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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艾青
1960年10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初次见到了艾青。那天傍晚，在新疆石河子管理处旁边的一个普通篮球场上，密匝匝的观众正在围观新疆军区与青海队赛球，在不经意的回头中，我猛然发现在我和朋友身旁不到一米的距离，有位身材伟岸、前额广阔、长发后梳，从风度到气质都颇为不凡的中年男子（其实，艾青当时已五十一岁，但外表看来不过四十上下）；在他身旁站有一位文质彬彬，风姿绰约的中年女性。我立即断定：这是艾青和高瑛（这断定自然是因为过去从书上、画报上看到过艾青的照片）。于是，惊喜地把这意外发现告诉了身边的朋友——一个当时还未到二十岁的大学生。他擅长绘画，就再不看赛球了，立即掏出笔记本和钢笔速写起艾青来。画着、画着，不期然被艾青发现了。诗人含着满脸微笑，微侧过身勾过头来幽默地注视朋友的绘画，我轻轻推了朋友一下，朋友抬头看到艾青在注视自己的画，不由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笑了。艾青也和我们相视而笑了！笑得是那样亲切，目光是那样的热情、友好。虽然当时彼此都没说一句话（在这样的场合自然也不宜说什么话），但我们年轻的心却充满着激动和温暖，想不到这位世界知名的大诗人是如此的平易近人，且富于幽默。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代人：一方是被国家报纸上点名批判过的大“右派”，一方则是天真的小青年，彼此的心却猛然贴近了，在相互的对视和微笑中默默地交流心底的千言万语……
此后，在石河子的林荫大道上，黄昏时人们常可看到诗人在散步；在唯一的一家电影院里，有时公演一些那时代特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剧目，人们又常看到诗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据悉：有一次农八师文工团排了一台这样类型的新戏，请师首长和艾青看戏，不到十五分钟艾青就睡着了，在座谈讨论这出戏时，艾青大胆而幽默地说：“演得太精彩了，居然把我带进了梦乡……”惹得全场哄堂大笑）……
艾青的到来，自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当时，一致的传闻是：艾青被打成“右派”后，被弄到东北北大荒的一个农场工作。艾青在延安时代就与王震将军结下深厚友谊，而当时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张仲瀚，都是原三五九旅王震的部下，且当年在延安与艾青就相熟。所以，身为农垦部长的王震，为了关照老朋友艾青，就把他从北大荒调来新疆石河子定居——这种说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且合情合理的，自然真实可信；还有一种说法是：王震的夫人特崇拜艾青、特喜欢他的诗，是她吹“枕头风”后王震才把艾青调来新疆的——这恐怕是出于想象后的“既兴创作”、“信口开河”了。
艾青在石河子新城时，人人都知道：他享受师级工资待遇（据说，他的工资原是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七级；成“右派”后降了三级，相当于行政十级），吃小灶。而且，他经常受邀与兵团各首长，农八师师长罗汝正、政委刘炳正出席各种大型会议，或出现在某高级的社交场合，一直受到贵宾的礼遇——这在当时中国的“右派”中，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了。
石城七载
艾青在石河子定居后，犹如巨石投水，激起了层层波浪。由于文学的感召，由于艾青的平易近人，所以，当地的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登门拜访艾青，或谈诗论文、或请求指点习作，而艾青多年来对谁都来者不拒，热情相待，真诚相交。在这一大批来访者中，有后来写出了有影响的剧本《未来在召唤》的赵梓雄；但更多的是后来成为诗人的杨树、杨牧、杨眉、石河、李渝、高炯浩等。日后的石河子成了中国颇有名气的“诗城”，在这里荟萃了同级城市根本不会有的众多诗人，这是与艾青当年在这里播下了诗的种子完全分不开的。
艾青崇高的人品，在与这一大批文学青年的日常接触中，随时随地都自然流露出来——后来成为讽刺诗人的石河，原名李绪源，那时刚从山东流浪到新疆，在石河子纺织厂工作，接近二十岁，他既爱读书又很好动好玩。有一天他用弹弓在林带中打下了一只鸟，恰遇散步到此的艾青，艾青娓娓地告诉他：被他打死的这只鸟就是夜莺——诗人的宠物，它不但是一种益鸟，而且能以其特有的美妙歌喉美化着人类的生活，因此，珍惜和保护都来不及，怎么能……一席话，说得石河悔愧交加，铭记终生。
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们一些文学青年谈诗论文。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是“豪言诗”，报刊上正大批“人性论”，艾青既不管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也不担心我们当中有谁会去打“小报告”，可谓毫无“城府”，仍是我行我素，以其诗人特有的真诚侃侃而谈，发表了他精辟而不随波逐流的见解。他说：“什么是好诗？我看最具有真情的诗就是好诗。旧社会时，有一次我回故乡去，在故乡的街头漫步，正好碰到有户人家办丧事，我们那里的乡俗兴‘哭歌’，即用唱歌一般的腔调来哭亡人。一个年轻的妇女抚着亡夫的棺木哭道：‘夫呃——/宁隔千重山哎/莫隔一层板……’，我看她哭出的这两句话就足以堪称好诗……”。
艾青曾多次到莫索湾农场搜集素材，有一次宣教股召开的创作会议上，被从连队借调到农场宣传队来写剧本的杨牧与艾青结识了；有一次艾青又来到农场，适逢农场连队有一家老军垦的后代举行婚礼，听说大诗人艾青来了，就托人邀请艾青参加婚礼。艾青没有丝毫的架子，于是，在杨牧陪同下，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农家小院，举杯为新郎新娘祝福……
一个作家抑或一个诗人，都是以能为人民放声歌唱而感到幸福。而在“反右”后，所有的“右派作家”和“右派诗人”都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全国大概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姚雪垠；另外一个就是艾青——而艾青在新疆十七年，无论生活中发生了怎样让人痛心的事，他都始终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
在还未到石河子定居之前，在乌鲁木齐他接受了采写兵团模范人物苏长福（汽车驾驶员）的任务。他曾多次深入天山腹地采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此书后来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而新书的封面署名并不是艾青，而是换成了：新疆军区建设兵团机运处集体创作；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记录片《中国的沙漠》，解说词原来是由导演殷红邀请艾青写成的，而且写得文采飞扬，极为出色，然而，正式公演时，艾青写的却被抽走，另换上了别人的作品——可以想象，这对于诗人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打击，但艾青却默默地吞下了这一颗颗生活的苦果，一笑置之，永远再不愿提起。此后，他曾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莫索湾地区的所有军垦农场，记录下了一个个军垦战士艰苦创业、勇斗沙漠的故事，写出了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最后，在粉碎“四人帮”后又作修改，定稿为《绿洲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能署上艾青的名字发表的，只是一些短诗，首先敢于发表艾青作品的是石河子兵团农八师政治部办的一张不起眼的内部小报《大跃进》。它发表了艾青写的一系列反映军垦生活的诗篇：《垦荒者之歌》、《浇荒》、《帐篷》、《杨槐》……等，可以想象，当时的责任编辑王箐华，该担着怎样巨大的政治风险呵！（粉碎“四人帮”后，王曾担任过我任教的中学校长，后来又调任《石河子报》总编辑直到退休。他曾对我谈起过艾青的这些短诗：无论用怎样的政治显微镜来放大，我都从这些诗中找不到什么‘反党’迹象，只能看到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后来，从北京调来一位《新疆文学》副主编（该刊当时无主编）评论家王谷林，他力排众议，也在《新疆文学》上先后发表了艾青的一些短诗。但“文革”伊始，王谷林就被当作新疆“三家村”的主将被揪出，其主要罪行就是因为他曾发表过艾青的诗，而当然谁也不敢去认真看看艾青的这些诗是否“反动”。
农场风雨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作家、诗人无不俱遭厄运，艾青自然也难逃“浩劫”。在被抄家、批斗之余，1967年4月的一天中午，艾青家中闯进了一伙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不由分说，他们把艾青家的行李、家俱全都胡乱扔到汽车上，把艾青一家押送到了艾青儿子所在的师直农场一营八连（现改名为一四四团二营八连）。该连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称“小西伯利亚”。
艾青在农场连队，先是被分配去管理林带。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漫天飞雪，艾青——这位世界闻名的大诗人，头戴破皮帽，身穿兵团职工常穿的黄棉袄，腰里也像别人一样捆根破绳子，手持大条剪不停地修剪着林带，干上一阵子就退后几步，仔细端详是否剪得称心，然后，又不断挥剪……他像造型艺术家那样，把林带修剪得美观、大方。然而，终于有那么一天，一个靠造反起家的连队领导，气势汹汹地对艾青宣布：“不能让像你这样的人干这样轻松的工作，从明天起去打扫所有的厕所”。于是，艾青——这位闻名世界的大诗人，又干起了打扫厕所的工作。呜呼！查遍世界文学史，此举也是“史无前例”的。
无论是管林带，还是打扫厕所，艾青一年四季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质朴和勤劳，得到了广大农场职工的一致好评。老年人称他为“老艾青”；青年人称他为“艾青伯伯”；孩子们称他为“艾青爷爷”。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以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认准了艾青是个“大好人”，他们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黑帮”不“黑帮”那套呢！因而，在那“兽性大发扬”的黑暗年代，在这“小西伯利亚”的小天地里，却存在着一片温馨的人生绿洲，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的火花依然在暗夜中闪烁。
艾青的工资已停发，每月只发45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当时，艾青买不起烟，更买不起肉，一日三餐全吃玉米面……连队的职工都知道艾青一家生活艰难，于是，纷纷伸出友谊的双手：有的省下了白面（当时白面只占面粉的10%）；有的买好了新疆特产莫合烟；有的回家探亲带回了珍贵的肉（当时肉类奇缺）……都悄悄给艾青一家不断地送去。
艾青一家原住两间旧土坯房，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又被赶到一间连腰也直不起来的地窝子内——老职工们知道了后都自动来帮忙，向地下深挖五十公分后，身高一米八的艾青住进去后才算是可以直起腰抬起头。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艾青接受完农场专门组织的巡回批斗会后，正艰难地深一脚浅一脚只身返回所住的连队，这时，一位老军垦的后代驾驶着拖拉机飞驰而来，停在了艾青的身边，冒着风险恭恭敬敬把他请进了驾驶室，送他回到了所住的连队。
连队召开大会传达林彪叛逃摔死的绝密文件，艾青被从会场上轰走，无权旁听。事后，竟有一位老职工从办公室偷出文件悄悄给艾青送去看，被发觉后遭残酷吊打、审讯，这位老职工却始终不悔……
人民对艾青是如此厚爱，这厚爱使他终生难忘（返京后，他那北京小院的大门，唯独对新疆人始终敞开）；艾青对人民也充满了挚情——以他那诗人的真诚之心。
来到农场打扫厕所时，艾青备有一件旧风衣一双胶筒，收工后就把它们放在门前的棚内，不料没多久就不翼而飞了。连队领导知道后，不由大怒：这小偷也太“那个”了，什么人的东西不偷偏要去偷大“右派”的，岂不是等于给我们贫下中农脸上抹黑吗？于是扬言若追查出来非往死里整不可。而作为当事人的艾青，却童心未泯，居然找到连队领导真诚表示：如追查出来，请勿多加责难。诗人认为：来偷这并不值几个钱的东西的人，其困难亦可想而知矣！“不为穷困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呵……
连队上有个上海知青郭建雄，与艾青一家成了朋友。艾青一家也就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关心着小郭，1970年，小郭结识了四川姑娘小杨。艾青夫妇为他们从中穿针引线，架起了鹊桥。小郭在农场孓然一身，没有亲人，艾青一家就成了他的亲人：艾青夫妇不仅热心为他们操办婚事，结婚时又送他们一口上海产钢精锅为礼品（在艾青一家生活困难的当时，买一口钢精锅谈何容易。小郭也完全明白它的珍贵，一直舍不得用而珍藏着）；而且，当后来小杨生孩子正碰上连队卫生员外出，连队距场部医院又远而束手无策时，艾青就建议高瑛去担此重任。于是，在条件十分简陋的环境下，大漠上一个小生命呱呱堕地了！一听到孩子的哭声，艾青紧悬的心才落了下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巨星复出
中国过去有一种人所共知的奇怪逻辑：若发生了什么事件，都要千方百计和个政治人物或其他人物挂钩，以期达到预定的政治目的，而从不管他风马牛相及不相及。
1967年1月26日，石河子两派夺权产生冲突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以后，当局举办了一个“1.26”阶级斗争展览馆，颠倒黑白把“第一枪”说成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打响的。而讲解员则特别点名说：艾青之流就是这种社会基础；后来，又请了一位女剧作家以此为题材写一部九场大型话剧《石城风暴》，演出台词中又点了艾青的名，声言要永远把艾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历史是那样的多情却又是那样的无情，它永远以其铁的规律来运行，决不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为转移。艾青真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吗？ 且不说“文革”前，尽管艾青头上戴着可怕的“右派”帽子，但事实上却是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能响起一片掌声（有一次，艾青应邀出席石河子兵团农学院的开学典礼，曾出现上千人的全体师生全都起立争睹艾青，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的壮观场面，使出席大会的所有首长都大吃一惊）；也不说“文革”中，艾青在农场虽然被弄去打扫厕所，但他的形象在广大的农场职工的心目中依然很吃香一点也不“臭”；就说远点吧，尽管国内再怎么折腾，艾青在国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从中国文坛消失了也就随着消失了，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它成为了艾青命运发生转折的直接契因。
70年代初期，有几个国外文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一踏上中国首都的土地，就纷纷询问艾青的近况。其中，有几位法国朋友还来过石河子访问。由于艾青早年曾留学法国，他们对艾青自然更为关注。也不知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获得信息，在他们到达石河子后就指名道姓开门见山地向当局提出：艾青就在此地，我们希望能会见一次诗人。难道把诗人从厕所工地召来相见？弄得当局颇为尴尬，只能支吾其词……
1971年，斯诺来华访问，在老朋友毛泽东的书房里，斯诺先生颇为伤感：这次访问中国时，很少见到延安时代那些文化界的老朋友了。接着，他拜会了周总理，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谈到延安文艺界的老朋友时，斯诺先生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他介绍了西方国家对艾青诗作的研究仍然经久不衰，评价很高，艾青的诗集仍然在出版……等等情况，并询问艾青的近况，表示“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的心情……当时的中国《参考消息》以外电报导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艾青的谈话——熟悉当时“政治行情”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
于是，后来就有了一辆北京牌小车开到艾青家的地窝子边，兵团组织部干部找艾青谈话，传达了国务院及周总理对艾青一家的询问；于是，就有了1972年在经历了五年多的农场“劳动改造”后，艾青终被宣布“解放”，被重新接回了石河子新城定居的喜事发生。
1976年丙辰清明，赴京医治眼疾的艾青，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人民群众一道，含泪悼念周总理。事后，他饱蘸满腔的热血，写成了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艾青在京治眼疾期间，一直是借住在他的一位热心的读者、崇拜者——一个也在新疆工作的北京知青的家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不久，艾青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7年，艾青离开了生活了十七年的新疆石河子，回到了首都北京。
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第三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出了艾青诗作《红旗》：“火是红的/石榴花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这是二十多年来全国读者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看到了“艾青”这个熟悉的名字，不由惊喜万分，奔走相告。此后，艾青的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力作迭出，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可能至今还没有忘记，当年在北京体育场朗诵《在浪尖上》时：“十万听众海潮般地咆哮起来”的那种诗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壮观场面吧？任何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没有幸逢过如此的盛誉，受到过如此热烈的人民的厚爱。
一般而言，感情奔放的青壮年时代，也就是一个诗人的黄金时代，而艾青却在古稀之年重新焕发出了艺术的青春，出现了超越自己过去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的惊人飞跃，应该说，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奇迹呢？我想：我们是可以从艾青在新疆十七年曲折的人生经历中，从十七年来诗人与人民群众生生死死的血肉联系中，从诗人本人高尚的人品中，寻找得到正确的答案的。
魂归大地
1996年5月5日，被誉为“中国文坛泰斗”、“世纪诗人”的艾青逝世！巨星陨落。
莽莽的神州大地，哺育了天才的诗人艾青——这大地之子！滚滚的历史大潮，孕育出了天才的诗人艾青——这人民之子！而今，诗人已魂归大地，返归历史——艾青虽然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但他却像一颗灼灼的巨星，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空、永远闪耀在诗歌王国的上空，后世活着的诗人们，广大的诗歌爱好者们，都仍然从这颗巨星那里“取火”……
1960年10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初次见到了艾青。那天傍晚，在新疆石河子管理处旁边的一个普通篮球场上，密匝匝的观众正在围观新疆军区与青海队赛球，在不经意的回头中，我猛然发现在我和朋友身旁不到一米的距离，有位身材伟岸、前额广阔、长发后梳，从风度到气质都颇为不凡的中年男子（其实，艾青当时已五十一岁，但外表看来不过四十上下）；在他身旁站有一位文质彬彬，风姿绰约的中年女性。我立即断定：这是艾青和高瑛（这断定自然是因为过去从书上、画报上看到过艾青的照片）。于是，惊喜地把这意外发现告诉了身边的朋友——一个当时还未到二十岁的大学生。他擅长绘画，就再不看赛球了，立即掏出笔记本和钢笔速写起艾青来。画着、画着，不期然被艾青发现了。诗人含着满脸微笑，微侧过身勾过头来幽默地注视朋友的绘画，我轻轻推了朋友一下，朋友抬头看到艾青在注视自己的画，不由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笑了。艾青也和我们相视而笑了！笑得是那样亲切，目光是那样的热情、友好。虽然当时彼此都没说一句话（在这样的场合自然也不宜说什么话），但我们年轻的心却充满着激动和温暖，想不到这位世界知名的大诗人是如此的平易近人，且富于幽默。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代人：一方是被国家报纸上点名批判过的大“右派”，一方则是天真的小青年，彼此的心却猛然贴近了，在相互的对视和微笑中默默地交流心底的千言万语……
此后，在石河子的林荫大道上，黄昏时人们常可看到诗人在散步；在唯一的一家电影院里，有时公演一些那时代特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剧目，人们又常看到诗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据悉：有一次农八师文工团排了一台这样类型的新戏，请师首长和艾青看戏，不到十五分钟艾青就睡着了，在座谈讨论这出戏时，艾青大胆而幽默地说：“演得太精彩了，居然把我带进了梦乡……”惹得全场哄堂大笑）……
艾青的到来，自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当时，一致的传闻是：艾青被打成“右派”后，被弄到东北北大荒的一个农场工作。艾青在延安时代就与王震将军结下深厚友谊，而当时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张仲瀚，都是原三五九旅王震的部下，且当年在延安与艾青就相熟。所以，身为农垦部长的王震，为了关照老朋友艾青，就把他从北大荒调来新疆石河子定居——这种说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且合情合理的，自然真实可信；还有一种说法是：王震的夫人特崇拜艾青、特喜欢他的诗，是她吹“枕头风”后王震才把艾青调来新疆的——这恐怕是出于想象后的“既兴创作”、“信口开河”了。
艾青在石河子新城时，人人都知道：他享受师级工资待遇（据说，他的工资原是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七级；成“右派”后降了三级，相当于行政十级），吃小灶。而且，他经常受邀与兵团各首长，农八师师长罗汝正、政委刘炳正出席各种大型会议，或出现在某高级的社交场合，一直受到贵宾的礼遇——这在当时中国的“右派”中，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了。
石城七载
艾青在石河子定居后，犹如巨石投水，激起了层层波浪。由于文学的感召，由于艾青的平易近人，所以，当地的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登门拜访艾青，或谈诗论文、或请求指点习作，而艾青多年来对谁都来者不拒，热情相待，真诚相交。在这一大批来访者中，有后来写出了有影响的剧本《未来在召唤》的赵梓雄；但更多的是后来成为诗人的杨树、杨牧、杨眉、石河、李渝、高炯浩等。日后的石河子成了中国颇有名气的“诗城”，在这里荟萃了同级城市根本不会有的众多诗人，这是与艾青当年在这里播下了诗的种子完全分不开的。
艾青崇高的人品，在与这一大批文学青年的日常接触中，随时随地都自然流露出来——后来成为讽刺诗人的石河，原名李绪源，那时刚从山东流浪到新疆，在石河子纺织厂工作，接近二十岁，他既爱读书又很好动好玩。有一天他用弹弓在林带中打下了一只鸟，恰遇散步到此的艾青，艾青娓娓地告诉他：被他打死的这只鸟就是夜莺——诗人的宠物，它不但是一种益鸟，而且能以其特有的美妙歌喉美化着人类的生活，因此，珍惜和保护都来不及，怎么能……一席话，说得石河悔愧交加，铭记终生。
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们一些文学青年谈诗论文。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是“豪言诗”，报刊上正大批“人性论”，艾青既不管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也不担心我们当中有谁会去打“小报告”，可谓毫无“城府”，仍是我行我素，以其诗人特有的真诚侃侃而谈，发表了他精辟而不随波逐流的见解。他说：“什么是好诗？我看最具有真情的诗就是好诗。旧社会时，有一次我回故乡去，在故乡的街头漫步，正好碰到有户人家办丧事，我们那里的乡俗兴‘哭歌’，即用唱歌一般的腔调来哭亡人。一个年轻的妇女抚着亡夫的棺木哭道：‘夫呃——/宁隔千重山哎/莫隔一层板……’，我看她哭出的这两句话就足以堪称好诗……”。
艾青曾多次到莫索湾农场搜集素材，有一次宣教股召开的创作会议上，被从连队借调到农场宣传队来写剧本的杨牧与艾青结识了；有一次艾青又来到农场，适逢农场连队有一家老军垦的后代举行婚礼，听说大诗人艾青来了，就托人邀请艾青参加婚礼。艾青没有丝毫的架子，于是，在杨牧陪同下，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农家小院，举杯为新郎新娘祝福……
一个作家抑或一个诗人，都是以能为人民放声歌唱而感到幸福。而在“反右”后，所有的“右派作家”和“右派诗人”都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全国大概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姚雪垠；另外一个就是艾青——而艾青在新疆十七年，无论生活中发生了怎样让人痛心的事，他都始终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
在还未到石河子定居之前，在乌鲁木齐他接受了采写兵团模范人物苏长福（汽车驾驶员）的任务。他曾多次深入天山腹地采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此书后来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而新书的封面署名并不是艾青，而是换成了：新疆军区建设兵团机运处集体创作；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记录片《中国的沙漠》，解说词原来是由导演殷红邀请艾青写成的，而且写得文采飞扬，极为出色，然而，正式公演时，艾青写的却被抽走，另换上了别人的作品——可以想象，这对于诗人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打击，但艾青却默默地吞下了这一颗颗生活的苦果，一笑置之，永远再不愿提起。此后，他曾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莫索湾地区的所有军垦农场，记录下了一个个军垦战士艰苦创业、勇斗沙漠的故事，写出了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最后，在粉碎“四人帮”后又作修改，定稿为《绿洲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能署上艾青的名字发表的，只是一些短诗，首先敢于发表艾青作品的是石河子兵团农八师政治部办的一张不起眼的内部小报《大跃进》。它发表了艾青写的一系列反映军垦生活的诗篇：《垦荒者之歌》、《浇荒》、《帐篷》、《杨槐》……等，可以想象，当时的责任编辑王箐华，该担着怎样巨大的政治风险呵！（粉碎“四人帮”后，王曾担任过我任教的中学校长，后来又调任《石河子报》总编辑直到退休。他曾对我谈起过艾青的这些短诗：无论用怎样的政治显微镜来放大，我都从这些诗中找不到什么‘反党’迹象，只能看到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后来，从北京调来一位《新疆文学》副主编（该刊当时无主编）评论家王谷林，他力排众议，也在《新疆文学》上先后发表了艾青的一些短诗。但“文革”伊始，王谷林就被当作新疆“三家村”的主将被揪出，其主要罪行就是因为他曾发表过艾青的诗，而当然谁也不敢去认真看看艾青的这些诗是否“反动”。
农场风雨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作家、诗人无不俱遭厄运，艾青自然也难逃“浩劫”。在被抄家、批斗之余，1967年4月的一天中午，艾青家中闯进了一伙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不由分说，他们把艾青家的行李、家俱全都胡乱扔到汽车上，把艾青一家押送到了艾青儿子所在的师直农场一营八连（现改名为一四四团二营八连）。该连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称“小西伯利亚”。
艾青在农场连队，先是被分配去管理林带。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漫天飞雪，艾青——这位世界闻名的大诗人，头戴破皮帽，身穿兵团职工常穿的黄棉袄，腰里也像别人一样捆根破绳子，手持大条剪不停地修剪着林带，干上一阵子就退后几步，仔细端详是否剪得称心，然后，又不断挥剪……他像造型艺术家那样，把林带修剪得美观、大方。然而，终于有那么一天，一个靠造反起家的连队领导，气势汹汹地对艾青宣布：“不能让像你这样的人干这样轻松的工作，从明天起去打扫所有的厕所”。于是，艾青——这位闻名世界的大诗人，又干起了打扫厕所的工作。呜呼！查遍世界文学史，此举也是“史无前例”的。
无论是管林带，还是打扫厕所，艾青一年四季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质朴和勤劳，得到了广大农场职工的一致好评。老年人称他为“老艾青”；青年人称他为“艾青伯伯”；孩子们称他为“艾青爷爷”。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以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认准了艾青是个“大好人”，他们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黑帮”不“黑帮”那套呢！因而，在那“兽性大发扬”的黑暗年代，在这“小西伯利亚”的小天地里，却存在着一片温馨的人生绿洲，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的火花依然在暗夜中闪烁。
艾青的工资已停发，每月只发45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当时，艾青买不起烟，更买不起肉，一日三餐全吃玉米面……连队的职工都知道艾青一家生活艰难，于是，纷纷伸出友谊的双手：有的省下了白面（当时白面只占面粉的10%）；有的买好了新疆特产莫合烟；有的回家探亲带回了珍贵的肉（当时肉类奇缺）……都悄悄给艾青一家不断地送去。
艾青一家原住两间旧土坯房，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又被赶到一间连腰也直不起来的地窝子内——老职工们知道了后都自动来帮忙，向地下深挖五十公分后，身高一米八的艾青住进去后才算是可以直起腰抬起头。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艾青接受完农场专门组织的巡回批斗会后，正艰难地深一脚浅一脚只身返回所住的连队，这时，一位老军垦的后代驾驶着拖拉机飞驰而来，停在了艾青的身边，冒着风险恭恭敬敬把他请进了驾驶室，送他回到了所住的连队。
连队召开大会传达林彪叛逃摔死的绝密文件，艾青被从会场上轰走，无权旁听。事后，竟有一位老职工从办公室偷出文件悄悄给艾青送去看，被发觉后遭残酷吊打、审讯，这位老职工却始终不悔……
人民对艾青是如此厚爱，这厚爱使他终生难忘（返京后，他那北京小院的大门，唯独对新疆人始终敞开）；艾青对人民也充满了挚情——以他那诗人的真诚之心。
来到农场打扫厕所时，艾青备有一件旧风衣一双胶筒，收工后就把它们放在门前的棚内，不料没多久就不翼而飞了。连队领导知道后，不由大怒：这小偷也太“那个”了，什么人的东西不偷偏要去偷大“右派”的，岂不是等于给我们贫下中农脸上抹黑吗？于是扬言若追查出来非往死里整不可。而作为当事人的艾青，却童心未泯，居然找到连队领导真诚表示：如追查出来，请勿多加责难。诗人认为：来偷这并不值几个钱的东西的人，其困难亦可想而知矣！“不为穷困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呵……
连队上有个上海知青郭建雄，与艾青一家成了朋友。艾青一家也就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关心着小郭，1970年，小郭结识了四川姑娘小杨。艾青夫妇为他们从中穿针引线，架起了鹊桥。小郭在农场孓然一身，没有亲人，艾青一家就成了他的亲人：艾青夫妇不仅热心为他们操办婚事，结婚时又送他们一口上海产钢精锅为礼品（在艾青一家生活困难的当时，买一口钢精锅谈何容易。小郭也完全明白它的珍贵，一直舍不得用而珍藏着）；而且，当后来小杨生孩子正碰上连队卫生员外出，连队距场部医院又远而束手无策时，艾青就建议高瑛去担此重任。于是，在条件十分简陋的环境下，大漠上一个小生命呱呱堕地了！一听到孩子的哭声，艾青紧悬的心才落了下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巨星复出
中国过去有一种人所共知的奇怪逻辑：若发生了什么事件，都要千方百计和个政治人物或其他人物挂钩，以期达到预定的政治目的，而从不管他风马牛相及不相及。
1967年1月26日，石河子两派夺权产生冲突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以后，当局举办了一个“1.26”阶级斗争展览馆，颠倒黑白把“第一枪”说成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打响的。而讲解员则特别点名说：艾青之流就是这种社会基础；后来，又请了一位女剧作家以此为题材写一部九场大型话剧《石城风暴》，演出台词中又点了艾青的名，声言要永远把艾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历史是那样的多情却又是那样的无情，它永远以其铁的规律来运行，决不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为转移。艾青真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吗？ 且不说“文革”前，尽管艾青头上戴着可怕的“右派”帽子，但事实上却是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能响起一片掌声（有一次，艾青应邀出席石河子兵团农学院的开学典礼，曾出现上千人的全体师生全都起立争睹艾青，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的壮观场面，使出席大会的所有首长都大吃一惊）；也不说“文革”中，艾青在农场虽然被弄去打扫厕所，但他的形象在广大的农场职工的心目中依然很吃香一点也不“臭”；就说远点吧，尽管国内再怎么折腾，艾青在国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从中国文坛消失了也就随着消失了，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它成为了艾青命运发生转折的直接契因。
70年代初期，有几个国外文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一踏上中国首都的土地，就纷纷询问艾青的近况。其中，有几位法国朋友还来过石河子访问。由于艾青早年曾留学法国，他们对艾青自然更为关注。也不知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获得信息，在他们到达石河子后就指名道姓开门见山地向当局提出：艾青就在此地，我们希望能会见一次诗人。难道把诗人从厕所工地召来相见？弄得当局颇为尴尬，只能支吾其词……
1971年，斯诺来华访问，在老朋友毛泽东的书房里，斯诺先生颇为伤感：这次访问中国时，很少见到延安时代那些文化界的老朋友了。接着，他拜会了周总理，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谈到延安文艺界的老朋友时，斯诺先生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他介绍了西方国家对艾青诗作的研究仍然经久不衰，评价很高，艾青的诗集仍然在出版……等等情况，并询问艾青的近况，表示“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的心情……当时的中国《参考消息》以外电报导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艾青的谈话——熟悉当时“政治行情”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
于是，后来就有了一辆北京牌小车开到艾青家的地窝子边，兵团组织部干部找艾青谈话，传达了国务院及周总理对艾青一家的询问；于是，就有了1972年在经历了五年多的农场“劳动改造”后，艾青终被宣布“解放”，被重新接回了石河子新城定居的喜事发生。
1976年丙辰清明，赴京医治眼疾的艾青，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人民群众一道，含泪悼念周总理。事后，他饱蘸满腔的热血，写成了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艾青在京治眼疾期间，一直是借住在他的一位热心的读者、崇拜者——一个也在新疆工作的北京知青的家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不久，艾青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7年，艾青离开了生活了十七年的新疆石河子，回到了首都北京。
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第三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出了艾青诗作《红旗》：“火是红的/石榴花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这是二十多年来全国读者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看到了“艾青”这个熟悉的名字，不由惊喜万分，奔走相告。此后，艾青的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力作迭出，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可能至今还没有忘记，当年在北京体育场朗诵《在浪尖上》时：“十万听众海潮般地咆哮起来”的那种诗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壮观场面吧？任何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没有幸逢过如此的盛誉，受到过如此热烈的人民的厚爱。
一般而言，感情奔放的青壮年时代，也就是一个诗人的黄金时代，而艾青却在古稀之年重新焕发出了艺术的青春，出现了超越自己过去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的惊人飞跃，应该说，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奇迹呢？我想：我们是可以从艾青在新疆十七年曲折的人生经历中，从十七年来诗人与人民群众生生死死的血肉联系中，从诗人本人高尚的人品中，寻找得到正确的答案的。
魂归大地
1996年5月5日，被誉为“中国文坛泰斗”、“世纪诗人”的艾青逝世！巨星陨落。
莽莽的神州大地，哺育了天才的诗人艾青——这大地之子！滚滚的历史大潮，孕育出了天才的诗人艾青——这人民之子！而今，诗人已魂归大地，返归历史——艾青虽然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但他却像一颗灼灼的巨星，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空、永远闪耀在诗歌王国的上空，后世活着的诗人们，广大的诗歌爱好者们，都仍然从这颗巨星那里“取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