才能使得公众对它有清晰的认识，也使得想殴打驾驶员的人，自己克制自己。”
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也对媒体表示，今后有必要完善制度、健全法律。他建议，针对乘客此类行为可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等行为”纳入其中，量刑可参考危险驾驶罪。
“车闹”入刑是否必要？“车闹”又该如何量刑？相关问题已成社会热点。
11月28日，山东东平一起司乘冲突案件一审宣判，周某某因抢夺公交司机方向盘导致车辆突然改变行驶方向，车辆右前轮轮胎及减震气囊破损。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被告人周某某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同月，海南三亚一名男子因脚踹正在开车的司机致车辆撞墙，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海南三亚市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何艳认为，虽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是他危害了车上乘客、路上行人车辆等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或者重大财产安全。
记者注意到，两起案件最后都是通过“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了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时，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刑法学副教授马寅翔介绍说，我国《刑法》暂时还没有专门应对车闹的条例，在发生比较严重后果的时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刑法》第114条、115条的兜底条款，因为其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就成了法官处理此类案件常用的罪名。
所谓兜底条款，就是将所有立法时没有预想到的，具体规定中没有的危害行为，都包括在这个条款中。在重庆万州事件中，如果将责任方的行为定性为交通肇事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5年，且需要行为人有肇事后逃逸。若无逃逸行为，则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显然难以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为了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实务部门往往会以《刑法》第114、115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从而出现量刑反制定罪的情况。然而，这里的其他危险方法，应当达到类似于“放火、决水、投毒、爆炸”的程度。
马寅翔向记者强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重罪，其特点是犯罪的行为手段和危害结果具有不可控性，但在车闹的案例中，手段上是否可控这一点还存在争论，因此并不是所有车闹都适用于该罪名。”
马寅翔指出，我国在交通类犯罪出现重大后果时，往往偏向于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这是因为我国立法对过失类犯罪规定的刑罚总体上是偏轻的。
在我们的邻国日本，曾发生司机开吊车时癫痫病发作，导致6名儿童死亡的事件，在日本《刑法》中，“机动车驾驶过失致死伤罪”的罪名，最高只有7年的有期徒刑，如果用刑期有20年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来判有一定的难度。为此，日本在2013年启动立法，制定了单行刑法《机动车驾驶致人死伤行为处罚法》，将机动车驾驶过失致死伤罪的法定刑上调，最高可达15年有期徒刑。
我国刑法中交通类犯罪的处罚范围较为狭窄，只有两个主要罪名，即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但两罪的法定刑都不是很高。因此，对于胡云腾大法官提出的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建议，马寅翔认为有其积极作用。“在《刑法》中增设一些具体的罪名，比如妨害安全驾驶罪，能够让公众认识到这是一种犯罪，从而控制自己的行为。” 马寅翔告诉记者，“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对于车闹当事人的量刑参考危险驾驶罪，最高拘役六个月，并不算重，更多的是希望起到一种预防的效果。
不过，马寅翔也指出，增设一个罪名需要启动相应的程序，涉及人力物力财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目前的《刑法》中，针对“车闹”的行为也有其他罪名可以为其定性，比如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条款，或者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毁坏财物等罪名。马寅翔表示，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日本立法的做法，以更好地保护交通参与人的人身安全。
另外，针对“车闹”的行为，马寅翔认为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布一些有代表性的判例，使得公众产生这个意识，也给今后类似案件设立“标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适用于“车闹”的其他罪名予以关注等。“在各种司乘矛盾的案例中，纠纷都源于一些小的摩擦，这其实牵涉到的是社会环境、教育、道德判断的内容，《刑法》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应该冲在社会治理的前沿，相反，它是社会的底线——当其他法律无法再调解时，才是《刑法》介入的时机。”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大数据显示，在公交车行驶中的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乘客各类攻击司机的行为占到了54.72%，抢夺车辆操纵装置占到了27.36%。面对纠纷，约三成案件的司机选择了避让，超五成案件出现车辆撞击其它车辆、行人、道旁物体或剧烈摇晃等危险情况，仅20%的案件未造成重大不良后果。
作为“车闹”事件的当事双方，一旦造成重大不良后果，驾驶员和乘客究竟谁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一般情况下，乘客和司机抢夺方向盘，乘客的责任更大一些，即认为司机之后实施的各种行为和结果均由乘客来承担。”马寅翔表示，在行驶的公交车上发生殴打或者抢夺方向盘事件，情节不重的话，可以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拘留罚款，严重的话可能会参照《刑法》进行惩处。当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这并非法律的真空地带。 就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来看，不少网友都认为，无理取闹的乘客刘某是罪魁祸首，如果没有她的不依不饶，这起灾难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她的错过一站，让15个人错过了一生。”
不过针对这起事件，马寅翔有不同的看法。分析录像内容，他认为乘客和司机发生了肢体冲突，但她并没有抢夺司机的方向盘，司机主动打了一圈方向盘后回盘幅度较小，存在主观猛打方向盘的可能。另外一点则是，在这起事件中，司机作为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着公司，有确保乘客的安全的义务，发生冲突后，他可以选择靠边停车，而不是带着情绪继续开车。如果司机不顾全车乘客安全，以致危险发生，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车闹”的危害并不亚于“医闹”，因此，不少专家都指出，“车闹”量刑要细化定罪量刑标准，在高速公路、桥梁等路段实施犯罪行为的，要从重处罚。还有专家提出，要建设全国出行征信系统，把乘客的各种不安全行为列入个人征信记录，将有过危险行为的乘客列为危险人物，通过限行、禁行对相关乘客予以规制，起到警示作用。“如果缺乏详细的判定和处罚标准，或者力度过轻，会造成这类现象违法成本很低，不仅不能形成社会警示效应，还会导致一些人无视法律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涛强调。
在“车闹”事件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司机“维权”往往要以激烈乃至惨烈的代价，才能保障自己不受干扰、有尊严地安全驾驶，因为往往在驾驶过程中出现车辆失控肇事或伤害，才会引起重视。
马寅翔告诉记者，此类事故中，判定的标准并非只有后果。“根据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分析行为，判定是故意为之还是过失为之等，在量刑上都会有不同。”乘客的“施暴”无论是否造成重大伤害，都可以追究违法乘客的责任。因此，公交司机的肩上有整车乘客的安全，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保持理智，可以寻求其他乘客的帮助，或者在确保乘客人身财产安全以及车辆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关好车门，第一时间报警。
张柱庭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有些地方说必须有后果才能定罪，有些地方说没有后果也要入罪，出现了同类问题处理不一的情况。“本来是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却把它认定为是民事糾纷，而且可能认定为互有责任的民事纠纷，表面上是维稳、化解矛盾，但传导出来的信号，是降低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
一位参与过类似案件审理的基层法官表示，判断被告人行为的危险性时，不能只考察其行为带来的损害结果，即使没有损害结果，也不代表案发时公共安全没有处在危险状态中。其实，万州事件发生前，类似问题已屡见不鲜，但全社会关注度还不高，相关单位也没有做好相应工作，造成一些司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重庆万州公交车的坠江，似乎没能阻止“车闹”的继续发生，过去1个月，抢夺方向盘、辱骂司机等行为依旧常常见诸报端。但是，对于“车闹”的处置，不论是司机、乘客还是警察，都已经越来越成熟。
在天津，一辆658路公交车因为超车被拦下辱骂，一位老人立刻挡在车门处阻止对方上车，并让司机别生气，快开走；在东北，一位男子和司机因为琐事争吵，还打了司机一拳，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司机靠边停车后，全车乘客将该男子撵下了车……
在以前，因为种种原因，许多人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对于一些冲突，能避则避，免得惹祸上身，“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事实上，如果公交车发生“车闹”，车上的乘客如果愿意挺身而出制止“车闹”乘客，这是乘客的权力，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参考坠江事件此类会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件，这时候有乘客挺身而出，法律上会判定乘客是正当防卫。”同时，马寅翔也向记者强调，如果出现重伤或者死亡等情况，目前责任认定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制止“车闹”等违法的行为，绝对是正当的。因此，无过当防卫是否适用于此类情况，也可以开展相应的研究。“这是对防卫过当的一种例外规定，立法之初就是为了充分鼓励公民打消顾虑，勇于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
《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也是为了预防犯罪。但“人的内心总是潜伏着兽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激发出来了。”在马寅翔看来，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法律之外，我们仍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预防犯罪。
法律专家们普遍认为，预防“车闹”，公交部门还应当从完善设施（加装隔离门、一键报警等）、配备安全员、加强对公交司机的心理疏导与应急培训等方面入手。
交通运输部日前也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运行安全保障工作。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完善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据相关报道，目前南京、北京、西安、武汉、长沙等多个城市已推出或计划为公交车司机装上防护栏，保障驾驶安全。
可没想到，这之后，“车闹”仍不断发生。
针对车闹频发，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有最高法非常清晰明确宣布这是犯罪，才能使得公众对它有清晰的认识，也使得想殴打驾驶员的人，自己克制自己。”
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也对媒体表示，今后有必要完善制度、健全法律。他建议，针对乘客此类行为可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等行为”纳入其中，量刑可参考危险驾驶罪。
“车闹”入刑是否必要？“车闹”又该如何量刑？相关问题已成社会热点。
尽快公布代表性判例
11月28日，山东东平一起司乘冲突案件一审宣判，周某某因抢夺公交司机方向盘导致车辆突然改变行驶方向，车辆右前轮轮胎及减震气囊破损。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被告人周某某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同月，海南三亚一名男子因脚踹正在开车的司机致车辆撞墙，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海南三亚市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何艳认为，虽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是他危害了车上乘客、路上行人车辆等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或者重大财产安全。
记者注意到，两起案件最后都是通过“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了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时，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刑法学副教授马寅翔介绍说，我国《刑法》暂时还没有专门应对车闹的条例，在发生比较严重后果的时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刑法》第114条、115条的兜底条款，因为其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就成了法官处理此类案件常用的罪名。
所谓兜底条款，就是将所有立法时没有预想到的，具体规定中没有的危害行为，都包括在这个条款中。在重庆万州事件中，如果将责任方的行为定性为交通肇事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5年，且需要行为人有肇事后逃逸。若无逃逸行为，则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显然难以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为了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实务部门往往会以《刑法》第114、115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从而出现量刑反制定罪的情况。然而，这里的其他危险方法，应当达到类似于“放火、决水、投毒、爆炸”的程度。
马寅翔向记者强调：“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重罪，其特点是犯罪的行为手段和危害结果具有不可控性，但在车闹的案例中，手段上是否可控这一点还存在争论，因此并不是所有车闹都适用于该罪名。”
马寅翔指出，我国在交通类犯罪出现重大后果时，往往偏向于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这是因为我国立法对过失类犯罪规定的刑罚总体上是偏轻的。
在我们的邻国日本，曾发生司机开吊车时癫痫病发作，导致6名儿童死亡的事件，在日本《刑法》中，“机动车驾驶过失致死伤罪”的罪名，最高只有7年的有期徒刑，如果用刑期有20年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来判有一定的难度。为此，日本在2013年启动立法，制定了单行刑法《机动车驾驶致人死伤行为处罚法》，将机动车驾驶过失致死伤罪的法定刑上调，最高可达15年有期徒刑。
我国刑法中交通类犯罪的处罚范围较为狭窄，只有两个主要罪名，即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但两罪的法定刑都不是很高。因此，对于胡云腾大法官提出的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建议，马寅翔认为有其积极作用。“在《刑法》中增设一些具体的罪名，比如妨害安全驾驶罪，能够让公众认识到这是一种犯罪，从而控制自己的行为。” 马寅翔告诉记者，“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对于车闹当事人的量刑参考危险驾驶罪，最高拘役六个月，并不算重，更多的是希望起到一种预防的效果。
不过，马寅翔也指出，增设一个罪名需要启动相应的程序，涉及人力物力财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目前的《刑法》中，针对“车闹”的行为也有其他罪名可以为其定性，比如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条款，或者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毁坏财物等罪名。马寅翔表示，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日本立法的做法，以更好地保护交通参与人的人身安全。
另外，针对“车闹”的行为，马寅翔认为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布一些有代表性的判例，使得公众产生这个意识，也给今后类似案件设立“标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适用于“车闹”的其他罪名予以关注等。“在各种司乘矛盾的案例中，纠纷都源于一些小的摩擦，这其实牵涉到的是社会环境、教育、道德判断的内容，《刑法》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应该冲在社会治理的前沿，相反，它是社会的底线——当其他法律无法再调解时，才是《刑法》介入的时机。”
不能只考察损害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大数据显示，在公交车行驶中的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乘客各类攻击司机的行为占到了54.72%，抢夺车辆操纵装置占到了27.36%。面对纠纷，约三成案件的司机选择了避让，超五成案件出现车辆撞击其它车辆、行人、道旁物体或剧烈摇晃等危险情况，仅20%的案件未造成重大不良后果。
作为“车闹”事件的当事双方，一旦造成重大不良后果，驾驶员和乘客究竟谁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一般情况下，乘客和司机抢夺方向盘，乘客的责任更大一些，即认为司机之后实施的各种行为和结果均由乘客来承担。”马寅翔表示，在行驶的公交车上发生殴打或者抢夺方向盘事件，情节不重的话，可以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拘留罚款，严重的话可能会参照《刑法》进行惩处。当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这并非法律的真空地带。 就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来看，不少网友都认为，无理取闹的乘客刘某是罪魁祸首，如果没有她的不依不饶，这起灾难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她的错过一站，让15个人错过了一生。”
不过针对这起事件，马寅翔有不同的看法。分析录像内容，他认为乘客和司机发生了肢体冲突，但她并没有抢夺司机的方向盘，司机主动打了一圈方向盘后回盘幅度较小，存在主观猛打方向盘的可能。另外一点则是，在这起事件中，司机作为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着公司，有确保乘客的安全的义务，发生冲突后，他可以选择靠边停车，而不是带着情绪继续开车。如果司机不顾全车乘客安全，以致危险发生，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车闹”的危害并不亚于“医闹”，因此，不少专家都指出，“车闹”量刑要细化定罪量刑标准，在高速公路、桥梁等路段实施犯罪行为的，要从重处罚。还有专家提出，要建设全国出行征信系统，把乘客的各种不安全行为列入个人征信记录，将有过危险行为的乘客列为危险人物，通过限行、禁行对相关乘客予以规制，起到警示作用。“如果缺乏详细的判定和处罚标准，或者力度过轻，会造成这类现象违法成本很低，不仅不能形成社会警示效应，还会导致一些人无视法律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涛强调。
在“车闹”事件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司机“维权”往往要以激烈乃至惨烈的代价，才能保障自己不受干扰、有尊严地安全驾驶，因为往往在驾驶过程中出现车辆失控肇事或伤害，才会引起重视。
马寅翔告诉记者，此类事故中，判定的标准并非只有后果。“根据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分析行为，判定是故意为之还是过失为之等，在量刑上都会有不同。”乘客的“施暴”无论是否造成重大伤害，都可以追究违法乘客的责任。因此，公交司机的肩上有整车乘客的安全，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保持理智，可以寻求其他乘客的帮助，或者在确保乘客人身财产安全以及车辆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关好车门，第一时间报警。
张柱庭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有些地方说必须有后果才能定罪，有些地方说没有后果也要入罪，出现了同类问题处理不一的情况。“本来是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却把它认定为是民事糾纷，而且可能认定为互有责任的民事纠纷，表面上是维稳、化解矛盾，但传导出来的信号，是降低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
一位参与过类似案件审理的基层法官表示，判断被告人行为的危险性时，不能只考察其行为带来的损害结果，即使没有损害结果，也不代表案发时公共安全没有处在危险状态中。其实，万州事件发生前，类似问题已屡见不鲜，但全社会关注度还不高，相关单位也没有做好相应工作，造成一些司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法律只是底线
重庆万州公交车的坠江，似乎没能阻止“车闹”的继续发生，过去1个月，抢夺方向盘、辱骂司机等行为依旧常常见诸报端。但是，对于“车闹”的处置，不论是司机、乘客还是警察，都已经越来越成熟。
在天津，一辆658路公交车因为超车被拦下辱骂，一位老人立刻挡在车门处阻止对方上车，并让司机别生气，快开走；在东北，一位男子和司机因为琐事争吵，还打了司机一拳，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司机靠边停车后，全车乘客将该男子撵下了车……
在以前，因为种种原因，许多人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对于一些冲突，能避则避，免得惹祸上身，“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事实上，如果公交车发生“车闹”，车上的乘客如果愿意挺身而出制止“车闹”乘客，这是乘客的权力，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参考坠江事件此类会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件，这时候有乘客挺身而出，法律上会判定乘客是正当防卫。”同时，马寅翔也向记者强调，如果出现重伤或者死亡等情况，目前责任认定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制止“车闹”等违法的行为，绝对是正当的。因此，无过当防卫是否适用于此类情况，也可以开展相应的研究。“这是对防卫过当的一种例外规定，立法之初就是为了充分鼓励公民打消顾虑，勇于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
《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也是为了预防犯罪。但“人的内心总是潜伏着兽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激发出来了。”在马寅翔看来，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法律之外，我们仍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预防犯罪。
法律专家们普遍认为，预防“车闹”，公交部门还应当从完善设施（加装隔离门、一键报警等）、配备安全员、加强对公交司机的心理疏导与应急培训等方面入手。
交通运输部日前也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运行安全保障工作。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完善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据相关报道，目前南京、北京、西安、武汉、长沙等多个城市已推出或计划为公交车司机装上防护栏，保障驾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