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6日，是诗人海子辞世27周年忌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的3月，围绕着纪念海子，中国诗歌界都会酝酿起一种集体亢奋下的节日氛围，从诗文征集到修墓策划，从海子诗歌朗诵会、座谈会的各种动议到大量的诗歌博客、微博、网站、论坛上零碎的随感性文字，可谓轰轰烈烈，喧闹一时，与当年海子辞世前的孤独与落寞，恰好形成了某种强烈的、充满戏剧性的反讽，这就是历史的荒诞和诡异之处。并且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节日氛围显然已经溢出了诗歌的边界，经由现代传媒的广泛参与和促动，抵达了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换句话说，在这个时代，海子已经充分被世俗化了，在各种文化层次和领域内获得了多元的解读与认同。以上所有这些，都热切地传递出了回响在人们心底的一个声音：海子活着。我想，它所唤起的，不只是一种针对海子个人的怀祭与追思，也包含了对海子诗歌及其自杀事件在当时隐喻出的“神话”内涵的敬挽，更有对海子之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二十五年流变里程的复杂记忆。很显然，这种怀念在既有的历史事实的追溯中，已触及到了一些相关的批评议题。
　　时光退回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时分，天才的诗人海子在北京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结束了年仅二十五岁的生命。这一原本具体的人生事故，经由海子本人辉煌的神话作品及其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的双重催发，迅速增殖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事件，一个带有预言和象征意味的惊人象喻，以惨烈的鲜血和死亡表征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与裂变过程中所经受的震颤与阵痛，更在诗歌本身的意义上预示了精神探险、艺术拓展的种种困境。对此，海子生前的好友、诗人西川在写于次年的《怀念》一文中称：“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确乎如此。然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话呢？
　　毫无疑问，这一神话的基座乃是海子辉煌的神话作品。这个疯狂燃烧的诗人，在短短的五年（1984-1989）时间里留下了二百余首抒情短诗和《河流》、《传说》、《但是水、水》以及未完成的《太阳·七部书》等多首长诗，它们构成了一个自足的、阔大庄严的诗性宇宙。从海子诗歌的美学资源和其从属的历史谱系来看，它是朦胧诗后杨炼、江河、欧阳江河、廖亦武等“民族史诗”一脉的进一步延伸，从海子早期的长诗《河流》、《传说》以及短诗名篇《亚洲铜》等，均可以看出诗人在这方面的追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已然转向了“第三代”的语言、审美、文化和意义的征逐与混战，五花八门的诗歌社团和语言试验为当代诗歌勾勒出了另一幅美学肖像，并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历史。而海子却不可思议地坚持了下来，并将自己的诗歌抱负经由抒情诗、史诗，进一步向他所谓的“大诗”挺跃，这就是他后来被称为《太阳·七部书》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被一种浪漫的乌托邦气质所笼罩，经由诗人丰沛的想象力和抒唱的语言激流，赋予了特定事物以闪光的神性品质，最终成型为一个包孕了种种永恒瞬间（即海子所称的“元素”）的、自洽的神话体系。像麦子（麦地、粮食）、村庄、水、月亮、河流、马、太阳、泥土（大地、土地）等这些带有原型意味的意象，构成了这个神话体系的基本质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宛若神示的诗篇并非只有一个单质的同一结构，而是一个多维的、相互联系、并有所发展、运转的神话体系。从咏唱麦地、村庄的农业神话，到记载生殖、死亡的生命永恒轮转的土地神话，再到向着太阳飞翔、焚身而不顾的天空神话，并最终在天空与大地的两难中铩羽凋落，它们彼此绞合、碰撞，蒸腾在一起。而从海子诗歌与现实的想象关系来看，诗人强烈的主体投注和类似于通灵者的幻觉体验，又使得它们显现为一个自我神话的典型特征。此外，诗人对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和古今中外诗人作家的广泛涉猎，以及试图将其综融为一体的“大诗”的浪漫想象，又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时间（历史）神话的痕迹。在这种宏阔的神话想象和对世界、时间的诗性解释中，海子表现出了天才的创造力。“天才”不仅意指一种超卓的禀赋与才能，也包含了某种对待世界的方式和态度，天才受惠同时也受累于这种方式和态度。在谈到自己的诗歌理想时，海子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这真是一种不无“天真”（赤子之真）的想象，它催生了一种济世乐民的宗教情怀，一方面给予海子以丰沛的创造热情和强烈的抒情气质，另一方面却也让他背负上了不堪承受的精神使命，命定了悲剧的结局。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诗歌终究是无力的，正如希尼所说的那样，“任何一首诗，都挡不住一辆坦克”。尤其是，持续深入自我内部黑暗的写作方式与主体经验的相对匮乏，使诗人沉入幻象和虚无的渊薮，当自我与现实的想象关系被一种诗性的文化救赎的冲动所充塞，就难免在迷醉而疯狂的遥想中向着自身内部陷落，导致神话的最终破产。
　　当然，诚如学者崔卫平所说，从海子诗中得出其自杀的原因总是不充分的（参见崔卫平：《海子神话》），这种意图本身也有问题，对此，诗人西川也已有极好的猜测和阐释（参见西川：《怀念》）。海子之死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也是笔者前面称其为一个“具体的人生事故”的原因所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海子之死经由各种文化阐释、转义与传扬，已极大地增加了“海子神话”的体积与动量。这首先是由于海子死亡的方式（卧轨自杀）及其所处的特殊语境决定的。1989年本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由喧闹步入沉寂、由狂欢陷入迷惘的“高潮时间”，海子空前的神话作品及其幻灭（在彼时日益“现代”的文化语境中，神话的产生及其破产本身便是一个“神话”），仿佛一个巨大的暗示，让彼时处于十字路口的人们在那条浸淫了鲜血与死亡的铁轨上找到了纾泄困惑、忧伤和疼痛的绝好契机，也让先锋诗人们顿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同时又蕴藉着涅槃重生的种种希翼。于是，海子之死经由诗里诗外的人们的多重阐发，仿佛一下子升华了，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庞大的意义磁场，无可置疑地指证着文化、诗歌与意义的艰难境遇。此外，还有人从精神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角度对“海子事件”进行各种深度阐释，以海子作为重要旁证的“诗人之死”成为一个高悬的历史镜像，并借此接续起了现代社会以来诗人悲剧命运的文化母题。孤独一世的海子在这种“死亡修辞学”的作用下，反而吊诡地成为了被大众广泛接受与赞扬的“诗歌英雄”、“诗歌烈士”、“圣徒”甚至“先知”，他的死也成了某种“献祭”，乃至有海子“殉诗”之说。这样，“海子神话”经过层层意义编码与文化解读，渐渐成为了一个巨型寓言和符号，一个现代弥赛亚高蹈赴死的悲情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