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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跻身于世界贸易领导者行列。中国通过汇率机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改进等，大幅提高了竞争力。
中国竞争力的由来
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逐渐向价值链的上端转移，出口重心由纺织品、服装、玩具等转向运输设备、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中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更具竞争力？经合组织学者莫尔纳（Margit
Molnar）通过比较第三方市场——美国市场上中国与日本的高技术产品来研究这一问题。她发现，就大部分产品而言，日本产品的单价是中国的四倍，市场份额从2000年的80%下降到了2004年的70%；与此同时，单价相差不多的中国产品的市场份额虽然不大，但从2000年的7%上升到2004年的10%，这一减一增可以从两方面解释，日本公司也许为了保持竞争力而降价，但更重要的，中国企业可能加大了同质产品的出口力度，朝价值链上端挺进，变得更有竞争力。
有些人认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由其有利的汇率机制带来的。1994年汇率改革，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5.8元上升到8.3元，常常被认为是其出口大幅增长和竞争力大幅提高的关键因素。但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治经济教授阿恩特（Sven W. Arndt）发现，生产份额改变了贸易收支平衡的本质，往往会降低贸易流对汇率变动的敏感度。这些考虑与那些关于人民币币值确定及汇率改革影响的争论相关。阿恩特的结论是，随着产量提高带来的贸易份额的双向提高，即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的同时提高，贸易流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在下降。
尽管他们都发现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但也认为，其他因素也导致了中国竞争力的提高。首先是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外国管理的引入。FDI可能是贡献度最大的因素，它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国际型产品的特性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其次是低工资、低技术劳动力的充裕以及通讯和交通成本的降低。
中国出口更多模仿韩国而非印度
在最近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将各国出口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做了比较，他发现与那些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出口要高三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出口模式从与印度相似逐渐演变为与韩国、中国香港地区相近。通常，没有人能料到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丰富、经济上不富裕的大国能生产出这样先进的高技术产品，更不用说出口了。罗德里克强调说，让人惊叹的不是中国巨大的出口额以及因为劳动力丰富而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中国正在生产与销售通常只有那些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的国家才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他把这些归功于中国政府在电子产品和其他高技术产品领域采取了相关的促进政策。
罗德里克认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出口动力最足，增长最快的就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占GDP比重太高，增速太快，以至于让人会产生疑虑，即到什么程度上中国增长模式将会失去动力。他断定，中国出口增长战略能否可持续在于中国是否能够移向价值链的高端，即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很明显，事关中国未来增长的不是出口量有多大，或者出口占GDP的比重有多高，而是出口的“质量”怎样。这里有争议的是，中国确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已经实施了两种出口增长战略，一方面，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方面，实施政府政策导向，支持向高技术产品转移，以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移
在“十一五”规划中，为了推动创新，中国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改善竞争力的关键。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资源的可得性及劳动生产率相连的。技术进步在提高人均产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决定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及IMF研究部的卡恩（Mohsin S. Khan）在其1997年研究报告《中国为什么增长如此之快》中谈到，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在90年代早期，中国大约50%以上的产量提高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他们指出，除了国内创新以外，提高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开放政策，开放政策使得中国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引进国外投资，从而导致了“技术的重要转移”。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使中国能够获得国内外新技术，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激励。
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对经济产生强劲影响，部分是源自于该类资产的特性。与原材料类的资源不同，少量的知识产权能即时、大量地复制给很多用户，通常边际成本较低。知识产权中的新点子、新方法不仅带来技术进步，而且因为多次运用带来规模效益，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均衡”的影响。鉴于这些潜在的经济影响力，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已经致力于改进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鼓励知识产权和其间技术的利用与转化。
中国向鼓励技术转移的政策回归，包括履行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部分产业的技术应用水平与国际市场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中国在技术赶超方面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得它在国际交易市场上有很大的讨价还价权。同时，由于在某些技术方面是后来者，需要弥补的技术差距又很大，因而在某些领域可以略过好几代的旧有技术。比如通信业，中国越过了模拟电话，直接使用数字式交换系统。
对发展中国家的多项研究证明，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够潜在增加获取技术的力度。在那些由于本国资源有限导致技术运用滞后的国家中，外国知识产权所有人在缩小技术差距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货物流入、直接投资以及包含在各类知识产权中的许可证技术，代表着技术转移的潜在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体中知识产权环境能够影响这些流动。国际许可证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特许技术流入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和加拿大。在中国知识产权体系进一步改善的前提下，这类流动可能还会继续。在发展中国家，这类转移很明显受知识产权体系改革的影响。特别是版权及能否有效执行等方面，会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否通过与发达国家企业签订许可证协议来获取和运用技术及相关诀窍。总体来看，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为此作不懈的努力。
（本文摘译自OECD贸易政策工作报告第44号——《中国贸易与增长：对OECD部分国家的影响》，2006年11月28日）
中国竞争力的由来
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逐渐向价值链的上端转移，出口重心由纺织品、服装、玩具等转向运输设备、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中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更具竞争力？经合组织学者莫尔纳（Margit
Molnar）通过比较第三方市场——美国市场上中国与日本的高技术产品来研究这一问题。她发现，就大部分产品而言，日本产品的单价是中国的四倍，市场份额从2000年的80%下降到了2004年的70%；与此同时，单价相差不多的中国产品的市场份额虽然不大，但从2000年的7%上升到2004年的10%，这一减一增可以从两方面解释，日本公司也许为了保持竞争力而降价，但更重要的，中国企业可能加大了同质产品的出口力度，朝价值链上端挺进，变得更有竞争力。
有些人认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由其有利的汇率机制带来的。1994年汇率改革，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5.8元上升到8.3元，常常被认为是其出口大幅增长和竞争力大幅提高的关键因素。但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治经济教授阿恩特（Sven W. Arndt）发现，生产份额改变了贸易收支平衡的本质，往往会降低贸易流对汇率变动的敏感度。这些考虑与那些关于人民币币值确定及汇率改革影响的争论相关。阿恩特的结论是，随着产量提高带来的贸易份额的双向提高，即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的同时提高，贸易流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在下降。
尽管他们都发现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但也认为，其他因素也导致了中国竞争力的提高。首先是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外国管理的引入。FDI可能是贡献度最大的因素，它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国际型产品的特性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其次是低工资、低技术劳动力的充裕以及通讯和交通成本的降低。
中国出口更多模仿韩国而非印度
在最近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将各国出口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做了比较，他发现与那些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出口要高三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出口模式从与印度相似逐渐演变为与韩国、中国香港地区相近。通常，没有人能料到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丰富、经济上不富裕的大国能生产出这样先进的高技术产品，更不用说出口了。罗德里克强调说，让人惊叹的不是中国巨大的出口额以及因为劳动力丰富而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中国正在生产与销售通常只有那些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的国家才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他把这些归功于中国政府在电子产品和其他高技术产品领域采取了相关的促进政策。
罗德里克认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出口动力最足，增长最快的就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占GDP比重太高，增速太快，以至于让人会产生疑虑，即到什么程度上中国增长模式将会失去动力。他断定，中国出口增长战略能否可持续在于中国是否能够移向价值链的高端，即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很明显，事关中国未来增长的不是出口量有多大，或者出口占GDP的比重有多高，而是出口的“质量”怎样。这里有争议的是，中国确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已经实施了两种出口增长战略，一方面，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方面，实施政府政策导向，支持向高技术产品转移，以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移
在“十一五”规划中，为了推动创新，中国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改善竞争力的关键。一个国家的经济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资源的可得性及劳动生产率相连的。技术进步在提高人均产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决定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及IMF研究部的卡恩（Mohsin S. Khan）在其1997年研究报告《中国为什么增长如此之快》中谈到，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在90年代早期，中国大约50%以上的产量提高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他们指出，除了国内创新以外，提高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开放政策，开放政策使得中国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引进国外投资，从而导致了“技术的重要转移”。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使中国能够获得国内外新技术，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激励。
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对经济产生强劲影响，部分是源自于该类资产的特性。与原材料类的资源不同，少量的知识产权能即时、大量地复制给很多用户，通常边际成本较低。知识产权中的新点子、新方法不仅带来技术进步，而且因为多次运用带来规模效益，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均衡”的影响。鉴于这些潜在的经济影响力，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已经致力于改进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鼓励知识产权和其间技术的利用与转化。
中国向鼓励技术转移的政策回归，包括履行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部分产业的技术应用水平与国际市场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中国在技术赶超方面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得它在国际交易市场上有很大的讨价还价权。同时，由于在某些技术方面是后来者，需要弥补的技术差距又很大，因而在某些领域可以略过好几代的旧有技术。比如通信业，中国越过了模拟电话，直接使用数字式交换系统。
对发展中国家的多项研究证明，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够潜在增加获取技术的力度。在那些由于本国资源有限导致技术运用滞后的国家中，外国知识产权所有人在缩小技术差距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货物流入、直接投资以及包含在各类知识产权中的许可证技术，代表着技术转移的潜在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体中知识产权环境能够影响这些流动。国际许可证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特许技术流入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和加拿大。在中国知识产权体系进一步改善的前提下，这类流动可能还会继续。在发展中国家，这类转移很明显受知识产权体系改革的影响。特别是版权及能否有效执行等方面，会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否通过与发达国家企业签订许可证协议来获取和运用技术及相关诀窍。总体来看，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为此作不懈的努力。
（本文摘译自OECD贸易政策工作报告第44号——《中国贸易与增长：对OECD部分国家的影响》，2006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