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年前一个夏夜，我们一帮同学在鲁院对面的小街上吃烧烤。一阵微风吹过，张楚放下一次性塑料杯说，一起唱歌好不好，我们来唱歌吧。然后他就开始唱。当时唱的什么想不起来了，但十有八九是《想和你去吹吹风》。这歌情深似海略带哭腔，我听他唱过许多遍，震耳欲聋的KTV，杯盘狼藉的饭馆包间，夜深人静的文学馆路，莲花桥北的地下通道，最近一次是在行驶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听众里坐着勒·克莱齐奥。当然，张楚唱的也可能是《北京一夜》，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张楚唱完便开始要求大家都唱，感觉和自己先干掉一杯酒所以也要大家都干掉一样。那个晚上，大家坐着塑料小凳捏着冰镇啤酒，围坐在两张拼起来的矮桌上唱到半夜两点，每个人都唱了若干首，直唱得食客云散民宅熄灯，流浪猫翻过墙头，连拉泔水的农用车也在歌声中突突远去。当晚最后一位听众是照料烧烤炉的小伙子，当张楚一首歌唱到一半，我注意到他突然扭身向我们走了过来，手里还捏着一张纸片。本以为他终于气炸了肺要我们赶紧结账滚蛋，可他居然拘谨地站在几步开外静候张楚唱完，然后走到他身边唱个肥喏说，大哥，你唱得太好了，我很喜欢这首歌，你能帮我把歌词写下来吗？
张楚给烧烤小哥写歌词的时候，我想我们已经很熟了。而不久前，除了真正的歌手张楚，我不曾知道还有一个写小说的张楚。这事怪我。在我多年封闭的军队生活中，除了部队几个写小说的同龄人之外，地方作家我几乎完全陌生。不认识作者至少可以读人家的作品，所以这也不能算作理由。可那时的我每次写完材料，讨厌看到任何纸张和文字，唯一想做的就是赶紧找个电影轻松轻松。事实上要不是接到入学通知，我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鲁迅文学院这等去处。记得刚报到那段时间，相识或相熟的同学们相见甚欢，而我只能独来独往。每次下课或饭后，经过一间间宿舍时，敲门的念头总会像火机跳出火苗，然后又被我像烟头一样揿灭。真敲开门，我该跟人家说点儿什么呢？
我讨厌这种感觉，但却不知道怎么摆脱它。也许对我这样一个交往被动的人来说，能做的只有等待。好在我总有那么一点乐观的预感，觉得这种陌生的僵局应该很快出现转机。果然有一天，张楚出现了。至于他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一直有点迷糊。我脑海里始终并存两个画面：一个是落日余晖涂满墙壁，他敲开了我的房门，礼貌又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去喝酒；另一个是我傍晚在楼下抽烟，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出来，礼貌又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去喝酒。这两个场景交替出现，我至今搞不清哪个才是真的。这很奇怪，但管它呢，反正结局只有一个：我假意客气了一句，就一句，然后赶紧答应了。
我一直记得那次喝酒的情形。在座的至少有斯继东、肖江虹和朱文颖，虽然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他们所有人的底细，但那一回才算真正认识。张楚不由分说地把我从人际角落里拽了出来，让我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楚的确是我在鲁院的向导。当初那家名叫“鸡爪王”的小店早已换了招牌，但它无疑已成了我们同学语境中一个特定又亲切的词汇。接下来，便是更多的酒和更多的人。除了同学，大多是一拨接一拨张楚的朋友，其中有外省作家、单位同事、县城发小、老家表弟、杂志编辑，我曾和他一个小学同学在酒桌上发生过不愉快，并和他一个在迪拜当厨师的网友喝过两回酒。有时我认为张楚很像一个界面友好的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而相较之下，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单用户单任务的DOS系统。老实说，我常会对这种满是陌生人的饭局生出厌倦，但张楚却显得颇为享受。他在这种被酒精和嘈杂声蒸腾出的氛围中如鱼得水，每次都笑眯眯地坐在那儿，酷似一个不理朝政终日燕饮的昏君。我们共同参加过许多饭局，却不记得他曾主动提议过喝最后一杯酒。他看上去十分不愿接受曲终人散的必然结局，所以总会不论寒暑不管早晚地站在饭馆外的路边，拉着准备离去的朋友说个不停，接着便开始叫喊，咱们再去吃点烤串吧，去吧去吧！
鲁院结束那年八月，我们几个北京同学相约去看张楚。去往滦南的大巴上，我曾设想张楚在见面时会与同学们逐一拥抱——他喜欢这种见面礼，至于握手，我好像从来没见过，大家小别重聚，在场的应该只是我们几个同学。怎奈一到饭点，张楚都会叫来一帮朋友陪坐，虽然每顿饭出席的朋友不同，但人数基本与我们同学相当。他仍像在鲁院那样热心地操持着酒局，带着几分醉意盯着每个人的杯子，当场指出谁不喝或者谁少喝，抑或高声催促又轮到谁“打圈”了。快点快点，你怎么回事？别人都打了为啥就你不打？这时候他会稍显愠色，好像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业，而他为此充满了不必要的认真劲儿和盲目的责任感。
最神的一次是2012年初春，我被总政机关抽去写材料，在北太平庄招待所待了挺长时间。有天接到张楚电话，他说要去深圳录制一个读书节目——那时我已经看过了他很多漂亮的小说，早已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我不肯读书孤陋寡闻罢了——要在北京停留一晚。我邀他来招待所住，晚上还可以一起吃饭。平日里我们材料组几个人都是吃完工作餐便散了，席间向来安静。但张楚来那天，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除我之外无人认识的不速之客才说了没几句话，饭桌上忽地就热闹起来，然后就有人提议喝杯啤酒，然后大家全喝多了。即使如此，张楚还是能够毫无差错地叫出每个人的单位和名字，你是某某军区的某某，你是总政某某部的某某，最后他说，你们玩过杀人游戏吗？咱们去玩杀人游戏吧！那天晚上，张楚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杀人游戏的种种规则，想来是离开鲁院后很久没有玩过这游戏了，而当年正因为他总是拒绝解散，害得我们不得不玩到半夜直至通宵。总之，他兴冲冲地把来自总部机关和几大军区的材料组成员轮番杀了几遍，这才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
照此回忆下去，张楚似乎马上将变成一个放纵的酒徒，而我不过是多了个酒肉朋友罢了。好在我清楚并非如此。记忆带有不可操控的筛选机制，一切与众不同与以往不同的事件才拥有在大脑中刻录的优先权。所以安静的时候，我才会想起张楚曾拿来安妮·普鲁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给我看但我看了几页就扔在了一边，建议我好好写小说而不是写剧本但我还是半推半就地参与了，给我的小说提意见但我常常没怎么听得进去，推荐我去读他现在正在读的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但我最终还是没去成，介绍我认识他的朋友们但我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个迟钝的家伙。我常会在晚饭后接到他的电话，彼时他一般都在县城散步，他会同我聊聊某个朋友，某篇小说，某部美剧，某件琐事，或者他的胃病、儿子和永远无法落实的戒酒计划。后来我知道，很多朋友也都同我一样，常能接到他的电话问候。这更让我相信他的确很在意朋友，他希望朋友们在场的饭局始终如火如荼，希望能够与朋友们彼此珍重友谊长青，希望自己对于朋友的好意能被整体传送永不衰减，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显出很受伤的样子，不过这依然无法阻止他继续对朋友们一往情深。 我得承认，张楚身上辐射着天然又大量的亲和力，连鲁院的保安小哥也未能幸免，整天与他称兄道弟。据说这与他是白羊座有关，但我对此一窍不通。他有着数不清的朋友，却并非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更多的时候，他仍是县国税局一个按部就班的公务员，常年按时上下班，顺路购买面条和水果，做着领导交代的工作，辅导儿子写作业，只有深夜时才坐下来写他自己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籍籍无名、郁郁寡欢，一些人伴随着疾病和死亡，另一些人则出入医院、小酒馆和不健康娱乐场所，还有一些人七拐八绕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卑微又茫然地活着，常常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儿什么，等他们真的去干了点儿什么之后却发现那好像并不是自己打算干的。但不管这些人物如何生活，张楚总能用繁复又细腻的笔触赋予他们奇异的生命之光，以至于在我读它们时，自己往往会被照射出比电线杆还要狭长的暗影。同他作品中的小人物一样，张楚自己似乎也喜欢某种“小”，虽然自己生活在滦南县城，仍会强调那其实是县治所在的“倴城小镇”，而简历也常会写上自己是“滦南县程庄镇周夏庄村人”，实际上连他的本名都叫作张小伟。想起《世说新语》里讲到众人品评过江人物，第一流人物即将说尽时，温峤常常失色。但我确信在数量可观的“70后”小说家当中，张楚完全不必失色，他无疑是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哪怕他更愿意把自己放在“小”的位置上，用平视的眼光去观察和书写。
对于写作，张楚很擅长在庸常的市井生活中探寻诗意，小说中那些细密精准的细节每每透露出他用文字处理生活的强大能力。但问题是，每次他来北京，都会打电话问我地铁该怎么转车，正如他几乎每次都会住在鲁院对面的同一间如家酒店，即使他要去的地方跟酒店根本不在一个方向。有点像福尔摩斯，能从磨损的袖口或者胡须上的蛋黄屑来判断一个人的底细，却搞不清月球和地球到底是谁围着谁转。我认识的张楚患有拖延症，缺乏方向感，丢三落四，很不守时，对南齐北魏五代十国一无所知，坚信在海南岛洗冷水澡不会感冒。他的宿舍、挎包永远和垃圾桶一样乱七八糟，买东西掏钱时会带出身份证、名片、硬币和上个月的超市小票。有一次他向我抱怨说手机丢了，里面有出访台湾时拍的上千张照片，我建议他定期把照片导出，但现在他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把照片导出，所以每次见面，他都会很苦恼地说手机存储卡满了，让他没办法再拍照片。唯一的那次滦南之旅，他把朋友闲置的一套房子收拾好让我和姚摩住。晚上我去完卫生间，一冲水，马桶水位不降反升，再冲一次，马桶像泉水一样汩汩溢出。我用水拔子拔了半天也没能疏通，我不信一泡尿就能堵住马桶，所以死活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张楚很诚实地告诉我，他用了差不多一卷卫生纸来清理灰尘，然后把用过的纸都扔进了马桶。
2014年张楚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之后，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为此开了一次宣传文化会议，总局主要领导出席，点名让他作大会发言。会议地点在我们单位附近的铁道大厦，我请他去旁边的餐厅吃自助，因为那地方环境不错味道也好，更重要的是人不多，用不着捋起袖子去抢大虾。哪知还没坐下他就要走，非说要去吃烤串，理由是自助太贵。我费了半天嘴皮子告诉他这里物美价廉，他却还是坚持着要换地方。没办法，我只好打车和他去了远处的一家烧烤店。一进那乱哄哄的店里，他立马高兴起来，坐在油腻腻的桌边又喝到深夜。结账时一看，一点都不比吃自助便宜。还好他没要求唱歌，不然惹恼了旁边桌上一干戴着大金链子露着刺青的男女，我们肯定要吃大亏。
那天在路口分手时，我看着他路灯下挎包一甩一甩的背影，突然觉得张楚并非真的爱酒，或许他只是爱那种世俗喧闹却又异常短暂的热烈，只是爱那种触手可及却又转瞬即逝的慰籍，而这恰好能稀释或缓解某种莫可名状的孤独。后来他送我一本台湾版的小说集《在云落》，在后记中他写道：“从本质上来讲，我可能仍是那个被襁褓围圈在土坑上的婴孩，仍是那个在乡村的夜里惶恐孤单妄图用树枝保护亲人的少年。而纵观我的小说创作，我方才发觉，那些主人公或多或少都有着这样的特质：惧怕孤独、沉溺孤独或者，虚无地、无望地抵御着孤独。”
写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只有这篇文章的题目令我颇费了些踌躇。后来发现，其实张楚的很多小说题目都可以拿来套用，这就好办多了。比如《穿睡衣跑步的女人》，比如《我们去看李红旗吧》，再比如《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再比如《夏朗的望远镜》，诸如此类。但我还是决定用《关于雪的部分说法》。谁也不可能被人全部了解，被了解的永远只是一部分，不是吗？所以，我所说的只是一部分张楚，或者是一小部分张楚，但就算这样，也已然令我感到欣慰。
（责任编辑：李璐）
张楚给烧烤小哥写歌词的时候，我想我们已经很熟了。而不久前，除了真正的歌手张楚，我不曾知道还有一个写小说的张楚。这事怪我。在我多年封闭的军队生活中，除了部队几个写小说的同龄人之外，地方作家我几乎完全陌生。不认识作者至少可以读人家的作品，所以这也不能算作理由。可那时的我每次写完材料，讨厌看到任何纸张和文字，唯一想做的就是赶紧找个电影轻松轻松。事实上要不是接到入学通知，我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鲁迅文学院这等去处。记得刚报到那段时间，相识或相熟的同学们相见甚欢，而我只能独来独往。每次下课或饭后，经过一间间宿舍时，敲门的念头总会像火机跳出火苗，然后又被我像烟头一样揿灭。真敲开门，我该跟人家说点儿什么呢？
我讨厌这种感觉，但却不知道怎么摆脱它。也许对我这样一个交往被动的人来说，能做的只有等待。好在我总有那么一点乐观的预感，觉得这种陌生的僵局应该很快出现转机。果然有一天，张楚出现了。至于他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一直有点迷糊。我脑海里始终并存两个画面：一个是落日余晖涂满墙壁，他敲开了我的房门，礼貌又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去喝酒；另一个是我傍晚在楼下抽烟，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出来，礼貌又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去喝酒。这两个场景交替出现，我至今搞不清哪个才是真的。这很奇怪，但管它呢，反正结局只有一个：我假意客气了一句，就一句，然后赶紧答应了。
我一直记得那次喝酒的情形。在座的至少有斯继东、肖江虹和朱文颖，虽然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他们所有人的底细，但那一回才算真正认识。张楚不由分说地把我从人际角落里拽了出来，让我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楚的确是我在鲁院的向导。当初那家名叫“鸡爪王”的小店早已换了招牌，但它无疑已成了我们同学语境中一个特定又亲切的词汇。接下来，便是更多的酒和更多的人。除了同学，大多是一拨接一拨张楚的朋友，其中有外省作家、单位同事、县城发小、老家表弟、杂志编辑，我曾和他一个小学同学在酒桌上发生过不愉快，并和他一个在迪拜当厨师的网友喝过两回酒。有时我认为张楚很像一个界面友好的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而相较之下，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单用户单任务的DOS系统。老实说，我常会对这种满是陌生人的饭局生出厌倦，但张楚却显得颇为享受。他在这种被酒精和嘈杂声蒸腾出的氛围中如鱼得水，每次都笑眯眯地坐在那儿，酷似一个不理朝政终日燕饮的昏君。我们共同参加过许多饭局，却不记得他曾主动提议过喝最后一杯酒。他看上去十分不愿接受曲终人散的必然结局，所以总会不论寒暑不管早晚地站在饭馆外的路边，拉着准备离去的朋友说个不停，接着便开始叫喊，咱们再去吃点烤串吧，去吧去吧！
鲁院结束那年八月，我们几个北京同学相约去看张楚。去往滦南的大巴上，我曾设想张楚在见面时会与同学们逐一拥抱——他喜欢这种见面礼，至于握手，我好像从来没见过，大家小别重聚，在场的应该只是我们几个同学。怎奈一到饭点，张楚都会叫来一帮朋友陪坐，虽然每顿饭出席的朋友不同，但人数基本与我们同学相当。他仍像在鲁院那样热心地操持着酒局，带着几分醉意盯着每个人的杯子，当场指出谁不喝或者谁少喝，抑或高声催促又轮到谁“打圈”了。快点快点，你怎么回事？别人都打了为啥就你不打？这时候他会稍显愠色，好像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业，而他为此充满了不必要的认真劲儿和盲目的责任感。
最神的一次是2012年初春，我被总政机关抽去写材料，在北太平庄招待所待了挺长时间。有天接到张楚电话，他说要去深圳录制一个读书节目——那时我已经看过了他很多漂亮的小说，早已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我不肯读书孤陋寡闻罢了——要在北京停留一晚。我邀他来招待所住，晚上还可以一起吃饭。平日里我们材料组几个人都是吃完工作餐便散了，席间向来安静。但张楚来那天，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除我之外无人认识的不速之客才说了没几句话，饭桌上忽地就热闹起来，然后就有人提议喝杯啤酒，然后大家全喝多了。即使如此，张楚还是能够毫无差错地叫出每个人的单位和名字，你是某某军区的某某，你是总政某某部的某某，最后他说，你们玩过杀人游戏吗？咱们去玩杀人游戏吧！那天晚上，张楚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杀人游戏的种种规则，想来是离开鲁院后很久没有玩过这游戏了，而当年正因为他总是拒绝解散，害得我们不得不玩到半夜直至通宵。总之，他兴冲冲地把来自总部机关和几大军区的材料组成员轮番杀了几遍，这才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
照此回忆下去，张楚似乎马上将变成一个放纵的酒徒，而我不过是多了个酒肉朋友罢了。好在我清楚并非如此。记忆带有不可操控的筛选机制，一切与众不同与以往不同的事件才拥有在大脑中刻录的优先权。所以安静的时候，我才会想起张楚曾拿来安妮·普鲁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给我看但我看了几页就扔在了一边，建议我好好写小说而不是写剧本但我还是半推半就地参与了，给我的小说提意见但我常常没怎么听得进去，推荐我去读他现在正在读的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但我最终还是没去成，介绍我认识他的朋友们但我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个迟钝的家伙。我常会在晚饭后接到他的电话，彼时他一般都在县城散步，他会同我聊聊某个朋友，某篇小说，某部美剧，某件琐事，或者他的胃病、儿子和永远无法落实的戒酒计划。后来我知道，很多朋友也都同我一样，常能接到他的电话问候。这更让我相信他的确很在意朋友，他希望朋友们在场的饭局始终如火如荼，希望能够与朋友们彼此珍重友谊长青，希望自己对于朋友的好意能被整体传送永不衰减，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显出很受伤的样子，不过这依然无法阻止他继续对朋友们一往情深。 我得承认，张楚身上辐射着天然又大量的亲和力，连鲁院的保安小哥也未能幸免，整天与他称兄道弟。据说这与他是白羊座有关，但我对此一窍不通。他有着数不清的朋友，却并非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更多的时候，他仍是县国税局一个按部就班的公务员，常年按时上下班，顺路购买面条和水果，做着领导交代的工作，辅导儿子写作业，只有深夜时才坐下来写他自己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籍籍无名、郁郁寡欢，一些人伴随着疾病和死亡，另一些人则出入医院、小酒馆和不健康娱乐场所，还有一些人七拐八绕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卑微又茫然地活着，常常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儿什么，等他们真的去干了点儿什么之后却发现那好像并不是自己打算干的。但不管这些人物如何生活，张楚总能用繁复又细腻的笔触赋予他们奇异的生命之光，以至于在我读它们时，自己往往会被照射出比电线杆还要狭长的暗影。同他作品中的小人物一样，张楚自己似乎也喜欢某种“小”，虽然自己生活在滦南县城，仍会强调那其实是县治所在的“倴城小镇”，而简历也常会写上自己是“滦南县程庄镇周夏庄村人”，实际上连他的本名都叫作张小伟。想起《世说新语》里讲到众人品评过江人物，第一流人物即将说尽时，温峤常常失色。但我确信在数量可观的“70后”小说家当中，张楚完全不必失色，他无疑是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哪怕他更愿意把自己放在“小”的位置上，用平视的眼光去观察和书写。
对于写作，张楚很擅长在庸常的市井生活中探寻诗意，小说中那些细密精准的细节每每透露出他用文字处理生活的强大能力。但问题是，每次他来北京，都会打电话问我地铁该怎么转车，正如他几乎每次都会住在鲁院对面的同一间如家酒店，即使他要去的地方跟酒店根本不在一个方向。有点像福尔摩斯，能从磨损的袖口或者胡须上的蛋黄屑来判断一个人的底细，却搞不清月球和地球到底是谁围着谁转。我认识的张楚患有拖延症，缺乏方向感，丢三落四，很不守时，对南齐北魏五代十国一无所知，坚信在海南岛洗冷水澡不会感冒。他的宿舍、挎包永远和垃圾桶一样乱七八糟，买东西掏钱时会带出身份证、名片、硬币和上个月的超市小票。有一次他向我抱怨说手机丢了，里面有出访台湾时拍的上千张照片，我建议他定期把照片导出，但现在他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把照片导出，所以每次见面，他都会很苦恼地说手机存储卡满了，让他没办法再拍照片。唯一的那次滦南之旅，他把朋友闲置的一套房子收拾好让我和姚摩住。晚上我去完卫生间，一冲水，马桶水位不降反升，再冲一次，马桶像泉水一样汩汩溢出。我用水拔子拔了半天也没能疏通，我不信一泡尿就能堵住马桶，所以死活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张楚很诚实地告诉我，他用了差不多一卷卫生纸来清理灰尘，然后把用过的纸都扔进了马桶。
2014年张楚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之后，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为此开了一次宣传文化会议，总局主要领导出席，点名让他作大会发言。会议地点在我们单位附近的铁道大厦，我请他去旁边的餐厅吃自助，因为那地方环境不错味道也好，更重要的是人不多，用不着捋起袖子去抢大虾。哪知还没坐下他就要走，非说要去吃烤串，理由是自助太贵。我费了半天嘴皮子告诉他这里物美价廉，他却还是坚持着要换地方。没办法，我只好打车和他去了远处的一家烧烤店。一进那乱哄哄的店里，他立马高兴起来，坐在油腻腻的桌边又喝到深夜。结账时一看，一点都不比吃自助便宜。还好他没要求唱歌，不然惹恼了旁边桌上一干戴着大金链子露着刺青的男女，我们肯定要吃大亏。
那天在路口分手时，我看着他路灯下挎包一甩一甩的背影，突然觉得张楚并非真的爱酒，或许他只是爱那种世俗喧闹却又异常短暂的热烈，只是爱那种触手可及却又转瞬即逝的慰籍，而这恰好能稀释或缓解某种莫可名状的孤独。后来他送我一本台湾版的小说集《在云落》，在后记中他写道：“从本质上来讲，我可能仍是那个被襁褓围圈在土坑上的婴孩，仍是那个在乡村的夜里惶恐孤单妄图用树枝保护亲人的少年。而纵观我的小说创作，我方才发觉，那些主人公或多或少都有着这样的特质：惧怕孤独、沉溺孤独或者，虚无地、无望地抵御着孤独。”
写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只有这篇文章的题目令我颇费了些踌躇。后来发现，其实张楚的很多小说题目都可以拿来套用，这就好办多了。比如《穿睡衣跑步的女人》，比如《我们去看李红旗吧》，再比如《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再比如《夏朗的望远镜》，诸如此类。但我还是决定用《关于雪的部分说法》。谁也不可能被人全部了解，被了解的永远只是一部分，不是吗？所以，我所说的只是一部分张楚，或者是一小部分张楚，但就算这样，也已然令我感到欣慰。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