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李圣珍教育顾问中心位于北京东六环边的一所农村小学里，大门旁挂着的牌子字迹斑驳，几乎难以辨识。“这是7年前的牌子了。”李圣珍出门迎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时说。她今年64岁，头发染黑了，但发根露着花白的本色；声音有些沙哑，但嗓门很大。
　　
　　走进李圣珍的办公室，她用抹布为记者擦去椅子上的灰尘，房间里简单的几件木质家具大多褪了皮。三面墙上挂满了锦旗：“教育奇才”、“一位好老师，胜过万卷书”、“慈母般爱心，园丁般育才”……1994年，李圣珍进入了一个鲜有人涉足的教育领域：“差生教育”。她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打父母、出走、自杀……18年里，她帮助500多名“可能这辈子就废了”的差生、问题少年重新找回自信，完成学业。然而，与成绩形成反差的现实是，“我们目前只有5位老师，招不到人。”李圣珍说。
　　
　　玩是完善性格的工具
　　
　　退休前，李圣珍是北京市通州区第二中学的一名高中化学高级教师，当过多年的班主任。她讲课时，通常先用20分钟把课讲完，剩下的时间就让学生做当堂布置的作业。她告诉学生，谁要是有好的方法可以直接到黑板上做，不用举手。结果，高个同学在黑板的上半边做，矮的在下半边做。等所有同学都完成作业，大家看哪个方法最好，选出一个来。“那时候我们可盼着上化学课了。”原来的学生现在还总来看她。
　　
　　“我最初并没有想过要做差生教育，只是环境把我推到这条路上了。”李圣珍说。1994年，李圣珍的儿子王远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又考入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成功的家庭教育让很多人慕名而来，找她帮忙教育孩子。“有一部分是来拔高的，但大部分孩子的成绩很差”。对于这些差生，李圣珍的办法是“玩 读书”。“我鼓励他们多跟其他人一起玩，我有时也跟他们玩。玩其实也是完善人性格的一个工具，能让这些孩子们懂得什么是规则。”
　　
　　那时，李圣珍一边在通州二中正常授课，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在自己家里给差生补课。“初期，我大都是在小区里带他们，但又担心打扰附近的居民，所以总搬家，有一年甚至搬过4次。不过做这个事，我没动摇过。”到退休年龄后，虽然学校一再挽留，想给她续聘，但李圣珍还是在2003年离开通州二中，开始专心从事差生教育。
　　
　　也是在2003年，李圣珍把办学地址迁到了农村，此后就再没有回城。“在城区时，孩子们总出去逛商店，晚上还出去上网，我得不断地到处找他们。”
　　
　　“老师是妈妈，妈妈是老师”
　　
　　现在的北京市李圣珍教育顾问中心有50个孩子，分文理两个班。 每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含食宿是3万元，今年提高到3.5万元，“老师的工资也要提高，现在每位老师的月工资是3500到5000元不等，除去必要的开支，每年还能有一些盈利。”李圣珍坦诚地说。家长可以不定期给学生寄一些钱，但要李圣珍保管，学生要花钱得记账。
　　
　　“我们上的就是文化课和体育课，虽然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一起上课，但我们会根据每个孩子本身的情况解决问题。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家长把孩子送来，经过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的特殊教育后，孩子能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完成学业，不会被学校、社会和同龄人抛下。”
　　
　　有一个叫马月的女孩，父亲是位局级干部，母亲是大学里的领导。父母忙于工作，马月没人管，极度自卑，几次割腕自杀。她对李圣珍说：“我是一个对世界没有用的人，与其没用，不如死了。我要靠皮肉上的痛苦，来解脱心理上的痛苦。”李圣珍回忆：“这个女孩到这来的时候，两只手上全是伤口，都没处下刀了。我分析，父母忽略了她的感情，对孩子的需要并不了解。”
　　
　　李圣珍对她实施了针对性“治疗”。“我那时还在通州二中教高一，就把马月带到我们班。先是让她邀请同学到我们家来玩、包饺子，尽量帮她跟别人交流。”接着，李圣珍又鼓励马月参加运动会。马月很不自信地对李圣珍说：“我从来没参加过运动会，这不是让我出丑吗？”李圣珍鼓励她说：“放心，你肯定不是倒数第一，只要坚持跑，肯定能行。”最终，马月跑出了不错的名次。“就这样，马月的自信心渐渐积累了起来，学习成绩也从倒数第一提高到正数第九。”李圣珍说。后来，马月考上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现在正准备去英国留学。马月对李圣珍说过一句肺腑之言：“老师是妈妈，妈妈是老师。”
　　
　　知名学者李银河是李圣珍的好朋友，连接她们的是李银河领养的一个男孩——壮壮。“这个孩子转过好多学校，也上过好多补习班，但汉语拼音怎么都教不会，写个字，能左半边写成右半边，右半边写成左半边，考试经常得二三十分。”2010年交给李圣珍时，壮壮上二年级。“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男孩，没人跟他玩，他自己就在操场边上一棵一棵拔草，低着头，也不说话，因为他说话不清楚。”李圣珍说。三四个月后，壮壮的变化已经很明显。李银河说：“她（李圣珍）的绝招是会揣摩每个孩子的问题在哪里，对症下药。对壮壮，她一开始抓的不是学习，而是跳绳、打篮球、打乒乓球，后来学习也上去了。”
　　
　　在李圣珍看来，解决问题少年的情感问题是主要的，学习是次要的。“情感问题解决了，学习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对于脾气暴躁的问题少年，李圣珍也是“润物细无声”。“有些孩子在打电话的时候，骂电话那头的父母。我看到他们收到父母寄来的衣服时，就主动问他们是谁寄来的，孩子说是妈妈寄来的，我就说：‘还是妈妈惦记你呀！’”李圣珍说：“这些孩子偶尔会做出一些招人生气的事，我也会烦他们，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他们就处在一个爱闹、淘气的年龄段，对他们既要宽容，也要疏导。”
　　
　　不学武训
　　
　　在教育孩子上，李圣珍有各种“奇招”，但她也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李圣珍本想办一所教委管理下的教育机构，却四处碰壁。“教委说，这跟教学大纲不符，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可是我们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啊，就是想让在学校完不成学业的孩子，再回到学校正常完成学业。可他们说那不是普通教育能管的，应该归社会管。”于是，李圣珍又找到民政部门，可得到的答复是：“这涉及学生，就得由教委管。”无奈之下，李圣珍只好在工商局注册了一家商业机构。谈到这个问题时，她几度哽咽。
　　
　　据李圣珍估计，普通学校每个正常的班级里都有5到10名各种各样的差生，全国有2000万到4000万，每年都有数百万学生不能完成学业，流入社会。国内也有其他与李圣珍的中心类似的教育机构，比如各种“戒网中心”、“差生学校”。“他们侧重于强制性教育，实施教育的人也大多不是教师出身，最后导致这些孩子相信暴力，从那里出来以后还是流入社会，回到学校的不到1/3。”
　　
　　李圣珍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但她近年来一直与代表、委员朋友们沟通，通过他们提出一些建议：建立针对问题少年的教育分支学科，师范院校建立相应的专业，国家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等等，“目前虽然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我们每年都还在提”。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少年？
　　
　　李圣珍：主要是后天因素。现在的孩子吃得好、穿得暖，没有负担，不能承受压力，学习一遇到困难，很多人就不想上学了。另外，父母也有责任，要工作、挣钱，就各忙各的，不管孩子，导致孩子没有情感上的归属感。
　　
　　环球人物杂志：跟现行的学校教育有关吗？
　　
　　李圣珍：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考高分，考好学校。学校在这个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不断逼着孩子学习，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我觉得，一流的人才应该去搞研究、做学问；二流的人才该当老师；三流的人才经商。而现在，似乎是四五流的人在当老师。除了水平因素之外，教育者的心态也是一个原因。我认为，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育的家长和老师。
　　
　　环球人物杂志：以您的资历，要是办个常规的班，能挣不少钱吧？您费这么大力气做这个事，家里人支持吗？
　　
　　李圣珍：我教这些孩子，最开始的时候，想得简单着呢。钱多的人家就多给点，钱少的就少给点，还有的就给买点东西，我也不怎么计较，没有“补习班”的概念。就是带他们读书，我很在意读书这件事，读书能让他们明白事理。
　　
　　我家先生也是老师，所以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支持的，马月就是他带过来的。后来，他的态度就慢慢转变了，主要是这么多孩子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我们十几年前就分居了，到现在他也不支持我的事业。我们要是同时去看孙子，他看我来了，就先出去，这么多年了没说过话，但也没离婚。有次我通过儿子想找他在一起吃个饭，他也没来。我就是太关注事业了，忽略了很多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帮助问题少年这种事业不应该是公益性的吗？可您的顾问中心是商业机构。
　　
　　李圣珍：我不能像耶稣似的背着十字架做事，必须维持顾问中心的长期运转。我现在马上要支付一大笔场地租金——10年70万元。还想建一个研究所，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孩子的成长阶段以及如何帮助这些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并把这些方法推广到社会上、学校中去，这样比我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矫正更有意义，但办研究所是赔钱的，需要资金支持。我经常会想到清代末期乞讨办义学的武训，他本身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他的做法不能长久，更多的只是给后人留下精神上的鼓励。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实现的过程是极其困难的。人若有了理想，就被绑上了枷锁，为了实现理想，我会带着枷锁往前走。
　　
　　编辑：刘心印 美编：黄浩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