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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之间的对话就可以不只囿于政治议题，而是聚焦于文化。只有这样，中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以及她的人民才会呈现出本真的样子。”
电影可以为中印人民提供一个好的机会，让大家在轻松而亲密的氛围里，听到彼此，见到彼此。
不久前，我和老师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一天，我们打车从南锣鼓巷到德胜门，出租车司机是北京本地人，我们跟他有了一次特别有趣的聊天。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是素食主义者，有些印度人也喝酒精饮料，而他似乎很难改变对印度固有的印象，大众媒体和市井八卦已经限制了他对印度的想象。
这次谈话让我想起了此前我和一些印度朋友关于中国的对话。我问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最有意思的一个回答来自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他博览群书，去过很多地方，但他表示：“当我试着想象中国，我仿佛看到一大团沙尘暴。”这两个例子表明，中印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仍存在巨大空缺。
中国有句谚语，“百闻不如一见”。我觉得电影可以为中印人民提供这样一个好的机会，让大家在轻松而亲密的氛围里，听到彼此，见到彼此。过去几年，中印媒体都在讨论印度电影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包括《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起跑线》《调音师》等。这些电影不但票房大卖，同时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者。他们通过这些电影，研究印度电影产业以及电影里所展现的印度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
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喜爱由来已久。1955年10月，中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印度电影节，包括《流浪者》《两亩地》等三部印度电影在中国的20个城市同步放映。甚至更早的时候，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影院就放映了印度和德国共同出品的电影《佛祖得道》（又名《亚洲之光》）以及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印度电影《世界之光》。从此之后，经过90年的发展，中印之间的电影交流愈加深厚。
中国大陆的电影从未引进到印度，这种说法严格意义上并不正确。中国著名影片《白毛女》早在1952年就作为电影节展映影片登上了印度的大屏幕，而在1977年，《白毛女》又一次参加了德里电影节。1987年，中国最有名的电影制片人之一谢晋，带领由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第11届印度国际电影节。中国大陆电影《红粉》《变脸》《剃头匠》曾在印度國际电影节上获得金孔雀奖。
但中国电影在印度大多只限于参加电影节，印度观众很难在家门口的影院看到中国电影，因此印度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李小龙和成龙的功夫影片，错过了那些呈现中国普通老百姓喜怒哀乐、生活与梦想的电影。2019年8月2日，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执导的《江湖儿女》在印度上映，几乎没有在印度的影迷中引起任何反响。当然，没有足够的市场推广是主要原因。影片上映的屏幕数量有限，而且只在印度极少数的大城市放映，这意味着该片只是针对艺术影片观众，是符合电影节口味的小众影片。
1962年中印边境纠纷后，印度大众电影和媒体大多开始“黑化”中国，在此背景下，通过更多的电影，让印度人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尤为重要。印度电影和媒体对中国的描述，直接影响了印度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想象，而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有侵略性、不值得信任”的国家。切丹·阿南德（ChetanAnand） 1964年执导的战争电影《正义》中，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印度曾经信任但后来背信弃义的朋友。该电影代表当时大部分印度民众的心声，也宣布了“印度和中国亲如兄弟”时代的终结。如今，世界秩序动荡，我们应该将所谓的“《正义》综合症”，也就是对中国的不信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电影可以帮助政府加速这个过程。一部好的电影可以超越种族、语言或者宗教的隔阂，让观众因电影中人物所呈现的人性而产生共鸣。我发现很多的中国人都可以哼唱几句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尤其是第一句歌词“Aa wa laooon”。他们特别认可电影所传达的打破种姓阶级壁垒的理念。我很荣幸出席了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北京的首映礼，以及2017年4月该片在北京大学百年礼堂的首映活动，我看到观众们随着电影情节欢笑、哭泣。在这两个场合，当电影结束时，观众们的掌声经久不息，一直持续到演职人员表播放结束。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中国的学生时，我就看过很多中国电影，后来成为一名教师，我也为学生们放映过很多中国影片。我相信印度观众可以感受到《小城之春》中的伤感，感受到《桥》中主人公对新中国的向往，感受到《黄土地》中的苍茫辽阔，看到《活着》中老徐一家的命运起伏，与《站台》中被孤立的年轻人感同身受，看《人在囧途之泰囧》时开怀大笑，体会到《我不是药神》中白血病患者的无助，也会为《流浪地球》所呈现的科幻场景所惊叹。这时候，中印之间的对话就可以不只囿于政治议题，而是聚焦于文化。只有这样，“沙尘暴”才会尘埃落定，中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以及她的人民才会呈现出本真的样子。
事实上，中印两国政府很明白这一点，因此设立了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而电影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双方在2018年12月和2019年8月分别召开了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2019年，在新德里和北京分别举办了中印电影周，以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发展，同时加深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了解。未来还将举办金砖电影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电影节，这些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
但双方仍需不断扩大人文交流的规模，两国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中国驻印使领馆可以与印度中央政府和各邦地方政府合作，在印度各个邦的首府举办中国电影周，并且与有中国研究项目的大学、学院、机构合作，尤其是在各个邦的首府或邻近地区，将中国电影推广到更广大的、更普通的印度民众中去，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电影。这有助于印度民众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同时，照此方式，印方也可以在中国举办印度电影周。
一些企业已经瞄准了印度和中国的电影市场潜力，再加上政府层面不断的努力，以及中印研究者的理论加持，我相信，两国人民一定可以跨越鸿沟，增强了解和互信。
本文作者Madhurendra Jha为印度杜恩大学中国研究系副教授，也是德里中国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其研究领域包括汉语、中国文化电影及翻译学。
电影可以为中印人民提供一个好的机会，让大家在轻松而亲密的氛围里，听到彼此，见到彼此。
不久前，我和老师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一天，我们打车从南锣鼓巷到德胜门，出租车司机是北京本地人，我们跟他有了一次特别有趣的聊天。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是素食主义者，有些印度人也喝酒精饮料，而他似乎很难改变对印度固有的印象，大众媒体和市井八卦已经限制了他对印度的想象。
这次谈话让我想起了此前我和一些印度朋友关于中国的对话。我问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最有意思的一个回答来自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他博览群书，去过很多地方，但他表示：“当我试着想象中国，我仿佛看到一大团沙尘暴。”这两个例子表明，中印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仍存在巨大空缺。
中国有句谚语，“百闻不如一见”。我觉得电影可以为中印人民提供这样一个好的机会，让大家在轻松而亲密的氛围里，听到彼此，见到彼此。过去几年，中印媒体都在讨论印度电影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包括《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起跑线》《调音师》等。这些电影不但票房大卖，同时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者。他们通过这些电影，研究印度电影产业以及电影里所展现的印度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
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喜爱由来已久。1955年10月，中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印度电影节，包括《流浪者》《两亩地》等三部印度电影在中国的20个城市同步放映。甚至更早的时候，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影院就放映了印度和德国共同出品的电影《佛祖得道》（又名《亚洲之光》）以及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印度电影《世界之光》。从此之后，经过90年的发展，中印之间的电影交流愈加深厚。
中国大陆的电影从未引进到印度，这种说法严格意义上并不正确。中国著名影片《白毛女》早在1952年就作为电影节展映影片登上了印度的大屏幕，而在1977年，《白毛女》又一次参加了德里电影节。1987年，中国最有名的电影制片人之一谢晋，带领由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第11届印度国际电影节。中国大陆电影《红粉》《变脸》《剃头匠》曾在印度國际电影节上获得金孔雀奖。
但中国电影在印度大多只限于参加电影节，印度观众很难在家门口的影院看到中国电影，因此印度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李小龙和成龙的功夫影片，错过了那些呈现中国普通老百姓喜怒哀乐、生活与梦想的电影。2019年8月2日，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执导的《江湖儿女》在印度上映，几乎没有在印度的影迷中引起任何反响。当然，没有足够的市场推广是主要原因。影片上映的屏幕数量有限，而且只在印度极少数的大城市放映，这意味着该片只是针对艺术影片观众，是符合电影节口味的小众影片。
1962年中印边境纠纷后，印度大众电影和媒体大多开始“黑化”中国，在此背景下，通过更多的电影，让印度人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尤为重要。印度电影和媒体对中国的描述，直接影响了印度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想象，而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有侵略性、不值得信任”的国家。切丹·阿南德（ChetanAnand） 1964年执导的战争电影《正义》中，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印度曾经信任但后来背信弃义的朋友。该电影代表当时大部分印度民众的心声，也宣布了“印度和中国亲如兄弟”时代的终结。如今，世界秩序动荡，我们应该将所谓的“《正义》综合症”，也就是对中国的不信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电影可以帮助政府加速这个过程。一部好的电影可以超越种族、语言或者宗教的隔阂，让观众因电影中人物所呈现的人性而产生共鸣。我发现很多的中国人都可以哼唱几句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曲，尤其是第一句歌词“Aa wa laooon”。他们特别认可电影所传达的打破种姓阶级壁垒的理念。我很荣幸出席了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北京的首映礼，以及2017年4月该片在北京大学百年礼堂的首映活动，我看到观众们随着电影情节欢笑、哭泣。在这两个场合，当电影结束时，观众们的掌声经久不息，一直持续到演职人员表播放结束。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中国的学生时，我就看过很多中国电影，后来成为一名教师，我也为学生们放映过很多中国影片。我相信印度观众可以感受到《小城之春》中的伤感，感受到《桥》中主人公对新中国的向往，感受到《黄土地》中的苍茫辽阔，看到《活着》中老徐一家的命运起伏，与《站台》中被孤立的年轻人感同身受，看《人在囧途之泰囧》时开怀大笑，体会到《我不是药神》中白血病患者的无助，也会为《流浪地球》所呈现的科幻场景所惊叹。这时候，中印之间的对话就可以不只囿于政治议题，而是聚焦于文化。只有这样，“沙尘暴”才会尘埃落定，中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以及她的人民才会呈现出本真的样子。
事实上，中印两国政府很明白这一点，因此设立了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而电影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双方在2018年12月和2019年8月分别召开了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2019年，在新德里和北京分别举办了中印电影周，以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发展，同时加深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的了解。未来还将举办金砖电影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电影节，这些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
但双方仍需不断扩大人文交流的规模，两国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中国驻印使领馆可以与印度中央政府和各邦地方政府合作，在印度各个邦的首府举办中国电影周，并且与有中国研究项目的大学、学院、机构合作，尤其是在各个邦的首府或邻近地区，将中国电影推广到更广大的、更普通的印度民众中去，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电影。这有助于印度民众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同时，照此方式，印方也可以在中国举办印度电影周。
一些企业已经瞄准了印度和中国的电影市场潜力，再加上政府层面不断的努力，以及中印研究者的理论加持，我相信，两国人民一定可以跨越鸿沟，增强了解和互信。
本文作者Madhurendra Jha为印度杜恩大学中国研究系副教授，也是德里中国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其研究领域包括汉语、中国文化电影及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