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
　　说起来，商纣王简直坏得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商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得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后来的作家读了这些罪状，也觉得不过瘾。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对手也该是暴君的楷模！所以，商纣王的罪行必须丰富多彩。作家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砖加瓦。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商纣王的罪行已经颇为可观了。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商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就像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刘向就补充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纣王为了淫乐，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时，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学者说：纣王的形象反映了历史学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观念的成长性与层积性。这个说法太学术，翻译过来就是说：一旦某人掉到粪坑里，那么历史学家就会蹲在他头上拉屎。我们经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是公正的”。其实历史是人记录的，而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商纣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君主，我们只知道他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