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文学博士。一级作家。教育部2015年度青年长江学者。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在《文学批评》《文艺研究》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出版有《文学如何立心》《散文的常道》等著作十几部，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入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为批评家的批评写批评是艰难的，这光从语言的缠绕表述上就能看出来，为70后的批评家写批评更是艰难的，因为他们吃的盐比我走过的路还多，而给70后的批评家谢有顺写文学批评，这已不是艰难与否的问题，这让我有些发怵。不能说是“近乡情更怯”，因为我与谢有顺教授素昧平生，也不能说是“雾里看花”，因为为了此次批评文章，我系统性拜读了谢有顺教授的批评著作，这只可能是“知之者深深畏”，也就是在完全了解一个人、并被一个人的精神追求所深深折服后的那种无力感，所谓“高山仰景，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罢。好在谢有顺教授的话告诉我“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好在我还有人性、庆幸我还有灵魂，那就让我呕出一颗心来，冒着被人嗤笑的危险，展开这样一段批评之旅吧。
　　孟老夫子还在世的时候常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不能免俗地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先对谢有顺教授的人生经历作一侧写。他1972年出生在福建长汀县濯田镇美溪村，长汀县地处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险要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奇崛的美景，但也让隶属其下的美溪村在1999年才通电、2005年才通公路。可以想象，少年时期的谢有顺过着的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1990年他以师范保送生的身份进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在《福建文学》第9期发表文学评论处女作《语言：故事的生成或消解》，并获“《福建文学》1992年度优秀作品奖”。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的艰难，他只花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一切便水到渠成。这样的生命表现是不俗的，而这样的学术起点，让人禁不住地想要拍大腿。这之后，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他就像是开了挂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评论》等刊发表论文近十篇，其中有5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大学四年级时，他在《文学评论》发表长文《终止游戏与继续生存——先锋长篇小说论》。毕业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95年，他开始在《小说评论》开设“小说的可能性”专栏，一期一篇，直至2000年结束。这之后多年间，他又结集了文学评论集多部，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并不孤单》《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从密室到旷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型》《文学如何立心》《小说中的心事》《诗歌中的心事》《散文的常道》。这样的学术人生，几近传奇，也难怪他的老师孙绍振教授会称其是个“奇迹”。于我而言，回望这样一段文学批评历程，内心是感动的，同时也日渐明白，是谢有顺教授多年来不断坚持与自己对话的努力，让他取得如今的不俗成绩。那么在这个夜晚，我就试着走进这片枫树林，踏着落叶的脚印，去寻找那颗仆仆风尘的心。
　　任何处在草创期的事物，总是稚嫩的，这一般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当用这条规律来条框谢有顺时，却发现理论有时候也并不能完全指导实践，至少在谢有顺这里，实践有它自己的想法。谈到谢有顺的文学批评道路，不能避开、也不舍得避开的，是他手握《语言：故事的生成或消解》一文踏着正步走来的样子。就这篇文学批评文章而言，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年轻的谢有顺在小试牛刀。他在文中完全将自己隐去的做法，实在是也符合他点评的余华那些先锋小说家的小说創作手法，通过冷静、理性的观点阐释，他为文坛呈现了切入先锋小说研究的较为独特的语言视角。自然地，通过题目也可以看出整篇文章中闪耀着中国人独有的辩证法特质。如果用历时性视角与之后的文章相比较，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不同，而这也是诸多评论者在阐释时提到的那样，这篇文章看着实在像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写的，如果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的话，也至少应该是个中年人，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指出了整篇文章的优点，理性、冷静、客观，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谢有顺在创作此文时的策略性选择，融入批评人群的策略性选择。但是，有的鱼注定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属于天空，谢有顺便是这样的“鱼”。如果说写作《语言：故事的生成或消解》一文时的谢有顺，是带着口罩，拿着一把杀牛刀，中规中矩地将牛肉片下来，展览给人看，那么之后《危险的写作》《缅怀先锋小说》《先锋文学中的一个现代主义主题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则更多显示出他快意凌冽的一面，提刀而立，噬人并自噬。我实在不能阻止自己把这样一个文学批评的片段粘贴在这里：
　　余华这个最杰出的人性杀手就诞生在1987年以后，他是一个靠食用人类肉体而存活的形而下者。在他的笔下，本能冲动是世界唯一存在的合法秩序，人物都是些生物欲望膨胀，然后在暴力中死去的史前时代的子民，他们对文明进化漠不关心，或者说文明进化使他们走向了其反面。余华不是简单的人性恶张扬者，他更出色的创新是：面对当下社会苦难而绝望的生存景象，他只充当一个客观而实事求是的记录者。余华小说在内容上的杀气与形式上的平静之间这一矛盾对立，诱发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领域，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段落。
　　面对这样的文学批评，说实在话，我找不出合适的词语去赞美它，那就只好行到水穷处，比喻句来凑罢。这就像是夜深了，深到无人处，只剩海浪和堤岸，碎石断裂，大海露出她的饥饿，谢有顺从海上走来，端着排列整齐的牛肉和自己热腾腾的心脏，供她食飨。他对自己内心的剜剖，也还表现在这里：
　　绝望与盼望、堕落与拯救，一直是在同一终极下的永恒母题。而最重要的是，作家在描绘绝望、堕落的景象时，要使得它们能通向盼望、拯救，接受终极光芒来穿透生存的黑暗。文学既然是一种高贵的精神事物，就没有理由回避这些有关存在的本质问题，恰恰相反的是，作家的眼光应是坚定不移地转移到这点上来。这是需要心灵勇气的。因此，中国作家一度由于判断尺度的模糊和匾乏，而回避了文学与生存之间的直接对话，把文学的重心转移到与生存毫无关涉的语言自娱上。也就是说，当作家对表达的对象感到无法用力的时候，表达的手段（语言与技术） 反而成了他们用力的地方。正如透过玻璃看事物，玻璃一旦模糊，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玻璃上来。