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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作為國際勞工組織成員國一直未立最低工資法，近年來關於最低工資立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隨著澳門政府對保障勞工權益認識的加深，政府主動提出物業管理行業內的清潔及保安兩個工種實施“最低工資”保障。澳門政府去年委託澳門大學展開“就研究制訂最低工資展開物業管理行業的現況調查”，再經由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討論，初步諮詢工資範圍確定為由時薪23到30元。而最低工資範圍的確定是最低工資立法的關鍵部分。所以，最低工資的擬定，使得勞方、資方及政府三方都十分重視。
要不要對最低工資立法？最低工資立法能否保障澳門低收入工人？澳門最低工資立法是應該全面推行，還是針對某些低收入行業局部推行？設立最低工資會對哪些方面有影響？又是如何影響的呢？各方對最低工資立法有什麼建議？帶著關於最低工資立法的一系列疑問，本刊邀請到了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教授郝志東博士、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學副教授賴偉良博士、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助理教授關鋒博士、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崔銘文、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代表梁孫旭、澳門保安清潔服務業商會永遠會長關偉霖、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余建邦和氹仔萬國華庭物業管理員與大家一起探討“澳門最低工資立法”這個話題。
您認為要不要對最低工資立法？
梁孫旭（特區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代表）：
——“‘工作收入補貼’由於只屬臨時措施，未能真正保障弱勢人士的穩定收入，為確保低收入人士能夠有一定的收入保障，長遠之計還是要通過最低工資立法。”
西方國家自19世紀已經制定“最低工資”，目前世界上超過九成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制定了最低工資，內地及香港也分別於2003年和2011年開始實施最低工資標準。我認為，本澳至今才考慮制定“最低工資”其實已較許多發展中的國家落後。制定最低工資是確保低收入人士得到最基本的維生及養活家庭的保障，最低工資並非社會福利，應理解為勞動者基本的社會保障。福利與保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上一些反對聲音將“最低工資”視為洪水猛獸，對最低工資的意義和作用並不太理解。根據統計局資料顯示，本澳就業居民從事非技術工作有28，600人，而非技術工人的工資中位數只有7，000元，只有整體中位數（14，000元）的一半。此外，本地居民每月工作收入低於6，000元有22，800人，低於5，000元的更加超過18，000人，數字除了顯示本澳存在嚴重的貧富懸殊之外，同時亦反映本澳儘管近年經濟得到好轉，但仍有不少低收入的居民未能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
我認為“工作收入補貼”由於只屬臨時措施，未能真正保障弱勢人士的穩定收入，為確保低收入人士能夠有一定的收入保障，長遠之計還是要通過最低工資立法。現時本澳經濟勢頭良好，各方條件俱備，現在不推出，還要等到何年何日？
關偉霖（澳門保安清潔服務業商會永遠會長）：
——“最低工資法不適合澳門，因為它未必能保障到澳門低收入工人。更希望可以設立一個貧困線，政府可以對低於這個貧困線的居民做出適當支援。”
工人階級當然希望最低工資立法，但澳門最低工資立法未必可以保障到澳門低收入工人群體。最低工資立法一定會幹預市場，反而保障不到弱勢群體利益。因此，我更希望可以設立一個貧困線，政府可以對低於這個貧困線的居民做出適當支援，以保障他們的生活。因為澳門中小企業發展是最困難的，最低工資立法勢必對他們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中小企偏重於聘請更趨年輕力壯的外勞，這就導致在澳年長居民工作機會變得更低，現在澳門大部分物業管理員都是六、七十歲的長者，當最低工資立法之後，工資水準自然提升，這些年紀稍長的物業管理員未必會得到聘請機會。所以，“最低工資立法”對弱勢群體起不到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余建邦（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
——“清潔行業的自然性最低工資是時薪26元。如果再訂高會加深通貨膨脹，另外也會導致年長者找工作越來越難。”
對於清潔行業來講，自然性最低工資時薪26元，這已經是業界約定俗成的規矩，如果再低於這個價格就會很難請到人。澳門是由市場主導的經濟體制，最低工資很難達到一個平衡，最低工資其實有一個拉動通貨膨脹趨勢的鯰魚效應。比如現行時薪26元，如果再升到28元或30元的話，會加深通貨膨脹。最低工資立法還會產生的問題，就是年齡大的人士會越來越難找到工作。目前兩種行業入職員工年齡都比較大，隨著最低工資立法，如果引來年輕人就業，就會使高齡員工失業或者難就業現象惡化。
關鋒（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從經濟學者的角度來看，大多數不支持推動最低工資立法，但亦不反對。因為最低工資立法，會扭曲勞動力市場，使工資高於均衡水平。保障弱勢群體更建議從福利的角度出發，讓他們接受再培訓，比直接提高工資更有效。”
從經濟學者的角度來看，是不支持推動最低工資立法的，但是理解這樣的做法。最低工資的設定，市場會受到幹預，而最低工資能否幫助到弱勢群體，也有不同的意見。在經濟學上看來，工資反映的是生產力，發工資不是為了養活整個家，而是你生產了多少，就得到相應的工資。你工資之所以這麼低，很大原因反映個人的生產力。所以，我們建議從提高生產力著手，而不是在工資上劃一個硬性的規定來保障勞動者或者是弱勢群體。保障弱勢群體更建議從福利的角度出發，讓他們接受再培訓，如果工資太低導致無法生存，那可以在社會福利部門尋求補貼，這樣做比設立最低工資更好。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
——“當然應該立法，工人處於社會基層，離權力最遠。在現行的機制裡，工會也很難保護到他們，所以只有通過立法這一途徑保障基層勞工的利益。”
當然應該立法，因為從社會階層來講，工人處於社會的基層，而基層離權力最遠，通常不太容易受到保障。權力無非是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在政府，經濟權力在老闆，而基層勞工是打工者。縱觀澳門整個政治架構，行政主導模式下，行政權太大，立法會又沒有權力提出法案，只能由政府提出法案議員來協商。即使是議會裡有工會的代表，但是議員也沒有太大的權利。誰來保護基層的利益呢？在商言商，老闆不會想到基層勞工的利益是什麼，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加之，法律基層勞工也沒有集體談判權。所以這種情況下只有通過立法這一個途徑來解決。 崔銘文（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
——“政府推行最低工資立法，關鍵在於業主。站在物業管理雇員的角度來談，是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
首先，從物業管理商會的角度來說，政府推行最低工資，加幅幾多不在於業界。因為物業管理界是大廈的管家，受僱於大廈的業主會，僅僅是一個服務的提供者。站在物業管理雇員的角度來談，是支持最低工資立法。因為最低工資立法，所得工資一定會增加。
其次，這個行業不大受重視，人力資源嚴重缺乏。行業地位不高，即使工資提高了也不一定能招到年輕人入職。因為現在新興的高樓大廈，都採用新設備，操作都是電腦、智能系統，年長的僱員沒法操作。再且，新樓一般都四十幾層，不同十幾層高大廈，年長雇員很難走樓梯巡樓。
氹仔萬國華庭物業管理員：
——“定最低工資，我們是沒有權決定，關鍵是看業主而不是政府。”
我支持這個最低工資立法的。每天上班12個鐘，一個月休息4到5天，按照現在的工資水準，保障不了我們基本生活。定最低工資，我們是沒有權決定，要看業主，一定要從提升管理費加起。但是提升管理費，業主有沒有意見呢？管理費如果提升不起來，就加不了工資了。現在的物價每年都在長，以前做3000元一個月的，相當於現在七、八千元。說到底，能不能漲人工就是看業主，不是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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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澳門“最低工資立法”是應該全面推行還是針對某些低收入行業局部推行？
賴偉良（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學副教授）：
——“最好直接一次性全面推行，這樣既可以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標準，亦可以避免灰色地帶。”
首先，目前最低工資的範疇是物業管理服務清潔、保安兩個工種。政府認為這兩個領域較容易達成共識，就先從這兩個行業著手。為什麼不直接一次性全面推行，惠及所有的雇員？比如莊荷、司機、公務員根本就沒有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立法若適用於所有的雇員，第一可以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第二，如果只適用於某個工種，會有中間灰色地帶。相反，像香港最低工資適用於所有的雇員，就可避免灰色地帶，保障所有職工利益。平衡利與弊，一次性全面推行，效果會更好及減少很多的灰色地帶。
梁孫旭（特區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代表）：
——“勞方可以接受現階段先對清潔和保安範疇開展制定最低工資，但堅持最低工資立法應涵蓋所有行業，目前關鍵是盡快立法。”
現時本澳低收入人士以管理員、清潔及製造業居多，根據2012年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申請工作收入補貼的人約有1700人，其中45%來自物業管理，其餘以清潔及製造業為主。勞方可以接受現階段先對清潔和保安範疇開展制定最低工資，但堅持最低工資立法應涵蓋所有行業，目前關鍵是盡快立法。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
——“要全面推行，物價漲了很多倍了，還沒有立法是不合理的。”
要全面推行，而且應該覆蓋至所有行業的，因為物價都一樣在上漲，不是說哪一個行業就不一樣的。清潔保安早些年就說推行最低工資立法，現在物價不知漲了多少倍了還沒有立法，這不合理。最低工資立法訂立出一個標準就可以，為什麼非要設立一個行業限制？
本澳市民：
——“要推行就全面推行，要不然會造成新的不公平的局面。”
要推行就全部推行，立法的出發點應是為了達到社會的公平，及某程度上保障弱勢群體。為什麼只在兩個工種推行呢？那些餐飲服務行業等低收入勞工是不是就保障不到呢？有的工種可以保障，有的工種保障不了，這樣不就是又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了嗎？所以我認為要推行就全面推行，要不然會造成新的不公平局面。
設立最低工資會對哪些方面有影響呢？
又是如何影響的呢？
關偉霖（澳門保安清潔服務業商會永遠會長）：
——“最低工資一定會增加物業管理的成本，最後這些成本轉移至消費者身上的。不僅如此，增加了業主的物業管理費，業主對物業保安之類的工作人員要求會更高，更依賴外勞。”
首先，最低工資一定會增加物業管理的成本，最後這些成本轉移至消費者身上的。若物業管理費增加，業主對物業保安工作人員要求就會更高。服務要做的更好，物業保安就更趨年輕化，那些年老的弱勢群體更難以保障了。從事博彩行業的保安或者推車派水的工種，月薪平均八、九千元並不低。我覺得訂一個貧困線會寬鬆一些，政府可以救助弱勢階層。其次，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很大，導致中小企請人會變得更加困難，生存空間更小，對外勞的需求就會更大。
賴偉良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學副教授）：
——“對中小企業的影響不是很大，不會出現倒閉潮。對自由市場的影響也是必要，這樣不僅可以解決貧困問題，還可以給勞動者尊嚴，亦可讓低薪的人在生活上有保障。”
首先，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可以看到香港推行最低工資至今也沒有出現中小企業的倒閉潮，所以我覺得對中小企業的影響不是很大，不會出現倒閉潮。其次，對於自由市場的影響。就全球來講，市場都有被幹預，像發達國家美國就幹預很多。看回澳門政府，比如說博彩業、外勞政策，每一項都是政府訂立的。全世界的政府都會幹預自由市場，現在不是討論幹不幹預而是怎樣幹預，只要促進經濟發展的幹預是對的。最低工資的問題就是希望幹預可以解決一些貧困問題，給勞動者尊嚴，讓太低薪的人在生活上有些的保障。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
——“首先對基層起到正面的影響，給他們尊重。其次對經營者來說會有影響，但若是因此而倒閉，那也屬於正常的社會淘汰。”
首先，影響到的是基層。最低工資首先對基層起到正面的影響，給他們尊重。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上來看，也應該有一個最低工資的要求。其次，對於經營者的影響來說會有影響，若因請不起人而倒閉，那也屬於正常的社會淘汰。社會的發展是從一個公平正義的角度去發展，存在不公平不正義就要去改。 關鋒（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運營成本上升，一些中小企業可能會有關閉的可能性。理論上設立最低工資會導致一部分人失業，實際生產力的差額是存在的。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經濟的轉變。”
設立了最低工資之後，我想有一些中小型的物業管理公司會存在倒閉的可能。因為管理員的工資佔了物業管理費很大一部分，物業管理公司很難向業主提高管理費，而確立“最低工資”不能迴避的問題就大廈管理費用的提升。如果提高工資的話，這些中小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就會很難生存下去，部份管理員就有可能失業。但是，因為分攤成本上升的空間較大，對一些大型的物業管理公司來講影響就不大。理論上設立最低工資確實會導致一部分人的失業。其實，這些中小企業的經營模式，遲早都是要被淘汰，這兩個行業的中小企業在澳門來說佔有率也不是很大。不過，澳門的中小企業在80年代90年代一直都有面臨種種問題，比如成本上升，工資上漲等。對於清潔行業來說，在很多大企業都需要清潔員的，工作相對較好找；對於物業管理行業來講，管理員多在老一些的大廈，他們的年齡也偏大。大環境下會迫使他們提早退休。不過，帶來的這些變化也從某程度反映經濟的轉變。
余建邦（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
——“最低工資立法之後一定會加重公司的運營成本，這個規定我們必須要遵循的。業界會把成本增加到顧客身上，沒有人會做虧本生意的。”
立法之後一定會加重公司的運營成本，這個規定我們必須要遵循的。業界會把成本增加到顧客身上，沒有人會做虧本生意的。經歷過幾次調整最低工資，我們公司都適應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也一定會轉嫁給顧客。
崔銘文（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
——“受最低工資影響最大的是業主，他們願不願意承擔，這是個問題。”
我們從一個月前就開始搜集資料，做調查。最低工資首先影響到的是業主。舉個例子，有大廈有60個單位，另一個大廈有100個單位，前者是16層，後者是20層，兩者成本均是上億元，如果最低工資調整而增加了一萬元，由60個人承擔跟100個人承擔，是不是就不一樣呢？我們認為，受最大影響的就是這一類大廈：低層，幾十個單位，住戶不多，招聘要求就不高，也沒有特別的設備，系統亦非常簡單，管理目標也不高，請一個年紀大管理員也無所謂（六、七十歲左右）。這類物業管理員工資比較低，在現行政策下還有“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但是如果設立最低工資，補貼便沒有了存在的條件了。其次，還有些問題是業主考慮不到的，但同樣後續影響很大，最低工資立法後，看似只增加管理員的工資，若管理員從月薪6千提升到7千的話，那組長、副經理、經理是不是也應一層層加月薪呢？所以最低工資後續的連鎖影響猶如多米諾骨牌一樣。最後要讓業主明白的是，提升工資與服務素質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加工資跟業務管理是沒有掛鉤的。
您對最低工資的設立有什麼建
梁孫旭（特區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代表）：
——“採用‘比重法’制定最低工資最具科學性及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即以最低維生指數乘以扶養人口的比率釐定最低時薪。此外，建議政府將諮詢的範圍提升至時薪28至33元。”
首先制定最低工資，必須制定一個可行且科學的計算方案。商界追求低成本，僱員追求好待遇是自然天性。特區政府多年來強調科學施政，因此在制定最低工資時亦應採取科學的方法，減少日後社會爭議。現時，對於設立最低工資，全球普遍採用八種最低工資的計算方法，當中“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是目前最普遍探用的方法。考慮到澳門的實際情況，採用“比重法”制定最低工資最具科學性及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即以最低維生指數乘以扶養人口的比率釐定最低時薪。此外，最低工資還應納入定期檢討機制，建議每年檢討。
其次，對於政府提出以時薪23元至30元作為諮詢的討論範圍，2012年亞洲GDP澳門排行第二，日本第六，香港第八，韓國第十，台灣第十一，而這些國家及地區的最低工資目前分別是：日本約為69元，香港30元，韓國34元，台灣29元。因此，對於政府提議的時薪23元至30元，梁孫旭認為範圍過大和金額偏低。所以，考慮鄰近地區和經濟的情況，建議政府將諮詢的範圍提升至時薪28-33元，是以體現以民為本的精神。
關偉霖（澳門保安清潔服務業
商會永遠會長）：
——“最低工資應設在23-30元的中位數上，找一個平衡點。另外最好政府可以設立一個貧困線，這樣可以扶持一些沒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人群。”
政府現在設立最低工資時薪23至30元的幅度是很大的。為什麼政府要管得這麼寬鬆呢？是很怕會影響到弱勢群體，尤其是年長的群體。我覺得需要找一個平衡點，可以令長者有一個生存空間。現時保安員年齡大多都是六七十歲。如果讓這部分人失去工作，他們將會更加困難，更依賴社會的援助。我個人認為時薪訂得高了，市場就會自然的淘汰掉一些弱勢群體。這樣一來，反而會對社會造成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最低工資應設在時薪23元到30元的一個平衡點。這樣既可以立法，又可以保障低收入人士。另外，政府最好可以設立一個貧困線，可以扶持一些沒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人群。
關鋒（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時薪23到30元是在我們調查中涵蓋面比較廣的，我建議是清潔人員與管理人員的工資設立在不同的水平，不需要一刀切。”
因為政府沒有這兩個行業工資水平的資料，統計部門亦沒有統計，我們承擔了這個研究項目。時薪23到30元在我們的調查中涵蓋面是比較廣的。我們沒有建議政府設立工資在什麼水平。估計政府覺得在時薪23到30元之間面臨的阻力壓力反彈會小一些。
我的建議是可以考慮清潔人員與管理人員的最低工資設立在不同水平，清潔員的要比管理員的高一些。由於管理員低工資水平（時薪在十多元）的比例較大，如果一下子加到二十多元，增幅比較大，對管理費上調的壓力也會較大。區分訂立最低工資水平可能較為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 崔銘文
（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
——“支持政府，望政府謹慎處之。定這個數據一定要政府、管理公司、業主三方都諮詢並接受。建議不同服務不同標準定價，讓業主有選擇餘地，也讓年齡大的管理員有生存空間。”
我們支持政府，但希望政府謹慎。這個事情很複雜，處理得不好就會有很多問題衍生出來。建議定這個數據一定要政府、管理公司、業主三方都諮詢並接受。每棟大廈的情況不一樣，不可能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有的只要基本的服務就可以，若要其承擔很高的服務費，恐怕不願意。建議根據不同要求的服務有不同的標準可以去挑選。如果定得偏高，如時薪28元到30元，那可能會對年齡大的管理員影響就比較大。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
——“政府應該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三個方面來考量，要向專家、基層、商家三方面諮詢。不能因為有負面影響就抹殺掉正面影響。”
政府應該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三個方面來考量。分別諮詢這些領域專家的意見，同時也要從基層的角度來看應該怎麼做。一般老百姓就是工薪階層，他們也說不清楚應該定多少工資。這些具體的問題都需要經濟學者算出來。雖然，這裡既需要專家的諮詢，也要有基層的諮詢，同樣也要向商家諮詢。只有把三方意見全都整合起來，這樣的立法才會有意義，才可以推行。
其次，還要研究對立法後的影響大不大？對誰有影響？是怎樣的影響？如果有負面影響就要消除，或者減到最低。當然，也不能因為有負面影響就把正面影響抹殺掉。
余建邦
（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
——“調整的步子不要邁得太大，不要讓市場震盪得太厲害，否則恐怕適得其反。”
對於保潔這一行來說，一般市民都接受了時薪26元最低工資的數字了，其實本地工資已經多於時薪26元了。現實的情況是當把最低工資調到30元，那麼一定要34元才能請到人，如果工資調整的步子邁得太大，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更多。我們不反對最低工資，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讓市場震盪得太厲害，否則會適得其反。
賴偉良（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
社會工作學副教授）：
——“訂立最低工資，不要像香港那樣一開始就訂立標準，按照標準訂立一個解決方式，然後根據客觀指標的變化而自動調節。我們完全可以定一個指標，如與整體工資的中位數掛鉤。建議最低工資設在整體工資的四成到五成。”
一個全職勞動者的薪水標準不可以低過社會的接受水準。所以，最低工資一定要過這條線。那這條線是怎麼畫的呢？我建議不要像香港那樣一開始訂立標準，按照標準訂立一個解決方式，然後根據客觀指標的變化而自動調節。現時建議時薪23元到30元的說法，很多人建議取一個中間數，這完全是討論的結果。我們完全可以定一個指標，如跟整體的工資中位數掛鉤。整體工資升，那麼最低工資就升，整體工資跌，那最低工資就跌。我同意經濟學的說法，我希望內定的工資水準能有一個機制可以自動調節。所以，我建議把最低工資設在中位數的四成至五成。
氹仔萬國華庭物業管理人員：
——“工資一下子調高了一半，我看沒什麼可能。”
我們都很同意而且很贊成。但是，時薪30元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我們時薪才10幾元錢，一下子調高了一半，行不行？不是政府說要加就要加，在加的過程中有很多困難的。
結 語：
■最低工資立法能否保障到低收入人群，不僅僅是立法的問題，還直接關乎業界具體如何執行的問題。
澳門最低工資立法已經是勢在必行，但關鍵是討論怎樣做的問題，用一種怎樣的方式，讓各方都可以接受。受訪者各抒己見，觀點有衝突，也有統一。在表達對澳門最低工資立法能否保障到低收入勞工這一問題的看法時，梁孫旭先生認為：“最低工資立法可以確保低收入人士能夠有一定的收入保障，是長遠之計。”但是，關偉霖先生卻認為：“最低工資立法不適合澳門，因為它未必能保障到澳門低收入工人。”兩者可謂各有道理。本刊認為最低工資立法能否保障到低收入人群，不僅僅是立法的問題，還直接關乎業界具體如何執行的問題。
就澳門最低工資立法應該全面還是局部推行，支持者大多認為應全面推行，如理工學院賴偉良副教授就談到：“最好直接一次性全面推行，這樣既可以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標準，亦可以避免灰色地帶。”討論到澳門最低工資立法的影響，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助理教授關鋒所言：“運營成本上升，一些中小企業可能會有關閉的可能性。理論上設立最低工資會導致一部分人失業，實際生產力的差額是存在的。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經濟的轉變”而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郝志東提到：“首先對基層起到正面的影響，給他們尊重。其次對經營者來說會有影響，但若是因此而倒閉，那也屬於正常的社會淘汰。”本刊認為最低工資立法的影響是多維度的，如學者、業界人士也都有提到最低工資的訂立勢必會讓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對資方似乎不利。但是對勞方而言會起到一個積極的作用。就總體而言，經營成本上升，最後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統統由消費者來買單，就如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余建邦先生所言：“最低工資立法一定會加重企業的運營成本，業界會把成本增加到顧客身上，沒有人會做虧本生意的。”而就物業管理這一領域來說，新增加的物業管理費同樣是業主承擔，但這些並沒有與服務質量掛鉤，業主願意付嗎？這也是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崔銘文理事長的擔憂所在。物業管理員也並非不明其中道理，萬國華庭的物業管理員也再三談到“關鍵是看業主”。
關於最低工資到底要怎麼訂立，大家都提出了十分具有價值的意見。筆者認為澳門社會有其特殊性存在，可參考鄰近地區的實行方案，但一定要考慮澳門的本土現實情況，要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訂立。最低工資立法須謹慎，因為這不僅僅關乎這兩個行業的勞資雙方的命運，對澳門的整個經濟社會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要不要對最低工資立法？最低工資立法能否保障澳門低收入工人？澳門最低工資立法是應該全面推行，還是針對某些低收入行業局部推行？設立最低工資會對哪些方面有影響？又是如何影響的呢？各方對最低工資立法有什麼建議？帶著關於最低工資立法的一系列疑問，本刊邀請到了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教授郝志東博士、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學副教授賴偉良博士、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助理教授關鋒博士、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崔銘文、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代表梁孫旭、澳門保安清潔服務業商會永遠會長關偉霖、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余建邦和氹仔萬國華庭物業管理員與大家一起探討“澳門最低工資立法”這個話題。
您認為要不要對最低工資立法？
梁孫旭（特區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代表）：
——“‘工作收入補貼’由於只屬臨時措施，未能真正保障弱勢人士的穩定收入，為確保低收入人士能夠有一定的收入保障，長遠之計還是要通過最低工資立法。”
西方國家自19世紀已經制定“最低工資”，目前世界上超過九成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制定了最低工資，內地及香港也分別於2003年和2011年開始實施最低工資標準。我認為，本澳至今才考慮制定“最低工資”其實已較許多發展中的國家落後。制定最低工資是確保低收入人士得到最基本的維生及養活家庭的保障，最低工資並非社會福利，應理解為勞動者基本的社會保障。福利與保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上一些反對聲音將“最低工資”視為洪水猛獸，對最低工資的意義和作用並不太理解。根據統計局資料顯示，本澳就業居民從事非技術工作有28，600人，而非技術工人的工資中位數只有7，000元，只有整體中位數（14，000元）的一半。此外，本地居民每月工作收入低於6，000元有22，800人，低於5，000元的更加超過18，000人，數字除了顯示本澳存在嚴重的貧富懸殊之外，同時亦反映本澳儘管近年經濟得到好轉，但仍有不少低收入的居民未能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
我認為“工作收入補貼”由於只屬臨時措施，未能真正保障弱勢人士的穩定收入，為確保低收入人士能夠有一定的收入保障，長遠之計還是要通過最低工資立法。現時本澳經濟勢頭良好，各方條件俱備，現在不推出，還要等到何年何日？
關偉霖（澳門保安清潔服務業商會永遠會長）：
——“最低工資法不適合澳門，因為它未必能保障到澳門低收入工人。更希望可以設立一個貧困線，政府可以對低於這個貧困線的居民做出適當支援。”
工人階級當然希望最低工資立法，但澳門最低工資立法未必可以保障到澳門低收入工人群體。最低工資立法一定會幹預市場，反而保障不到弱勢群體利益。因此，我更希望可以設立一個貧困線，政府可以對低於這個貧困線的居民做出適當支援，以保障他們的生活。因為澳門中小企業發展是最困難的，最低工資立法勢必對他們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中小企偏重於聘請更趨年輕力壯的外勞，這就導致在澳年長居民工作機會變得更低，現在澳門大部分物業管理員都是六、七十歲的長者，當最低工資立法之後，工資水準自然提升，這些年紀稍長的物業管理員未必會得到聘請機會。所以，“最低工資立法”對弱勢群體起不到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余建邦（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
——“清潔行業的自然性最低工資是時薪26元。如果再訂高會加深通貨膨脹，另外也會導致年長者找工作越來越難。”
對於清潔行業來講，自然性最低工資時薪26元，這已經是業界約定俗成的規矩，如果再低於這個價格就會很難請到人。澳門是由市場主導的經濟體制，最低工資很難達到一個平衡，最低工資其實有一個拉動通貨膨脹趨勢的鯰魚效應。比如現行時薪26元，如果再升到28元或30元的話，會加深通貨膨脹。最低工資立法還會產生的問題，就是年齡大的人士會越來越難找到工作。目前兩種行業入職員工年齡都比較大，隨著最低工資立法，如果引來年輕人就業，就會使高齡員工失業或者難就業現象惡化。
關鋒（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從經濟學者的角度來看，大多數不支持推動最低工資立法，但亦不反對。因為最低工資立法，會扭曲勞動力市場，使工資高於均衡水平。保障弱勢群體更建議從福利的角度出發，讓他們接受再培訓，比直接提高工資更有效。”
從經濟學者的角度來看，是不支持推動最低工資立法的，但是理解這樣的做法。最低工資的設定，市場會受到幹預，而最低工資能否幫助到弱勢群體，也有不同的意見。在經濟學上看來，工資反映的是生產力，發工資不是為了養活整個家，而是你生產了多少，就得到相應的工資。你工資之所以這麼低，很大原因反映個人的生產力。所以，我們建議從提高生產力著手，而不是在工資上劃一個硬性的規定來保障勞動者或者是弱勢群體。保障弱勢群體更建議從福利的角度出發，讓他們接受再培訓，如果工資太低導致無法生存，那可以在社會福利部門尋求補貼，這樣做比設立最低工資更好。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
——“當然應該立法，工人處於社會基層，離權力最遠。在現行的機制裡，工會也很難保護到他們，所以只有通過立法這一途徑保障基層勞工的利益。”
當然應該立法，因為從社會階層來講，工人處於社會的基層，而基層離權力最遠，通常不太容易受到保障。權力無非是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在政府，經濟權力在老闆，而基層勞工是打工者。縱觀澳門整個政治架構，行政主導模式下，行政權太大，立法會又沒有權力提出法案，只能由政府提出法案議員來協商。即使是議會裡有工會的代表，但是議員也沒有太大的權利。誰來保護基層的利益呢？在商言商，老闆不會想到基層勞工的利益是什麼，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加之，法律基層勞工也沒有集體談判權。所以這種情況下只有通過立法這一個途徑來解決。 崔銘文（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
——“政府推行最低工資立法，關鍵在於業主。站在物業管理雇員的角度來談，是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
首先，從物業管理商會的角度來說，政府推行最低工資，加幅幾多不在於業界。因為物業管理界是大廈的管家，受僱於大廈的業主會，僅僅是一個服務的提供者。站在物業管理雇員的角度來談，是支持最低工資立法。因為最低工資立法，所得工資一定會增加。
其次，這個行業不大受重視，人力資源嚴重缺乏。行業地位不高，即使工資提高了也不一定能招到年輕人入職。因為現在新興的高樓大廈，都採用新設備，操作都是電腦、智能系統，年長的僱員沒法操作。再且，新樓一般都四十幾層，不同十幾層高大廈，年長雇員很難走樓梯巡樓。
氹仔萬國華庭物業管理員：
——“定最低工資，我們是沒有權決定，關鍵是看業主而不是政府。”
我支持這個最低工資立法的。每天上班12個鐘，一個月休息4到5天，按照現在的工資水準，保障不了我們基本生活。定最低工資，我們是沒有權決定，要看業主，一定要從提升管理費加起。但是提升管理費，業主有沒有意見呢？管理費如果提升不起來，就加不了工資了。現在的物價每年都在長，以前做3000元一個月的，相當於現在七、八千元。說到底，能不能漲人工就是看業主，不是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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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澳門“最低工資立法”是應該全面推行還是針對某些低收入行業局部推行？
賴偉良（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學副教授）：
——“最好直接一次性全面推行，這樣既可以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標準，亦可以避免灰色地帶。”
首先，目前最低工資的範疇是物業管理服務清潔、保安兩個工種。政府認為這兩個領域較容易達成共識，就先從這兩個行業著手。為什麼不直接一次性全面推行，惠及所有的雇員？比如莊荷、司機、公務員根本就沒有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立法若適用於所有的雇員，第一可以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第二，如果只適用於某個工種，會有中間灰色地帶。相反，像香港最低工資適用於所有的雇員，就可避免灰色地帶，保障所有職工利益。平衡利與弊，一次性全面推行，效果會更好及減少很多的灰色地帶。
梁孫旭（特區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代表）：
——“勞方可以接受現階段先對清潔和保安範疇開展制定最低工資，但堅持最低工資立法應涵蓋所有行業，目前關鍵是盡快立法。”
現時本澳低收入人士以管理員、清潔及製造業居多，根據2012年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申請工作收入補貼的人約有1700人，其中45%來自物業管理，其餘以清潔及製造業為主。勞方可以接受現階段先對清潔和保安範疇開展制定最低工資，但堅持最低工資立法應涵蓋所有行業，目前關鍵是盡快立法。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
——“要全面推行，物價漲了很多倍了，還沒有立法是不合理的。”
要全面推行，而且應該覆蓋至所有行業的，因為物價都一樣在上漲，不是說哪一個行業就不一樣的。清潔保安早些年就說推行最低工資立法，現在物價不知漲了多少倍了還沒有立法，這不合理。最低工資立法訂立出一個標準就可以，為什麼非要設立一個行業限制？
本澳市民：
——“要推行就全面推行，要不然會造成新的不公平的局面。”
要推行就全部推行，立法的出發點應是為了達到社會的公平，及某程度上保障弱勢群體。為什麼只在兩個工種推行呢？那些餐飲服務行業等低收入勞工是不是就保障不到呢？有的工種可以保障，有的工種保障不了，這樣不就是又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了嗎？所以我認為要推行就全面推行，要不然會造成新的不公平局面。
設立最低工資會對哪些方面有影響呢？
又是如何影響的呢？
關偉霖（澳門保安清潔服務業商會永遠會長）：
——“最低工資一定會增加物業管理的成本，最後這些成本轉移至消費者身上的。不僅如此，增加了業主的物業管理費，業主對物業保安之類的工作人員要求會更高，更依賴外勞。”
首先，最低工資一定會增加物業管理的成本，最後這些成本轉移至消費者身上的。若物業管理費增加，業主對物業保安工作人員要求就會更高。服務要做的更好，物業保安就更趨年輕化，那些年老的弱勢群體更難以保障了。從事博彩行業的保安或者推車派水的工種，月薪平均八、九千元並不低。我覺得訂一個貧困線會寬鬆一些，政府可以救助弱勢階層。其次，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很大，導致中小企請人會變得更加困難，生存空間更小，對外勞的需求就會更大。
賴偉良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學副教授）：
——“對中小企業的影響不是很大，不會出現倒閉潮。對自由市場的影響也是必要，這樣不僅可以解決貧困問題，還可以給勞動者尊嚴，亦可讓低薪的人在生活上有保障。”
首先，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可以看到香港推行最低工資至今也沒有出現中小企業的倒閉潮，所以我覺得對中小企業的影響不是很大，不會出現倒閉潮。其次，對於自由市場的影響。就全球來講，市場都有被幹預，像發達國家美國就幹預很多。看回澳門政府，比如說博彩業、外勞政策，每一項都是政府訂立的。全世界的政府都會幹預自由市場，現在不是討論幹不幹預而是怎樣幹預，只要促進經濟發展的幹預是對的。最低工資的問題就是希望幹預可以解決一些貧困問題，給勞動者尊嚴，讓太低薪的人在生活上有些的保障。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
——“首先對基層起到正面的影響，給他們尊重。其次對經營者來說會有影響，但若是因此而倒閉，那也屬於正常的社會淘汰。”
首先，影響到的是基層。最低工資首先對基層起到正面的影響，給他們尊重。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上來看，也應該有一個最低工資的要求。其次，對於經營者的影響來說會有影響，若因請不起人而倒閉，那也屬於正常的社會淘汰。社會的發展是從一個公平正義的角度去發展，存在不公平不正義就要去改。 關鋒（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運營成本上升，一些中小企業可能會有關閉的可能性。理論上設立最低工資會導致一部分人失業，實際生產力的差額是存在的。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經濟的轉變。”
設立了最低工資之後，我想有一些中小型的物業管理公司會存在倒閉的可能。因為管理員的工資佔了物業管理費很大一部分，物業管理公司很難向業主提高管理費，而確立“最低工資”不能迴避的問題就大廈管理費用的提升。如果提高工資的話，這些中小規模的物業管理公司就會很難生存下去，部份管理員就有可能失業。但是，因為分攤成本上升的空間較大，對一些大型的物業管理公司來講影響就不大。理論上設立最低工資確實會導致一部分人的失業。其實，這些中小企業的經營模式，遲早都是要被淘汰，這兩個行業的中小企業在澳門來說佔有率也不是很大。不過，澳門的中小企業在80年代90年代一直都有面臨種種問題，比如成本上升，工資上漲等。對於清潔行業來說，在很多大企業都需要清潔員的，工作相對較好找；對於物業管理行業來講，管理員多在老一些的大廈，他們的年齡也偏大。大環境下會迫使他們提早退休。不過，帶來的這些變化也從某程度反映經濟的轉變。
余建邦（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
——“最低工資立法之後一定會加重公司的運營成本，這個規定我們必須要遵循的。業界會把成本增加到顧客身上，沒有人會做虧本生意的。”
立法之後一定會加重公司的運營成本，這個規定我們必須要遵循的。業界會把成本增加到顧客身上，沒有人會做虧本生意的。經歷過幾次調整最低工資，我們公司都適應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也一定會轉嫁給顧客。
崔銘文（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
——“受最低工資影響最大的是業主，他們願不願意承擔，這是個問題。”
我們從一個月前就開始搜集資料，做調查。最低工資首先影響到的是業主。舉個例子，有大廈有60個單位，另一個大廈有100個單位，前者是16層，後者是20層，兩者成本均是上億元，如果最低工資調整而增加了一萬元，由60個人承擔跟100個人承擔，是不是就不一樣呢？我們認為，受最大影響的就是這一類大廈：低層，幾十個單位，住戶不多，招聘要求就不高，也沒有特別的設備，系統亦非常簡單，管理目標也不高，請一個年紀大管理員也無所謂（六、七十歲左右）。這類物業管理員工資比較低，在現行政策下還有“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但是如果設立最低工資，補貼便沒有了存在的條件了。其次，還有些問題是業主考慮不到的，但同樣後續影響很大，最低工資立法後，看似只增加管理員的工資，若管理員從月薪6千提升到7千的話，那組長、副經理、經理是不是也應一層層加月薪呢？所以最低工資後續的連鎖影響猶如多米諾骨牌一樣。最後要讓業主明白的是，提升工資與服務素質是沒有關係的。因為加工資跟業務管理是沒有掛鉤的。
您對最低工資的設立有什麼建
梁孫旭（特區政府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代表）：
——“採用‘比重法’制定最低工資最具科學性及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即以最低維生指數乘以扶養人口的比率釐定最低時薪。此外，建議政府將諮詢的範圍提升至時薪28至33元。”
首先制定最低工資，必須制定一個可行且科學的計算方案。商界追求低成本，僱員追求好待遇是自然天性。特區政府多年來強調科學施政，因此在制定最低工資時亦應採取科學的方法，減少日後社會爭議。現時，對於設立最低工資，全球普遍採用八種最低工資的計算方法，當中“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是目前最普遍探用的方法。考慮到澳門的實際情況，採用“比重法”制定最低工資最具科學性及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即以最低維生指數乘以扶養人口的比率釐定最低時薪。此外，最低工資還應納入定期檢討機制，建議每年檢討。
其次，對於政府提出以時薪23元至30元作為諮詢的討論範圍，2012年亞洲GDP澳門排行第二，日本第六，香港第八，韓國第十，台灣第十一，而這些國家及地區的最低工資目前分別是：日本約為69元，香港30元，韓國34元，台灣29元。因此，對於政府提議的時薪23元至30元，梁孫旭認為範圍過大和金額偏低。所以，考慮鄰近地區和經濟的情況，建議政府將諮詢的範圍提升至時薪28-33元，是以體現以民為本的精神。
關偉霖（澳門保安清潔服務業
商會永遠會長）：
——“最低工資應設在23-30元的中位數上，找一個平衡點。另外最好政府可以設立一個貧困線，這樣可以扶持一些沒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人群。”
政府現在設立最低工資時薪23至30元的幅度是很大的。為什麼政府要管得這麼寬鬆呢？是很怕會影響到弱勢群體，尤其是年長的群體。我覺得需要找一個平衡點，可以令長者有一個生存空間。現時保安員年齡大多都是六七十歲。如果讓這部分人失去工作，他們將會更加困難，更依賴社會的援助。我個人認為時薪訂得高了，市場就會自然的淘汰掉一些弱勢群體。這樣一來，反而會對社會造成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最低工資應設在時薪23元到30元的一個平衡點。這樣既可以立法，又可以保障低收入人士。另外，政府最好可以設立一個貧困線，可以扶持一些沒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人群。
關鋒（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時薪23到30元是在我們調查中涵蓋面比較廣的，我建議是清潔人員與管理人員的工資設立在不同的水平，不需要一刀切。”
因為政府沒有這兩個行業工資水平的資料，統計部門亦沒有統計，我們承擔了這個研究項目。時薪23到30元在我們的調查中涵蓋面是比較廣的。我們沒有建議政府設立工資在什麼水平。估計政府覺得在時薪23到30元之間面臨的阻力壓力反彈會小一些。
我的建議是可以考慮清潔人員與管理人員的最低工資設立在不同水平，清潔員的要比管理員的高一些。由於管理員低工資水平（時薪在十多元）的比例較大，如果一下子加到二十多元，增幅比較大，對管理費上調的壓力也會較大。區分訂立最低工資水平可能較為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 崔銘文
（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
——“支持政府，望政府謹慎處之。定這個數據一定要政府、管理公司、業主三方都諮詢並接受。建議不同服務不同標準定價，讓業主有選擇餘地，也讓年齡大的管理員有生存空間。”
我們支持政府，但希望政府謹慎。這個事情很複雜，處理得不好就會有很多問題衍生出來。建議定這個數據一定要政府、管理公司、業主三方都諮詢並接受。每棟大廈的情況不一樣，不可能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有的只要基本的服務就可以，若要其承擔很高的服務費，恐怕不願意。建議根據不同要求的服務有不同的標準可以去挑選。如果定得偏高，如時薪28元到30元，那可能會對年齡大的管理員影響就比較大。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
——“政府應該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三個方面來考量，要向專家、基層、商家三方面諮詢。不能因為有負面影響就抹殺掉正面影響。”
政府應該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三個方面來考量。分別諮詢這些領域專家的意見，同時也要從基層的角度來看應該怎麼做。一般老百姓就是工薪階層，他們也說不清楚應該定多少工資。這些具體的問題都需要經濟學者算出來。雖然，這裡既需要專家的諮詢，也要有基層的諮詢，同樣也要向商家諮詢。只有把三方意見全都整合起來，這樣的立法才會有意義，才可以推行。
其次，還要研究對立法後的影響大不大？對誰有影響？是怎樣的影響？如果有負面影響就要消除，或者減到最低。當然，也不能因為有負面影響就把正面影響抹殺掉。
余建邦
（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
——“調整的步子不要邁得太大，不要讓市場震盪得太厲害，否則恐怕適得其反。”
對於保潔這一行來說，一般市民都接受了時薪26元最低工資的數字了，其實本地工資已經多於時薪26元了。現實的情況是當把最低工資調到30元，那麼一定要34元才能請到人，如果工資調整的步子邁得太大，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更多。我們不反對最低工資，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讓市場震盪得太厲害，否則會適得其反。
賴偉良（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
社會工作學副教授）：
——“訂立最低工資，不要像香港那樣一開始就訂立標準，按照標準訂立一個解決方式，然後根據客觀指標的變化而自動調節。我們完全可以定一個指標，如與整體工資的中位數掛鉤。建議最低工資設在整體工資的四成到五成。”
一個全職勞動者的薪水標準不可以低過社會的接受水準。所以，最低工資一定要過這條線。那這條線是怎麼畫的呢？我建議不要像香港那樣一開始訂立標準，按照標準訂立一個解決方式，然後根據客觀指標的變化而自動調節。現時建議時薪23元到30元的說法，很多人建議取一個中間數，這完全是討論的結果。我們完全可以定一個指標，如跟整體的工資中位數掛鉤。整體工資升，那麼最低工資就升，整體工資跌，那最低工資就跌。我同意經濟學的說法，我希望內定的工資水準能有一個機制可以自動調節。所以，我建議把最低工資設在中位數的四成至五成。
氹仔萬國華庭物業管理人員：
——“工資一下子調高了一半，我看沒什麼可能。”
我們都很同意而且很贊成。但是，時薪30元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我們時薪才10幾元錢，一下子調高了一半，行不行？不是政府說要加就要加，在加的過程中有很多困難的。
結 語：
■最低工資立法能否保障到低收入人群，不僅僅是立法的問題，還直接關乎業界具體如何執行的問題。
澳門最低工資立法已經是勢在必行，但關鍵是討論怎樣做的問題，用一種怎樣的方式，讓各方都可以接受。受訪者各抒己見，觀點有衝突，也有統一。在表達對澳門最低工資立法能否保障到低收入勞工這一問題的看法時，梁孫旭先生認為：“最低工資立法可以確保低收入人士能夠有一定的收入保障，是長遠之計。”但是，關偉霖先生卻認為：“最低工資立法不適合澳門，因為它未必能保障到澳門低收入工人。”兩者可謂各有道理。本刊認為最低工資立法能否保障到低收入人群，不僅僅是立法的問題，還直接關乎業界具體如何執行的問題。
就澳門最低工資立法應該全面還是局部推行，支持者大多認為應全面推行，如理工學院賴偉良副教授就談到：“最好直接一次性全面推行，這樣既可以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標準，亦可以避免灰色地帶。”討論到澳門最低工資立法的影響，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助理教授關鋒所言：“運營成本上升，一些中小企業可能會有關閉的可能性。理論上設立最低工資會導致一部分人失業，實際生產力的差額是存在的。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經濟的轉變”而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郝志東提到：“首先對基層起到正面的影響，給他們尊重。其次對經營者來說會有影響，但若是因此而倒閉，那也屬於正常的社會淘汰。”本刊認為最低工資立法的影響是多維度的，如學者、業界人士也都有提到最低工資的訂立勢必會讓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對資方似乎不利。但是對勞方而言會起到一個積極的作用。就總體而言，經營成本上升，最後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統統由消費者來買單，就如忠信清潔管理公司行政總裁余建邦先生所言：“最低工資立法一定會加重企業的運營成本，業界會把成本增加到顧客身上，沒有人會做虧本生意的。”而就物業管理這一領域來說，新增加的物業管理費同樣是業主承擔，但這些並沒有與服務質量掛鉤，業主願意付嗎？這也是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崔銘文理事長的擔憂所在。物業管理員也並非不明其中道理，萬國華庭的物業管理員也再三談到“關鍵是看業主”。
關於最低工資到底要怎麼訂立，大家都提出了十分具有價值的意見。筆者認為澳門社會有其特殊性存在，可參考鄰近地區的實行方案，但一定要考慮澳門的本土現實情況，要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訂立。最低工資立法須謹慎，因為這不僅僅關乎這兩個行業的勞資雙方的命運，對澳門的整個經濟社會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