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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几次外交努力，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以及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合作都逐步启动。高玉生说，‘中苏关系回暖，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推动我们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外交工作要“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随时准备应对变化。
1984年12月24日，一辆产自东德的绿色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途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最终到达目的地苏联首都莫斯科，耗时5天半。35岁的高玉生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由北京尚有零星的绿色，变换成了莫斯科肃杀的冰天雪地，他的心情既兴奋又充满期待。他此行是前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报道，开启他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
中苏关系正常化
高玉生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他认为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主动进行外交调整，为改革开放和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高玉生说。
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中方逐渐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在中苏关系上，邓小平主导的三场“葬礼外交”至今为人称道。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辞世。中国派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出席葬礼，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来访苏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一举打破了两国交往的“坚冰”。继任的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1984年去世，下一任契尔年科一年后也去世。中国先后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和李鹏参加葬礼，双方的交流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1984年底，中方邀请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阿尔希波夫是中国的老朋友，上世纪50年代他曾在中国工作，担任中国苏联专家总顾问。他的到访让很多中国人回忆起中苏的友好岁月，对于修复中苏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几次外交努力，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以及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合作都逐步启动。”高玉生说，“中苏关系回暖，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推动我们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我是1984年12月29日到达莫斯科的。当时正值新年前夕，莫斯科虽然也有节日气氛，但我感受最强烈的是物资匮乏和低效浪费。商店里买东西的队伍排得老长，在加里宁大街一个很大的食品商店，买肉的长队从楼上排到楼下，没有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是买不到肉的。在另一个超市，服务员在柜台后面把散装的橘子用塑料网袋分装，称重并贴上价签后一袋一袋从后面扔到前台，众多的顾客都伸着手，扔出一袋抢一袋。这情景令我和同事们至今记忆犹新。”在苏联工作的几年，高玉生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苏联社会没有活力，政治体制弊端丛生且积重难返，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与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发达社会主义的招牌极不相称。“我虽然未能预测苏联解体的大致时间，但始终不看好苏联的前途。”
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改革的道路和方向是有分歧和争论的。有人认为还是要学习苏联，研究和借鉴苏联经济改革的经验。
高玉生回忆说：“到使馆工作后，我给国内写了很多报告，多是侧重讲苏联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弊病和苏联经济难以克服的困难与危局，强调苏联模式没有出路。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自己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中国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
新时期的中苏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强调两国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平等互利、不结盟。同时，邓小平把消除三大障碍，即苏联从中苏边境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撇军，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这是邓小平从中国外交的战略大局着眼，把握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度，维护国家的切身利益。
“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仅改善了新中国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而开創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到使馆工作后，我给国内写了很多报告，多是侧重讲苏联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弊病和苏联经济难以克服的困难与危局，强调苏联模式没有出路。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自己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中国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高玉生说。
上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政策和做法不仅在中苏关系史上，在中国外交史上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
推动合作与坚持原则
2000年至2007年，高玉生先后担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大使。
“在这几个国家的工作比较顺利也很愉快。我在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外交政策和有关指示的同时，注意尊重对方，适当考虑对方的利益和需要，多交朋友，推动了中国与这三个国家在政治、人文、经贸、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的合作。”高玉生说，“作为外交官，特别是大使，在异国他乡工作，要维护本国的利益，完成国内交办的任务，不多交朋友是不行的。我对此深有感触。”
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中国非常重视中亚国家，中国领导人几乎每年都会出访这几个国家，以保持密切联系。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也非常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2010年，高玉生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的岗位退休，20多年的外交生涯让高玉生有着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和深刻的思考体悟。“尽管现在所处的时代与从前不同，国际秩序和联合国的核心作用都面临挑战，各国的国际地位和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但我觉得外交工作还是要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随时准备应对变化，这是最重要的。”
高玉生
1947年生。1984年至1988年，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三秘、二秘。其后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92至1996年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一秘、参赞。1996至2000年任外交部欧亚司参赞。2000至2007年，先后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特命全权大使。2007年至2010年，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
外交工作要“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随时准备应对变化。
1984年12月24日，一辆产自东德的绿色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途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最终到达目的地苏联首都莫斯科，耗时5天半。35岁的高玉生看着车窗外的景色由北京尚有零星的绿色，变换成了莫斯科肃杀的冰天雪地，他的心情既兴奋又充满期待。他此行是前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报道，开启他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
中苏关系正常化
高玉生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他认为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主动进行外交调整，为改革开放和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高玉生说。
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中方逐渐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在中苏关系上，邓小平主导的三场“葬礼外交”至今为人称道。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辞世。中国派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出席葬礼，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来访苏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一举打破了两国交往的“坚冰”。继任的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1984年去世，下一任契尔年科一年后也去世。中国先后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和李鹏参加葬礼，双方的交流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1984年底，中方邀请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阿尔希波夫是中国的老朋友，上世纪50年代他曾在中国工作，担任中国苏联专家总顾问。他的到访让很多中国人回忆起中苏的友好岁月，对于修复中苏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几次外交努力，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以及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合作都逐步启动。”高玉生说，“中苏关系回暖，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推动我们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我是1984年12月29日到达莫斯科的。当时正值新年前夕，莫斯科虽然也有节日气氛，但我感受最强烈的是物资匮乏和低效浪费。商店里买东西的队伍排得老长，在加里宁大街一个很大的食品商店，买肉的长队从楼上排到楼下，没有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是买不到肉的。在另一个超市，服务员在柜台后面把散装的橘子用塑料网袋分装，称重并贴上价签后一袋一袋从后面扔到前台，众多的顾客都伸着手，扔出一袋抢一袋。这情景令我和同事们至今记忆犹新。”在苏联工作的几年，高玉生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苏联社会没有活力，政治体制弊端丛生且积重难返，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与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发达社会主义的招牌极不相称。“我虽然未能预测苏联解体的大致时间，但始终不看好苏联的前途。”
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改革的道路和方向是有分歧和争论的。有人认为还是要学习苏联，研究和借鉴苏联经济改革的经验。
高玉生回忆说：“到使馆工作后，我给国内写了很多报告，多是侧重讲苏联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弊病和苏联经济难以克服的困难与危局，强调苏联模式没有出路。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自己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中国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
新时期的中苏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强调两国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平等互利、不结盟。同时，邓小平把消除三大障碍，即苏联从中苏边境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撇军，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这是邓小平从中国外交的战略大局着眼，把握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度，维护国家的切身利益。
“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仅改善了新中国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而开創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到使馆工作后，我给国内写了很多报告，多是侧重讲苏联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弊病和苏联经济难以克服的困难与危局，强调苏联模式没有出路。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自己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中国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高玉生说。
上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政策和做法不仅在中苏关系史上，在中国外交史上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
推动合作与坚持原则
2000年至2007年，高玉生先后担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大使。
“在这几个国家的工作比较顺利也很愉快。我在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外交政策和有关指示的同时，注意尊重对方，适当考虑对方的利益和需要，多交朋友，推动了中国与这三个国家在政治、人文、经贸、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的合作。”高玉生说，“作为外交官，特别是大使，在异国他乡工作，要维护本国的利益，完成国内交办的任务，不多交朋友是不行的。我对此深有感触。”
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中国非常重视中亚国家，中国领导人几乎每年都会出访这几个国家，以保持密切联系。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也非常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2010年，高玉生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的岗位退休，20多年的外交生涯让高玉生有着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和深刻的思考体悟。“尽管现在所处的时代与从前不同，国际秩序和联合国的核心作用都面临挑战，各国的国际地位和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但我觉得外交工作还是要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随时准备应对变化，这是最重要的。”
高玉生
1947年生。1984年至1988年，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三秘、二秘。其后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92至1996年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一秘、参赞。1996至2000年任外交部欧亚司参赞。2000至2007年，先后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特命全权大使。2007年至2010年，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