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11月启动的“上海越剧全国行”，在四年中先后举行了“南方行”“西部行”“东北行”和“广东行”，凭借全国广阔的大舞台、大市场，做强上海越剧品牌。其中“西部行”历时最长，行程最远，跨越三省一市，打出了这一品牌的影响力。
　　

上海越剧唱响西部

　　 2004年4月，春意渐浓。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从东海之滨，踏上了令人神往、处在大开发的西部热土，首站就是西安。
　　 策划“西部行”时，我得到了西安将要举办由全国各省市组团参加的“第八届中国东西部贸易洽谈会”的信息，很想借助这一重要平台，传扬上海文化名片，扩大上海越剧的影响力。因此，在同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安办事处商议时，要求“打炮戏”新版《红楼梦》争取列入“西洽会”的开幕演出。据说当地对开幕演出已有安排，要调整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演出那天，西安易俗大剧院宾客如云。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几套领导班子和来自海内外参加“西洽会”的30多个代表团成员观看了演出。在开幕仪式上，陕西省常务副省长与上海市副市长分别致辞，规格很高，影响很大。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驻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剧团在重庆市与青海省西宁市的首演，也分别作为“第九届中国重庆投资洽谈会暨全球采购会”“第九届郁金香节”开幕演出。“西部行”通过当地举办重要经贸活动的舞台，唱响了上海越剧，这是与以往巡回演出不同的一大亮点。
　　 “西部行”彰显了上海越剧的风采和魅力，赢得了广大观众。他们的眷眷之意，痴迷之情，令人牵动肺腑。
　　 红楼团演职人员在西宁火车站刚下车，就遇上雨雪交加，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但没有想到身着藏族盛装、手捧鲜花与哈达的姑娘们，为迎接剧团在雨雪中伫立了两个多钟头。而在成都和重庆，许多观众不顾烈日炎炎守候在剧团住地，一遍遍唱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表达对红楼团演职员的真情爱戴。
　　 在成都首演时，一幕情景让人难以忘怀。戏已经开演，剧场的广场上还聚集了近40名观众，不停地高声齐唱越剧唱段。原来这些痴迷的观众，很想进剧场一睹上海越剧的风采。因为票已售罄，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却久久不肯离去。剧团的同志非常感動，爱怜顿生，在剧场已无法加座的情况下，破例地将他们引入场内，悄然无声地在走道台阶上席地而座，别有滋味地欣赏了一场美的艺术。
　　 剧团离开成都前，一批观众早早来到剧团住地，他们簇拥着演职员一次次握手话别，热泪盈眶，依依不舍，真切地希望剧团要常来演出，不要再等几十年来一次，并且表示要通过市长热线电话表达他们的心愿。不少演职员情难自抑地说，不会让大家“千年等一回”了。他们为之欢呼雀跃拍手叫好，并借用《梁祝·十八相送》的唱词吐露自己的情愫：“临别依依难分开，心中想说千句话，万望你梁兄早点来。”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言语比它更能传达他们的真情和心声！演职员们听了触绪牵情，难禁鼻为之酸。
　　 上海越剧对各地观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还赢得了一批青年观众。重庆一家企业法监部的年轻经理看了《红楼梦》说，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对培育大众的民族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重庆4所大学200多位学生看了《梅龙镇》，喜出望外地说：“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也能演绎得这样雅俗共赏，生趣盎然。”
　　

开拓市场迎难而上

　　 1960年代，上海越剧院曾经组团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西北慰问演出。当时是政府行为，由计划经济体制保障。星移斗转，44年过去，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上海越剧再度“西征”，已经不可能复制这种演出模式。面对市场经济，剧团离开市场操作就寸步难行。然而，戏曲市场不很景气，演出“有价无市”比比皆是，许多院团在本地生存维艰，更遑论巡演全国？这次红楼团走向西部路程远、规模大、成本高，没有政府“埋单”，也无企业包办，更不可能自己“花钱买吆喝”。只有努力开拓市场，以票房收入来助力巡演。尽管院团对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与东部的差异有所认识，也知道离开本土远程操作风险系数很大，但是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操作的难度，还是超出了大家的预计。
　　 作为买方市场，承办方对剧目选择处于主动地位。西部几个点由于第一次接受戏曲市场运作，对新创剧目《梅龙镇》很不了解，要把原已敲定的场次，变更为上演《红楼梦》。但是剧院领导坚持要带这个剧目，因为这是一个经过检验并受到观众欢迎的剧目，需要提高它的市场占有率，打出新的品牌。为了让对方接受这个戏，剧院承诺如果有亏本责任自担。结果《梅龙镇》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承办方也认为承接这样的好戏是完全值得的。
　　 更加棘手的是，戏票销售困难重重。兰州承办方对市场推广没有把握，在企业资助不到位时不敢启动。于是我们就主动出击，在正式演出前一个月，派出2位工作人员到当地参与票务运作。谁知情况出人意外，原以为当年从上海等地支内的职工，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受众群，而实际上很多人早就退休离开了本地，他们的后辈也不像父辈们对家乡戏有着不忍割舍的情结。由于当地经济收入水平还不高，文化消费观念相对滞后，给出票带来极大的难度，上门推销大多无功而返。但销售人员并没有气馁，先后跑了50多家企业，千方百计地打开局面。
　　 检验市场要看观众是不是掏钱买票，当演期临近，售票情况还不尽人意时，承办方想通过送票组织观众进场，使场面好看一些。这是业内司空见惯的做法，不足为奇。但是为了“面子”而牺牲“票子”，违背了市场运作，不利于市场培育，所以剧团坚持买票不送票。带队的领导说：“这个剧团艺术水准是一流的，演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流的，用不着担心。”首场下来，观众为高水准的演出所折服，纷纷购买了第二场戏票。最终兰州两场演出上座率平均六成多，但它是真金白银，难能可贵。
　　 重庆原来确定三场演出，后来得到了一家房地产商冠名资助，我们并不因此“坐享其成”，而是决定再加演两场。虽不敢说有稳操胜券之意，但确有到市场冲浪搏击之心。上海的一位演出商受剧团的委托，在一个半月中三进“山城”，组织当地机构倾力推销。那位房地产老板莫名诧异：“越剧院已经有了资助，为什么还要搞票务营销？”《重庆经济报》记者说：“这在亏多于盈的重庆演出市场犹如一颗炮弹，让不少业内人为其大胆吃惊不已。”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同行的关注和思考，重庆川剧院、京剧团的领导认为，上海越剧院进行市场运作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他们也要组织剧团到全国各地“串乡”闯市场。 　　

文化交流谱写新篇

　　 “西部行”又一个亮点，是与秦腔、川剧两大剧种亲密接触。对越剧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艺术交流之旅。
　　 我刚到西安就听说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陈彦院长倡议与上海越剧院结成友好剧院。具有66年历史的省“研究院”，前身为创立于延安的民众剧团。这是一个“红色剧团”，也是“秦腔学府”。我们拜访该院时参观了院史陈列，那不寻常的历程和非同凡响的业绩赫然在目。在简朴而隆重的“结亲”仪式上，我代表上海越剧院由衷地表示要“以秦腔为师”，积极开展剧种之间的学习交流活动。
　　 省文化厅和剧协举办了“东西部文化握手，两大剧种艺术家交流”的陕沪戏剧家座谈会，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王文娟等出席了会议。陕西戏剧界人士称，“西部行”让人们看到了东部戏曲文化的精华，表示要学习上海的精品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省文化厅领导称赞上海越剧院“为东西部文化交流推开了大门”，并宣布将在下半年启动“西部文化东部行”的活动。这一年的8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来沪演出，特别安排了与“上越”共同举办越剧、秦腔、眉户三个剧种同台演出，这一破天荒之举，谱写了东西部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越剧与川剧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59年之夏。当时上海越剧院派出了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等为主的一团入川边演出边学习，在46天中向川剧学了《李亚仙》等4出大戏与《评雪辨踪》等25出小戏、折子戏，还有40余套基本功。这些数字现在听来令人咋舌，当年越剧从川剧中“拿来”的艺术真是收获满满，得益匪浅。
　　 “西部行”传承了老一辈艺术家向川剧学习的好传统。在成都我们与省川剧院合作，专门组织演出了一台题为《融》的越剧、川劇精品折子戏专场。两家剧院5位梅花奖演员各自表演了本剧种富有特色的剧目，观众为这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喝彩叫好。两个剧种再次以戏为友，互相交流，留下了一段艺坛佳话。四川省委一位副秘书长还欣然以一首“红楼剧团四川行好”的藏头诗赞赏道：“红遍江南一奇葩，楼层更上艺无涯。剧目经典精雕琢，团内珠玉灿如霞。四海知音市场广，川沪交流绽新花。行程万里春风醉，好声雷动齐争夸。”交流演出中，钱惠丽、章瑞虹等趁演出间隙，站在侧幕边上观摩学习。精妙的川剧表演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她们深感川剧扎实的演唱功底、丰富的表演手段和鲜明的地方特色都值得上海越剧学习。而川剧名家崔光丽看了演出后，则认为越剧的音乐、服装、舞美都十分唯美，值得借鉴，还萌生了一个心愿：要用川剧全新演绎贾宝玉艺术形象。
　　

遇难呈祥经受历炼

　　 “西部行”千里跋涉，时间很长，任务繁重，对队伍是重要的考验，也是一次难得的磨练。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气候环境使不少演职员患上“高原综合征”，出现了头晕、心悸、失眠、流鼻血等症状。演员演唱时，更是胸闷、气喘，负荷很重。当地在后台准备了氧气袋，由于吸氧的人多，供不应求，又搬来了氧气瓶。大家彼此照应，关爱有加。《梅龙镇》的主演章瑞虹在演出中几乎没有时间下场吸氧，看到她心慌气急的状况，舞台监督急中生智，趁第三场中章瑞虹在景片后面间歇时，他猫腰提着氧气袋冲过去给她输氧。章瑞虹说：“这情景就像战场上一个战土拿着冲锋枪跑去救自已的战友”，使她心里温馨荡漾，周身力量倍添。
　　 舞台队人员承受的工作强度和难度远远超过了在其他地方的演出，他们敢打敢拼，攻坚克难。从成都到重庆换点演出只有一天空档，而首场演出是装台体量很大的《红楼梦》。当成都演出结束后，他们连夜拆台装车，把布景道具灯光等运往重庆。第二天拂晓抵达剧场时，要等待川剧《金子》演完把东西运走后才能卸车进场，这样留给舞台队的装台时间只剩下16个小时。他们既要卸下几卡车的物资，又要完成庞杂吃重的装台，按常规即使他们不吃不睡也几乎难以完成。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舞美队分为卸车与装台两班人员。他们争分夺秒，奋力拼搏，直到开演前的半个小时，终于在舞台上搭出了一座“大观园”，不少职工顾不上吃晚饭就投入了演出。
　　 舞美队还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从西宁到成都，装载舞美物资的卡车要翻过海拔4100米的秦岭，路况非常险峻。据说北京、上海曾有两个剧团在行驶途中因遭遇险情而折回，再取道从西安到成都一条路。如果不走秦岭可以避免险情，但对剧团来说，不仅要增加运输成本，而且时间上也不允许。一路上，押车人员看到在发生泥石流的地方，车行驶在悬崖峭壁处，最窄处车轮几乎尽挨边缘。在险象环生、人迹杳然的深山里，车子踽踽独行了一天一夜。而在翻越岷山的七个小时里，气候变幻莫测，身历四季更替，令人猝不及防。司机和押车人员在整整两天半的路程中，餐风露宿，艰苦卓绝，靠着顽强的意志，挑战了不可能，创下了一个奇迹。
　　 “西部行”彰显了上海越剧院在戏曲市场困顿中奋发前行，对上海越剧辐射各地的影响力功不可没。它得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通令嘉奖，还荣膺了“第三届中国十大演出盛事奖”的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