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日關系过去几年持续低迷，据日本内阁府宣传室的调查结果：日本绝大多数国民认为中日关系交恶，对中国的亲近感日益减少。①究其原因，虽说观点众多，但是毋庸置疑，在日本构筑中国形象方面，日本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学者高井源司指出，中日双方本身存在相互认识差异，而两国的媒体正在扩大这种差异。②因此，作为日本国民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日本媒体是如何看待中国、又关注哪些方面等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近二十年来，刘林利③、张玉④、杨峻⑤以及赵新利和张蓉⑥等学者就外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展开研究，但综合来看，多以欧美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日本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很少，且皆局限于五年前的数据，对于最近几年的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双边重大事件的研究多是源于国际关系等角度的研究，以近五年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少见。《朝日新闻》2016年8月的销售份数达645万份，在日本国内仅次于《读卖新闻》，位居第二，在日本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本文以2012-2016年期间《朝日新闻》中文网站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图表分析法，分析了其涉华报道的相关情况。
一、 报道总数及比例
借助《朝日新闻》中文网站，用关键词“中国”检索了2012-2016年期间有关中国的所有报道共计2005条。根据其报道内容，大致分为政治（人权、军事）、经济、文化（技术、教育）、外交、社会（污染、环境、法律、医疗等）五个方面。其中政治类的报道518条，经济类的报道399条，文化类的报道185，外交类的报道333条，社会类的报道570条。
在2005条报道中，最被关注的领域是社会领域，占全部的28%，政治领域是26%、经济领域是20%、外交领域是17%，其中文化领域的比例9%最少。这个数据结果与先行研究的结论相比，有所不同：先行研究提到，当时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报道比例最高，而其他领域的报道比例大致持平。此外，被关注的领域中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环境污染问题、在日中国人的犯罪问题、反日游行等。其中尤以有关钓鱼岛与中国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的报道为多，并且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二、各领域报道的倾向性
新闻报道的倾向性大致可以分为正面、中立、负面三种。所谓正面的新闻报道主要是指能给读者构筑良好形象的报道；负面的新闻报道主要重点关注犯罪、丑闻、事故等，揭露社会的敏感、阴暗面，其目的是引起公众的惊愕，引导读者构筑负面形象；中性的新闻报道是指既非正面又非负面、对构筑形象影响轻微的报道。
（一）政治领域。关于中国政府、政党、军事、政策以及人权的报道较多，且负面的内容占主要篇幅。例如：所谓的“权力争斗”、军事动向、钓鱼岛事件、南海问题等，既有中立的报道，也有容易导致中国负面形象的报道。例如：2013年6月4日的《中国要求日美取消离岛防卫训练》属于中性报道；2013年4月17日的报道《中国国防白皮书点名批评日本》，这属于负面报道；此外，关于人权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报道，指责“中国民主化程度低”等。值得一提的是，虽说正面报道很少，但是偶尔也有。例如：2015年5月17日的报道标题是“救助日本游客撤离也门的中国军舰”。从统计结果来看，中性报道比例最高，占55%，但是与正面报道比例（5%）相比较，负面报道（40%）的比例很高，几乎接近一半。究其原因，日本“脱亚论”的实质是指“脱中”，“脱中”的目的是“入欧”，最终导致日本以欧美的尺度看待中国的倾向，再加上钓鱼岛冲突等事件的影响，中国政府被日本媒体塑造成“高度集权”的形象，遭到日本的否定和批判。⑦如此一来，《朝日新闻》的涉华政治新闻报道总体呈现负面的倾向。
（二）经济领域。关于经济领域的报道主要是涉及商品质量、发展态势、中日企业合作等内容，驻中日企的发展尤其备受关注。例如，2013年10月25日的报道《中国企业访问团赴日本结交新朋友》，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报道了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发展前途问题以及驻中日企从中国市场撤退等内容。当天还有一篇报道题为《销售低迷成本高 明治奶粉退出中国市场》。经济领域的报道倾向性比例分别是：中性55%，正面17%，负面28%，这与政治领域的报道基本类似，中性报道比例最大，但负面报道超过正面报道11%。究其原因，日本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挑战，所以需要强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风险、不稳定因素、过剩的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空洞化等问题。
（三）文化方面。主要涉及艺术、电影、教育活动等内容，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报道尤为多，且正面报道最多。例如，2014年7月20日的报道《“亚洲校园”增进日中韩大学生相互理解》。不过，日本也强调中国的文化管控严格，造成外国文化难入中国，例如，2015年6月11日的报道《〈进击的巨人〉被列黑名单，上海电影节禁映》。文化领域报道倾向性的比例分别为：正面43%、负面10%、中性47%，这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有所不同，正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多，负面报道少。这可能与历史悠久的中日交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有关，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仍抱有敬意。
（四）外交方面。主要涉及中日外交关系方面的内容，也有日美、日韩、日朝外交等内容。例如，2014年1月9日的报道《日中交流重启被冻结或受靖国参拜影响》，2014年5月12日的报道《美国就南海对立指责中国、越南爆发反中游行》等。这些报道都偏负面。外交领域报道倾向性的比例分别为：正面报道15%、中性报道59%、负面报道26%，中性报道的比例还是最高，但是负面报道比正面报道高出11%。受此影响，中国容易被塑造成“对日本抱有偏见、领土扩张野心大”的形象，且中日矛盾尖锐。
（五）社会方面。涉及内容最广，主要报道内容有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日中国人的犯罪问题、中国游客在日抢购商品以及中国民众的反日游行等。例如，2013年1月14日的报道《空气污染致在京日本人学校停体育课》，2014年7月15日的报道《中国客机场抢购日本电饭煲甚至致延误起飞》，2013年8月20日的报道《23座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社会领域的报道倾向性比例分别为：正面报道13%、中性报道40%、负面报道47%。这与政治领域的报道极其相似且反差更大：负面报道不仅高出正面报道34%，甚至还高出中性报道7%。这些报道构筑的中国形象是：中国教育程度低下，环境污染严重、农村与城市差距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
三、動因与应对
以上考察了2012-2016年期间的《朝日新闻》中文网站中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涉及社会方面的内容，基本属于中性报道，文化方面的正面报道最多。但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其负面报道远超正面报道，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朝日新闻》中所呈现的中国总体形象是偏负面的。事实上，近年来类似《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容易利用话语权，选择性地进行新闻报道，甚至集中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通过负面新闻的报道吸引日本公众关注，进而对其思想和观点施与影响。⑧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日本国民只有9.5%，认为不良好的有85.7%之多，而且对中国不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有增多的趋势，占83.2%。⑨出现日本媒体偏向负面报道中国和日中关系以及负面建构中国形象的原因很多，既有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也有日本国内政治和媒体自身因素的影响。
尽管日本主流媒体并非国营、亦非为党派所控制，但其经营者的财团背景始终离不开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甚至互为借重。《朝日新闻》的主要读者群是知识分子，对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偏向自由主义和主张新闻专业主义，而对外报道方面则是全球视野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近年来，《朝日新闻》加大了国际报道力度，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和日中关系的报道，这些报道同样反映了日本政府的对华立场和日本的主流民意。2012年至2016年正值安倍晋三在日本第二次执政期间，因为安倍政府在“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中日政治关系处于低迷，两国民间关系冷淡。同时，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日本社会尤其是精英层呈现一种复杂心态，难以接受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试图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争夺亚洲主导权，在涉及中国议题方面，日本国内精英时常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思想动因直接影响到日本媒体如何看待中国和如何设置中国问题的议程。
但过去几个月以来，日本政府有意释放改善日中关系的讯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11月11日在越南岘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先后会见，期间安倍希望在《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签订40周年的2018年能够实现双方领导人的互访，表示要大力推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对此，日本媒体也给予正面积极的报道，《朝日新闻》以“日中首脑会谈达共识 外交将推动改善两国关系”和“安倍晋三与李克强举行会谈确认促进改进日中关系”为标题进行了客观报道，尤其在报道与李克强会面时，新闻内容直接转述了中方的立场“李克强也心系有关历史认识的问题，表明也存在敏感因素，希望日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⑩在当前日本政府有意释放讯息欲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媒体对中国报道总体上与其政府外交方向一致，两国舆情也在期待中日关系的改善。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以来，中日两国间政治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两国民间情感和媒体态度，同时媒体如何报道两国关系以及两国问题也影响了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和政府的决策。从中日两国长远利益考虑，中日双方都需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客观上存在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中方如何处理好与日本媒体的互动和应对好舆情问题也很重要。一是要积极接触日本媒体，为其来华报道提供必要条件和方便，展现自信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对日媒出现不实报道，要积极沟通解释以观后效，避免出现反应过度。二是联合举办“中日在彼此媒体中的形象”学术研讨会，客观理性、多角度分析中日媒体对对象国的报道情况和社会影响，就如何减少刻板印象和改善舆论环境进行深度沟通与研讨。三是与日本媒体和社会各界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动，积极讲好中国故事，改善日本公众、尤其是日本年轻人的对华态度。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西方媒体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变迁与作用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GJ034）
「注释」
①（日）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宣传室：《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2016年）》，http：// survey.gov-online.go.jp/h27/h27-gaiko/index.html，2016年12月23日浏览。
②转引自李千晴：《新世纪以来日本媒体的中国形象构建——以2006年-2010年〈朝日新闻〉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③刘林利：《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185页。
④张玉：《日本报纸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1995-2005）——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⑤杨峻：《改革开放30年来日本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报告——以1983-2013年〈朝日新闻〉为中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5卷第3期。
⑥赵新利、张蓉：《从〈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看日本媒体的话语霸权》，《新闻知识》2005年第6期。
⑦鲁冬枚：《关于〈天声人语〉中出现的中国要素——以2003-2012年10年间的〈天声人语〉为对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⑧同⑥。
⑨同①。
⑩藤原慎一：《安倍晋三与李克强举行会谈 确认促进改善日中关系》，http：//www. asahichinese-j.com/world/11204271，2018年2月11日浏览。
近二十年来，刘林利③、张玉④、杨峻⑤以及赵新利和张蓉⑥等学者就外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展开研究，但综合来看，多以欧美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日本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很少，且皆局限于五年前的数据，对于最近几年的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双边重大事件的研究多是源于国际关系等角度的研究，以近五年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少见。《朝日新闻》2016年8月的销售份数达645万份，在日本国内仅次于《读卖新闻》，位居第二，在日本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本文以2012-2016年期间《朝日新闻》中文网站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图表分析法，分析了其涉华报道的相关情况。
一、 报道总数及比例
借助《朝日新闻》中文网站，用关键词“中国”检索了2012-2016年期间有关中国的所有报道共计2005条。根据其报道内容，大致分为政治（人权、军事）、经济、文化（技术、教育）、外交、社会（污染、环境、法律、医疗等）五个方面。其中政治类的报道518条，经济类的报道399条，文化类的报道185，外交类的报道333条，社会类的报道570条。
在2005条报道中，最被关注的领域是社会领域，占全部的28%，政治领域是26%、经济领域是20%、外交领域是17%，其中文化领域的比例9%最少。这个数据结果与先行研究的结论相比，有所不同：先行研究提到，当时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报道比例最高，而其他领域的报道比例大致持平。此外，被关注的领域中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环境污染问题、在日中国人的犯罪问题、反日游行等。其中尤以有关钓鱼岛与中国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的报道为多，并且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二、各领域报道的倾向性
新闻报道的倾向性大致可以分为正面、中立、负面三种。所谓正面的新闻报道主要是指能给读者构筑良好形象的报道；负面的新闻报道主要重点关注犯罪、丑闻、事故等，揭露社会的敏感、阴暗面，其目的是引起公众的惊愕，引导读者构筑负面形象；中性的新闻报道是指既非正面又非负面、对构筑形象影响轻微的报道。
（一）政治领域。关于中国政府、政党、军事、政策以及人权的报道较多，且负面的内容占主要篇幅。例如：所谓的“权力争斗”、军事动向、钓鱼岛事件、南海问题等，既有中立的报道，也有容易导致中国负面形象的报道。例如：2013年6月4日的《中国要求日美取消离岛防卫训练》属于中性报道；2013年4月17日的报道《中国国防白皮书点名批评日本》，这属于负面报道；此外，关于人权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报道，指责“中国民主化程度低”等。值得一提的是，虽说正面报道很少，但是偶尔也有。例如：2015年5月17日的报道标题是“救助日本游客撤离也门的中国军舰”。从统计结果来看，中性报道比例最高，占55%，但是与正面报道比例（5%）相比较，负面报道（40%）的比例很高，几乎接近一半。究其原因，日本“脱亚论”的实质是指“脱中”，“脱中”的目的是“入欧”，最终导致日本以欧美的尺度看待中国的倾向，再加上钓鱼岛冲突等事件的影响，中国政府被日本媒体塑造成“高度集权”的形象，遭到日本的否定和批判。⑦如此一来，《朝日新闻》的涉华政治新闻报道总体呈现负面的倾向。
（二）经济领域。关于经济领域的报道主要是涉及商品质量、发展态势、中日企业合作等内容，驻中日企的发展尤其备受关注。例如，2013年10月25日的报道《中国企业访问团赴日本结交新朋友》，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报道了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发展前途问题以及驻中日企从中国市场撤退等内容。当天还有一篇报道题为《销售低迷成本高 明治奶粉退出中国市场》。经济领域的报道倾向性比例分别是：中性55%，正面17%，负面28%，这与政治领域的报道基本类似，中性报道比例最大，但负面报道超过正面报道11%。究其原因，日本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挑战，所以需要强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风险、不稳定因素、过剩的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空洞化等问题。
（三）文化方面。主要涉及艺术、电影、教育活动等内容，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报道尤为多，且正面报道最多。例如，2014年7月20日的报道《“亚洲校园”增进日中韩大学生相互理解》。不过，日本也强调中国的文化管控严格，造成外国文化难入中国，例如，2015年6月11日的报道《〈进击的巨人〉被列黑名单，上海电影节禁映》。文化领域报道倾向性的比例分别为：正面43%、负面10%、中性47%，这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有所不同，正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多，负面报道少。这可能与历史悠久的中日交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有关，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仍抱有敬意。
（四）外交方面。主要涉及中日外交关系方面的内容，也有日美、日韩、日朝外交等内容。例如，2014年1月9日的报道《日中交流重启被冻结或受靖国参拜影响》，2014年5月12日的报道《美国就南海对立指责中国、越南爆发反中游行》等。这些报道都偏负面。外交领域报道倾向性的比例分别为：正面报道15%、中性报道59%、负面报道26%，中性报道的比例还是最高，但是负面报道比正面报道高出11%。受此影响，中国容易被塑造成“对日本抱有偏见、领土扩张野心大”的形象，且中日矛盾尖锐。
（五）社会方面。涉及内容最广，主要报道内容有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日中国人的犯罪问题、中国游客在日抢购商品以及中国民众的反日游行等。例如，2013年1月14日的报道《空气污染致在京日本人学校停体育课》，2014年7月15日的报道《中国客机场抢购日本电饭煲甚至致延误起飞》，2013年8月20日的报道《23座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社会领域的报道倾向性比例分别为：正面报道13%、中性报道40%、负面报道47%。这与政治领域的报道极其相似且反差更大：负面报道不仅高出正面报道34%，甚至还高出中性报道7%。这些报道构筑的中国形象是：中国教育程度低下，环境污染严重、农村与城市差距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
三、動因与应对
以上考察了2012-2016年期间的《朝日新闻》中文网站中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涉及社会方面的内容，基本属于中性报道，文化方面的正面报道最多。但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其负面报道远超正面报道，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朝日新闻》中所呈现的中国总体形象是偏负面的。事实上，近年来类似《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容易利用话语权，选择性地进行新闻报道，甚至集中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通过负面新闻的报道吸引日本公众关注，进而对其思想和观点施与影响。⑧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日本国民只有9.5%，认为不良好的有85.7%之多，而且对中国不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有增多的趋势，占83.2%。⑨出现日本媒体偏向负面报道中国和日中关系以及负面建构中国形象的原因很多，既有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也有日本国内政治和媒体自身因素的影响。
尽管日本主流媒体并非国营、亦非为党派所控制，但其经营者的财团背景始终离不开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甚至互为借重。《朝日新闻》的主要读者群是知识分子，对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偏向自由主义和主张新闻专业主义，而对外报道方面则是全球视野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近年来，《朝日新闻》加大了国际报道力度，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和日中关系的报道，这些报道同样反映了日本政府的对华立场和日本的主流民意。2012年至2016年正值安倍晋三在日本第二次执政期间，因为安倍政府在“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中日政治关系处于低迷，两国民间关系冷淡。同时，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日本社会尤其是精英层呈现一种复杂心态，难以接受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试图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争夺亚洲主导权，在涉及中国议题方面，日本国内精英时常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思想动因直接影响到日本媒体如何看待中国和如何设置中国问题的议程。
但过去几个月以来，日本政府有意释放改善日中关系的讯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11月11日在越南岘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先后会见，期间安倍希望在《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签订40周年的2018年能够实现双方领导人的互访，表示要大力推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对此，日本媒体也给予正面积极的报道，《朝日新闻》以“日中首脑会谈达共识 外交将推动改善两国关系”和“安倍晋三与李克强举行会谈确认促进改进日中关系”为标题进行了客观报道，尤其在报道与李克强会面时，新闻内容直接转述了中方的立场“李克强也心系有关历史认识的问题，表明也存在敏感因素，希望日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⑩在当前日本政府有意释放讯息欲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媒体对中国报道总体上与其政府外交方向一致，两国舆情也在期待中日关系的改善。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以来，中日两国间政治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两国民间情感和媒体态度，同时媒体如何报道两国关系以及两国问题也影响了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和政府的决策。从中日两国长远利益考虑，中日双方都需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客观上存在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中方如何处理好与日本媒体的互动和应对好舆情问题也很重要。一是要积极接触日本媒体，为其来华报道提供必要条件和方便，展现自信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对日媒出现不实报道，要积极沟通解释以观后效，避免出现反应过度。二是联合举办“中日在彼此媒体中的形象”学术研讨会，客观理性、多角度分析中日媒体对对象国的报道情况和社会影响，就如何减少刻板印象和改善舆论环境进行深度沟通与研讨。三是与日本媒体和社会各界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动，积极讲好中国故事，改善日本公众、尤其是日本年轻人的对华态度。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西方媒体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变迁与作用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GJ034）
「注释」
①（日）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宣传室：《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2016年）》，http：// survey.gov-online.go.jp/h27/h27-gaiko/index.html，2016年12月23日浏览。
②转引自李千晴：《新世纪以来日本媒体的中国形象构建——以2006年-2010年〈朝日新闻〉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③刘林利：《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185页。
④张玉：《日本报纸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1995-2005）——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⑤杨峻：《改革开放30年来日本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报告——以1983-2013年〈朝日新闻〉为中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5卷第3期。
⑥赵新利、张蓉：《从〈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看日本媒体的话语霸权》，《新闻知识》2005年第6期。
⑦鲁冬枚：《关于〈天声人语〉中出现的中国要素——以2003-2012年10年间的〈天声人语〉为对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⑧同⑥。
⑨同①。
⑩藤原慎一：《安倍晋三与李克强举行会谈 确认促进改善日中关系》，http：//www. asahichinese-j.com/world/11204271，2018年2月11日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