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高校学术腐败已是一司空见惯的问题，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并且呈现出腐败人员日益增多、集团化趋于明显、手段从隐性到显性发展的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大众认可和接受。与此同时，高校学术腐败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露，如导致科研意识淡薄、学术剽窃成风、弄虚作假盛行、物质利益至上以及错误价值观占上风等等，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削弱和消解高校教育科研精神，降低学校教育和科研水平，甚至进而会影响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准和质量的提升。
　　批判教育学概念由保罗·弗莱雷在其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首次提出。保氏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把学生培养成独立的政治主体，因此他被称为批判教育学的创始人。批判教育学作为英语世界国家的一个学科或一种学术思想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把“解放”作为最终的目的和追求，鼓励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地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批判教育学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于西方的批判教育理论，批判教育理论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批判精神，主张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自主、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独立个体，并在宏观上力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平。批判教育学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利主义，在课程理论、课程管理、教育过程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倡导将“批判思维”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批判教育学倡导务实，改变学校中的种种不平等、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及其形态；认为教育要走向群众，作品要贴合公众，学校环境要迎合主流。批判教育学的基本观点是“教育是政治的”，主张教育要站到弱势群体的一边，主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批判教育学的这些观点与主张恰巧与解决高校学术腐败问题的策略不谋而合，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支撑。
　　美国的贝瑞·康柏是批判教育学中倡导务实的典型代表人物，其致力于在批判的基础上对教育进行乐观积极的建构。贝氏反对学校中的权威主义，对教师教育学生的刻板方法及学校对教师评价的绩效主义持反对态度。贝氏认为，教师与行政人员关系紧张，存在着“宰制性结构”——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履行行政性政策的教务之中。他倡导正义、自由和逃离压迫，致力建设民主、平等与和谐的校园环境。他认为，用批判教育学作为检验教育实践的工具和方法，目的是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以改变不平等及不正义的社会环境。
　　贝瑞·康柏的观点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我国高校学术腐败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我国高校的学术评价对学术作品的价值性评价标准单一、有失公允且机制不健全，评鉴往往从作者的知名度或者是所发表刊物的数量来判断，无法做到求真务实。目前高校行政与学术的关系比较微妙，存在着学术依附于行政的现象，学校有关政策的制定不能从教师的实际情况出发，教师的职称评聘和晋升标准趋于“专断化”，不同院系、专业之间的评价标过于准整齐划一和“一刀切”，莫视专业特点和学科之间特性差别，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
　　要解决上述问题，学校应合理改善分配制度，向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倾斜，对学术科研人员给予补助和津贴；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如匿名评价或者无作者评价；学校领导和人事部门应多听从教师群众意见，在制定学术政策和规章制度时不流于形式；学校要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的学术环境；科研人员本身也要树立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从自身出发，杜绝腐败，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
　　批判教育学主张把“解放”作为最终的目的和追求，要求个体从他人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不再受制于别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批判教育学反对教育上的一切权利形式，主张教育过程时刻贯穿学术批判精神，以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教育新形式。批判教育学主张教育要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教师不再是已有经验的传递者，而是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反对以精英文化压制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统一性，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多元性。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之下，教师也成为了学术腐败主体之一。高校教师自身要想平衡教学与科研学术之间的关系，必须超越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模式，对传统的教育机制进行批判，解放自己。教师要在术业有专攻的同时与时俱进、涉猎多方面知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减少学术泡沫的产生。教师要对自身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耐得住学术科研的寂寞，将学术看成是一种持久、光荣的事业。同时，教师应对学生的学术道德规范进行养成教育、对学术腐败行为进行批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学术主体要正视社会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官场化等糟粕给学术带来的不良影响，以笔为武器，以学术之途径，端正学术之风。
　　学生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的学术思维，敢于批判学术腐败现象，而为因为自己是学术弱势群体或面对毕业等现实问题，对学术腐败问题敢怒不敢言或持听之任之的态度。对于学术政策的制定、学术作品的评价与监督、导师的不合理学术行为，学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问题上敢于形成自己的风格。
　　批判教育学认为教育应该是政治的。批判教育学与文化研究读书会于1988年出版的"批判教育学与文化权利"论文集涵盖了教育升级与机会均等、教师与工人阶级的教育等问题。弗莱雷和吉鲁在该书的导言中重申了批判教育学的理念：让教育和政治这两个领域合二为一。批判教育学质疑将传统教育价值中立，认为其掩盖了教育由国家掌控的客观事实，所以认为教育原本而且应该就是政治的。基于此观点，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阿普尔认为“教育研究者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学校、政府和经济机构是如何运作的，而要站到那些遭受经济、文化和政治霸權和压迫的人一边”。据此，批判教育学的支持者主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教育问题。
　　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是学术腐败又一重要表现，而要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完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大对学术剽窃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要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合理设置学术和行政机构并使两者相互配合，实现工作效率最优化。国家和学校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充分听取基层人士的意见，使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真正有利于学术的科学发展。
　　高校学术腐败问题虽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广，但只要国家、学校、个人齐心协力，必能将其危害最小化，从而净化学术风气，使学校教育有序、健康、和谐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